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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便对历史分期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而近百年来对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史学界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其中，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型，一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受西方三分理论以及日本史学界的影响较大;二是19世纪30年代初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五种社会形态”，“三论五说”应运而生。而近年来，部分学者抛却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思考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也提出了颇多观点。但关于此问题至今未获彻底解决，还需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 分期 三论五说 奴隶制 DOI：10.12278/j.issn.1009-7260.2021.01.015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它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的必要前提，是把握历史的关键。而想要理清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所有内容，定会洋洋洒洒不下十万字。本文定是挂一漏万，疏漏之处还请谅解笔者才疏学浅。
一、中国古代的分期观念
鉴于古史的撰写大都以纪传体、编年体为主，且中国古代自有朝代的更替为自然的分期，时人秉持“师上古法先王”的史学观念，撰写研究历史是为总结历史规律，故而历史分期往往被忽视，中国古代对于历史分期的专门性思考与相关论述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初步的分期观念，譬如：孔子的大同、小康两阶段;墨子的古、今两阶段;孟子的圣人之治、暴君之治两阶段;韩非子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四阶段;上古、中古、今古等分期在汉唐以后的史书中多有出现。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史分期研究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以及思想的大变革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历史分期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阶段历史研究更多的是对历史进行总结归纳，为当时社会现实提供合理性、为未来发展提供依据。当是时，因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于是在各个方面掀起了学习日本的高潮。梁启超率先提出了“史界革命”，在其《新史学》中言道：“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认为救亡图存关键就在于进行史界革命。而当时日本国内受西方国家的影响甚重，所以西方历史的三分理论以及日本史学界的相关思想对于中国影响较深。众多日本学者中，内藤湖南的理论以及划分方法影响最大，他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将东汉以前分为上古、唐末以前分为中古、宋元至明清为近世。在这种环境和影响之下，中国当时的史学界开启了第一次历史分期方法的转型，由传统朝代史编撰转向线性进步分段论。1901年梁启超发表文章《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三个阶段：皇帝到秦统一称为上世史、秦至乾隆末年称为中世史、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称为近世史。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將中国历史以下三个阶段：传说时代至战国为上古世、秦汉至唐代为中古世、宋代至民国为近古世，等等。
三、19世纪30年代后古史分期研究
19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方法论。于是，史学界掀起了社会史论战，集中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奴隶制社会是否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进程中;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历史分期是认识历史的最基本前提，因此历史分期的多种方法被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由山东大学开始，已有近百年的讨论，且至今尚无定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中古分期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前段讨论内容围绕五种社会形态体系，大都认为中国历史应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而讨论的焦点便是五个阶段如何划分，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是在哪个时期。采用什么样的依据去认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喉舌”。学者们大都以生产关系、分配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土地所有制等等作为判断的依据。于是，“三论五说”应运而生。
1.西周封建说
认为夏商时期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时期，西周以井田制度和劳役形态剥削的领主制和农奴制经济属于典型的封建制度，而从春秋至清代则为地主制封建社会，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徐中舒、杨向奎，等等。譬如，翦伯赞认为：基于分封制，有了土地所有制结构，同时也有了从属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西周封建制是同时赐封人与地，所以在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又形成了该阶级所奴役的、附着于土地的农奴阶级。
2.春秋战国封建说
认为夏商西周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白寿彝、杨宽、田昌五、祝瑞开、唐兰，等等。郭沫若是这一学说的领军人物，他通过殷代的人殉证明当时存在大量的奴隶，于是断言其为奴隶社会。这一派别认为井田制为土地国有制度，井田上劳作的是为奴隶，他们将“众”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直到鲁国的初税亩方承认土地的私有，中国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地主取代奴隶主，法律形式上承认土地买卖自由。此外，在该观点之下还有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譬如，持秦汉封建论的侯外庐认为秦汉时才出现了租调役制度，这是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方式，编户齐民制度、自耕农的大量出现，农民阶级开始产生。而儒家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形成了封建意识形态。
3.魏晋封建说
认为夏商周秦汉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时期，代表人物有：尚钺、何兹全、唐长孺、陶希圣，等等。这一学说认为魏晋南北朝及唐前期是自耕农和奴隶向农奴的转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庄园经济开始出现，农奴成为主要生产劳动者，土地庄园是领主制度，农奴制封建社会开始建立。譬如：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提出：西周到春秋时期为早期奴隶制，奴隶主充分占有奴隶资料，奴隶没有生产和社会活动自由，而战国至其亲汉时期通过变法与改革奴隶制度逐步解体。该观点在尚钺的《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汉魏之际封建说》等论著中亦可看到。 4.中国无奴隶社会说
认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存在奴隶社会，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广志、黄现璠、沈长云，等等。“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宛若一股春风，吹醒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史学界也不例外，在1978年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以及会议综述《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可得到较大的体现。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可有文化研究上的姹紫嫣红。关于古史分期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许多学者逐渐走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思维模式，出现了奴隸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开始结合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开展讨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奴隶社会。雷海宗在其1957年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中提到中国古代奴隶存在数量较少，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农民，不可称其为奴隶社会。1979年黄现璠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提出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奴隶社会的。1986年长春先秦史学会上张广志、沈长云均表示中国无奴隶社会，应抛弃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何兹全1999年发表的《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可以看出争论数十年后他转变了自己的观点，以超脱的眼光换个角度研究，也象征着学术讨论的多元化。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奴隶社会的认识与判定问题。大部分学者在固有的概念之下通过奴隶社会的标准、类型、特点去判定。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人具有长时间的依附性，因此对于奴隶社会过渡封建社会的时间界定出现了时间跨度极长的分歧。
中国古史分期的探讨已持续近百年，大多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基于五种社会形态进行的讨论。在固定的思维模式下探讨时间节点划分问题，过度依赖于固有的理论以及成果，而缺乏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本身所独有的特点与规律。笔者认为正如咱们的国家建设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之下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分期问题也应该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结合咱们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出符合中国自身历史的分期方法。
参考文献：
[1] 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 刘林海《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 孙家洲《“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4] 王海明《中国古史分期流派新探》，《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吴倩，1994年5月生，女，汉族，重庆合川人，文学学士，助教，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 分期 三论五说 奴隶制 DOI：10.12278/j.issn.1009-7260.2021.01.015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特指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它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总结历史规律的必要前提，是把握历史的关键。而想要理清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所有内容，定会洋洋洒洒不下十万字。本文定是挂一漏万，疏漏之处还请谅解笔者才疏学浅。
一、中国古代的分期观念
鉴于古史的撰写大都以纪传体、编年体为主，且中国古代自有朝代的更替为自然的分期，时人秉持“师上古法先王”的史学观念，撰写研究历史是为总结历史规律，故而历史分期往往被忽视，中国古代对于历史分期的专门性思考与相关论述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初步的分期观念，譬如：孔子的大同、小康两阶段;墨子的古、今两阶段;孟子的圣人之治、暴君之治两阶段;韩非子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当今四阶段;上古、中古、今古等分期在汉唐以后的史书中多有出现。
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史分期研究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以及思想的大变革时期，在此背景之下历史分期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阶段历史研究更多的是对历史进行总结归纳，为当时社会现实提供合理性、为未来发展提供依据。当是时，因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于是在各个方面掀起了学习日本的高潮。梁启超率先提出了“史界革命”，在其《新史学》中言道：“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认为救亡图存关键就在于进行史界革命。而当时日本国内受西方国家的影响甚重，所以西方历史的三分理论以及日本史学界的相关思想对于中国影响较深。众多日本学者中，内藤湖南的理论以及划分方法影响最大，他提出了唐宋变革论，将东汉以前分为上古、唐末以前分为中古、宋元至明清为近世。在这种环境和影响之下，中国当时的史学界开启了第一次历史分期方法的转型，由传统朝代史编撰转向线性进步分段论。1901年梁启超发表文章《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三个阶段：皇帝到秦统一称为上世史、秦至乾隆末年称为中世史、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称为近世史。夏曾佑撰写《最新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將中国历史以下三个阶段：传说时代至战国为上古世、秦汉至唐代为中古世、宋代至民国为近古世，等等。
三、19世纪30年代后古史分期研究
19世纪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为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方法论。于是，史学界掀起了社会史论战，集中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奴隶制社会是否曾经存在于中国历史进程中;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历史分期是认识历史的最基本前提，因此历史分期的多种方法被提出。自20世纪30年代由山东大学开始，已有近百年的讨论，且至今尚无定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中古分期问题成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前段讨论内容围绕五种社会形态体系，大都认为中国历史应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而讨论的焦点便是五个阶段如何划分，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是在哪个时期。采用什么样的依据去认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喉舌”。学者们大都以生产关系、分配方式、交换方式、消费方式、土地所有制等等作为判断的依据。于是，“三论五说”应运而生。
1.西周封建说
认为夏商时期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时期，西周以井田制度和劳役形态剥削的领主制和农奴制经济属于典型的封建制度，而从春秋至清代则为地主制封建社会，代表人物有：范文澜、翦伯赞、徐中舒、杨向奎，等等。譬如，翦伯赞认为：基于分封制，有了土地所有制结构，同时也有了从属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西周封建制是同时赐封人与地，所以在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又形成了该阶级所奴役的、附着于土地的农奴阶级。
2.春秋战国封建说
认为夏商西周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有：郭沫若、白寿彝、杨宽、田昌五、祝瑞开、唐兰，等等。郭沫若是这一学说的领军人物，他通过殷代的人殉证明当时存在大量的奴隶，于是断言其为奴隶社会。这一派别认为井田制为土地国有制度，井田上劳作的是为奴隶，他们将“众”解释为在太阳底下从事集体耕作的奴隶。直到鲁国的初税亩方承认土地的私有，中国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是地主取代奴隶主，法律形式上承认土地买卖自由。此外，在该观点之下还有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譬如，持秦汉封建论的侯外庐认为秦汉时才出现了租调役制度，这是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方式，编户齐民制度、自耕农的大量出现，农民阶级开始产生。而儒家成为封建统治思想，形成了封建意识形态。
3.魏晋封建说
认为夏商周秦汉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始于魏晋时期，代表人物有：尚钺、何兹全、唐长孺、陶希圣，等等。这一学说认为魏晋南北朝及唐前期是自耕农和奴隶向农奴的转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庄园经济开始出现，农奴成为主要生产劳动者，土地庄园是领主制度，农奴制封建社会开始建立。譬如：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中提出：西周到春秋时期为早期奴隶制，奴隶主充分占有奴隶资料，奴隶没有生产和社会活动自由，而战国至其亲汉时期通过变法与改革奴隶制度逐步解体。该观点在尚钺的《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汉魏之际封建说》等论著中亦可看到。 4.中国无奴隶社会说
认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存在奴隶社会，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广志、黄现璠、沈长云，等等。“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宛若一股春风，吹醒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史学界也不例外，在1978年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以及会议综述《冲破禁区，百家争鸣》可得到较大的体现。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可有文化研究上的姹紫嫣红。关于古史分期问题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思想。许多学者逐渐走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的固有思维模式，出现了奴隸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开始结合中国历史的自身特点开展讨论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奴隶社会。雷海宗在其1957年发表的《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中提到中国古代奴隶存在数量较少，主要依靠的是封建农民，不可称其为奴隶社会。1979年黄现璠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提出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奴隶社会的。1986年长春先秦史学会上张广志、沈长云均表示中国无奴隶社会，应抛弃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重构中国古代史体系。何兹全1999年发表的《争论历史分期不如退而研究历史发展的自然段》可以看出争论数十年后他转变了自己的观点，以超脱的眼光换个角度研究，也象征着学术讨论的多元化。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奴隶社会的认识与判定问题。大部分学者在固有的概念之下通过奴隶社会的标准、类型、特点去判定。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人具有长时间的依附性，因此对于奴隶社会过渡封建社会的时间界定出现了时间跨度极长的分歧。
中国古史分期的探讨已持续近百年，大多数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基于五种社会形态进行的讨论。在固定的思维模式下探讨时间节点划分问题，过度依赖于固有的理论以及成果，而缺乏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本身所独有的特点与规律。笔者认为正如咱们的国家建设理论，是基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之下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分期问题也应该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之下，结合咱们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出符合中国自身历史的分期方法。
参考文献：
[1] 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 刘林海《论中国历史分期研究的两次转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3] 孙家洲《“古史分期”与“百家争鸣”》，《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4] 王海明《中国古史分期流派新探》，《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吴倩，1994年5月生，女，汉族，重庆合川人，文学学士，助教，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