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率是一个国家人群心理卫生状况的重要参照指数。
　　位于北京偏远郊区的回龙观医院，这些日子开始变得热闹起来。2002年12月3日，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在这里成立。这个由政府支持成立并直辖的机构，主要负责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群进行心理干预。这也是中国首家专门研究治疗自杀、抑郁症疾病的专业机构。
　　在机构成立仪式上，一份有关中国人自杀问题状况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公众对自杀前所未有的关注。
　　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平均年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3人。这是回龙观医院这份最新研究报告提供的数据。
　　还有两个数字对比让人更感势态的严重性：自杀在中国人死因中列第5位，前四位是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和慢性肺气肿、肝癌、肺炎。而在15至34岁的青少年人群的死因中，因自杀失去生命的占总人数的26.04%，是首位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自杀成为青少年第一死亡因素，证明自杀不仅严重影响健康，还影响国家的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是非常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博士说。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18年之久的美国人，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基本上被汉化了。尽管普通话依然带着浓浓的“外国腔”，但费立鹏的表述却相当“中国”：“预防自杀，就要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这很重要。没有群众重视，建立自杀预防网络，肯定做不了。”
　　从1995年开始，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便开始了几个大型合作项目的研究工作，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一起，在全国23个疾病监测点开展自杀死亡的心理解剖研究，共调查了923例自杀和754例其他死亡案例，还收集了一万多个自杀未遂病例。
　　研究结果颇出人意料：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至5倍，即中国90%的自杀事件发生在农村；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这与西方国家的自杀情况完全不同，在欧美一些国家，男性的自杀比例至少是女性的3到4倍。
　　费立鹏不同意中国女性自杀人数多于男性，是因为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男女不平等现象都相当严重，尤其非洲一些国家，那里更加歧视妇女，但在自杀率上，并没有普遍反映出女性多于男性。
　　“这说明另有原因。我怀疑，更多使用危险品是主要原因。农药的容易获得和极端致命性使她们自杀更易获得成功。”费立鹏主持研究的报告中显示，55%的自杀成功者和43%的自杀未遂者服用了农药。
　　更让人不安的是，中国与世界10/10万的平均自杀率相比，高出2.3倍，是美国的近2倍，台湾地区的3倍多，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费立鹏认为，从1987年开始，中国的自杀率就一直保持一个较为平稳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增减幅度，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专家认为，中国的自杀现象带有强大的传统文化色彩。整个社会对自杀现象的宽容，是导致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曾经有一部名叫《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电影，就反映了中国某些落后地区集体自杀的习俗。而在民间，像《梁祝》一样的“殉情”方式被歌颂，也给民众以心理暗示。
　　“中国没有强大的反对自杀的宗教或法律禁令，因此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或长期存在不良生活刺激的个体，就会把自杀视为解脱痛苦、减轻经济或感情负担的可接受方式。”费立鹏在报告中分析道。
　　“自杀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众心理卫生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研究生钟杰认为。他的根据是，在自杀者中，只有7%的人进行过某种形式的心理咨询或治疗。患有精神障碍的自杀成功者中仅34%曾因心理问题请求过帮助，在自杀未遂者中这一比例是33%。
　　钟杰说，在国外，从精神科医生，到专职的心理治疗师，再到社区工作者，从社区到学校，从政府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到民间心理咨询热线，整个社会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完善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而在中国，专家们评价，“起码落后15至20年”。
　　面对记者，费立鹏多次把自杀与艾滋病做比较：“自杀带来的危害猛于艾滋病。每年的自杀者人数是被艾滋病夺去生命人数的2.3倍。因此，对自杀的预防任务非常急迫。”费立鹏心中有这样的构想：在回龙观的干预中心建立全国性的自杀干预热线，并建起面向综合医院的24小时自杀未遂者心理帮助机制，逐步推到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预防自杀体系，降低中国的自杀率。
　　费立鹏勾勒出中心未来的“蓝图”：在随后的8年内，力争将中国的自杀率降低2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通过中心的工作，每年平均挽救5至6万人的生命，预防40万人自杀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