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many of us， the scree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big furniture. However， the size of a screen could be arranged as demanded in fact. Some screens could be a few meters high， and some are shorter than one foot. The screen therefore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with the biggest diversity in size. The small-sized screen was born much later than the normal-sized ones， but it served with great value no less than the normal screen in terms of practicality and ornament.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屏风理应属于大件家具，然而事实上，屏风的大小完全可以根据需求任意更改，高可达数米，矮不足一尺，这大概算得上尺寸差异最大的传统家具了。其中，小件的座屏虽诞生较晚，但无论实用性还是观赏性都丝毫不差于其较大版本。
　　早在宋代，便出现了置于床榻之上的所谓“枕屏”——睡眠时挡风之用。这本是屏风的基础功能之一，但将之缩小而置于枕后，总让人觉得多了几分可玩味之感。而其更多的意趣，还要属文人的“赋能”。
　　文人“觊觎”屏风的历史由来已久，直至可以追溯到“鼻祖”苏轼。宋代赵希鹄所作《洞天清禄集》中有《研屏辩》五则，其中一则称“古无砚屏，或铭砚多镌于砚之底与侧。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既勒铭于砚，又刻于屏以表而出之”。
　　试想：深秋午后，凉风习习，一人于书斋一角的卧榻上小憩，书案上铺着尚未完成的半紙山水，笔架于山，墨陈于床，砚台一侧立有一屏，以阻隔吹进屋内的秋风，使砚中之墨不至于即刻干涸。


　　这是一种何等的熨帖与讲究。
　　如果说枕屏尚可勉强算作家具之一，那么砚屏则是屏风向文玩转变的标志。事实上，自宋代以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案上置屏已属于文人书房的常见摆设。彼时彼地的座屏，已成为全然的陈设品、欣赏品、把玩品，而与其原本的实用功能几无相关了。
　　与此同时，挂屏也在悄无声息地发展着。原本立于人后的屏风，竟被如字画一般高悬于墙上，成为了纯粹的墙面装饰品。这一创想为屏风创造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和观赏角度，是立屏之外的另一种美和创意。
　　当然，挂屏的数量和影响力远不及座屏。毕竟，墙面是字画艺术的领地，挂屏虽然成功跻身其间，却难以成为主流。反而是在书案之上的小小座屏，随时随地可赏可玩，才是真正刺激文人创作与欣赏的领域。其品类的多样、设计之丰富，开创了屏风最多元化的一面。
　　屏风原本象征的是权力、等级、富贵等宫廷及官宦元素，文人的介入改变了其在人们心中富丽堂皇的贵胄印象，代之以风雅的美学韵味。尽管如此讲究的使用者必然也是非富即贵，但弱化“富”而强化“贵”，使得座屏的文化内涵大大升高和丰富。
　　中国的官宦文化与文人传统本为同源，古代文人除少数格外清高、不问仕途者，大多仍以兼济天下的仕宦之路为目标，即所谓“文人士大夫”。但在艺术、审美、生活理念、精神追求上，“文人”与“士大夫”实则大相径庭。微缩于座屏一项，立于宰相身后与置于画案之上，其间的差异之大不言自明。虽然两种文化体系并无高低之分，但论及精神内核，文人范畴显然具有更多可深度挖掘的可能。
　　案头的小小座屏，早没了其初代的霸气，却多了几分文雅、闲适的悠游之趣。变小了屏风，变得更加私密和个人化，充满了拥有者独特的审美和气质。从家具变成文玩，这实在是一种有趣的转折。可话又说回来，当其实用价值尚未被完全“剥夺”之前，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型“摆件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