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台湾“社会秩序维护条例”中“罚娼不罚嫖”的相关规定将于今年11月6日失效，为避免条例失效后的空窗期，台当局“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就相关事项进行讨论，“行政院长”吴敦义拍板定案，通过“四原则、五配套”等成人性交易管理规定：未来地方政府可于特定区域，规划性交易的合法场所，交易双方皆合法；特定区域外则严禁性交易，违者双方皆罚。
　　这一消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立法院”也质疑声浪不断，有“立委”甚至认为，不设性交易专区，恐将造成“全民皆娼、全岛皆娼，任何地方都能卖淫。”
　　要合理，还是要合法？
　　对于台湾的站街女来说，站街能自己挑选客人，而且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万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两万块），收入很是可观。但比起遇到有特殊癖好的客人，此前她们似乎更害怕警察。因为在台湾地区卖淫是非法，她们经常被警察拖到监狱关上几天，或者处以高达2.5万新台币的罚款。
　　性工作者权益组织认为，过去“罚娼不罚嫖”的做法一方面使性交易禁而不绝，另一方面不惩罚嫖客也暗示了买春的合法性，这一点很不公平。卖春应该得到像其他劳动一样的尊重和更好的工作条件。
　　“她们贡献社会，但社会却给她们最低的地位。这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有性工作者就认为，成年人两厢情愿的性交易，无论是性工作者或性消费者都不应因其行为本身被处罚，但是对于性交易营业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如公共卫生、地点、劳动保护、防范周边犯罪行为等，国家应采取适当有效的管理措施。另外，只有完全使性工作合法化，才能保护性工作者的安全和健康，使她们不受到皮条客和老鸨的剥削。
　　瑞典是第一个实施去罪化政策的国家。1999年，在西欧大肆推行卖淫合法化的同时，瑞典议会通过了一部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律，规定男人买春有罪，女人卖淫非罪。这一法律推翻了支持卖淫合法化理由的市场经济基础——男人女人金钱交换性服务是平等、私人的交易；同时，确立了一个新的道德原则，也是妇女卖淫去罪化的基础：嫖妓是对妇女的暴力侵害。
　　台湾妓女要求合法化的呼声一直存在，2009年，主张性交易合法的日日春协会来到“行政院”大门，要求修改社会秩序维护法不罚娼妓。
　　但是妇女权益组织却不这么认为。救援不幸少女与特殊境遇妇女、反对性交易的团体“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会长纪惠容在一次线上辩论会上表示，女性因为生存、男性因为欲望造就出来的行业，存在很大的性别歧视问题。在这一辩论会的网页上，可以看到网友更多的是站在反对性交易合法化的立场上。
　　出现卖淫的真正原因是国家无法善待弱势女性，社会纵容所谓的男性“原罪”而来的。因此这绝不是一项公平交易，更非一般劳动产业的交换关系。尤其涉及到公共卫生、性病流行的社会成本，以及对女性的精神伤害，绝对不亚于毒品的毒害。
　　尴尬的流莺
　　从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到战后，台湾曾有过有所谓的“公娼”，还发放过“妓女证”。1956年《台湾省管理妓女办法》公布时的伟大目标是：“二年内全部取缔完竣”！可是事实上的结果是“N年无成，流莺满地”！搞笑的是，管理妓女办法中明明规定“不得诱迫质卖妇女为妓女”，明明规定“不得强迫妓女接客”，可是台湾三峡地方的一个小养女，在1964年3月到12月短短八个月里，居然先后被辗转贩卖四次，贩卖的地点，都是“合法的”公娼！
　　1974年开始公娼逐渐因人权、法治等理由而废除。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得益于美国军人们的稳定光顾，台北的妓院和俱乐部曾有过一段繁荣。台湾在1979年与美国正式关系破裂以前有巨大的美国基地，而且在越战期间台湾曾是美军休闲和娱乐的目的地。1997年，台北市政府着重推动“禁娼”与“废娼”，同时性工作者“除罚化”也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支持。
　　然而，性交易合法化的政策出台后，国民党“立委”蒋孝严对于台当局“内政部”倾向接受“个体户”经营，又称“一楼一凤”的作法感到难以接受，他认为“一楼一凤”很可能和日租公寓结合，隐匿性高，造成相关单位难以管理查缉，他要求台当局“内政部”处理相关问题应该更加谨慎。
　　台湾民众也担心影响社会风气，害怕治安变差，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更忧虑哪天女性亲友恐在路上被精虫充脑的嫖客问价，甚至可能发生强暴的惨剧。也有人担心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以后公共医疗资金恐怕要大笔支出在泌尿感染、性病上了。
　　目前来看，台湾当局“内政部”定调性交易除罚化，拟准许个体户或小型工作室方式经营，反性剥削联盟痛批，社会对性交易政策根本未达成共识，台当局“内政部”草率端出政策，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