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朋友，不一定都知道过去有一种学校叫“私塾”。这是旧时代的一种办学体制，由一个老师教几个或十几个学生，课程都是比较单一的古文。即或偶有珠算之类的课程，也不能算作主课。我的少年时代，就基本上是在这种私塾中度过的。
　　我6岁开始进私塾，学的课本是《三字经》《千字文》这一类主要以识字为目的的启蒙读物。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啦，“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啦，整天哇啦哇啦念，内容说的什么，老师都不讲，所以读起来非常枯燥。按老师的规定，你不仅要会念，还要会默写。今天教的课，明天早晨到校时就得先背诵、默写，通过了才继续教新课。
　　大概从9岁那年开始，老师才正式给我们“开讲”，解释和分析课文内容，并教我们练习作文，课本也换成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这一类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后来又加学《古文观止》《东莱博议》等书中的文章。“开讲”在当时私塾学习过程中，算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学习阶段。书虽照常要背，但不再要求默写了。老师讲解的内容我虽然不能完全领会，但也还能大体明白。我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在洋学堂里教过高中国文，讲课还比较灵活。比如讲《古文观止》上第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yān)》，文中记载郑庄公在鄢地消灭他弟弟共叔段的事，认为过错在共叔段。老师在讲这篇文章的同时，就从《东莱博议》中选来一篇反驳的文章，认为过错在郑庄公而不在共叔段。文章写得有理有节，很能给人启发。这样的教学方法，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老师不但给我们讲文章，也给我们讲诗歌，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要求既要能背，又要能吟，并从中领会旧体诗歌的写作方法。关于作文，因为私塾里学的课本都是文言文，所以要求写作也是学写文言文。这当然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老师先是要求我们把一句或一段浅易的文言文译成白话文，再把一句或几句白话文译为文言文，由浅入深，由短到长，这样反复练习，后来便慢慢练习着用文言文写二三百字的小文章。老师用红笔批改，对写得好的句子或段落还圈圈点点，写上眉批。我在同学中算是学得较好的，十一二岁就能写五六百字比较通顺的文言作文，还能写几句顺口溜式的旧体诗词。
　　就在我12岁那年，因老师患病，私塾停办，我便转到镇上的洋学堂去读高小。由于数学没有好好学过，只好插班读五年级。洋学堂里的空气和在私塾时完全不同，不但同学多，老师多，课程门类多，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我是住校生，喜欢到图书馆看书。因为语文课本基本上都是白话文，作文也不要求写文言，所以感到学得很轻松。我的语文成绩，虽然在同学中比较好，但我在用白话作文时，往往喜欢追求运用华丽的辞藻，不太重视作文的内容。有时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内容却比较贫乏。我读书看报喜欢摘录人家的句子，在自己作文时总想把它们用上去，因此有时文章就写得不伦不类。另外，关于文章的开头，作文时往往总感到最费脑筋。有时，为了想开一个好头，占用时间太多，反而影响对作文整体内容的思考。一堂作文课几十分钟，不能好好在整篇文章的内容和布局上下工夫，那样的作文，自然是不会写得太好的。后来，由于得到老师的多次指点和我自己的刻苦练习、多读多写，这些毛病才逐渐得到克服。我体会到：作文首先应该根据作文题目的要求，考虑好作文的中心大意，再考虑作文的布局、段落，而后再考虑作文的开头。头开得好不好，对整篇作文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万万不能把开头作为作文时的“拦路虎”。
　　回忆少年时代学习语文的往事，应该说其中既有苦也有乐。我应该感谢私塾的老师，是他最早给我打下了古文阅读能力的基础。数十年来，我能在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与我的老师对我的栽培是分不开的。我将永远怀念我的老师。
　　
　　吴文治爷爷生于１９２７年，江苏省江阴市人。1949年东吴大学毕业，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等校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近20种，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