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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任台湾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是核武计划的关键研发人员之一。1988年1月,张宪义辞职离台,带着秘密“叛逃”美国,导致台湾“最接近成功”的核武计划终因美国干涉而胎死腹中。
“我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平反’,而是要还这笔欠了快30年的债。”
时过29年,台湾“叛逃者”张宪义出现了。
这次,他在美国公开接受“中研院”副研究员陈仪深采访,并发表成书。台湾核武研究的秘密和张宪义一起,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中。
自蒋介石赴台伊始,到蒋经国病故至终,这一次,台湾核武研究终于呈现出了完整的轮廓。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30-1-l.jpg)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展示着天工I和天工Ⅱ地对空导弹。
蒋介石
一手催生“核梦想”
1964年10月16日,原子核裂变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戈壁荒漠升起,第一颗原子弹在大陆试爆成功。此时,台北的蒋介石有些惶恐。虽然他对核武器的研制已经有所准备。
一年前,日月潭的涵碧楼宾馆,蒋介石以上宾之礼,接待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与他密谈三日,当即决定模仿该国模式,设立研发专责机构,在桃园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第二年,即1964年年初,蒋介石任命台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兼“筹备处主任”,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台湾新武器系统。但随着新疆的巨大火球升空,蒋介石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其时,张宪义刚从陆军理工学院(后改名中正理工学院)毕业,到筹备处工作。那时,筹备处下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所,其后化学研究所也加入其中,分别负责研究核弹的弹头、弹体、导引与推进剂。
1968年,一个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正式启动,筹备处也在1969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礼聘伯格曼为顾问,试图师以色列之长技。
可是这一方案并不顺利,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反对台湾发展核武,认为既浪费,又不实用。他建议,将核计划交给民间的“原子能委员会”管理,这样台当局便可以改以发展电力之名从美国购买核原料,他日再另谋发展。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1970年,台湾向美国采购核能发电厂,也就是后来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厂,虽确是因应台湾工业起飞所需的电力,但利用核电厂使用过的核燃料提炼钸同位素,也是重要用途之一。
同时,台湾还从加拿大订购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四十兆瓦(MW)的重水式核子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在1972年首次达到临界点。此时,另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方案正式启动——还是为了研制核武器。
就在蒋介石“核梦想”膨胀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了访华,美国已决心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允许台湾节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胁要派人去台湾拆除核设施,蒋介石此时承诺再不从事核武器研发。
可是,“桃园计划”的反应堆却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运转,制造核武所需的原料。1974年,核反应堆如果开足马力,伴随相关设施辅助,一年内就可以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的原料,四五年内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
一年后,蒋介石去世,没能亲眼目睹他一手推动的核武器诞生。巧合的是,伯格曼也在蒋过世的第二天离世。
蒋经国
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
台湾的核武计划并未因为“老蒋”的死而破产。1976年,赴美留学的张宪义返台,再次回到核研所,此时,这里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
当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北的核设施中,有500多克的钚不翼而飞,这显然不是为了供电;同时钚燃料试验室里,已经能生产钚金属。当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时,台湾保证“绝不参与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动”。
“台湾已经拥有核武能力,尽管并不打算制造核武器。”蒋经国曾公开表示,将“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可这是一种假意的保证,台湾只是汲取了教训,改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继续研制,且进展颇为顺利。
不过1984年,核研所所长钱积彭因病退休,原本“蒋介石、蒋经国、唐君铂、钱积彭”的核武研究单线领导制发生了改变,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加入了进来,变成“蒋经国、郝柏村、‘国防部计划次长’叶昌桐、核研所所长刘光霁”。
1986年郝柏村巡视核研所时,对所方报告“可在3至6个月内完成核弹”表示肯定——从郝柏村与核研所人员的角度,这只是精进“国军”战力,并没有违反“基本政策”,但对美方而言,“红线”已经被踩到了。
据张宪义称,美国很忌惮郝柏村参与核武研究的中心,因为“美国人向来对企图心旺盛的军事将领很有戒心,不希望看到后蒋经国时代出现军事强人”。
张宪义
我只背叛了郝柏村
1984年,张宪义升任核研所副所长,晋升为大校军衔。同是那年,他通过了美国的测谎程序,被其“视为自己人”。此后,他与美方大约每隔两三个月便要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会面,交谈内容大都与核武研发的采购或会议相关,相对应的,他也获知了一些美国的态度。
很多人眼里,这种“情报交换”,已经意味着张宪义成为一名“通美间谍”。
“我没有背叛蒋经国,只背叛了郝柏村。”张宪义认为自己没违反“不制造核武”的号召,背叛的只是长官郝柏村的“企图心”。
在离开核研所前,张宪义曾在办公桌上留下辞呈,称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滥用核武的威力,似乎指向郝柏村。虽在辞呈中,他提到的是刚刚建立两年的民进党,称担心民进党执政因拥有核武,采取冒进策略,危及台湾安全。
自郝柏村成为核武研究的重要人员,美方便开始以“踩到红线”为由说服张宪义“叛逃”,并希望他将更确凿的研究进度以证据的形式透露给美方。
这所谓的“红线”,张宪义称,就是“能在3至6个月制成核弹,且能投到指定目标”。从此显见,最起码在美国眼里,台湾的核武发展在那几年已接近成形。
一位核研所退休官员称,1987年,台湾距离拥有真正的核弹只一步之遥,“计算机仿真数据都已完成,能携带弹头的长程投射载具虽然不够稳定,但也有了,只差没做核试爆。”
除了“一步之遥”外,能“投到指定目标”则是张宪义首次曝出。
此前,岛内舆论中,总有人认为台湾的核武器“无法投射,只能自己打自己”,用来“玉碎”,同归于尽。对此,张宪义非常不认同,“研发核弹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炸自己,这种看法不但没有常识,更是羞辱參与核能研究者的良心。”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露,除被美国勒令停止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马”外,当时还在研发中、尚未试飞的自制多功能战机——IDF经国号,也被考虑作为核弹的载具。
“当年曾研究如何将原子弹小型化,以便能装进IDF经国号战机的副油箱里面。”张宪义解释道,“之所以选用经国号战机,是因为那是我们设计开发的,能够自行修改作战半径。当时我们希望将作战半径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这样才能有效配合核弹的射程。”但一旦改装副油箱后,战机的燃料只能飞单程。也正因如此,他称台湾曾打算仿效“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挑“没有结婚、没有家人,志愿执行任务的人”。
只不过,这些都未能变成现实。1988年1月9日,张宪义“叛逃”。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此后,美方派人员到核研所,强行拆除与核武发展相关的设施,并把反应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
台湾发展核武的计划,自此“胎死腹中”,有关的数据和记忆,也统统失落,走入历史。
(杜彬荐自《看天下》)
“我不是为金钱,也不是为‘平反’,而是要还这笔欠了快30年的债。”
时过29年,台湾“叛逃者”张宪义出现了。
这次,他在美国公开接受“中研院”副研究员陈仪深采访,并发表成书。台湾核武研究的秘密和张宪义一起,再次回到人们视野中。
自蒋介石赴台伊始,到蒋经国病故至终,这一次,台湾核武研究终于呈现出了完整的轮廓。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xnb/dxnb201706/dxnb20170630-1-l.jpg)
蒋介石
一手催生“核梦想”
1964年10月16日,原子核裂变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戈壁荒漠升起,第一颗原子弹在大陆试爆成功。此时,台北的蒋介石有些惶恐。虽然他对核武器的研制已经有所准备。
一年前,日月潭的涵碧楼宾馆,蒋介石以上宾之礼,接待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与他密谈三日,当即决定模仿该国模式,设立研发专责机构,在桃园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第二年,即1964年年初,蒋介石任命台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兼“筹备处主任”,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台湾新武器系统。但随着新疆的巨大火球升空,蒋介石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其时,张宪义刚从陆军理工学院(后改名中正理工学院)毕业,到筹备处工作。那时,筹备处下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所,其后化学研究所也加入其中,分别负责研究核弹的弹头、弹体、导引与推进剂。
1968年,一个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正式启动,筹备处也在1969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礼聘伯格曼为顾问,试图师以色列之长技。
可是这一方案并不顺利,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反对台湾发展核武,认为既浪费,又不实用。他建议,将核计划交给民间的“原子能委员会”管理,这样台当局便可以改以发展电力之名从美国购买核原料,他日再另谋发展。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1970年,台湾向美国采购核能发电厂,也就是后来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厂,虽确是因应台湾工业起飞所需的电力,但利用核电厂使用过的核燃料提炼钸同位素,也是重要用途之一。
同时,台湾还从加拿大订购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四十兆瓦(MW)的重水式核子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在1972年首次达到临界点。此时,另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方案正式启动——还是为了研制核武器。
就在蒋介石“核梦想”膨胀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了访华,美国已决心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允许台湾节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胁要派人去台湾拆除核设施,蒋介石此时承诺再不从事核武器研发。
可是,“桃园计划”的反应堆却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运转,制造核武所需的原料。1974年,核反应堆如果开足马力,伴随相关设施辅助,一年内就可以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的原料,四五年内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
一年后,蒋介石去世,没能亲眼目睹他一手推动的核武器诞生。巧合的是,伯格曼也在蒋过世的第二天离世。
蒋经国
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
台湾的核武计划并未因为“老蒋”的死而破产。1976年,赴美留学的张宪义返台,再次回到核研所,此时,这里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
当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北的核设施中,有500多克的钚不翼而飞,这显然不是为了供电;同时钚燃料试验室里,已经能生产钚金属。当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时,台湾保证“绝不参与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动”。
“台湾已经拥有核武能力,尽管并不打算制造核武器。”蒋经国曾公开表示,将“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可这是一种假意的保证,台湾只是汲取了教训,改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继续研制,且进展颇为顺利。
不过1984年,核研所所长钱积彭因病退休,原本“蒋介石、蒋经国、唐君铂、钱积彭”的核武研究单线领导制发生了改变,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加入了进来,变成“蒋经国、郝柏村、‘国防部计划次长’叶昌桐、核研所所长刘光霁”。
1986年郝柏村巡视核研所时,对所方报告“可在3至6个月内完成核弹”表示肯定——从郝柏村与核研所人员的角度,这只是精进“国军”战力,并没有违反“基本政策”,但对美方而言,“红线”已经被踩到了。
据张宪义称,美国很忌惮郝柏村参与核武研究的中心,因为“美国人向来对企图心旺盛的军事将领很有戒心,不希望看到后蒋经国时代出现军事强人”。
张宪义
我只背叛了郝柏村
1984年,张宪义升任核研所副所长,晋升为大校军衔。同是那年,他通过了美国的测谎程序,被其“视为自己人”。此后,他与美方大约每隔两三个月便要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会面,交谈内容大都与核武研发的采购或会议相关,相对应的,他也获知了一些美国的态度。
很多人眼里,这种“情报交换”,已经意味着张宪义成为一名“通美间谍”。
“我没有背叛蒋经国,只背叛了郝柏村。”张宪义认为自己没违反“不制造核武”的号召,背叛的只是长官郝柏村的“企图心”。
在离开核研所前,张宪义曾在办公桌上留下辞呈,称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滥用核武的威力,似乎指向郝柏村。虽在辞呈中,他提到的是刚刚建立两年的民进党,称担心民进党执政因拥有核武,采取冒进策略,危及台湾安全。
自郝柏村成为核武研究的重要人员,美方便开始以“踩到红线”为由说服张宪义“叛逃”,并希望他将更确凿的研究进度以证据的形式透露给美方。
这所谓的“红线”,张宪义称,就是“能在3至6个月制成核弹,且能投到指定目标”。从此显见,最起码在美国眼里,台湾的核武发展在那几年已接近成形。
一位核研所退休官员称,1987年,台湾距离拥有真正的核弹只一步之遥,“计算机仿真数据都已完成,能携带弹头的长程投射载具虽然不够稳定,但也有了,只差没做核试爆。”
除了“一步之遥”外,能“投到指定目标”则是张宪义首次曝出。
此前,岛内舆论中,总有人认为台湾的核武器“无法投射,只能自己打自己”,用来“玉碎”,同归于尽。对此,张宪义非常不认同,“研发核弹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炸自己,这种看法不但没有常识,更是羞辱參与核能研究者的良心。”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露,除被美国勒令停止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马”外,当时还在研发中、尚未试飞的自制多功能战机——IDF经国号,也被考虑作为核弹的载具。
“当年曾研究如何将原子弹小型化,以便能装进IDF经国号战机的副油箱里面。”张宪义解释道,“之所以选用经国号战机,是因为那是我们设计开发的,能够自行修改作战半径。当时我们希望将作战半径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这样才能有效配合核弹的射程。”但一旦改装副油箱后,战机的燃料只能飞单程。也正因如此,他称台湾曾打算仿效“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挑“没有结婚、没有家人,志愿执行任务的人”。
只不过,这些都未能变成现实。1988年1月9日,张宪义“叛逃”。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此后,美方派人员到核研所,强行拆除与核武发展相关的设施,并把反应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
台湾发展核武的计划,自此“胎死腹中”,有关的数据和记忆,也统统失落,走入历史。
(杜彬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