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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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两方面切入,运用合成控制法对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进步方面,自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要高于合成西部地区,2000—2013年西部地区TFP的年均增长率也高于合成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总体上促进了西部地区TFP的提高;在生态环境方面,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强度在2005年开始低于合成西部地区,废水排放强度在2010年开始低于合成西部地区,而固体废物排放强度持续高于合成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总体上看是积极的。进一步考虑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及“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等因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关键词: 西部大开发;转型升级;合成控制法;政策效果评价;技术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全要素生产率(TFP);废气排放强度;废水排放强度;固体废物排放强度
  中图分类号:F127;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3-62-10
  一、引言
  自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之后,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这表明,党中央一直将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十三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目标将转变为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即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然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如何,却鲜有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因此,科学客观地评价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效果评价,近些年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刘生龙等(2009)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价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发现西部大开发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缩小了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毛其淋(2011)运用双倍差分法研究了西部大开发对中国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西部大开发显著地缩小了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淦未宇等(2011)选取经济水平、工业化进程等多方面的统计数据指标,对西部大开发实施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定量评价,发现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与东部地区间的差距却有增大趋势。肖育才(2012)则重点考察了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优惠方式单一、执行期限太短等诸多问题。刘克非等(2013)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以及中国区域的经济收敛都具有积极作用。邵传林(2014)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明显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夏飞等(2014)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缓减了西部地区的资源诅咒现象。
  综上所述,国内现有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或强调西部大开发实施前后的经济指标变化,或强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或侧重西部地区税收、居民收入、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最初的研究侧重描述数据分析,近几年则侧重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对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如果通过比较西部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后经济发展的变化得出结论,就必须保证在没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情况下,西部地区的经济按照原来的趋势发展。然而这个条件在现实中很难成立,因此该方法得出的政策效应并不是净政策效应,可能会低(高)估政策的作用。第二,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不足,但这种方法对于控制组的选取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问题,很难确保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具有相同的特征。第三,现有研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文献多关注经济增长效果,鲜有文献专门研究转型升级效果,即使有所涉及也只是停留在数据描述层面,缺乏更为严谨的实证研究。而合成控制法克服了双重差分法在选择控制组时可能出现的样本选择偏误和政策内生性问题,使评价效果更加客观、准确。有鉴于此,本文从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两个方面,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以深化和拓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研究,并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合成控制法
  西部大开发战略于2000年开始实施,可以将西部大开发看作是对西部地区实施的一项自然实验,把2000年之后的西部地区作为处理组,把其他地区作为潜在控制组,并从中选取控制组。在现实中很难能找到一个符合处理组基本特征的经济体作为控制对象,但是几个经济体的组合却能够提高这种概率,组成一个能够较好符合处理组基本特征的对照组(即控制组)。Abadie等(2010)提出使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来合成控制组,以克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问题,即合成控制法。合成控制法是一个基于数据选择控制组来研究政策效应的方法,与以往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它有以下优点:一是与双重差分法相比,可以解决控制组选取的问题;二是在构造控制组时,合成控制法中各控制单位的权重是根据数据确定的,减少了研究人员主观判断造成的误差;三是相对于传统回归方法,具有透明和避免过分外推的优点(王贤彬 等,2010;王贤彬 等,2012);四是能明确地展示处理地区与合成的控制地区在政策实验开始前的相似程度,避免了将差异很大的地区进行对比所造成的误差(Bertrand et al,2004;王贤彬 等,2010;王贤彬 等,2012)。   假设观测 J+ 1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且只有第一个地区(西部地区)受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因而把余下的其他 J 个地区作为潜在的控制组地区。用 YN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时刻没有受到实验时的结果,用 YIit 表示 i 地区在 t 时刻受到实验时的结果。设定模型为:
  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技术进步方面
  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张军 等,2004;金相郁,2007;李春顶,2009;刘建国,2014;刘艳,2014)。在此基础上,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技术进步,具体选取全要素生产率( TFPit )本文的TFP数据通过数据包络方法(DEA)计算得到。 作为衡量指标(为简化,下文“全要素生产率”都用“TFP”表示)。预测变量用中等及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社会劳动力人数的比重来衡量人力资本存量( Humanit )水平,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 R&Dit )衡量研发投入水平,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Thirdit )衡量产业结构,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 FDIit )和外贸依存度( Tradeit )衡量对外开放水平。本文使用1988—2013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的数据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和内蒙古;由于数据缺失,选用了1993—2013年各省份的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1994—2013年各省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其余的指标数据都是1988—2013年。 来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2)生态环境方面
  借鉴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选取排污强度来衡量西部地区环境状况,并选择包括污染治理投入、人口规模、能源消耗、城市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在内的指标作为预测变量(王瑞玲 等,2005;郭天配,2010;刘平 等,2011;原毅军 等,2014;王艳芳 等,2014)。具体来说,用万元工业产值GDP的“三废”(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量( Emissit )作为排污强度的衡量指标,并分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三个方面衡量生态环境效果。预测变量中,用总人口数取对数衡量人口规模( Populait )水平,用人均煤炭消费量( Coalit )衡量能源消耗,用人均建筑房屋施工面积( Construcit )衡量城市建设水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Finvestit )衡量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用人均GDP( GDPit )取对数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各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的比重( Eproit )衡量污染治理投入水平。本文使用1991—2012年我国内地31个省份的数据来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历年统计年鉴。
  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故将2000年之前(不包括2000年)的年份作为拟合预测变量的时间段。
  三、实证分析结果
  使用Synth程序包执行模型的估计(Bertrand et al,2004),分别得到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两方面的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结果。
  1.技术进步方面
  技术进步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各个预测变量的对比,可以看到所有6个指标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的差距都很小。因此,可以认为合成西部地区较好地拟合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的西部地区。表2显示了合成西部地区中每一个控制单位的权重,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北省的权重均为0。因此,除这三个省以外的16省市的加权平均可以作为西部地区的对照组16省市权重分别为: 北京市0.035,浙江省0.003,天津市0.001,河北省0.004,福建省0.001,山西省0.232,海南省0.001,山东省0.004,辽宁省0.002,河南省0.164,吉林省0.001,黑龙江省0.001,湖南省0.547,上海市0.001,广东省0.001,江苏省0002。 ,即合成西部地区。
  图1显示了西部地区和合成西部地区1988—2013年的TFP情况,在2000年之前,拟合程度是比较高的;2000—2013年两条路径虽然也有很高的重合,但是仍然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TFP总体上高于合成西部地区的TFP。为了更直观地观察2000年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我们计算了每年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TFP的差值,如图2所示。2000年以前,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的TFP差值在正负0.1之间波动;2000年之后,整体上呈现波浪型的趋势,并未呈现显著的上升或下降趋势;2000—2013年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TFP的年均差值为0.006 8,表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总体的TFP增长要优于合成西部地区。我们又计算了2000—2013年西部地区和合成西部地区TFP的年均增长率,西部地区为0.60%,而合成西部地区为0.11%,前者比后者高出0.49个百分点。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部地区的总体技术水平。
  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TFP的差异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造成的,还是仅仅是一个偶然呢?为此需要进行稳健性检验(余静文 等,2011)。根据Abadie和 Gardeazaba(2003)、Bertrand 等(2004)以及Abadie等(2010)的思想,稳健性检验的思路是使用合成控制法分析其他地区,然后将所得到的结果与西部地区的结果进行比较。首先,选取权重最大的省份即湖南省作为处理组,把其他地区放入控制组的集合中,利用合成控制法来考察2000年之后湖南省TFP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3。除了2008—2010年湖南省的实际TFP高于其合成TFP的特点同西部地区实际TFP高于其合成TFP的特点一致外,其余年份都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TFP的差异是由于西部大开发造成的,从而肯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技术进步方面的实施效果。   接下来还需要验证由于控制组的集合没有很好地拟合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特征所导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产生的影响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为此,本文借鉴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的做法,剔除了东部地区的13个省市东部地区的13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选择与西部地区经济条件更为接近的中部省份作为潜在控制组,以便能合成一个与西部地区更相似的合成西部地区。表2中东部地区各省市的权重都很小也为剔除东部地区提供了依据。剔除东部地区后重新进行估计,依然得出了与之前实证结果基本一致的结论,如图4所示此时控制组各省的权重分别为:山西省0.265,安徽省0.013,江西省0.002,河南省0.141,湖北省0.210,湖南省0.369。
  然后,我们仍采用排列检验方法来检验估计的政策效果是否在统计上显著,即对控制组的其他所有19个地区都进行了类似的排列检验,计算每个地区的TFP和其对应的合成地区的TFP之间的差距,作为随机选择一个地区估计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分布。具体地,我们剔除掉2000年之前平均预测标准差(MSPE)是西部地区2倍以上的省市,这样控制组中还有17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和广东省。由此得到图5,该图显示了这17个省市和西部地区的预测误差分布。可以看到,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的曲线和其他地区的曲线差异不大;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的曲线与大部分地区的曲线差异仍然不大,而且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西部地区的曲线位于其他地区曲线分布的内部。这意味着如果随机选取一个地区进行估计,要得到和西部地区一样显著的技术进步效果并不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件。
  由于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本身比较落后,与东部地区不具有良好的对比性,因此再剔除东部地区,重新进行了排列检验,检验结果如图6所示。仍然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与中部省市的路径很相近且延续到了2005年,2005年之后西部地区的曲线与中部省市的曲 线才逐渐分离,且可以 看出其处于相对靠上位置,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检验,可以认为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的技术水平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且具有一定的显著性。
  2.生态环境方面本部分主要汇报对废气排放强度、废水排放强度和固体废物排放强度的实证分析结果。由于处理方法与技术进步部分相同,只详细汇报废气排放强度部分的实证结果,对废水和固体废物排放强度两部分的实证结果只进行简要汇报。
  以万元工业产值GDP的废气排放量作为衡量废气排放强度的指标,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预测变量的对比,可以认为合成西部地区较好地拟合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的西部地区。根据合成西部地区中每一个控制单位的权重,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的西部地区最好是由河北省、山西省和河南省3个省合成(权重分别为0.487、0.205和0.308),其余省市的权重均为0。
  图7显示了西部地区和合成西部地区1991—2012年废气排放强度的情况,2000年之前拟合程度较高,2000年后西部地区略高于合成西部地区的趋势一直延续到2004年。从2005年开始这一趋势反转,即合成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强度高于西部地区,直到2012年。为了更直观地观察2000年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影响,我们计算了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废气排放强度的差(见图8),2000年以前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废气排放强度的差在正负1.5的范围内波动;2000—2004年西部地区平均每年比合成西部地区多排放约3 630标准立方米,但2005年之后,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强度又开始呈现减少趋势,平均每年比合成西部地区少排放约7 028标准立方米。
  选取权重最大的省份即河北省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图9。2000年之后,河北省的废气排放强度要高于合成地区,表现出与西部地区很不一样的特点。因此,可以认为西部地区与合成西部地区废气排放强度的差异并非由西部地区之前的生态环境特征造成,而是由西部大开发造成的。接着,剔除东部地区的13个省市经过重新估计,合成省份和权重分别为:山西省(0.302)、河南省(0.473)、湖南省(0.190)和湖北省(0.035),得出的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不一致,如图10所示,因此该稳健性检验并没有严格通过。再剔除2000年前MSPE值是西部地区2倍以上的省市,控制组中还有13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图11为这13个省市和西部地区的预测误差分布,可以看到,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的差距曲线和其他地区的差距曲线差异不大;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的差距曲线逐渐偏向其 他地区差距曲线的下方,但仍位于其他地区差距曲线分布的内部。因此,要得到和西部地区一样显著的生态环境效果并不是一件概率很小的事件。最后,再剔除东部地区的省市,控制组中还有3个省,分别为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图12为这3个省和西部地区的预测误差分布,2000年之前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差异不大,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并位于其他曲线的靠下方,表明西部大开发确实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强度。总之,经过以上一系列检验,可以说明西部大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废水排放强度(万元工业产值GDP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强度(万元工业产值GDP固体废物排放量)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3~16所示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没有给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从废水排放强度看,2000年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拟合程度较好,2000—2010年西部地区高于合成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多排放约8.88吨),但从2011年开始这一趋势得到反转(平均每年排放约0.66吨。从固体废物排放强度上看,2000年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拟合程度较高,2000年之后西部地区高于合成西部地区(平均每年多排放约0.62吨)。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五年来,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中央每年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但这些工程效果并不都体现在“三废”排放的效果之中,同时,这些资金投入的环境保护效果也并不仅仅体现在西部地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可能被低估。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从技术进步和生态环境两方面研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转型升级效果,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总体TFP的提高,且 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影响。生态环境方面,从废气排放强度看,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效果存在一定时滞,但确实降低了西部地区的废气排放强度;从废水排放强度看,政策效果的时滞更强,直到2010年西部地区才开始略微低于合成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固体废物排放强度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持续高于合成西部地区。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是不确定的。当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但这些工程的效果并不都体现在“三废”排放的效果之中,同时,其环境保护效果也并不仅仅体现在西部地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可能被低估。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方法中选取的控制组除去西部12省以外的19个省市,这19个省市并未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但是,其中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在2003年后开始受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影响,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在2004年后也开始受到“中部崛起”战略的影响。因此,构造的合成西部地区虽然没有受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上述两大战略的影响,进而可能低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以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将“中部崛起”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影响考虑进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要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研发等软实力要素的投入,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吸引国内外创新要素的集聚,不断优化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产业结构,实现创新发展。同时,未来西部大开放战略实施中还需进一步注重改善生态环境,进一步强化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控制并尽可能降低“三废”的排放,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终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的多方位协调发展。
  本文在研究中将西部各省份合并成一个“总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西部各省份之间、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很大。在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设计和推进中,应依据各省份的经济、技术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采取精细、精准的政策措施,促进西部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历史任务,其战略重点应随着时间推移,根据西部地区经济、技术、环境、社会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调整优化。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应对各种政策进行阶段性的评估、修订与调整,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政策的完善与调整,推进西部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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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from such two aspects 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y us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overall TFP in the west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ynthetic western region, that the TFP average yearly growth rate of the western region during 2000-2013 is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synthetic western regio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boosts TFP growth in the western region on the whole, furthermo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waste gas emission intensity in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the synthetic western regions since 2005, that waste water discharge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than that of synthetic western region since 2010, however, the emission intensity of solid waste is persiste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ynthetic western region,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estern region, as a whole, the impact is positive. By further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extern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of Middle Rise and Northeast Old Industrial Site Promotion and so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boosting effe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wester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valuation on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waste gas emission intensity; waste water discharge intensity; solid waste discharge intensity
  CLC number:F127;F224.0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62-10
  (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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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公司风险为切入点,以1999—2012年我国2 375家上市公司19 469个年度观测值为研究样本,检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治理效率,并通过交互效应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前监事会治理效率微弱,导入独立董事制度后监事会治理效率有了明显改善,说明从国家宏观层面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增加了治理监督的制度供给,优化了制度结构,获得了制度竞争带来的红利。(2)勤勉履职的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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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3月25日,本刊主编黄志亮教授在重庆工商大学南山书院就中国经济学的创建及其话语体系构建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总干事、《政治经济学报》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原总编、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孟捷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文教授和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任保平教授进行了专访。现将此次专访中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以飨读者。  关键词: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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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择中国西部的9省区和18个相关国家,基于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省区尺度和国家尺度)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空间关联网络,采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4个时间断面的贸易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可视化网络结构拓扑图,并对关联网络的拓扑学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省区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而国家尺度的贸易网络密度则保持稳定增加;四川、重庆处于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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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由“新农保”和“城居保”合并发展而来的,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但是还存在养老金给付水平过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科学增长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养老金给付的适度水平区间,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调整。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立足于满足居民“生存公平”需求,给付水平不宜过高,也不能过低:给付下限是满足最低生存需要的恩格尔系数标准;给付上限是保证基本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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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构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四川省21个市州2007—2012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和灰色系统模型GM(1,N),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性进行评价,并揭示其内在驱动力,结果表明:四川省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中,21个市州工业化发展对城镇化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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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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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时变弹性生产函数,当规模报酬不变时,资本产出弹性等于资本收入份额,劳动产出弹性等于劳动收入份额,并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采用1978—2013年我国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9—2013年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上还是以中性技术进步模式为主;1997年前各地区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而1997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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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门槛效应估计模型,采取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法,利用2004—2013年新疆14地州市的面板数据,以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作为门限变量,实证分析农民收入对农业投入产出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农业投入产出弹性有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跨过8 050元门限值时,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的产出弹性明显增加;当农牧民年人均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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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基础是企业所拥有或能够调动的知识资源及其多样性;获取外部知识和挖掘隐性知识是知识创新的关键,知识协同是实现知识创新的核心机制。Web2.0应用具有平台特性、知识资本特性和知识协同特性;Web2.0应用将提升企业对外部知识的获取能力和对隐性知识的挖掘能力,本质上是增强企业对内外知识资源的调动和整合能力,并通过知识协同有效促进知识创新的实现。  关键词: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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