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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票号：信用缔造的金融奇迹
在山西平遥百川通票号铺面上有一副楹联：
障百川而东之，九府流泉资利赖；
是通国所宝也，三关平准试经纶。
正如这副楹联所言，山西票号自诞生以来，障“百川”而“东”去，首开中国埠际汇兑、汇票专营之举，短短十几年间，山西票号不断在各地开设分号，发展成为“辐辏八方”并具有现代银行意义的金融网络。对于整个中国的异地货币清算来说，开始了由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清算为主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形下，山西票商们仅仅依靠家族、地域、信仰建立的商业信用，缔造了一个叹为观止的金融奇迹。
(一)山西票号的出现及其历史背景
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总是会有息息相关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作为支撑。山西票号也不例外。工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产生了金融的渴望，山西商帮多年经营的丰厚积累，无疑满足了历史发展的需求。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工商业发展中遇到自有资本不足的困难，迫切需要融资来源；贸易领域的扩大，引起埠间货币流通的需要；长途运输大量现钞风险加大，仅凭镖局难以保障安全。因此，一个资金融通机构的出现成为必然。
同时，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汇票、帐局、民信局等，为这样一个新的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汇票出现时已经有了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的区分；帐局更是为票号提供了借贷最初的形态，“闻帐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黄鉴晖编著《山西票号史料》)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山西商人多年在外经商，一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另一方面，晋商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商人会馆也随处可见，天然的形成了信息、资金传送的网络。更重要的是，长期贸易使山西商人建立了可靠的商业信用。由此，山西票号的出现成为必然，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道光初年，坐落在平遥城里赫赫有名的“西裕成”颜料庄，审银行融通之时，度社会动荡之势，增加资本，改行从事票号汇兑业务，更名“日升昌”——山西票号就此诞生。时人对票号多有称颂(石生泉《平遥票号史》)：
汇者，归一也；兑者，两平也。其中之接济流通，无满无溢。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成宜，虽则迢遥千里外，亦犹方寸咫尺间。转运通而接济有方，库储充而度支自裕。左宜右者，以逸待劳，是大有裨益于国计民生者，岂与寻常商贾可比哉?吾闻深藏若虚，良贾之图惟綦慎。而汇兑者有形无形之经画，或隐或现之机宜，声气之相惑，乡音之互通，诚能审其致力之所在。斯位置不敢自卑，不然骄慢成习，锱铢必较，返新何堪自问乎?夫益己莫先于利人。苟能以天下之财为财，是汇兑即所以利于天下也。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诚足为天下之良图……
(二)山西票号金融网络的建立
此后，山西票号经历了最初发展的三十年，由于此时与京津地区、江浙地区、俄罗斯、蒙古的商业往来增多，逐渐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并以此为核心，向全国各地乃至周边邻国广设分号，“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随着贸易的扩展，“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分号集中的四大中心”；直至清朝晚期，山西票号达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极盛时期。据统计，在国内，山西票号总号、分号共有647家，南至香港，北抵库伦，东涉上海，西跨新疆；在国外，山西票号的分号开设于蒙古、日本、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地。1907年，合盛元票号日本设庄，开启了中国银行业国外设庄之先。
(三)山西票号发展中不协调的社会环境
汇通天下的票号网点，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足够广阔的平台，及时、迅速的输送着金融的血液。而这一先进金融网络的诞生，与同期的社会、法律客观环境而言，却未能得到步调一致的制度保障。
首先，在一个尚没有关于信用评级制度的社会中，并没有量化的考核指标，借贷双方都难以掌握对方的信用情况。如何判断一方的信用情况，以至于顾客可以把钱放心的存入一家票号，票号是否敢于放款，以及异地取款凭借什么可以顺利完成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作为一家民间的金融机构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
其次，明清时期的法律尚不健全，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契约约束非常少。因此，作为国家暴力机器之一的法庭并不能够提供严格的控制，一旦发生借贷摩擦，往往弱势群体会受到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借贷业的发展。而山西票号，只好在这种缺失法律保障的真空里，自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来平衡借贷双方的势力差距，以自身的商业信用和人格信用作为保障。
第三，票号和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这种关系尽管在票号最初发展的时候成为其扶植票号的力量，但后期却成为山西票号发展的桎梏之一。作为民间金融组织，山西票号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压力，成为政府借贷自如的“国库银行”。一方面，山西票号的总号距离北京很近，方便中央机关大规模的存取。例如清末向外国的赔款多来源于山西票号，这种数额巨大的赔款，直接打击了山西票号作为“护本”的资本金。另一方面，山西票号在各地都有分号，同时也是当地最显赫的商业金融组织，自然成为了地方政府很依赖的资金来源。
因此，在制度没有同步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崇尚信义的山西票商们，只能通过软性的信用机制约束而维持，建立自身一系列的信用体系：关于商业、人格等等，昭示世人，进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叹为观止的民间金融体系，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
二、票号信用机制的形成和信号释放
(一)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机制的形成和实施对于一个借贷为主的民间金融组织，具有非凡的意义。博弈论的分析认为，信用机制的形成和自我执行是因为存在民间的道德约束和严厉的惩罚后果。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角度来说，对于外界，信用机制必须努力让委托人建立起可靠有效的信念，一旦违反，对方将出现严酷的“触发策略”。
在票号信用机制的建立过程初期，票号是先行动者，顾客要依据票号的行动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票号会不断地向顾客传递自己可信度的信号，例如，票号的各种严格的号规、保密押密制度、对员工的教育、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等等，这些信号告知世人，该票号有能力抵御风险、诚信卓著。随着各种信任的信号不断传递出来，同时又凭借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文化的联系，票号的声誉逐渐建立起来。这其中，信任信息的释放与传递，对于票号这一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信用机制形成，便有 了自我执行能力，信用机制日益稳固，成为支撑整个票号业发展的精神内核。
(二)山西票号信用机制的信号释放
上文的理论模型指出，山西票号建立信用机制的过程是不断地释放信任信号的过程。这些信号从票号经营的各个制度方面发出，从不同的角度告知天下：山西票号之可靠。
1、山西票号严格的经营管理规章
票号的经营管理规章，俗称为“号规”。在山西票号的经营者看来，“凡事之首要，箴视为先。始不箴视，后头难齐”；“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因此，票号的经营者对票号都会制定严格的号规。
黄鉴晖先生在《山西票号史》中以大得通票号1884年至1921年间的六份号规为例进行分析，例如，关于“经营方针和借贷政策”方面的号规要求分庄初设时，一般只做汇兑，半年后市面渐熟，再做存放；票号放款以大商号为主，而且规定最高限额等等。再比如，“经营管理与纪律”方面的号规更加严格：禁止亲友浮借和为客户担保；资本家不准向本号推荐员工；分号“不准私分厚道，致滋舞弊也”；不准向客户暂借拖欠；向家捎物要经总号转寄……这些号规制度都反映出大得通票号在开设分号经营时谨小慎微，对顾客严谨负责，内部管制的约束也是票号反映在外部形象的一个方面，这也正是作为一个民间金融组织，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树立可靠信用形象，吸引外部资金来源和业务的最基本层面。
2、山西票号用人制度体现出可信程度
首先是对员工的选择。
遴选的工作从招收学徒开始。学徒多为本乡人，并且必须由殷实铺号荐举，经本号负责人考核祖上三代身世，然后又有关于智力和文字的笔试和口试，最终决定取舍。进号学徒还有三年的试用期，票号认为不合格者，即予以辞退。这种“教养同人”的学徒选择方式，有利于在保持票号人际关系和信任关系稳定的前提下，选择优秀而可靠的人才，并且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因此，时人评价：“山西票庄营业，自清初迄今，其同业间未闻有危险之事，未始非雇佣人之限制，有以绝其弊端耳”。
其次是对员工的培养。
按票号规定，被录人员进号须学徒满三年，其间无论离家远近，一律住在号内。除日常杂活外，学徒主要的业务为练习写字、打算盘、背“平码银色折”等，这是做生意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为了业务上的需要，有些设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号还要求职工必须通晓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利用业余时间请人教授。“其在蒙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先生徒无其勤也。”
对员工的严格培养无形中也成为增加相互信任的一种机制。因为几年的培训增添了学徒的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其在所受培训的特定工作中驾轻就熟，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租金，而不擅长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即使从事专业之外的工作，也是非理性的。这种情况的存在鼓励个体坚守自己的专业工作而不改行，即对其专业领域有较强的依附性，由于害怕被解雇而会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同时，选择并培养一个符合如上标准的学徒，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一个“同质”团队的纯粹性，保持文化背景上的统一，于是更加强化了山西票商这样一个整体团队形象的信号释放。
3、山西票号经营方式对风险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金融机构，特别是民间经营的金融组织，防范商业及道德风险是其完善经营、建立可靠信用机制必然要采取的举措。山西票号也不例外，从票号建立初期资本组织中的无限责任制及其“护本”制度，到汇兑经营方式中的密押制度，再到出现“挤兑”危机时积极迅速应对的机制，都将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打造得愈加坚固。
第一，无限责任制及其投入“护本”资金预防风险。
山西票号实行的是独资或者数姓合资的无限责任制。一家票号，不论其资本是几万两纹银还是一二十万两纹银，当其倒闭时，所有负债必须由票号的资本家(东家)负责。如果票号的放款收回不足以支付存款，一般要有东家重新拿出现银来支付，否则就以破产的办法处理东家的其他企业和财产来支付存款。尽管这种无限责任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逐渐被有限责任制所替代，但是，在当时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凭借对票号财东的责任约束来保障整个票号的信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票号资本家投入票号的资本，一般被称为“正本”，除“正本”之外，票号还有“护本”之说。所谓“护本”，是财东和经理为巩固资本和应付不测所立的一种名目，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遇到账期，由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一般称作护本或统事，它不分红，只得利息，专提专储，不能随意抽取。票号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患于未然，防止拖欠倒累，亏折资本，出现“底空”，以确保有充足的底本资金作后盾，从而巩固票号的信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类似于现代银行“法定准备金”的票号资本，无疑又是一个向外界发出信用保证的明确信号。
第二，汇兑方式的密押制度有效控制了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汇兑是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之一。为了便利顾客，方便汇票转让，山西票号采取了“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认票，是指在兑付票款时，必须确认是它的联号签发的汇票；不认人，是指无论汇票的抬头与取款人是否相同，只要汇票是真的，就照常兑付。
但是这种“认票不认人”的制度也会因冒领而发生风险，这一点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们早巳发现并且采取了有效的防伪措施。一是凭借书写人的字迹，票号每个分号书写人都是固定的，加之中国书法笔画变化多端难于模仿的特点，书写字迹成为了最直接简单的甄别方法。二是山西票号创造了一套汉字符号的密码，作为汇票签发时间和银两数目的密押。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代表一年的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一个月30天，“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代表大写数字一到十，“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这些用“生意经”做成的汉字密码，外人很难明白对应关系，并且易读易记，进行业务的同时还没有忘记教导员工踏实行事，品行端正。此外，还有汇票印刷时加入的水印和特殊编排的防遗图等。所有这些，都是票号以严谨的作风和周全缜密的措施来防范道德风险，释放良好信誉的信号，从而一步步把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建立并发展起来。
第三，票号陷于危机时积极迅速的应对，为其信用机制稳固增加了重要砝码。
票号发展到极盛时期的时候，清朝社会也进入了她的晚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丝茶等中国商业亏损倒闭，不断的冲击着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倒账”风波。尽管危机重重，很多地方的分号被迫“歇业”，但是讲求信用的山西票号，并没有在危机中被动“破产”，而是“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当属“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仓库军备洋兵占 夺，各署存款亦搜索一空，……官民住户又迭被抢掠，十室九空，生计殆尽”。票号更是“遇义匪扰乱，被抢不能立足”，“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尽管如此，在众多分号陷于危机之中的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同人们相互扶植，同舟共济，“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以死守，屡遇非常之警，从容应付，了无惧色”。及至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间，山西票号凭借百年信用，即使暂时亏损，也以国家之义为最大，辅佐朝廷，效忠国家。因此，经历了动荡的社会危机之后，山西票号的信用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因其在国难危机时的卓著表现，赢得了社会各界更广泛的信任。正如李宏龄在《同舟忠告》所记述：
自庚子之变，各行息业者多，即有一二接续开张者，亦皆勉强支持。如京中之四恒钱铺仅存其三，其字号较前亦大为减色。独我西号自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崇，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三、票号信用机制的维系——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
(一)社会资本与信任机制
正是凭借着信用卓著的精神内核，山西票号构筑了“汇通天下”、“辐辏八方”的金融体系，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以一种民间金融的方式扮演着国家金融的角色。而百年来，山西票号信用机制的长久维系，却是依靠着建立在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一种泛家族共同体，这也正是山西票号最大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法国社会科学家皮埃尔·布迪诺提出并被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福山所谓的信任，与科尔曼稍有不同的是，他认为，信任、网络、公民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虽同社会资本相关联，但它们产生于社会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人们互相联系的能力(社会资本)又取决于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的高低，以及社团能否将个人利益融进群体利益。从这些共享的价值中产生了信任”。“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
福山还提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另一种更深广的“血亲同心圆”——宗族。“所谓宗族就是指有统一仪规的社团组织，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的一群人。除此以外，它还可以被理解为家庭的家庭，都有共同的血统。”从家庭到宗族，亲戚圈的范围有所扩大，相应的，信任圈的范围也得以扩大。尽管如此，宗族也没有突破血缘关系的限制，在宗族圈之外，社会资本仍然很匮乏。
这种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的状况很难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走入同一集合中，组成更加广泛的、社会资本程度较高的社群组织，也就没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信用机制的建立基础。因此，福山一直强调，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建立一个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自发性社会群体，进而走向高信任度的社会。
尽管处于中国传统社会——这一被福山定义为低信任度的社会环境中，山西票号却走出了诞生初期仅仅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庭、宗族的集合，建立了一种以地域文化和精神信仰为支撑的泛家族共同体，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殊信任。同时，这种泛家族共同体也成为了山西票号维系百年信用机制的强有力的社会资本。
(二)泛家族共同体——山西票号最大的社会资本
山西票号最初的诞生，通常也是源于一个资本丰厚的家庭。然而很快的，家庭的界限为整个家族所突破，进而扩展到票号所在的整个县城，此时已经走出了血缘共同体的圈子，更多的是依靠地缘关系的界定，比如平遥、祁县、太谷这些各大票号总号的所在地的同乡人。接下来，随着票号在全国广设分号，分号伙计的来源变得更加广泛。这种泛家族共同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作为维系票号信用机制的最强有力的社会资本，这种泛家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顺利扩展并且使得信用机制也遍及整个中国，其原因在于共同体的背后存在着厚重的文化支持和严格的惩罚机制。
1、共同的文化特质。
山西地处华夏腹地，早在春秋时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东部是雄踞八百里的太行山脉，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南端奔腾而下的母亲河辗转向东，北沿则是遍布雄关的万里长城。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西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质。
首先是兼容并包，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三晋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国语·周语上》有“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此后，“信”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儒家着重倡导的行为道德规范之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可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的弟子子夏宣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此同时，佛教蕴藏的智慧，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和对人类理想的反省，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少私寡欲、清净无为的思想，在三晋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兼容的恢宏气势。而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传承，带给山西商人们“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大度。二是民族层面，发生在山西地域内的四次民族融合高潮将少数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的植入山西汉文化当中，文化的渗透和融合重塑了山西人的性格：开放、接纳、乐观和质朴。这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才使得山西票号的泛家族共同体不断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文化基础上发展开来。
其次是大胆革新。山西地域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承担了历史赋予新兴阶级的使命，顺应时代需求不断革新。例如，春秋时，面对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大动荡局势，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亦即对支撑宗法奴隶制的“周礼”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各诸侯国家面临抉择的重大实践课题。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周礼，推行法治的大旗。革新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山西发展的历史中，当经济发展到迫切需要足够庞大的金融网络支持的时候，山西商人们又一次顺应潮流，大胆革新，突破了家族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的羁绊，建立了近代中国最具规模的金融汇兑机构。
第三是黜华尚实。“三晋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内，那就是质朴、真淳、直情、豪放、务实。这是土地贫瘠而文化积淀丰厚的黄土高原培育出来的，是三晋人民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这种淳朴的文化特质，在山西票商所建立的泛家族共同体中，使得每一个身处内部的人们坚守信用，踏实做事，对外界树立了一种典型的值得信赖的“山西票商”的整体形象。
2、共同的道义信仰。
信仰通过一定仪式反映社会成员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它是对社会交往中合理性关系的认同和确信。信仰将社会交往所需的信任 赋予情感认同和神圣般的执著信念，为人类交往提供了主观价值权威。信仰寄托了人类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理想，反映社会的价值趋向和社会精神状况。信仰也是人类对其存在方式的主观表达及价值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伴随着的精神信赖。信仰一方面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以“确信”为基本特征的认知、情感、意志相统一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主观的信以为真，能够为主体建构一种主观的权威合理性价值认同，主观的认以为真的行为价值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它绝不局限于单纯的精神活动，它总是通过主体行为去实践其“真理”，信仰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信仰产生并作用于社会主体的活动中，存在于主体的精神世界中，体现在信仰主体的行为中。
在厚重的文化特质基础上，出于地域相通的情结，山西票号商人将关羽尊为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顶礼膜拜。
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以侠义忠诚，“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著称，视为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被尊为关圣帝君。乡音土情，票号商人们把神化的“乡亲”关羽加以信奉，有着非常的亲切感、荣耀感和自豪感，希望得到关羽的庇佑，以消灾降福。因此，票号总号每到异地开设分号，一经发展就会和同在一地的山西老乡们修建关帝庙，朝拜神灵。
更为重要的是，关羽在神灵中以“义”而著称，票号商人们以此来告诫和激励自己，信义为先。这种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共同的文化信仰将票号商人们团结在一起，从关圣帝君的身上吸取无穷的正义的力量，取信于主颐，取义于同仁，使得山西票号的信誉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
3、共同的维系载体。
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社团组织，在这种泛家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会馆作为“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成为了维系相同地域的山西商人们最显著的物质载体。
会馆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于全国各大商埠，距现存的史料统计，有记载的山西会馆为88家，多分布于北京、洛阳、开封、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为走南闯北的山西商人们提供一个乡土乡情的聚义之地。同时，也是商人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规避风险之所。正如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所言：“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颠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在山西会馆里，山西商人们笃寄同乡之情，联结同乡之谊，启发智识，研究商学，同仁相助，集思广益。北京的山西票号章程中规定：“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请告之商会董事，派发传单定期集议”
除会馆以外，山西票号还有自己独有的地缘和业缘的群体组织，是山西票号泛家族共同体的一个表现，是山西票号最终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缘组织，例如票号的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等等；业缘组织，即票号的联号制，如平遥城“蔚”字五联号，就是介休侯家的票号联合体组织。
会馆和票号的地缘业缘组织除了在业务上同舟共济以外，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山西票号与外界之间的信任度。因为，当面对外界时，以一个共同体组织而不是单个票号的面貌出现在顾客面前时，带给人们的是山西票号的一个整体的“笃信崇义”的社会形象，而一旦发现单个票号不易发现的失信行为时，也更加容易实施对整个共同体的惩罚。
4、共同的惩戒措施。
在山西票号的泛家族共同体内部中，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表现在惩戒机制上。“若有一人失足，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失却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再回故土。作弊即自缚，故人人戒之。”在明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的前提下，这样一种近似于无情的惩罚措施的约束力与压力是极强的。而约束力的实现正是因为山西票号有自己的共同体组织，在业界的交际圈中，各个票号足以互通信息的往来，一旦发现有失信用的行为，于票号的员工，所有票号将永不录用；于票号本身，则难以在业界立足。
以人们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山西票号建立了共同的严厉有效的惩戒机制，也为票号的信用机制增加了一个有份量的砝码。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一个泛家族共同体的维系下，这些共同的文化特质、道义信仰、维系载体以及惩戒措施，展现给世人的是整个山西票号“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成宜”的富于信誉的整体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山西票号及其信用机制的传播与长存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资本基础。
山西票号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谢幕，但是在一个制度、法律都不健全、家庭血缘仍然为社会信任基础的封建社会中，民间兴起山西票号能够发展成为汇通天下盛极百年的金融网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产生，靠的是“一纸为凭，往来无间，全恃信用”。这种在今天看来都让人叹为观止的信用机制，正是当年的山西票号商人们通过严谨踏实的经营作风和缜密周全的经营方式建立起来并且昭示于天下的。与此同时，他们大胆的走出厚厚的城墙、打破家族观念的禁锢而形成了一种泛家族共同体，将民间金融信用机制推及全国并且牢牢的维系在一起。
作为山西票号的后人们，先人们已经做出过榜样，我们所能做的，除了赞叹和自豪之外，更多的，应当再度重温和汲取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重新审视和完善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信用机制，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坚固而有力的支撑。
在山西平遥百川通票号铺面上有一副楹联：
障百川而东之，九府流泉资利赖；
是通国所宝也，三关平准试经纶。
正如这副楹联所言，山西票号自诞生以来，障“百川”而“东”去，首开中国埠际汇兑、汇票专营之举，短短十几年间，山西票号不断在各地开设分号，发展成为“辐辏八方”并具有现代银行意义的金融网络。对于整个中国的异地货币清算来说，开始了由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清算为主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形下，山西票商们仅仅依靠家族、地域、信仰建立的商业信用，缔造了一个叹为观止的金融奇迹。
(一)山西票号的出现及其历史背景
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总是会有息息相关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作为支撑。山西票号也不例外。工商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产生了金融的渴望，山西商帮多年经营的丰厚积累，无疑满足了历史发展的需求。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说，工商业发展中遇到自有资本不足的困难，迫切需要融资来源；贸易领域的扩大，引起埠间货币流通的需要；长途运输大量现钞风险加大，仅凭镖局难以保障安全。因此，一个资金融通机构的出现成为必然。
同时，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中出现的汇票、帐局、民信局等，为这样一个新的组织的诞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汇票出现时已经有了即期汇票和远期汇票的区分；帐局更是为票号提供了借贷最初的形态，“闻帐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帐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银持归，每年如此。”(黄鉴晖编著《山西票号史料》)
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山西商人多年在外经商，一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本，另一方面，晋商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商人会馆也随处可见，天然的形成了信息、资金传送的网络。更重要的是，长期贸易使山西商人建立了可靠的商业信用。由此，山西票号的出现成为必然，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道光初年，坐落在平遥城里赫赫有名的“西裕成”颜料庄，审银行融通之时，度社会动荡之势，增加资本，改行从事票号汇兑业务，更名“日升昌”——山西票号就此诞生。时人对票号多有称颂(石生泉《平遥票号史》)：
汇者，归一也；兑者，两平也。其中之接济流通，无满无溢。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成宜，虽则迢遥千里外，亦犹方寸咫尺间。转运通而接济有方，库储充而度支自裕。左宜右者，以逸待劳，是大有裨益于国计民生者，岂与寻常商贾可比哉?吾闻深藏若虚，良贾之图惟綦慎。而汇兑者有形无形之经画，或隐或现之机宜，声气之相惑，乡音之互通，诚能审其致力之所在。斯位置不敢自卑，不然骄慢成习，锱铢必较，返新何堪自问乎?夫益己莫先于利人。苟能以天下之财为财，是汇兑即所以利于天下也。用之于国而国裕，用之于民而民便，诚足为天下之良图……
(二)山西票号金融网络的建立
此后，山西票号经历了最初发展的三十年，由于此时与京津地区、江浙地区、俄罗斯、蒙古的商业往来增多，逐渐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并以此为核心，向全国各地乃至周边邻国广设分号，“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中期随着贸易的扩展，“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分号集中的四大中心”；直至清朝晚期，山西票号达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极盛时期。据统计，在国内，山西票号总号、分号共有647家，南至香港，北抵库伦，东涉上海，西跨新疆；在国外，山西票号的分号开设于蒙古、日本、俄罗斯、美国、印度等地。1907年，合盛元票号日本设庄，开启了中国银行业国外设庄之先。
(三)山西票号发展中不协调的社会环境
汇通天下的票号网点，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足够广阔的平台，及时、迅速的输送着金融的血液。而这一先进金融网络的诞生，与同期的社会、法律客观环境而言，却未能得到步调一致的制度保障。
首先，在一个尚没有关于信用评级制度的社会中，并没有量化的考核指标，借贷双方都难以掌握对方的信用情况。如何判断一方的信用情况，以至于顾客可以把钱放心的存入一家票号，票号是否敢于放款，以及异地取款凭借什么可以顺利完成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作为一家民间的金融机构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
其次，明清时期的法律尚不健全，关于民间借贷行为的契约约束非常少。因此，作为国家暴力机器之一的法庭并不能够提供严格的控制，一旦发生借贷摩擦，往往弱势群体会受到损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借贷业的发展。而山西票号，只好在这种缺失法律保障的真空里，自行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来平衡借贷双方的势力差距，以自身的商业信用和人格信用作为保障。
第三，票号和政府的关系过于紧密，这种关系尽管在票号最初发展的时候成为其扶植票号的力量，但后期却成为山西票号发展的桎梏之一。作为民间金融组织，山西票号承担了本不该她承担的压力，成为政府借贷自如的“国库银行”。一方面，山西票号的总号距离北京很近，方便中央机关大规模的存取。例如清末向外国的赔款多来源于山西票号，这种数额巨大的赔款，直接打击了山西票号作为“护本”的资本金。另一方面，山西票号在各地都有分号，同时也是当地最显赫的商业金融组织，自然成为了地方政府很依赖的资金来源。
因此，在制度没有同步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崇尚信义的山西票商们，只能通过软性的信用机制约束而维持，建立自身一系列的信用体系：关于商业、人格等等，昭示世人，进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叹为观止的民间金融体系，从“独善其身”走向“兼济天下”。
二、票号信用机制的形成和信号释放
(一)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机制的形成和实施对于一个借贷为主的民间金融组织，具有非凡的意义。博弈论的分析认为，信用机制的形成和自我执行是因为存在民间的道德约束和严厉的惩罚后果。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角度来说，对于外界，信用机制必须努力让委托人建立起可靠有效的信念，一旦违反，对方将出现严酷的“触发策略”。
在票号信用机制的建立过程初期，票号是先行动者，顾客要依据票号的行动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票号会不断地向顾客传递自己可信度的信号，例如，票号的各种严格的号规、保密押密制度、对员工的教育、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等等，这些信号告知世人，该票号有能力抵御风险、诚信卓著。随着各种信任的信号不断传递出来，同时又凭借于一定的血缘和地缘文化的联系，票号的声誉逐渐建立起来。这其中，信任信息的释放与传递，对于票号这一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信用机制形成，便有 了自我执行能力，信用机制日益稳固，成为支撑整个票号业发展的精神内核。
(二)山西票号信用机制的信号释放
上文的理论模型指出，山西票号建立信用机制的过程是不断地释放信任信号的过程。这些信号从票号经营的各个制度方面发出，从不同的角度告知天下：山西票号之可靠。
1、山西票号严格的经营管理规章
票号的经营管理规章，俗称为“号规”。在山西票号的经营者看来，“凡事之首要，箴视为先。始不箴视，后头难齐”；“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因此，票号的经营者对票号都会制定严格的号规。
黄鉴晖先生在《山西票号史》中以大得通票号1884年至1921年间的六份号规为例进行分析，例如，关于“经营方针和借贷政策”方面的号规要求分庄初设时，一般只做汇兑，半年后市面渐熟，再做存放；票号放款以大商号为主，而且规定最高限额等等。再比如，“经营管理与纪律”方面的号规更加严格：禁止亲友浮借和为客户担保；资本家不准向本号推荐员工；分号“不准私分厚道，致滋舞弊也”；不准向客户暂借拖欠；向家捎物要经总号转寄……这些号规制度都反映出大得通票号在开设分号经营时谨小慎微，对顾客严谨负责，内部管制的约束也是票号反映在外部形象的一个方面，这也正是作为一个民间金融组织，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树立可靠信用形象，吸引外部资金来源和业务的最基本层面。
2、山西票号用人制度体现出可信程度
首先是对员工的选择。
遴选的工作从招收学徒开始。学徒多为本乡人，并且必须由殷实铺号荐举，经本号负责人考核祖上三代身世，然后又有关于智力和文字的笔试和口试，最终决定取舍。进号学徒还有三年的试用期，票号认为不合格者，即予以辞退。这种“教养同人”的学徒选择方式，有利于在保持票号人际关系和信任关系稳定的前提下，选择优秀而可靠的人才，并且知人善任，用人唯贤。因此，时人评价：“山西票庄营业，自清初迄今，其同业间未闻有危险之事，未始非雇佣人之限制，有以绝其弊端耳”。
其次是对员工的培养。
按票号规定，被录人员进号须学徒满三年，其间无论离家远近，一律住在号内。除日常杂活外，学徒主要的业务为练习写字、打算盘、背“平码银色折”等，这是做生意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为了业务上的需要，有些设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号还要求职工必须通晓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利用业余时间请人教授。“其在蒙者通蒙语，在满州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伙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先生徒无其勤也。”
对员工的严格培养无形中也成为增加相互信任的一种机制。因为几年的培训增添了学徒的人力资本专用性，使其在所受培训的特定工作中驾轻就熟，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租金，而不擅长专业领域之外的工作，即使从事专业之外的工作，也是非理性的。这种情况的存在鼓励个体坚守自己的专业工作而不改行，即对其专业领域有较强的依附性，由于害怕被解雇而会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同时，选择并培养一个符合如上标准的学徒，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一个“同质”团队的纯粹性，保持文化背景上的统一，于是更加强化了山西票商这样一个整体团队形象的信号释放。
3、山西票号经营方式对风险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金融机构，特别是民间经营的金融组织，防范商业及道德风险是其完善经营、建立可靠信用机制必然要采取的举措。山西票号也不例外，从票号建立初期资本组织中的无限责任制及其“护本”制度，到汇兑经营方式中的密押制度，再到出现“挤兑”危机时积极迅速应对的机制，都将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打造得愈加坚固。
第一，无限责任制及其投入“护本”资金预防风险。
山西票号实行的是独资或者数姓合资的无限责任制。一家票号，不论其资本是几万两纹银还是一二十万两纹银，当其倒闭时，所有负债必须由票号的资本家(东家)负责。如果票号的放款收回不足以支付存款，一般要有东家重新拿出现银来支付，否则就以破产的办法处理东家的其他企业和财产来支付存款。尽管这种无限责任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逐渐被有限责任制所替代，但是，在当时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凭借对票号财东的责任约束来保障整个票号的信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票号资本家投入票号的资本，一般被称为“正本”，除“正本”之外，票号还有“护本”之说。所谓“护本”，是财东和经理为巩固资本和应付不测所立的一种名目，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伙计遇到账期，由红利中提留一部分，存入号内，一般称作护本或统事，它不分红，只得利息，专提专储，不能随意抽取。票号此举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患于未然，防止拖欠倒累，亏折资本，出现“底空”，以确保有充足的底本资金作后盾，从而巩固票号的信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类似于现代银行“法定准备金”的票号资本，无疑又是一个向外界发出信用保证的明确信号。
第二，汇兑方式的密押制度有效控制了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汇兑是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之一。为了便利顾客，方便汇票转让，山西票号采取了“认票不认人”的汇兑制度。认票，是指在兑付票款时，必须确认是它的联号签发的汇票；不认人，是指无论汇票的抬头与取款人是否相同，只要汇票是真的，就照常兑付。
但是这种“认票不认人”的制度也会因冒领而发生风险，这一点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们早巳发现并且采取了有效的防伪措施。一是凭借书写人的字迹，票号每个分号书写人都是固定的，加之中国书法笔画变化多端难于模仿的特点，书写字迹成为了最直接简单的甄别方法。二是山西票号创造了一套汉字符号的密码，作为汇票签发时间和银两数目的密押。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代表一年的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一个月30天，“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代表大写数字一到十，“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这些用“生意经”做成的汉字密码，外人很难明白对应关系，并且易读易记，进行业务的同时还没有忘记教导员工踏实行事，品行端正。此外，还有汇票印刷时加入的水印和特殊编排的防遗图等。所有这些，都是票号以严谨的作风和周全缜密的措施来防范道德风险，释放良好信誉的信号，从而一步步把山西票号的信用机制建立并发展起来。
第三，票号陷于危机时积极迅速的应对，为其信用机制稳固增加了重要砝码。
票号发展到极盛时期的时候，清朝社会也进入了她的晚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丝茶等中国商业亏损倒闭，不断的冲击着山西票号的业务，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倒账”风波。尽管危机重重，很多地方的分号被迫“歇业”，但是讲求信用的山西票号，并没有在危机中被动“破产”，而是“各埠同心，应付裕如。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当属“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仓库军备洋兵占 夺，各署存款亦搜索一空，……官民住户又迭被抢掠，十室九空，生计殆尽”。票号更是“遇义匪扰乱，被抢不能立足”，“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尽管如此，在众多分号陷于危机之中的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同人们相互扶植，同舟共济，“以庄存海关巨款，约同人以死守，屡遇非常之警，从容应付，了无惧色”。及至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间，山西票号凭借百年信用，即使暂时亏损，也以国家之义为最大，辅佐朝廷，效忠国家。因此，经历了动荡的社会危机之后，山西票号的信用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因其在国难危机时的卓著表现，赢得了社会各界更广泛的信任。正如李宏龄在《同舟忠告》所记述：
自庚子之变，各行息业者多，即有一二接续开张者，亦皆勉强支持。如京中之四恒钱铺仅存其三，其字号较前亦大为减色。独我西号自二十七年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崇，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三、票号信用机制的维系——基于社会资本的分析
(一)社会资本与信任机制
正是凭借着信用卓著的精神内核，山西票号构筑了“汇通天下”、“辐辏八方”的金融体系，甚至在一段时期内，以一种民间金融的方式扮演着国家金融的角色。而百年来，山西票号信用机制的长久维系，却是依靠着建立在共同地域文化背景之上的一种泛家族共同体，这也正是山西票号最大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法国社会科学家皮埃尔·布迪诺提出并被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
福山所谓的信任，与科尔曼稍有不同的是，他认为，信任、网络、公民社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虽同社会资本相关联，但它们产生于社会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本身。“人们互相联系的能力(社会资本)又取决于共享规范和价值观的程度的高低，以及社团能否将个人利益融进群体利益。从这些共享的价值中产生了信任”。“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正的本质这种深层次的‘价值’问题，而且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
福山还提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另一种更深广的“血亲同心圆”——宗族。“所谓宗族就是指有统一仪规的社团组织，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的一群人。除此以外，它还可以被理解为家庭的家庭，都有共同的血统。”从家庭到宗族，亲戚圈的范围有所扩大，相应的，信任圈的范围也得以扩大。尽管如此，宗族也没有突破血缘关系的限制，在宗族圈之外，社会资本仍然很匮乏。
这种家族以外缺乏信任的状况很难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走入同一集合中，组成更加广泛的、社会资本程度较高的社群组织，也就没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信用机制的建立基础。因此，福山一直强调，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中，建立一个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自发性社会群体，进而走向高信任度的社会。
尽管处于中国传统社会——这一被福山定义为低信任度的社会环境中，山西票号却走出了诞生初期仅仅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家庭、宗族的集合，建立了一种以地域文化和精神信仰为支撑的泛家族共同体，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殊信任。同时，这种泛家族共同体也成为了山西票号维系百年信用机制的强有力的社会资本。
(二)泛家族共同体——山西票号最大的社会资本
山西票号最初的诞生，通常也是源于一个资本丰厚的家庭。然而很快的，家庭的界限为整个家族所突破，进而扩展到票号所在的整个县城，此时已经走出了血缘共同体的圈子，更多的是依靠地缘关系的界定，比如平遥、祁县、太谷这些各大票号总号的所在地的同乡人。接下来，随着票号在全国广设分号，分号伙计的来源变得更加广泛。这种泛家族共同体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
作为维系票号信用机制的最强有力的社会资本，这种泛家族共同体之所以能够顺利扩展并且使得信用机制也遍及整个中国，其原因在于共同体的背后存在着厚重的文化支持和严格的惩罚机制。
1、共同的文化特质。
山西地处华夏腹地，早在春秋时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东部是雄踞八百里的太行山脉，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南端奔腾而下的母亲河辗转向东，北沿则是遍布雄关的万里长城。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山西不同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质。
首先是兼容并包，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三晋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国语·周语上》有“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信所以守也”。此后，“信”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儒家着重倡导的行为道德规范之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可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的弟子子夏宣扬“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与此同时，佛教蕴藏的智慧，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和对人类理想的反省，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少私寡欲、清净无为的思想，在三晋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兼容的恢宏气势。而这种兼容并包的精神传承，带给山西商人们“海纳百川”的包容和大度。二是民族层面，发生在山西地域内的四次民族融合高潮将少数民族的文化潜移默化的植入山西汉文化当中，文化的渗透和融合重塑了山西人的性格：开放、接纳、乐观和质朴。这种开放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才使得山西票号的泛家族共同体不断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不同文化基础上发展开来。
其次是大胆革新。山西地域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就承担了历史赋予新兴阶级的使命，顺应时代需求不断革新。例如，春秋时，面对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大动荡局势，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及其观念形态，亦即对支撑宗法奴隶制的“周礼”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各诸侯国家面临抉择的重大实践课题。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周礼，推行法治的大旗。革新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山西发展的历史中，当经济发展到迫切需要足够庞大的金融网络支持的时候，山西商人们又一次顺应潮流，大胆革新，突破了家族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的羁绊，建立了近代中国最具规模的金融汇兑机构。
第三是黜华尚实。“三晋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内，那就是质朴、真淳、直情、豪放、务实。这是土地贫瘠而文化积淀丰厚的黄土高原培育出来的，是三晋人民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这种淳朴的文化特质，在山西票商所建立的泛家族共同体中，使得每一个身处内部的人们坚守信用，踏实做事，对外界树立了一种典型的值得信赖的“山西票商”的整体形象。
2、共同的道义信仰。
信仰通过一定仪式反映社会成员间的交互关系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它是对社会交往中合理性关系的认同和确信。信仰将社会交往所需的信任 赋予情感认同和神圣般的执著信念，为人类交往提供了主观价值权威。信仰寄托了人类的终极价值理念和社会生活理想，反映社会的价值趋向和社会精神状况。信仰也是人类对其存在方式的主观表达及价值理想的执著追求以及伴随着的精神信赖。信仰一方面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以“确信”为基本特征的认知、情感、意志相统一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主观的信以为真，能够为主体建构一种主观的权威合理性价值认同，主观的认以为真的行为价值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它绝不局限于单纯的精神活动，它总是通过主体行为去实践其“真理”，信仰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信仰产生并作用于社会主体的活动中，存在于主体的精神世界中，体现在信仰主体的行为中。
在厚重的文化特质基础上，出于地域相通的情结，山西票号商人将关羽尊为精神上的信仰和追求，顶礼膜拜。
关羽是山西解州池南常平人，以侠义忠诚，“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著称，视为世间“绝伦逸群”的忠义化身，被尊为关圣帝君。乡音土情，票号商人们把神化的“乡亲”关羽加以信奉，有着非常的亲切感、荣耀感和自豪感，希望得到关羽的庇佑，以消灾降福。因此，票号总号每到异地开设分号，一经发展就会和同在一地的山西老乡们修建关帝庙，朝拜神灵。
更为重要的是，关羽在神灵中以“义”而著称，票号商人们以此来告诫和激励自己，信义为先。这种忠义精神在古老三晋大地积淀尤深，是三晋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共同的文化信仰将票号商人们团结在一起，从关圣帝君的身上吸取无穷的正义的力量，取信于主颐，取义于同仁，使得山西票号的信誉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
3、共同的维系载体。
会馆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社团组织，在这种泛家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会馆作为“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成为了维系相同地域的山西商人们最显著的物质载体。
会馆随着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于全国各大商埠，距现存的史料统计，有记载的山西会馆为88家，多分布于北京、洛阳、开封、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为走南闯北的山西商人们提供一个乡土乡情的聚义之地。同时，也是商人们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规避风险之所。正如李宏龄在《同舟忠告》中所言：“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颠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在山西会馆里，山西商人们笃寄同乡之情，联结同乡之谊，启发智识，研究商学，同仁相助，集思广益。北京的山西票号章程中规定：“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议。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请告之商会董事，派发传单定期集议”
除会馆以外，山西票号还有自己独有的地缘和业缘的群体组织，是山西票号泛家族共同体的一个表现，是山西票号最终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缘组织，例如票号的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等等；业缘组织，即票号的联号制，如平遥城“蔚”字五联号，就是介休侯家的票号联合体组织。
会馆和票号的地缘业缘组织除了在业务上同舟共济以外，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山西票号与外界之间的信任度。因为，当面对外界时，以一个共同体组织而不是单个票号的面貌出现在顾客面前时，带给人们的是山西票号的一个整体的“笃信崇义”的社会形象，而一旦发现单个票号不易发现的失信行为时，也更加容易实施对整个共同体的惩罚。
4、共同的惩戒措施。
在山西票号的泛家族共同体内部中，社会资本的一个典型特征表现在惩戒机制上。“若有一人失足，则为同行所耻，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并失却营生，再业无门，也无颜再回故土。作弊即自缚，故人人戒之。”在明清社会法制尚不健全的前提下，这样一种近似于无情的惩罚措施的约束力与压力是极强的。而约束力的实现正是因为山西票号有自己的共同体组织，在业界的交际圈中，各个票号足以互通信息的往来，一旦发现有失信用的行为，于票号的员工，所有票号将永不录用；于票号本身，则难以在业界立足。
以人们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山西票号建立了共同的严厉有效的惩戒机制，也为票号的信用机制增加了一个有份量的砝码。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一个泛家族共同体的维系下，这些共同的文化特质、道义信仰、维系载体以及惩戒措施，展现给世人的是整个山西票号“一纸之文凭甫寄，万事之举措成宜”的富于信誉的整体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体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山西票号及其信用机制的传播与长存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社会资本基础。
山西票号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谢幕，但是在一个制度、法律都不健全、家庭血缘仍然为社会信任基础的封建社会中，民间兴起山西票号能够发展成为汇通天下盛极百年的金融网络，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产生，靠的是“一纸为凭，往来无间，全恃信用”。这种在今天看来都让人叹为观止的信用机制，正是当年的山西票号商人们通过严谨踏实的经营作风和缜密周全的经营方式建立起来并且昭示于天下的。与此同时，他们大胆的走出厚厚的城墙、打破家族观念的禁锢而形成了一种泛家族共同体，将民间金融信用机制推及全国并且牢牢的维系在一起。
作为山西票号的后人们，先人们已经做出过榜样，我们所能做的，除了赞叹和自豪之外，更多的，应当再度重温和汲取先人留下的宝贵经验，重新审视和完善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信用机制，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坚固而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