林毅夫教授的“归去来辞”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结束了在“世行”任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回到祖国。我先是拜读了他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欢迎林毅夫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温和地坚持”己见，令人十分感动。这让我想起陶渊明先生那篇传世的《归去来辞》——这是一部“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抒愤懑之作，其不肯“同流合污”的积极暨“乐天知命”的消极，影响了诸多的知识分子。日前，又读到林先生与新华社记者的对话，激情满怀，是一篇充满爱国热情的新“归去来辞”。
　　往事如烟。23年前，林毅夫毅然诀别父母妻儿，只身游泳到大陆；先是在北大攻读政治经济学，嗣后在国外获得经济学博士，又淡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国内服务。归去来兮，人们多有疑问。林毅夫淡定回答：“这个时代对我很公平，我有机会去逐梦，也有机会看到几代知识分子所孜孜以求的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这一路，夫人对我全力支持，不弃不舍，妻子孩子付出很大代价，我要感激家人对我工作无怨无悔的支持。”当林毅夫站在都江堰伟岸边，江水浩荡，他想起2300年前李冰父子历尽艰辛所修的工程，如今还在惠及百姓，感言道：“每个人都应有追求，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尽一己之力！”
　　感恩祖国。当林毅夫在2008年肩起世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担时，他动情地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家发展给了我站在世界经济学界顶峰的机会，贡献一己之力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减贫事业，也开阔了我的眼界，积累了经验和认识，为我未来的学术发展厚植了基础。”“我能成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的一个例证。”
　　成就斐然。林毅夫总结自己的工作，“在世行的4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判断其性质、原因、走向，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二是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反思，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界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提出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事实已经证明，林毅夫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
　　新的预言。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虽然在世行尚不是主流，但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界和政策研究者的认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这个理论框架也越来越引起发展经济学界的重视。世界银行倡导的全球“零贫困”的目标，只要有好的理论体系，形成新的社会思潮，在国内能实现，在全球也一定能实现。林毅夫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建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审时度势，要总结上一轮刺激计划的经验，不断完善”；“政府选择投资项目要做好规划，持慎重态度。投资着力点放在回报率高、能消除增长瓶颈的领域，如节能环保、产业升级、经济适用房等。”
　　“归去来兮”，科研教书两不误。林毅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肺腑之言：在世行这几年，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希望有时间整理这些想法。结束任期前，我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今年九月还将出版《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目前，我正在完成一部有关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来龙去脉、出路，以及如何避免类似危机再度发生的专著。另外，我正在为九月份秋季学期的开学备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要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
　　林毅夫教授的“归去来辞”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