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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是印尼政界颇有影响的老一辈领导人，在苏加诺执政期间，曾两度受命组阁，任印尼总理。他是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并主持了万隆会议。他于1955年、1956年两次访华，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友好的接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于1976年病逝，这是他的一篇遗作，回忆了他发起主持万隆会议并与周恩来总理接触的经历。在周恩来逝世40周年之际，外交部李达南先生将它翻译成中文，现本刊发表，以飨读者。
尼赫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
1954年初，当印度支那紧张局势达到高峰时，我收到锡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的一封信，邀请我参加该年4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五国（印尼、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缅甸）总理会议。科特拉瓦拉在信上说，会议将是非正式性质的，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会议如果是总理级的，外界自然认为属于官方性质，除非科特拉瓦拉只是要我们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这在他的信中并没有说清楚。但我认为开这个会是提出我长期主张的亚非合作的很好的机会，因此我立即回信说我很高兴接受他的邀请，并将在会上提出关于召开更大规模会议的建议。
我所关心的是印尼政府如何对召开亚非会议一事采取主动。我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召开亚非合作会议的建议后，反响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不热烈。第一个发表评论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认为印尼的建议有许多好处，因而他是赞成的。但他预计会有不少困难尚待克服。鉴于参加亚非会议各国的意见分歧，在讨论问题时显然有难以达成协议的危险。其次是究竟应该邀请哪些国家参加这一会议。譬如说，是否也要邀请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在当前印度支那局势下应邀请哪个政府参加，是邀请越南独立同盟会还是邀请越南政府？但尼赫鲁并不想拒绝我的建议，因此只是表示既然赞成的话就不能让这一建议半途而废。他强调在会议召开前应由最高官员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别的评论同尼赫鲁的评论相似，只是没有谈得那么细。我在回答中强调，我并不准备在目前详细讨论我的想法。如果原则上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话，关于邀请哪些国家等问题可以在以后一阶段决定。如果总理们同意，印尼政府将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在尼赫鲁的动议下，同意给印尼关于召开亚非会议的提议以道义上的支持。在会议公报中提到“总理们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是否适宜的问题，并赞成由印尼总理探询举行这种会议的可能性的建议”。这在外交上显然是无力的陈述，表明其他四位总理对召开会议的可行性尚抱有怀疑。对我说来，尼赫鲁的意见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他对印度邻国政策的影响确实很大，其他亚洲国家是否支持我国政府的计划或多或少要看尼赫鲁的态度。
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会议结束前，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拉着安东尼·艾登（时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为实现东南亚联盟计划而进行活动。1954年7月20日，艾登写信给我，邀请印尼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初步定名为《东南亚集体防务协定》。我当然拒绝了艾登的邀请，尼赫鲁和吴努（时任缅甸总理）也拒绝了；在五国总理中只有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同意参加。我当时没有听说锡兰政府收到同样的邀请，后来才知道它也拒绝参加。9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马尼拉成立。这一组织的形成和后来中国炮轰金门岛引起了紧张局势，增加了印尼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建议的必要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尼赫鲁在8月18日写信给我，邀请我去印度访问。9月间我访问了印度。尼赫鲁虽然原则上同意，但对召开亚非会议仍然犹豫不决。在印度总统的宴会上尼赫鲁致欢迎词时，对亚非会议只字未提。在我的劝说下尼赫鲁的态度后来才有改变。9月25日，在我离印的前一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双方曾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问题，认为开这样一个会是适宜的并应尽早召开。我当时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尼赫鲁态度一改变，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取得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回雅加达的路上，我在仰光逗留了两天，同吴努总理会谈，然后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联合声明。
一旦道路铺平，举行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在我的邀请下，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总理前来印尼参加茂物五国会议。会上同意亚非会议将由五国总理共同发起，由印尼代表五国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具体地点由印尼总理决定。我决定在万隆举行。1955年1月15日，我向24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出了邀请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很多批评意见，虽然一些西方报纸评论担心中国人制造麻烦或极力影响会议倾向东方集团。事实上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茂物会议上也曾是个难题。只是在吴努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缅甸将难以参加之后，会上才获得一致意见。吴努的意见是对的，因为少了中国，亚洲对当时国际政治就不能起很大的作用。会议最后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锡兰总理的发言节外生枝
1955年4月18日是历史性的一天，万隆天气明朗，亚非会议终于召开，我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由于科特拉瓦拉21日在政治委员会的发言而引起的混乱，他在谈到殖民主义时强烈要求会议谴责苏联对东欧人民的殖民统治。隐藏在各国代表外交语言之后的基本意见冲突至此突然公开爆发了。这一发言所引起的震动未能局限于秘密会议内部。后来据说科特拉瓦拉发言的详细内容是被有意地泄露给国际新闻界的。美国报纸报道这一消息特别起劲，因为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对美国很有利。我当时的情绪可想而知。我不仅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有责任在会议陷入混乱之前竭力缓和这种激动状态，而且我还是亚非会议倡议者印尼的总理。我清楚地知道，会议可能因这一事件遭到失败，印尼的国际声誉和威信终将大为降低。我对此感到非常焦急。尼赫鲁也许抱着同样的情绪，我发现他很紧张不安。但尼赫鲁表达感情的方式同印尼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生气了，而我尽管内心焦虑，却力图保持镇静。我决心要用一切办法来度过这一危机。我深知这些困难是不能靠愤怒来克服的。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周恩来。他要求我给予他在第二天答复的权利，并要求把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印发给所有代表团，以便认真研究。我同意周恩来的要求。当时已近傍晚，我想马上结束会议，使紧张气氛略为平静下来。但尼赫鲁突然要求发言，他要我明确表示讨论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将放在明天议事日程上的哪一项。尼赫鲁的烦恼说明，他不愿意在第二天继续讨论科特拉瓦拉的发言，而要我从日程上取消这一项。但我这样做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周恩来的答复权，而我刚才已经答应周。我因此坚决声明说，明天的发言将列在名为“独立国家”的议事日程项目上，因为科特拉瓦拉所谈的是殖民主义问题。但印度代表团显然决心要阻止就科特拉瓦拉的发言进行评论。当然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很快就了解了印度代表团的意图，他们要求在尼赫鲁之后发言，每个人都强烈地为科特拉瓦拉辩护，并要求在第二天就他的发言进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让当天会议在激烈而紧张的气氛中结束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我再次坚决声明将在第二天就科特拉瓦拉的发言作进一步讨论，至少会议应听取周恩来的意见，他有答复权。泰国外长旺亲王支持我的立场，争论激烈的会议终于在下午6时半结束。
然而我仍然不能离开会场，因为周恩来还留在那里，尼赫鲁同科特拉瓦拉也仍在那里进行激烈辩论。周向我走来并对我说，他确实不懂科特拉瓦拉发言的意图是什么。我劝周直接问科特拉瓦拉，于是在尼赫鲁离开后我把两位总理拉在一起。周通过译员问科特拉瓦拉有什么意图，特别问他是否准备在第二天提出一项提议或动议，作为今天发言的补充。科特拉瓦拉回答说：“我的发言并没有什么打算，我只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不准备提什么提议或动议！”我听了后感到很宽慰，周听后似乎也放了心，他向科特拉瓦拉表示感谢，后者自发地回答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可不是吗？”并且同周握握手，似乎自己是周相识已久的朋友。自从我1954年第一次在科伦坡会见科特拉瓦拉后，就了解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什么就往往自发而坦率地表达出来，因而大家认为他是个易于冲动的政治家。1956年当我接受要求在一本纪念他进行政治活动25周年的书上题词时，我写道，我认为他是我遇到的“最不讲外交的外交家”。
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
科特拉瓦拉走后，周恩来同我商量他第二天发言最好包括哪些内容。虽然他对科特拉瓦拉的回答和友好态度表示满意，他仍不便放弃答复权。尤其是因为他知道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并不都采取科特拉瓦拉本人的态度，他们很可能继续发表谴责“苏联殖民主义”的讲话。我能理解周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苏联的亲密朋友。我说他的发言最好采取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的同一方针，这一讲话据我了解由于语调友好得到了很好反应。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担心亲西方的代表团会利用周明天的发言来批评东方集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这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的，因为会议的主要目的正是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休息。晚饭后我马上请一些有经验的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到我家里来，要他们帮助我去劝说可能使第二天辩论激化的那些代表团的团长，以便使会议在各方节制下获得成功。当晚11时左右，他们汇报说：所接触到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总的说对情况表示相当程度的谅解。只有土耳其代表团团长的态度不明确。他的唯一反应是莞尔一笑。第二天，我怀着略感宽慰的心情召开了政治委员会。我知道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周恩来的答复。每个人显然都急于听他说些什么。但当我正要请周发言时，吴努突然要求就“有关议事程序问题”发言。我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幸而他只是想使当天讨论进行得更顺利些。他向各国代表团团长呼吁，请他们在辩论时能表现克制，以保持相互谅解和尊重的气氛，而使会议获得成功。吴努从容不迫、真诚而简明的发言有一种权威的神情，对会议起了好的影响。接着科特拉瓦拉作简短声明，重复他昨天向周恩来所说的话，这使气氛更有所改善。科特拉瓦拉说，作为会议发起者之一，他肯定不想增添困难，更不愿看到会议失败。他强调他不准备提出动议或提议作为昨天发言的补充。我大为放心，笼罩会议的阴暗气氛开始明亮起来。
最后轮到周恩来了，这是每个人等待的时刻。会上顿时鸦雀无声，能听到的只是周的高嗓门和他的译员的声音。英语翻译得十分清晰明白，听起来似乎周是直接用英语而不是用华语说话。那些认定或希望周将对科特拉瓦拉的攻击进行强烈回击的代表当然感到十分失望。虽然周反驳了对他的强烈政治信仰的攻击，但采用的方式是如此巧妙和合乎外交手段，因而没有引起任何愤怒或争执。周再次向会议的参加者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一点可以用以下发言摘要来说明。他说：“锡兰总理昨天提到新殖民主义，这一新的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所不能同意的……东欧各国的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提出新的解释并就此进行争论是无助于此次会议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而不要就此问题在会上进行争论，因为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可能求得共同的理解，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如果把尼克松和周于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同1955年周的发言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的观点是一贯的，并没有改变。在万隆也好，在上海也好，他都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但总是准备尊重别人的意见，始终忠实于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原则。周的发言成功地使会议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最重要部分是作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基础的十项原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万隆十项原则。
会议期间还有一件同周有关的重大事件。4月23日，我邀请尼赫鲁、科特拉瓦拉·穆罕默德·阿里、吴努、周恩来、旺亲王和罗慕洛在我的住宅共进午餐。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同周讨论当时的爆炸性问题即关于台湾的紧张局势问题，问在他看来应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周坚定地说明台湾是个内政问题，因为该岛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应该由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解决。但周也承认，只要美国军队继续占领台湾，和平解决是不能成功的。当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准备用战争手段把美国赶出台湾时，他回答说他不是这个意思。考虑到美国在台湾武装力量这一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同美国谈判，以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周，他是否不反对把他刚才的声明公开宣布一下，这样不但美国而且渴望和平的全世界都能听到。正当亚非会议为缓和由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而寻找办法时，如果能在万隆发表这一声明将有重大意义。周同意了，于是我立刻把《自由报》和《印尼观察报》记者哈里斯·悉顿普尔找来，要他召集尽可能多的印尼和外国记者来听取周恩来的重要声明。许多记者很快聚焦到我的住宅，周向他们发表了下列简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一“热门新闻”迅速而广泛地在国际新闻界传开。很可惜，最直接有关和卷入的美国对此却一点也没有反应或评论。从周在万隆我的住宅提出谈判建议后，整整过了17年，才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来进行答复。也许在1955年时机还未成熟，当时形势同1972年显然有很大不同。1955年是杜勒斯这个顽固而僵硬的人在掌握美国的外交政策，而1972年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灵活而使人愉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基辛格决定的。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改变，周恩来为了他的政策取得胜利整整等了17年！（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外交部离休干部）
尼赫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
1954年初，当印度支那紧张局势达到高峰时，我收到锡兰（现斯里兰卡）总理科特拉瓦拉的一封信，邀请我参加该年4月在科伦坡举行的五国（印尼、印度、锡兰、巴基斯坦、缅甸）总理会议。科特拉瓦拉在信上说，会议将是非正式性质的，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会议如果是总理级的，外界自然认为属于官方性质，除非科特拉瓦拉只是要我们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这在他的信中并没有说清楚。但我认为开这个会是提出我长期主张的亚非合作的很好的机会，因此我立即回信说我很高兴接受他的邀请，并将在会上提出关于召开更大规模会议的建议。
我所关心的是印尼政府如何对召开亚非会议一事采取主动。我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召开亚非合作会议的建议后，反响总的说来还不错，但不热烈。第一个发表评论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认为印尼的建议有许多好处，因而他是赞成的。但他预计会有不少困难尚待克服。鉴于参加亚非会议各国的意见分歧，在讨论问题时显然有难以达成协议的危险。其次是究竟应该邀请哪些国家参加这一会议。譬如说，是否也要邀请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在当前印度支那局势下应邀请哪个政府参加，是邀请越南独立同盟会还是邀请越南政府？但尼赫鲁并不想拒绝我的建议，因此只是表示既然赞成的话就不能让这一建议半途而废。他强调在会议召开前应由最高官员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别的评论同尼赫鲁的评论相似，只是没有谈得那么细。我在回答中强调，我并不准备在目前详细讨论我的想法。如果原则上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话，关于邀请哪些国家等问题可以在以后一阶段决定。如果总理们同意，印尼政府将进行一切必要的准备。最后在尼赫鲁的动议下，同意给印尼关于召开亚非会议的提议以道义上的支持。在会议公报中提到“总理们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是否适宜的问题，并赞成由印尼总理探询举行这种会议的可能性的建议”。这在外交上显然是无力的陈述，表明其他四位总理对召开会议的可行性尚抱有怀疑。对我说来，尼赫鲁的意见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他对印度邻国政策的影响确实很大，其他亚洲国家是否支持我国政府的计划或多或少要看尼赫鲁的态度。
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会议结束前，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就拉着安东尼·艾登（时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为实现东南亚联盟计划而进行活动。1954年7月20日，艾登写信给我，邀请印尼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初步定名为《东南亚集体防务协定》。我当然拒绝了艾登的邀请，尼赫鲁和吴努（时任缅甸总理）也拒绝了；在五国总理中只有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同意参加。我当时没有听说锡兰政府收到同样的邀请，后来才知道它也拒绝参加。9月8日，东南亚条约组织在马尼拉成立。这一组织的形成和后来中国炮轰金门岛引起了紧张局势，增加了印尼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建议的必要性。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尼赫鲁在8月18日写信给我，邀请我去印度访问。9月间我访问了印度。尼赫鲁虽然原则上同意，但对召开亚非会议仍然犹豫不决。在印度总统的宴会上尼赫鲁致欢迎词时，对亚非会议只字未提。在我的劝说下尼赫鲁的态度后来才有改变。9月25日，在我离印的前一天，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其中提到双方曾讨论了召开亚非会议问题，认为开这样一个会是适宜的并应尽早召开。我当时感到松了一口气，因为尼赫鲁态度一改变，我就可以比较容易取得其他亚非国家的支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回雅加达的路上，我在仰光逗留了两天，同吴努总理会谈，然后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联合声明。
一旦道路铺平，举行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在我的邀请下，1954年12月28日至29日，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总理前来印尼参加茂物五国会议。会上同意亚非会议将由五国总理共同发起，由印尼代表五国向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举行，具体地点由印尼总理决定。我决定在万隆举行。1955年1月15日，我向24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出了邀请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很多批评意见，虽然一些西方报纸评论担心中国人制造麻烦或极力影响会议倾向东方集团。事实上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茂物会议上也曾是个难题。只是在吴努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缅甸将难以参加之后，会上才获得一致意见。吴努的意见是对的，因为少了中国，亚洲对当时国际政治就不能起很大的作用。会议最后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锡兰总理的发言节外生枝
1955年4月18日是历史性的一天，万隆天气明朗，亚非会议终于召开，我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由于科特拉瓦拉21日在政治委员会的发言而引起的混乱，他在谈到殖民主义时强烈要求会议谴责苏联对东欧人民的殖民统治。隐藏在各国代表外交语言之后的基本意见冲突至此突然公开爆发了。这一发言所引起的震动未能局限于秘密会议内部。后来据说科特拉瓦拉发言的详细内容是被有意地泄露给国际新闻界的。美国报纸报道这一消息特别起劲，因为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对美国很有利。我当时的情绪可想而知。我不仅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有责任在会议陷入混乱之前竭力缓和这种激动状态，而且我还是亚非会议倡议者印尼的总理。我清楚地知道，会议可能因这一事件遭到失败，印尼的国际声誉和威信终将大为降低。我对此感到非常焦急。尼赫鲁也许抱着同样的情绪，我发现他很紧张不安。但尼赫鲁表达感情的方式同印尼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生气了，而我尽管内心焦虑，却力图保持镇静。我决心要用一切办法来度过这一危机。我深知这些困难是不能靠愤怒来克服的。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周恩来。他要求我给予他在第二天答复的权利，并要求把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印发给所有代表团，以便认真研究。我同意周恩来的要求。当时已近傍晚，我想马上结束会议，使紧张气氛略为平静下来。但尼赫鲁突然要求发言，他要我明确表示讨论科特拉瓦拉的发言将放在明天议事日程上的哪一项。尼赫鲁的烦恼说明，他不愿意在第二天继续讨论科特拉瓦拉的发言，而要我从日程上取消这一项。但我这样做是有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取消周恩来的答复权，而我刚才已经答应周。我因此坚决声明说，明天的发言将列在名为“独立国家”的议事日程项目上，因为科特拉瓦拉所谈的是殖民主义问题。但印度代表团显然决心要阻止就科特拉瓦拉的发言进行评论。当然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很快就了解了印度代表团的意图，他们要求在尼赫鲁之后发言，每个人都强烈地为科特拉瓦拉辩护，并要求在第二天就他的发言进行广泛而充分的讨论。让当天会议在激烈而紧张的气氛中结束显然是不明智的。因此我再次坚决声明将在第二天就科特拉瓦拉的发言作进一步讨论，至少会议应听取周恩来的意见，他有答复权。泰国外长旺亲王支持我的立场，争论激烈的会议终于在下午6时半结束。
然而我仍然不能离开会场，因为周恩来还留在那里，尼赫鲁同科特拉瓦拉也仍在那里进行激烈辩论。周向我走来并对我说，他确实不懂科特拉瓦拉发言的意图是什么。我劝周直接问科特拉瓦拉，于是在尼赫鲁离开后我把两位总理拉在一起。周通过译员问科特拉瓦拉有什么意图，特别问他是否准备在第二天提出一项提议或动议，作为今天发言的补充。科特拉瓦拉回答说：“我的发言并没有什么打算，我只是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我不准备提什么提议或动议！”我听了后感到很宽慰，周听后似乎也放了心，他向科特拉瓦拉表示感谢，后者自发地回答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可不是吗？”并且同周握握手，似乎自己是周相识已久的朋友。自从我1954年第一次在科伦坡会见科特拉瓦拉后，就了解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想到什么就往往自发而坦率地表达出来，因而大家认为他是个易于冲动的政治家。1956年当我接受要求在一本纪念他进行政治活动25周年的书上题词时，我写道，我认为他是我遇到的“最不讲外交的外交家”。
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
科特拉瓦拉走后，周恩来同我商量他第二天发言最好包括哪些内容。虽然他对科特拉瓦拉的回答和友好态度表示满意，他仍不便放弃答复权。尤其是因为他知道科特拉瓦拉的支持者并不都采取科特拉瓦拉本人的态度，他们很可能继续发表谴责“苏联殖民主义”的讲话。我能理解周所面临的困难，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苏联的亲密朋友。我说他的发言最好采取他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的同一方针，这一讲话据我了解由于语调友好得到了很好反应。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担心亲西方的代表团会利用周明天的发言来批评东方集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会议就可能成为冲突的冷战场所。这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避免的，因为会议的主要目的正是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休息。晚饭后我马上请一些有经验的高级官员和外交官到我家里来，要他们帮助我去劝说可能使第二天辩论激化的那些代表团的团长，以便使会议在各方节制下获得成功。当晚11时左右，他们汇报说：所接触到的各国代表团团长，总的说对情况表示相当程度的谅解。只有土耳其代表团团长的态度不明确。他的唯一反应是莞尔一笑。第二天，我怀着略感宽慰的心情召开了政治委员会。我知道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周恩来的答复。每个人显然都急于听他说些什么。但当我正要请周发言时，吴努突然要求就“有关议事程序问题”发言。我不得不同意这一要求。幸而他只是想使当天讨论进行得更顺利些。他向各国代表团团长呼吁，请他们在辩论时能表现克制，以保持相互谅解和尊重的气氛，而使会议获得成功。吴努从容不迫、真诚而简明的发言有一种权威的神情，对会议起了好的影响。接着科特拉瓦拉作简短声明，重复他昨天向周恩来所说的话，这使气氛更有所改善。科特拉瓦拉说，作为会议发起者之一，他肯定不想增添困难，更不愿看到会议失败。他强调他不准备提出动议或提议作为昨天发言的补充。我大为放心，笼罩会议的阴暗气氛开始明亮起来。
最后轮到周恩来了，这是每个人等待的时刻。会上顿时鸦雀无声，能听到的只是周的高嗓门和他的译员的声音。英语翻译得十分清晰明白，听起来似乎周是直接用英语而不是用华语说话。那些认定或希望周将对科特拉瓦拉的攻击进行强烈回击的代表当然感到十分失望。虽然周反驳了对他的强烈政治信仰的攻击，但采用的方式是如此巧妙和合乎外交手段，因而没有引起任何愤怒或争执。周再次向会议的参加者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这一点可以用以下发言摘要来说明。他说：“锡兰总理昨天提到新殖民主义，这一新的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所不能同意的……东欧各国的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一种社会制度，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提出新的解释并就此进行争论是无助于此次会议的。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尊重对方的意见而不要就此问题在会上进行争论，因为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不可能求得共同的理解，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如果把尼克松和周于1972年在上海发表的联合公报同1955年周的发言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周的观点是一贯的，并没有改变。在万隆也好，在上海也好，他都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但总是准备尊重别人的意见，始终忠实于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原则。周的发言成功地使会议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最重要部分是作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基础的十项原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万隆十项原则。
会议期间还有一件同周有关的重大事件。4月23日，我邀请尼赫鲁、科特拉瓦拉·穆罕默德·阿里、吴努、周恩来、旺亲王和罗慕洛在我的住宅共进午餐。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同周讨论当时的爆炸性问题即关于台湾的紧张局势问题，问在他看来应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周坚定地说明台湾是个内政问题，因为该岛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问题应该由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没有任何外国干预的情况下自行解决。但周也承认，只要美国军队继续占领台湾，和平解决是不能成功的。当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准备用战争手段把美国赶出台湾时，他回答说他不是这个意思。考虑到美国在台湾武装力量这一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同美国谈判，以求得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问周，他是否不反对把他刚才的声明公开宣布一下，这样不但美国而且渴望和平的全世界都能听到。正当亚非会议为缓和由冷战造成的紧张局势而寻找办法时，如果能在万隆发表这一声明将有重大意义。周同意了，于是我立刻把《自由报》和《印尼观察报》记者哈里斯·悉顿普尔找来，要他召集尽可能多的印尼和外国记者来听取周恩来的重要声明。许多记者很快聚焦到我的住宅，周向他们发表了下列简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一“热门新闻”迅速而广泛地在国际新闻界传开。很可惜，最直接有关和卷入的美国对此却一点也没有反应或评论。从周在万隆我的住宅提出谈判建议后，整整过了17年，才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来进行答复。也许在1955年时机还未成熟，当时形势同1972年显然有很大不同。1955年是杜勒斯这个顽固而僵硬的人在掌握美国的外交政策，而1972年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灵活而使人愉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基辛格决定的。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改变，周恩来为了他的政策取得胜利整整等了17年！（编辑 杨 琳）
（作者是外交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