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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屈万里的经学研究以《诗经》《尚书》《易经》研究闻名，尤以《易经》研究创获最大，被李济赞誉为“当代中国经学第一人”。他的《易经》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将传统旧学（文字、历史、音韵、词汇、方言、经学、金石学）与当代新学（民俗学、人类学、目录学、甲骨学、二重证据法、新史学、学术史）兼融的典范；他的研究反映近代学术由疑古（疑宋、疑汉、疑先秦、疑上古）到释古（重建可信的古史）的努力。屈万里是晚清到当代学风的吸收者、转化者与创见者，确实开启了新的治《易》方法与园地，但它是起步，不是结束，正待后学继续完善。
关键词：屈万里 易经 甲骨学 民俗学 新史学 目录学
作者詹海云，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特聘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省鱼台县古亭镇人。七岁入私塾读四子书，父授以古文。闲暇圈读《毛诗》、韩昌黎文、《日知录》。高中，考进东鲁中学。该校只有文科班，教师都是一时硕彦。先生始習《尚书》《礼记》《说文解字》《明儒学案》。课暇，自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1928年入私立北平郁文学院挂名学习，常至附近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聆听名师讲课。先后听了马幼渔《经学史》、柯燕舲《文选》及胡适、余嘉锡、吴组斋、林公铎、孙人和等先生的课。并毕读梁任公《国学必读书目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9年屈万里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辍学返家，以后任职于图书机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1932年后因栾调甫介绍，他至王献唐处任山东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后护送山东图书馆藏书由济南—曲阜—宜昌—川东万县—乐山；抗战胜利后，协助蒋复璁整理南京图书馆藏图书；1949年后，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图书编目体例及汉学资料中心建立贡献厥伟。
1942年经王献唐先生推介，傅斯年先生录用，屈万里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助理。入台后，又为傅斯年延聘至“中央研究院”工作。以后升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于甲骨学贡献甚大。1950年屈万里始入台大执教，其后在台大、“中央图书馆”与“中研院”史语所三者间往来专兼职。在台大曾任中文系主任及所长，造育英才无数。
屈先生一生成就，可从“中研院”颁赠院士之因及当代考古学权威李济先生评价见出。据《中央日报》载“中研院”颁赠屈万里为院士时说：“先生对先秦史料之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目录校勘之学。”李济先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权威之一，在他的鼓励与切磋下，屈万里完成《殷墟书契考释》的垂名之作。他称赞屈万里是“当代中国经学第一人”，肯定屈万里结合甲骨文与经学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学研究的新道路。
一、屈万里治《易》之过程 [见英文版第120页，下同]
欲深刻了解屈万里先生治《易》特色须从其自学成学经过、《易》学著作、《易》学见解与方法之运用加以了解，以下分别述之。
（一）屈万里治《易》之准备及泛览旁涉之研究 [120]
屈万里自读中学时，即不喜宋明理学，尤其是理、气、性、命等问题。故其治《易》不以义理为主，自不从宋儒之路，专主考据、鉴别。屈万里于正规学校，由小学至大学，其自修及旁听之书目如下：《纲鉴易知录》《毛诗》《孟子》《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经学史》。由此可知其自学兴趣是在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学术史、当代学术发展均为其所重视。
任职之后，他在山东图书馆博览《周易》研究大家，泛观先秦典籍，注意考古学和民俗学，遍观文字学，兼及甲骨文。重庆中央图书馆时期，对图书版本学有进一步了解。并大量阅览《晋书》《隋书》（按：晋、隋时期为目录学体例建设时期，故屈万里应是着重《晋书·经籍志》与《隋书·经籍志》。）于宜宾李庄，屈万里任中研院助理时期，其熟读《尚书》《孝经》《老子》《楚辞》、旁及《左传》、《礼记》。于四川万县，屈万里每日两小时治《易》，余时则温习经子诸书。在乐山停居五月，或新读或重阅《周礼》《公羊传》《庄子》《荀子》《列子》《孙子》《吴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论衡》等书。
1944年在重庆时自拟一份“自修课程表”，将所读之书与课程规划如下：1.阅读甲骨文书籍——每日午前两小时之时间为之；2.阅读先秦经籍时间——每日午后以一小时半之时间为之（《国语》《左传》《逸周书》《国策》、诸子书）；3.阅读新出版书时间——每日午后以暇为之；4.治易时间——每年一、二、十一、十二四个月，每日晚间以二小时之时间为之；5.阅史书及杂志时间——每年三、四、九、十四个月，每日晚间以二小时之时间为之；6.温书时间——每日晨起至早饭前之时间为之。
由屈万里自习（学）诸书来看，其研究先秦史与专书（《易》《诗》《书》）之根底是十分坚固的，故其研究多有创发，正在泛观博览、反复阅读上。
屈先生教导学生则有下列垂训：1.为学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2.发掘问题，要于无字句处读。3.要重视原始资料。他说资料首重辨别真伪，图书宜要求版本优劣。又说，原始资料胜于传述资料。4.重要经典，如四书、五经最好熟读或诵。资料愈熟悉便能触类旁通，取之而左右逢其源。5.要深入了解先秦典籍和古器物铭文，一字一句都不要误解。6.引用资料要注意它产生的时代——是原始的，还是传述的。7.研究工作，须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行情，已达到什么水准，已解决自己想做的问题吗？不要重复，徒劳无功。屈万里如此提示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他在《周易》的研究也是如此。
最后，屈万里的《易》学研究也是符合他自己的三原则：一、绝对服从真理；二、绝不作意气之争；三、绝不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证据。
（二）从屈万里易学著作看其易学研究进程 [121] 笔者据刘兆祐《屈万里先生著述年表》、冯庆东《屈万里学术行年简谱》、骆伟《屈万里先生著述辑补》，整理了屈万里的论著。他发表《易》学论文始于1934年。其著述《易》学研究之进程：《周易》年代→卦爻辞中之习俗→汉石经《周易》考述（为梁丘氏作，非京房作）→卦爻辞成书时代（周武王）→易卦起源（龟卜说）→先秦汉魏易例（按：此书在台湾虽发表于1958-1959年，但王献唐已在其日记中说已见屈万里书，两人于1948年后均未谋面，则此书初稿当更早。）→周易古义补（订正杨树达《周易古义》）→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推衍与附会（先秦两汉的《易》说），继而求先秦两汉《易》说之体例，再对《易经》求其古义与集证，最后破除其推衍与附会，以尽量呈现《易经》之原貌。
附表列中标有“*”号，均表示屈万里易经研究有关之观点，研究屈万里先生研究《易经》看法的辅佐资料。细思其进程可发现是：古方言与民俗研究→重要观念（性命古训）的思考→与时贤切磋（了解《易》学的当代发展）→谥法、甲骨文的研究开始→十三經版本的鉴别与考据→《诗经》专书→殷周史研究→《尚书》篇章考订与尚书集释撰著→神话甲骨文研究（甲骨专著出版）并利用其研究经学→上古常见核心词汇（河、仁、岳）的研究古→史的重建与破坏的检讨→《史记》中先秦本纪的研究→西周史事探讨→先秦史料鉴别与文字运用→经义如何获得新解。
屈万里从接触当代新学风开始，进而研究十三经，再将范围缩小的殷周，直至西周史，并辅以甲骨文（文物资料）、《史记》（图书资料），回归到史料鉴别、字形字义的正确运用。但求对周易言之有据，于创新方法中，不违背古义及历史场景。集合屈万里的《易》，与辅证，就可见出其《易》学研究特色：不讲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不用没有证据的说法，服从真理。
二、屈万里《易》学研究运用的方法 [122]
王献唐曾说屈万里是当今版本（良窳）、鉴别（真伪）、考据（是非）三样兼而能的学者，故其学超越众人。此言甚是。以下试从石经、民俗、古史、文词简论之。
（一）石经治《易》的运用 [122]
石经是将文字刊刻在石碑上，由于儒家经书是最早刊刻在石碑上，故称刊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为石经。儒家经典刊刻在石碑上最早在东汉末期。为了解决两汉以来儒者说经上家法、师法及今文、古文不同，以及“（东汉）光武中兴，采求遗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衰矣！……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等怪异现象。为了解决经文漫无标准，防止被漆书经字以偷改经文。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乃诏蔡邕等诸儒正定五经，用隶书刻于石碑，使后儒后学，“咸取正焉”。此碑刻石经刊刻完成于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种。
汉熹平石经刻成后，于公元190年毁于董卓之乱，到了唐代几已完全不复存在。宋代以后陆续有残存石碑出土，引起学者注意，渐渐形成石经学。近人张国淦（1876-1959）说：“自来言石经者，一考源流，一考文字。其考源流者，如顾氏炎武《石经考》……其考文字者，如省翁氏方纲《汉石经残字考》……”
王献唐将所得汉石经残字交予屈万里研究，屈万里先后写成《汉魏石经残字》二卷、《汉魏石经残字校录》一卷、《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三卷、《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旧雨楼藏汉石经残字辨伪》《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考——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由此看来，屈万里石经学是由校录、集证（考文字）再到旧雨楼藏汉石经之辨伪及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所作（即考源流，知真伪），兼有石经学研究之全部。
在考文字上，屈万里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三卷的体例是：“卷一‘论证’。（汉石经之刊刻及经数碑刻；汉石经之毁废与隋唐时代所传之旧搨本；唐宋时代汉石经之发现与著录；汉石经《周易》残字之发现与著录；汉石经《周易》之篇第；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卷二‘校文’，卷三‘汉石经碑周易部分复原图’。”
此书《自序》又说：
宋代虽有汉石经残石之发现，然未见《周易》只字。民国十一年后，汉石经《周易》残石，始陆续出土。迄抗战军兴之前，众家所著录者，已达千字以上。……欲知今本《周易》与汉石经本篇第章次之异同及有无衍文、夺文，必先从事汉石经碑图之复原。而此乃最为繁剧之工作。幸有张氏《汉石经碑图》一书，俾为蓝本，乃省却不少日力。然校核修正，亦颇费经营。
他又指出，整理《周易》汉石经，对于《易》学研究有以下贡献：确定汉石经《周易》十二篇之内容为：《经》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与宋人吕祖谦所定本正同；确定汉石经《易经》之底本为“梁氏丘易”；汉石经《易经》之篇第章次均与王弼注本不同，可据以订正传世本之误；汉石经《易经》每碑之行数、字数皆有一定，据此可推知其他各经应亦相同，且可用以校勘唐石经（开成石经）之误。
方若的《旧雨楼藏汉石经拓本》，经徐森玉、蒋谷孙两先生鉴定，皆谓非伪书。起初，屈万里撰《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1961年）亦曾使用该书作为校勘之数据，但后来发觉其字体、行款太过一致，似为一人所作。再后来，在其《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发现一个错字（即诘、诰的形近致伪）于是提出四点证据证明《旧雨楼藏汉石经》为伪书。此四点证据为：（1）字体全同，不符宋、洪适《隶释》所云，“熹平石经非出一人之手。”故其笔法不应全同。（2）碑数因行数不同而确定。王国维认为汉石经有46碑，张国淦《汉石经碑图》据之，但屈万里考证《尚书》时，即发现每碑行数非如王、张所言，但方若据之，故证明其伪。（3）碑文位置有别，屈万里曾复原《尚书》残石碑图，发现旧雨楼的碑图有原两块碑文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4）经文误字的沿用：《尚书·吕刑》篇“度作刑以诘四方”，其中“诘”字旧雨楼本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七改为“诰”，然而孙氏之说乃是根据了《困学纪闻》的误本，所以是一错再错。 因此，以后他就不用《旧雨楼汉石经》本作为校勘“周易残字”的参考。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为当代金石大家，认为汉熹平石经当为京氏本。其证据为：（1）“熹平石经之例，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诗》《公羊》《论语》诸石经都是如此。以此类推，《周易》也应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2）《家人》至《小过》，及《蹇》《兑》《系辞》的特殊用字（如：欿、崩、劓刽、先），据陆德明《释文》考证，全与京氏本同。屈先生则从（1）马氏所见汉熹平石经之残石不够全面，如：张溥泉与山东图书馆之汉熹平石经之残石，马衡都未见；（2）《家人》至《小过》，及《蹇》《说》的特殊用字（如：欿、崩、劓刽、先）或非京氏一家所专（如：欿），或京氏用字错误（如：崩、劓刽），或正好证明熹平石经本与京氏本为两个不同版本；（3）依马衡“熹平石经之例，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山东省立图书馆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反面的《杂卦传》及校勘记残字，都有“易经梁”三字。而马衡所考证之熹平石经背面校勘记有“施、孟、京氏”却无“梁丘”，故可证熹平石经当为梁丘氏才合石经义例。屈先生之发现不仅解决熹平石经之著作权，且对汉《易》全貌之复原推进了一步。
（二）民俗治《易》的运用 [126]
屈万里重视民俗与治《易》有很密切关系，他认为易源于龟卜（占卜），周多用筮问。他说：
易之为书，只为占筮而设，……盖古人迷信甚深，事事必证于卜筮，甲骨刻辞无论矣，即就《仪礼》及《国语》《左传》诸书觇之，犹可见两周时代求神问卜之情状。此《周礼》书中，所以有太卜专官，以掌三易之法也。《易》之用为占筮，《易》之辞亦无奥义。……故其书在语文递变后之今日读之，固觉聱牙诘屈，而在当时，要必老妪都解。盖占筮所以供众用，其辞其义不应奥衍鸿深，致使天下无一解人也。
因此，1943年他发表《周易爻辞中之习俗》即列举《周易》爻辞中可以民俗加以解说者凡六事，作为民俗解《易》的运用，并认为“以民俗解经有涣然冰释之乐”。《周易·系辞传》：“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屈万里认为即台湾原住民的独木舟。《周易·井卦·象传》：“君子以劳民劝相”，屈万里除了参考《荀子·成相》同文，以及《礼记·曲礼上》：“邻有丧，舂不相”外，更直指“相”即原住民的“杵歌”。此既是民俗，也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反映。
（三）以先秦史治《易》的运用 [127]
屈万里利用先秦史及《史记》的资料解释前代学者对《周易》的误解，最有名的例子是他津津乐道的“载鬼一车”。《周易·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此句，历来《易》学大家都不解，通常把鬼当作鬼神解，如：
孔颖达《周易正义》：“鬼魅盈车，怪异之甚也。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未至于治，先见殊怪。故又见载鬼一车。”依孔说，鬼，怪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乖离至极必合。然太平之前必有殊怪之事。
程颐《程氏易传》：“上居卦之极，睽之极也；阳刚居上，刚之极也；在离之上，用明之极也。明极则过察而多疑。上之与三，虽为正应，然居睽极，無所不疑。鬼本无形，见载之一车，言其以无为有，妄之极也。”据伊川意，鬼是“明极则过察而多疑”（疑心生暗鬼）又是“鬼本无形，见载之一车”说明此时已产生“妄想症”了。
朱子《周易本义》说：“载鬼一车，以无为有”是“猜狠而（导致）乖离（于他人）。”虽然孔、程、朱三人都极力用《睽》卦“乖离”和“上六”之位置企图合理解释“载鬼一车”的“怪异”“虚妄”“多疑”，但都是“以己意臆测之”。而《扬雄·解嘲》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善注引刘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刘良注曰：“是知高明富贵之家，鬼神窥望其室，将害其盈满之志矣。”到了明代程登吉《幼学琼林·释道鬼神》则将“载鬼一车”与“鬼瞰其室”结合起来，警惕高明之家切勿盈满招致恶鬼到来。因而有“妄诞之言，载鬼一车；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语。
屈万里从上九全文看此爻之解释应为吉，非凶。《睽·上九》：“睽孤，见豕负途。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全句有“豕”，有“雨”，有“匪寇婚媾”有“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认为此皆表婚姻之意。屈万里从古代抢婚，婚礼宰豕庆祝，民家普遍养豕以犾营养思考。先是用川俗释鬼，继而用古音说鬼，企图得一合理解释。《周易集释初稿·睽卦》“上九：载鬼一车”，条下注云：
（1）杜甫《遣闷诗》：“家家养乌鬼。”《漫叟诗话》：“川人家家养猪，每呼猪作乌鬼声，故谓之乌鬼。”（笔者按：此说鬼有猪义，从方言民俗证之。）
（2）鬼，疑作贿。《诗·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毛《传》：“贿，财也。”《左传·文公十二年》：“厚贿之。”杜《注》：“贿，赠送也。”是义与馈通。按贿从有声，古音与九近，鬼古音亦读如九。《礼记·明堂位》：“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则“鬼”字盖“贿”字之讹也。（笔者按：从音韵字与古书旁证之。）
其后，屈万里又提出“鬼”除了“猪”“贿（财）”，还有“馈（赠）”的可能，他说：《尚书·酒诰》：“尔尚克羞馈祀。”《诗经·伐木》：“陈睽八簋。”高诱注《国策》云：“吴谓食为馈。”郑注《周礼》“笾人”云：“馈食，孰荐也。”鬼，读与馈同。
再往后，他的古史（先秦史）知识触发了他的灵感，他认为“载鬼一车”应是“载了一车鬼方的人”（来求婚，办喜事），并以此为正确解释。他说：
鬼，鬼方之人也。鬼所居之处曰鬼方，其人则谓之鬼。犹羌人所居之处曰羌方。而甲骨文及《诗经》中言羌人则但曰羌，言蛮人则曰蛮也（苗、狄、荆、氐……）。鬼方为殷纣之患，故疑其为寇，而不知此一车之鬼，实来为婚媾者也。三十七、二、十六晨起偶记。
屈万里解释《易经》从方言、民俗、音韵、字义、古籍到古史逐一追求，一步步化解心中疑团，最终还是以回归当时历史情境为最后依据。
关键词：屈万里 易经 甲骨学 民俗学 新史学 目录学
作者詹海云，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特聘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山东省鱼台县古亭镇人。七岁入私塾读四子书，父授以古文。闲暇圈读《毛诗》、韩昌黎文、《日知录》。高中，考进东鲁中学。该校只有文科班，教师都是一时硕彦。先生始習《尚书》《礼记》《说文解字》《明儒学案》。课暇，自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1928年入私立北平郁文学院挂名学习，常至附近中国大学、北京大学聆听名师讲课。先后听了马幼渔《经学史》、柯燕舲《文选》及胡适、余嘉锡、吴组斋、林公铎、孙人和等先生的课。并毕读梁任公《国学必读书目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9年屈万里任鱼台县图书馆馆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辍学返家，以后任职于图书机构、“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1932年后因栾调甫介绍，他至王献唐处任山东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后护送山东图书馆藏书由济南—曲阜—宜昌—川东万县—乐山；抗战胜利后，协助蒋复璁整理南京图书馆藏图书；1949年后，担任“中央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图书编目体例及汉学资料中心建立贡献厥伟。
1942年经王献唐先生推介，傅斯年先生录用，屈万里任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助理。入台后，又为傅斯年延聘至“中央研究院”工作。以后升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于甲骨学贡献甚大。1950年屈万里始入台大执教，其后在台大、“中央图书馆”与“中研院”史语所三者间往来专兼职。在台大曾任中文系主任及所长，造育英才无数。
屈先生一生成就，可从“中研院”颁赠院士之因及当代考古学权威李济先生评价见出。据《中央日报》载“中研院”颁赠屈万里为院士时说：“先生对先秦史料之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及甲骨文之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目录校勘之学。”李济先生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权威之一，在他的鼓励与切磋下，屈万里完成《殷墟书契考释》的垂名之作。他称赞屈万里是“当代中国经学第一人”，肯定屈万里结合甲骨文与经学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学研究的新道路。
一、屈万里治《易》之过程 [见英文版第120页，下同]
欲深刻了解屈万里先生治《易》特色须从其自学成学经过、《易》学著作、《易》学见解与方法之运用加以了解，以下分别述之。
（一）屈万里治《易》之准备及泛览旁涉之研究 [120]
屈万里自读中学时，即不喜宋明理学，尤其是理、气、性、命等问题。故其治《易》不以义理为主，自不从宋儒之路，专主考据、鉴别。屈万里于正规学校，由小学至大学，其自修及旁听之书目如下：《纲鉴易知录》《毛诗》《孟子》《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汉书》《三国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经学史》。由此可知其自学兴趣是在历史，尤其是政治史、学术史、当代学术发展均为其所重视。
任职之后，他在山东图书馆博览《周易》研究大家，泛观先秦典籍，注意考古学和民俗学，遍观文字学，兼及甲骨文。重庆中央图书馆时期，对图书版本学有进一步了解。并大量阅览《晋书》《隋书》（按：晋、隋时期为目录学体例建设时期，故屈万里应是着重《晋书·经籍志》与《隋书·经籍志》。）于宜宾李庄，屈万里任中研院助理时期，其熟读《尚书》《孝经》《老子》《楚辞》、旁及《左传》、《礼记》。于四川万县，屈万里每日两小时治《易》，余时则温习经子诸书。在乐山停居五月，或新读或重阅《周礼》《公羊传》《庄子》《荀子》《列子》《孙子》《吴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论衡》等书。
1944年在重庆时自拟一份“自修课程表”，将所读之书与课程规划如下：1.阅读甲骨文书籍——每日午前两小时之时间为之；2.阅读先秦经籍时间——每日午后以一小时半之时间为之（《国语》《左传》《逸周书》《国策》、诸子书）；3.阅读新出版书时间——每日午后以暇为之；4.治易时间——每年一、二、十一、十二四个月，每日晚间以二小时之时间为之；5.阅史书及杂志时间——每年三、四、九、十四个月，每日晚间以二小时之时间为之；6.温书时间——每日晨起至早饭前之时间为之。
由屈万里自习（学）诸书来看，其研究先秦史与专书（《易》《诗》《书》）之根底是十分坚固的，故其研究多有创发，正在泛观博览、反复阅读上。
屈先生教导学生则有下列垂训：1.为学须“大处着眼，小处着手”。2.发掘问题，要于无字句处读。3.要重视原始资料。他说资料首重辨别真伪，图书宜要求版本优劣。又说，原始资料胜于传述资料。4.重要经典，如四书、五经最好熟读或诵。资料愈熟悉便能触类旁通，取之而左右逢其源。5.要深入了解先秦典籍和古器物铭文，一字一句都不要误解。6.引用资料要注意它产生的时代——是原始的，还是传述的。7.研究工作，须了解国际学术界的行情，已达到什么水准，已解决自己想做的问题吗？不要重复，徒劳无功。屈万里如此提示学生，也如此要求自己，他在《周易》的研究也是如此。
最后，屈万里的《易》学研究也是符合他自己的三原则：一、绝对服从真理；二、绝不作意气之争；三、绝不用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增强自己的证据。
（二）从屈万里易学著作看其易学研究进程 [121] 笔者据刘兆祐《屈万里先生著述年表》、冯庆东《屈万里学术行年简谱》、骆伟《屈万里先生著述辑补》，整理了屈万里的论著。他发表《易》学论文始于1934年。其著述《易》学研究之进程：《周易》年代→卦爻辞中之习俗→汉石经《周易》考述（为梁丘氏作，非京房作）→卦爻辞成书时代（周武王）→易卦起源（龟卜说）→先秦汉魏易例（按：此书在台湾虽发表于1958-1959年，但王献唐已在其日记中说已见屈万里书，两人于1948年后均未谋面，则此书初稿当更早。）→周易古义补（订正杨树达《周易古义》）→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推衍与附会（先秦两汉的《易》说），继而求先秦两汉《易》说之体例，再对《易经》求其古义与集证，最后破除其推衍与附会，以尽量呈现《易经》之原貌。
附表列中标有“*”号，均表示屈万里易经研究有关之观点，研究屈万里先生研究《易经》看法的辅佐资料。细思其进程可发现是：古方言与民俗研究→重要观念（性命古训）的思考→与时贤切磋（了解《易》学的当代发展）→谥法、甲骨文的研究开始→十三經版本的鉴别与考据→《诗经》专书→殷周史研究→《尚书》篇章考订与尚书集释撰著→神话甲骨文研究（甲骨专著出版）并利用其研究经学→上古常见核心词汇（河、仁、岳）的研究古→史的重建与破坏的检讨→《史记》中先秦本纪的研究→西周史事探讨→先秦史料鉴别与文字运用→经义如何获得新解。
屈万里从接触当代新学风开始，进而研究十三经，再将范围缩小的殷周，直至西周史，并辅以甲骨文（文物资料）、《史记》（图书资料），回归到史料鉴别、字形字义的正确运用。但求对周易言之有据，于创新方法中，不违背古义及历史场景。集合屈万里的《易》，与辅证，就可见出其《易》学研究特色：不讲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不用没有证据的说法，服从真理。
二、屈万里《易》学研究运用的方法 [122]
王献唐曾说屈万里是当今版本（良窳）、鉴别（真伪）、考据（是非）三样兼而能的学者，故其学超越众人。此言甚是。以下试从石经、民俗、古史、文词简论之。
（一）石经治《易》的运用 [122]
石经是将文字刊刻在石碑上，由于儒家经书是最早刊刻在石碑上，故称刊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为石经。儒家经典刊刻在石碑上最早在东汉末期。为了解决两汉以来儒者说经上家法、师法及今文、古文不同，以及“（东汉）光武中兴，采求遗文，补缀漏逸。……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衰矣！……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等怪异现象。为了解决经文漫无标准，防止被漆书经字以偷改经文。汉灵帝熹平四年（175）乃诏蔡邕等诸儒正定五经，用隶书刻于石碑，使后儒后学，“咸取正焉”。此碑刻石经刊刻完成于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7种。
汉熹平石经刻成后，于公元190年毁于董卓之乱，到了唐代几已完全不复存在。宋代以后陆续有残存石碑出土，引起学者注意，渐渐形成石经学。近人张国淦（1876-1959）说：“自来言石经者，一考源流，一考文字。其考源流者，如顾氏炎武《石经考》……其考文字者，如省翁氏方纲《汉石经残字考》……”
王献唐将所得汉石经残字交予屈万里研究，屈万里先后写成《汉魏石经残字》二卷、《汉魏石经残字校录》一卷、《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三卷、《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旧雨楼藏汉石经残字辨伪》《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考——跋张溥泉先生藏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由此看来，屈万里石经学是由校录、集证（考文字）再到旧雨楼藏汉石经之辨伪及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所作（即考源流，知真伪），兼有石经学研究之全部。
在考文字上，屈万里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三卷的体例是：“卷一‘论证’。（汉石经之刊刻及经数碑刻；汉石经之毁废与隋唐时代所传之旧搨本；唐宋时代汉石经之发现与著录；汉石经《周易》残字之发现与著录；汉石经《周易》之篇第；汉石经《周易》为梁丘氏本），卷二‘校文’，卷三‘汉石经碑周易部分复原图’。”
此书《自序》又说：
宋代虽有汉石经残石之发现，然未见《周易》只字。民国十一年后，汉石经《周易》残石，始陆续出土。迄抗战军兴之前，众家所著录者，已达千字以上。……欲知今本《周易》与汉石经本篇第章次之异同及有无衍文、夺文，必先从事汉石经碑图之复原。而此乃最为繁剧之工作。幸有张氏《汉石经碑图》一书，俾为蓝本，乃省却不少日力。然校核修正，亦颇费经营。
他又指出，整理《周易》汉石经，对于《易》学研究有以下贡献：确定汉石经《周易》十二篇之内容为：《经》上、下，《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与宋人吕祖谦所定本正同；确定汉石经《易经》之底本为“梁氏丘易”；汉石经《易经》之篇第章次均与王弼注本不同，可据以订正传世本之误；汉石经《易经》每碑之行数、字数皆有一定，据此可推知其他各经应亦相同，且可用以校勘唐石经（开成石经）之误。
方若的《旧雨楼藏汉石经拓本》，经徐森玉、蒋谷孙两先生鉴定，皆谓非伪书。起初，屈万里撰《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1961年）亦曾使用该书作为校勘之数据，但后来发觉其字体、行款太过一致，似为一人所作。再后来，在其《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发现一个错字（即诘、诰的形近致伪）于是提出四点证据证明《旧雨楼藏汉石经》为伪书。此四点证据为：（1）字体全同，不符宋、洪适《隶释》所云，“熹平石经非出一人之手。”故其笔法不应全同。（2）碑数因行数不同而确定。王国维认为汉石经有46碑，张国淦《汉石经碑图》据之，但屈万里考证《尚书》时，即发现每碑行数非如王、张所言，但方若据之，故证明其伪。（3）碑文位置有别，屈万里曾复原《尚书》残石碑图，发现旧雨楼的碑图有原两块碑文字刻在同一块石碑上。（4）经文误字的沿用：《尚书·吕刑》篇“度作刑以诘四方”，其中“诘”字旧雨楼本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七改为“诰”，然而孙氏之说乃是根据了《困学纪闻》的误本，所以是一错再错。 因此，以后他就不用《旧雨楼汉石经》本作为校勘“周易残字”的参考。
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为当代金石大家，认为汉熹平石经当为京氏本。其证据为：（1）“熹平石经之例，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诗》《公羊》《论语》诸石经都是如此。以此类推，《周易》也应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2）《家人》至《小过》，及《蹇》《兑》《系辞》的特殊用字（如：欿、崩、劓刽、先），据陆德明《释文》考证，全与京氏本同。屈先生则从（1）马氏所见汉熹平石经之残石不够全面，如：张溥泉与山东图书馆之汉熹平石经之残石，马衡都未见；（2）《家人》至《小过》，及《蹇》《说》的特殊用字（如：欿、崩、劓刽、先）或非京氏一家所专（如：欿），或京氏用字错误（如：崩、劓刽），或正好证明熹平石经本与京氏本为两个不同版本；（3）依马衡“熹平石经之例，以一家为主，而著他家异同于后”。山东省立图书馆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反面的《杂卦传》及校勘记残字，都有“易经梁”三字。而马衡所考证之熹平石经背面校勘记有“施、孟、京氏”却无“梁丘”，故可证熹平石经当为梁丘氏才合石经义例。屈先生之发现不仅解决熹平石经之著作权，且对汉《易》全貌之复原推进了一步。
（二）民俗治《易》的运用 [126]
屈万里重视民俗与治《易》有很密切关系，他认为易源于龟卜（占卜），周多用筮问。他说：
易之为书，只为占筮而设，……盖古人迷信甚深，事事必证于卜筮，甲骨刻辞无论矣，即就《仪礼》及《国语》《左传》诸书觇之，犹可见两周时代求神问卜之情状。此《周礼》书中，所以有太卜专官，以掌三易之法也。《易》之用为占筮，《易》之辞亦无奥义。……故其书在语文递变后之今日读之，固觉聱牙诘屈，而在当时，要必老妪都解。盖占筮所以供众用，其辞其义不应奥衍鸿深，致使天下无一解人也。
因此，1943年他发表《周易爻辞中之习俗》即列举《周易》爻辞中可以民俗加以解说者凡六事，作为民俗解《易》的运用，并认为“以民俗解经有涣然冰释之乐”。《周易·系辞传》：“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屈万里认为即台湾原住民的独木舟。《周易·井卦·象传》：“君子以劳民劝相”，屈万里除了参考《荀子·成相》同文，以及《礼记·曲礼上》：“邻有丧，舂不相”外，更直指“相”即原住民的“杵歌”。此既是民俗，也是原始生活方式的反映。
（三）以先秦史治《易》的运用 [127]
屈万里利用先秦史及《史记》的资料解释前代学者对《周易》的误解，最有名的例子是他津津乐道的“载鬼一车”。《周易·睽卦》：“上九：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此句，历来《易》学大家都不解，通常把鬼当作鬼神解，如：
孔颖达《周易正义》：“鬼魅盈车，怪异之甚也。至睽将合，至殊将通，未至于治，先见殊怪。故又见载鬼一车。”依孔说，鬼，怪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乖离至极必合。然太平之前必有殊怪之事。
程颐《程氏易传》：“上居卦之极，睽之极也；阳刚居上，刚之极也；在离之上，用明之极也。明极则过察而多疑。上之与三，虽为正应，然居睽极，無所不疑。鬼本无形，见载之一车，言其以无为有，妄之极也。”据伊川意，鬼是“明极则过察而多疑”（疑心生暗鬼）又是“鬼本无形，见载之一车”说明此时已产生“妄想症”了。
朱子《周易本义》说：“载鬼一车，以无为有”是“猜狠而（导致）乖离（于他人）。”虽然孔、程、朱三人都极力用《睽》卦“乖离”和“上六”之位置企图合理解释“载鬼一车”的“怪异”“虚妄”“多疑”，但都是“以己意臆测之”。而《扬雄·解嘲》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善注引刘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谦。”刘良注曰：“是知高明富贵之家，鬼神窥望其室，将害其盈满之志矣。”到了明代程登吉《幼学琼林·释道鬼神》则将“载鬼一车”与“鬼瞰其室”结合起来，警惕高明之家切勿盈满招致恶鬼到来。因而有“妄诞之言，载鬼一车；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语。
屈万里从上九全文看此爻之解释应为吉，非凶。《睽·上九》：“睽孤，见豕负途。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全句有“豕”，有“雨”，有“匪寇婚媾”有“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认为此皆表婚姻之意。屈万里从古代抢婚，婚礼宰豕庆祝，民家普遍养豕以犾营养思考。先是用川俗释鬼，继而用古音说鬼，企图得一合理解释。《周易集释初稿·睽卦》“上九：载鬼一车”，条下注云：
（1）杜甫《遣闷诗》：“家家养乌鬼。”《漫叟诗话》：“川人家家养猪，每呼猪作乌鬼声，故谓之乌鬼。”（笔者按：此说鬼有猪义，从方言民俗证之。）
（2）鬼，疑作贿。《诗·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毛《传》：“贿，财也。”《左传·文公十二年》：“厚贿之。”杜《注》：“贿，赠送也。”是义与馈通。按贿从有声，古音与九近，鬼古音亦读如九。《礼记·明堂位》：“鬼侯”，《史记·殷本纪》作“九侯”，则“鬼”字盖“贿”字之讹也。（笔者按：从音韵字与古书旁证之。）
其后，屈万里又提出“鬼”除了“猪”“贿（财）”，还有“馈（赠）”的可能，他说：《尚书·酒诰》：“尔尚克羞馈祀。”《诗经·伐木》：“陈睽八簋。”高诱注《国策》云：“吴谓食为馈。”郑注《周礼》“笾人”云：“馈食，孰荐也。”鬼，读与馈同。
再往后，他的古史（先秦史）知识触发了他的灵感，他认为“载鬼一车”应是“载了一车鬼方的人”（来求婚，办喜事），并以此为正确解释。他说：
鬼，鬼方之人也。鬼所居之处曰鬼方，其人则谓之鬼。犹羌人所居之处曰羌方。而甲骨文及《诗经》中言羌人则但曰羌，言蛮人则曰蛮也（苗、狄、荆、氐……）。鬼方为殷纣之患，故疑其为寇，而不知此一车之鬼，实来为婚媾者也。三十七、二、十六晨起偶记。
屈万里解释《易经》从方言、民俗、音韵、字义、古籍到古史逐一追求，一步步化解心中疑团，最终还是以回归当时历史情境为最后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