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吐鲁番地区鲁克沁镇库尼夏村，一座近400米长的晾房长廊像招牌一样显示着葡萄在该村农业经济中的地位。年过花甲的朱化民是库尼夏村第七村民小组的前任组长。今年他的“绿珍珠酸甜无核白葡萄”以每公斤1.9元的高价全部卖到了广东。可让人费解的是：被人们视为产业带头人的朱化民却显得并不开心，相反，他的神色里竟带着几多忧虑与无奈。
十年做大葡萄产业
9年前，朱化民成了队里的葡萄产业带头人。打那儿起，从种下葡萄到收获，村里的大喇叭和小黑板上就布满了各种葡萄产销信息。统一规范的科学管理，使库尼夏村的葡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全村已有400亩葡萄。而朱化民多年来逐渐结识了一批大客户，他开始组织村民统一销售。经他的筛选，村民手里质量好、穗形规则、市场竞争力强的葡萄被挑出来集中出售，大受客户青睐，双方随之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朱化民介绍说，这些客户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及东北地区，“他们一次就买三四个车皮的葡萄。”
2003年，朱化民为自己注册了“绿珍珠”牌农产品商标，包含了鲜葡萄、西瓜、甜瓜等10个项目的商品内容。由于组里的葡萄大部分经由他统一对外销售，因此这一商标实际上成为了全村民小组共有的品牌。全队600多吨贴有“绿珍珠”商标的酸甜无核白葡萄贴上商标后，样品在广东一露面，在短短10多天里，就已销售完毕。这让朱化民大受鼓舞，并迅速萌生了下一步的想法：“我希望和老板签订长期的订单合同。”
就在当年，朱化民荣获了自治区农业厅授予的“优秀农民经纪人”称号。
一朝遭遇倾销风暴
然而，朱化民没有想到，就在他准备放手大干的时候，2004年，情况却意想不到地变化了。
当年葡萄刚一成熟，突然出现了许多“小老板”，这些人出价高，但一次只买三五百箱，也就是2到4吨。由于价格的原因，许多村民开始将葡萄卖给他们，并允许这些人到地里自己挑选。结果一大批优质葡萄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被分散售出，留给朱化民和他的大客户的，是剩余的穗形杂乱、质量一般的二级葡萄。
与此同时，哈密来了一位代购的中间商，虽然出价没有小老板高，但是不分等级全部通收，这一下可乐坏了不少人，顿时开始倾销葡萄，朱化民想拦都拦不住：“我八九年的努力，就那一天，全毁了！”他一脸的失望。此时的朱化民已经卸任，因此不可能用权力组织村民小组的人们开会讨论销售对策。他还是按照标准向那些大客户出售葡萄，并劝说其他村民保证葡萄的质量，但作用不如从前，以前全村民小组的葡萄有80％经由他的手销往内地，可今年有一半的葡萄被小客户和那位中间商“消化”掉了。对于看似村民获利颇丰的这次“抢购”现象，朱化民的认识和别人不同：“就那几天，那个哈密人让他的东家赔了20多万元，今年价格好，有人抢购，可将来价格要是不好了，小老板说不来就不来了，农民怎么办？”在他看来，和大客户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相互信任的市场合作关系比得到一次性的高利润更为重要。他说：“他们（大客户）每年都来，我们村民小组里的几个代表一块儿跟他们谈价钱，谈好了就收，他们自己都有质检员，有问题了，我给两边协调，葡萄收完，我们还会在每一家随便抽出5到10箱，一有问题就不能给他贴商标。”
也许，这正是部分村民另寻出路的原因，但朱化民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自己的葡萄销路没问题，贴商标主要是为集体的，如果烂葡萄我也给你贴上，那么这牌子一砸，以后村里的葡萄还怎么卖？”他认为讲质量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可现在他感到了孤单：“葡萄都是自家的，我也不能逼着人家从我这儿走。”
经纪人何时走出夹缝
对此，鲁克沁镇党委副书记买买提·吐尔逊认为，对农村的经纪人应该大力扶持，让他们顺顺当当做事，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买买提说得很肯定，“他应该早些把情况反映给我们。靠个人的单打独斗，肯定要吃亏的。”
而与朱化民长期合作的一位江苏籍客户则认为，朱化民遭遇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经纪人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朱化民在当村民小组组长的时候，可以组织村民开会，可以对葡萄种植的全过程进行监测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实施。一旦他脱离了岗位，地位就不再被承认。作为普通百姓的朱化民没有办法找到另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发挥自己昔日在任时对葡萄经营的影响。“农民经纪人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新生事物，自身、社会的认同感及经营的方式方法都还处于形成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朱化民的遭遇，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对其经纪人身份的不认同。”
而库尼夏村一些村民的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化民的这种尴尬：“我们只是想多卖点葡萄，多赚点钱，当然谁出价高就卖给谁。朱化民讲的那些道理也许有用，但我们不懂，也不敢一定就相信他。”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朱化民拿出一个大大的纸袋，里头全是他自费买的转轮印和印泥，他原本打算对每一家的葡萄都进行编号，这样在市场上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可以追踪至户，管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可是现在都没有用了！”他遥望着远方那片郁郁郁葱葱的葡萄林，陷入了无奈的思索当中。
十年做大葡萄产业
9年前，朱化民成了队里的葡萄产业带头人。打那儿起，从种下葡萄到收获，村里的大喇叭和小黑板上就布满了各种葡萄产销信息。统一规范的科学管理，使库尼夏村的葡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全村已有400亩葡萄。而朱化民多年来逐渐结识了一批大客户，他开始组织村民统一销售。经他的筛选，村民手里质量好、穗形规则、市场竞争力强的葡萄被挑出来集中出售，大受客户青睐，双方随之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朱化民介绍说，这些客户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及东北地区，“他们一次就买三四个车皮的葡萄。”
2003年，朱化民为自己注册了“绿珍珠”牌农产品商标，包含了鲜葡萄、西瓜、甜瓜等10个项目的商品内容。由于组里的葡萄大部分经由他统一对外销售，因此这一商标实际上成为了全村民小组共有的品牌。全队600多吨贴有“绿珍珠”商标的酸甜无核白葡萄贴上商标后，样品在广东一露面，在短短10多天里，就已销售完毕。这让朱化民大受鼓舞，并迅速萌生了下一步的想法：“我希望和老板签订长期的订单合同。”
就在当年，朱化民荣获了自治区农业厅授予的“优秀农民经纪人”称号。
一朝遭遇倾销风暴
然而，朱化民没有想到，就在他准备放手大干的时候，2004年，情况却意想不到地变化了。
当年葡萄刚一成熟，突然出现了许多“小老板”，这些人出价高，但一次只买三五百箱，也就是2到4吨。由于价格的原因，许多村民开始将葡萄卖给他们，并允许这些人到地里自己挑选。结果一大批优质葡萄以蚂蚁搬家的方式被分散售出，留给朱化民和他的大客户的，是剩余的穗形杂乱、质量一般的二级葡萄。
与此同时，哈密来了一位代购的中间商，虽然出价没有小老板高，但是不分等级全部通收，这一下可乐坏了不少人，顿时开始倾销葡萄，朱化民想拦都拦不住：“我八九年的努力，就那一天，全毁了！”他一脸的失望。此时的朱化民已经卸任，因此不可能用权力组织村民小组的人们开会讨论销售对策。他还是按照标准向那些大客户出售葡萄，并劝说其他村民保证葡萄的质量，但作用不如从前，以前全村民小组的葡萄有80％经由他的手销往内地，可今年有一半的葡萄被小客户和那位中间商“消化”掉了。对于看似村民获利颇丰的这次“抢购”现象，朱化民的认识和别人不同：“就那几天，那个哈密人让他的东家赔了20多万元，今年价格好，有人抢购，可将来价格要是不好了，小老板说不来就不来了，农民怎么办？”在他看来，和大客户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相互信任的市场合作关系比得到一次性的高利润更为重要。他说：“他们（大客户）每年都来，我们村民小组里的几个代表一块儿跟他们谈价钱，谈好了就收，他们自己都有质检员，有问题了，我给两边协调，葡萄收完，我们还会在每一家随便抽出5到10箱，一有问题就不能给他贴商标。”
也许，这正是部分村民另寻出路的原因，但朱化民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我自己的葡萄销路没问题，贴商标主要是为集体的，如果烂葡萄我也给你贴上，那么这牌子一砸，以后村里的葡萄还怎么卖？”他认为讲质量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可现在他感到了孤单：“葡萄都是自家的，我也不能逼着人家从我这儿走。”
经纪人何时走出夹缝
对此，鲁克沁镇党委副书记买买提·吐尔逊认为，对农村的经纪人应该大力扶持，让他们顺顺当当做事，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买买提说得很肯定，“他应该早些把情况反映给我们。靠个人的单打独斗，肯定要吃亏的。”
而与朱化民长期合作的一位江苏籍客户则认为，朱化民遭遇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经纪人目前还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地位。朱化民在当村民小组组长的时候，可以组织村民开会，可以对葡萄种植的全过程进行监测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实施。一旦他脱离了岗位，地位就不再被承认。作为普通百姓的朱化民没有办法找到另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发挥自己昔日在任时对葡萄经营的影响。“农民经纪人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新生事物，自身、社会的认同感及经营的方式方法都还处于形成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朱化民的遭遇，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对其经纪人身份的不认同。”
而库尼夏村一些村民的话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化民的这种尴尬：“我们只是想多卖点葡萄，多赚点钱，当然谁出价高就卖给谁。朱化民讲的那些道理也许有用，但我们不懂，也不敢一定就相信他。”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朱化民拿出一个大大的纸袋，里头全是他自费买的转轮印和印泥，他原本打算对每一家的葡萄都进行编号，这样在市场上一旦出现问题，立刻可以追踪至户，管理起来就方便多了。
“可是现在都没有用了！”他遥望着远方那片郁郁郁葱葱的葡萄林，陷入了无奈的思索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