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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科大十年，他坚持不扩招，不建分校，原生态迎评估；任南科大校长一年，他坚持去行政化，办一所真正的大学，找回丢失的大学精神。在中国的大学改革路上，朱清时一直艰难地走在最前面。2008年，62岁的朱清时从任职10年的中科大校长职位上退休，本可以重拾学者生涯，清静地度过退休生活，但一所全新的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人选，却悄悄地锁定了他。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朱清时怀着高校改革的梦，接受了南科大校长一职，这一重任落在朱清时肩上，与其说是机遇和幸运降临，不如说是使命和责任降临。当初满怀理想来到南科大的朱清时很快发现理想与现实正在激烈碰撞。朱清时认为，导致中国大学缺乏内在发展活力、高校“千校一面”的原因是大学没有自主招生和自授文凭的权力。这样的规定早已形成瓶颈，让筹建中的南科大窒息。因此，2010年他大胆自主招生，但结果却是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已招收的45名学生必须回去参加高考。这件事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使刚刚在教改道路上起步的南科大迎头碰壁。
很多人问：南科大转正以后怎么办？转正意味着回归传统体制还是站在新起点上继续探索？筹建之初，南科大追求的“去行政化”、“自主招生”等改革理念，如今还会坚持吗？朱清时又是用何种方法破解“钱学森之问”？《杨澜访谈录》走进南科大校园，采访校长朱清时，听他讲述高校改革过程中的艰难历程。
Q=杨澜ZH=朱清时
用实际行动回答钱学森之问
Q：南科大转正了，这是一个好的转机，但是，还有如下问题存在：比如学生还需要高考，理事会有一半是政府的，或者是前政府的官员，比如给您派了副书记等等，这是否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ZH：妥协这个词太贬义了，实际上南科大的理念，跟现在整个社会在不断冲撞，结果是要不断地找可行的路，即使迂回，也一直要走下去。但不可能遇到什么障碍就立刻推倒，毕竟社会的大背景在这儿。
Q：回过头看，您对自己有怎样的反省呢？一个改革者，当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很容易把自己想成一个悲壮的烈士？
ZH：我一开始的心态就比较好，做南科大，只是将它看作是我科学生涯中的另一个阶段，我在做一个社会学的大实验，就是要看钱学森推崇的这种高度创新能力的学校，在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来？又能够建成什么样子？如果不能实现钱学森的那种愿望，问题又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
Q：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整个教育界也许都想做出自己的回答，那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ZH：我的回答就是，中国的教育界、中国的大学已经偏离原点太远了，不再是一个学术机构了，而变成了一个行政机构。
我内心始终是一个科学家
Q：似乎对于很多学者的褒奖就是让他做官？
ZH：现在是这样。但我1991年当院士的时候，没有人让我当什么官，当初在大连化物所，老前辈都会说可千万不要当官，像你这样的人要好好做学问，他们没有推很多官让我当，这对我是个保护。
Q：您自己内心，如何给自己定位？后来当校长，不仅仅要求学术和管理的能力，也需要有动员各方面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能力，您对哪个角色最得心应手？
ZH：我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做一个学者，做一个科学家。
坚持精品学校 不走扩招路线
Q：您那时是否也试图在中科大成就一方净土？我知道当时您也是有所坚持的，比如说坚持不扩招，坚持不去圈地，未见得都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吧？
ZH：是，我当校长期间，不扩招不圈地是很有争议的，在我卸任时，还有一个帖子，这个现在你都可以搜到，叫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也就是不扩招不圈地，就是说在国家教育大扩张的时候，朱清时校长采取了收缩的态势，没有与时俱进。
Q：您心里怎么想？
ZH：日久自然明了。我在任时的做法，就是把中科大办成一个有特色的精品学校，而不是扩招圈地，变成巨无霸学校，如果到处合并，到处盖新校园，中科大的教学质量肯定要受到伤害。当初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校长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却不坚守？现在看来，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还是年轻时当院士的思维，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即使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我随时做好了被摘掉乌纱帽的准备。
Q：中外高校有什么差距？
ZH：当中科大校长之前，我在麻省理工、剑桥、牛津都工作过，主要差距就是教材和教学内容，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很多课没讲到当今科技的前沿，我试图在中科大改革，但很困难，教授没有积极性，他们都愿意讲老课程，而把更多精力都放在发表SCI论文，得成果上了，似乎功成名就与教学好不好没关系。
标准化教育淹没学生个性
Q：您认为教育体制最难以忍受的弊端是什么？用您的亲身经历来说一说？
ZH：当然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瞎干。比如我们高调抨击的大学评估，要让大学准备很多材料，这些材料有很多是不可能的，比如每个教师每门课的教案，至少中科大的很多老教授，课已经熟到不需要教案了，但很多学校要迎合教育部评估，就组织人编假的，为了不至于看起来太新，还把纸拿去做旧。我当初就很愤怒，很不愉快，教育界应是一方净土，教育界的底线是不能造假的。
Q：在旧有体制下，学生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ZH：学生实际是从属的位置，我们的教育体系以老师为中心，老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而且对学生是一种统一标准化的管理，这样出来的学生，学的再好也都像从大工厂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一样，没有个性。我们的教育，最缺的就是学生的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至于大批毕业的学生中，创新人才却很少。
用科学实验的态度回答钱学森之问
Q：您理想当中的南科大，是什么样？
ZH：希望它成为加州理工那样的学校，具有高度创新活力。这个学校不能用行政化的方法，一定要追求卓越的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叫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后来被修改成“教授治学”了，学校的所有行政领导，要按照教授们的愿望和判断，追求学术卓越。
Q：那凭什么您觉得自己能够一蹴而就，把这事做成？
ZH：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能够一蹴而就做成，但是我认为要有人敢举起这个旗帜，开始做这个事，让全社会思考并认识到，我们高校的问题在哪儿，以后就会有人能够真的把它做成了。因为这是改革，即使我们走投无路了，或者是做不好了，那钱学森的问题也能多少得到了一些解答。
Q：即使是一个反面的解答？
ZH：我是从这种心态来看的，再困难也不算啥，就像你做科学实验一样，只要你认真做了，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是结果，都是成功。
Q：或者说您证明此路不通，起码让以后的人走其他的路？
ZH：对，就这个意思。现在很多人，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都是凭嘴说，并没有说服力，我们是真正在干。
南科大学子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人们的一封公开信
南科大之所以为南科大，也正是图其大者不顾小节，我们学校的建校本意即是此，既为教改探路，也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寻求经验。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我们的老师，也在积极地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号。有同学梦想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很多人问：南科大转正以后怎么办？转正意味着回归传统体制还是站在新起点上继续探索？筹建之初，南科大追求的“去行政化”、“自主招生”等改革理念，如今还会坚持吗？朱清时又是用何种方法破解“钱学森之问”？《杨澜访谈录》走进南科大校园，采访校长朱清时，听他讲述高校改革过程中的艰难历程。
Q=杨澜ZH=朱清时
用实际行动回答钱学森之问
Q：南科大转正了，这是一个好的转机，但是，还有如下问题存在：比如学生还需要高考，理事会有一半是政府的，或者是前政府的官员，比如给您派了副书记等等，这是否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ZH：妥协这个词太贬义了，实际上南科大的理念，跟现在整个社会在不断冲撞，结果是要不断地找可行的路，即使迂回，也一直要走下去。但不可能遇到什么障碍就立刻推倒，毕竟社会的大背景在这儿。
Q：回过头看，您对自己有怎样的反省呢？一个改革者，当他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否很容易把自己想成一个悲壮的烈士？
ZH：我一开始的心态就比较好，做南科大，只是将它看作是我科学生涯中的另一个阶段，我在做一个社会学的大实验，就是要看钱学森推崇的这种高度创新能力的学校，在中国能不能建立起来？又能够建成什么样子？如果不能实现钱学森的那种愿望，问题又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答他的问题了。
Q：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是我们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整个教育界也许都想做出自己的回答，那您的回答是什么呢？
ZH：我的回答就是，中国的教育界、中国的大学已经偏离原点太远了，不再是一个学术机构了，而变成了一个行政机构。
我内心始终是一个科学家
Q：似乎对于很多学者的褒奖就是让他做官？
ZH：现在是这样。但我1991年当院士的时候，没有人让我当什么官，当初在大连化物所，老前辈都会说可千万不要当官，像你这样的人要好好做学问，他们没有推很多官让我当，这对我是个保护。
Q：您自己内心，如何给自己定位？后来当校长，不仅仅要求学术和管理的能力，也需要有动员各方面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能力，您对哪个角色最得心应手？
ZH：我最得心应手的就是做一个学者，做一个科学家。
坚持精品学校 不走扩招路线
Q：您那时是否也试图在中科大成就一方净土？我知道当时您也是有所坚持的，比如说坚持不扩招，坚持不去圈地，未见得都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吧？
ZH：是，我当校长期间，不扩招不圈地是很有争议的，在我卸任时，还有一个帖子，这个现在你都可以搜到，叫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也就是不扩招不圈地，就是说在国家教育大扩张的时候，朱清时校长采取了收缩的态势，没有与时俱进。
Q：您心里怎么想？
ZH：日久自然明了。我在任时的做法，就是把中科大办成一个有特色的精品学校，而不是扩招圈地，变成巨无霸学校，如果到处合并，到处盖新校园，中科大的教学质量肯定要受到伤害。当初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大学校长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却不坚守？现在看来，我的选择和我的经历有关，还是年轻时当院士的思维，认为对的就一定要坚持，即使知道坚持意味着什么，我随时做好了被摘掉乌纱帽的准备。
Q：中外高校有什么差距？
ZH：当中科大校长之前，我在麻省理工、剑桥、牛津都工作过，主要差距就是教材和教学内容，我们中国的大学没有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很多课没讲到当今科技的前沿，我试图在中科大改革，但很困难，教授没有积极性，他们都愿意讲老课程，而把更多精力都放在发表SCI论文，得成果上了，似乎功成名就与教学好不好没关系。
标准化教育淹没学生个性
Q：您认为教育体制最难以忍受的弊端是什么？用您的亲身经历来说一说？
ZH：当然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瞎干。比如我们高调抨击的大学评估，要让大学准备很多材料，这些材料有很多是不可能的，比如每个教师每门课的教案，至少中科大的很多老教授，课已经熟到不需要教案了，但很多学校要迎合教育部评估，就组织人编假的，为了不至于看起来太新，还把纸拿去做旧。我当初就很愤怒，很不愉快，教育界应是一方净土，教育界的底线是不能造假的。
Q：在旧有体制下，学生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ZH：学生实际是从属的位置，我们的教育体系以老师为中心，老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而且对学生是一种统一标准化的管理，这样出来的学生，学的再好也都像从大工厂出来的标准化产品一样，没有个性。我们的教育，最缺的就是学生的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至于大批毕业的学生中，创新人才却很少。
用科学实验的态度回答钱学森之问
Q：您理想当中的南科大，是什么样？
ZH：希望它成为加州理工那样的学校，具有高度创新活力。这个学校不能用行政化的方法，一定要追求卓越的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叫的口号是“教授治校”，后来被修改成“教授治学”了，学校的所有行政领导，要按照教授们的愿望和判断，追求学术卓越。
Q：那凭什么您觉得自己能够一蹴而就，把这事做成？
ZH：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能够一蹴而就做成，但是我认为要有人敢举起这个旗帜，开始做这个事，让全社会思考并认识到，我们高校的问题在哪儿，以后就会有人能够真的把它做成了。因为这是改革，即使我们走投无路了，或者是做不好了，那钱学森的问题也能多少得到了一些解答。
Q：即使是一个反面的解答？
ZH：我是从这种心态来看的，再困难也不算啥，就像你做科学实验一样，只要你认真做了，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都是结果，都是成功。
Q：或者说您证明此路不通，起码让以后的人走其他的路？
ZH：对，就这个意思。现在很多人，在回答钱学森之问时，都是凭嘴说，并没有说服力，我们是真正在干。
南科大学子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人们的一封公开信
南科大之所以为南科大，也正是图其大者不顾小节，我们学校的建校本意即是此，既为教改探路，也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寻求经验。在这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即抛下铁文凭，捡起真本事。在现在无数毕业生疯狂报考公务员的情况下，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我们想在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精神上作出努力。我们的老师，也在积极地向我们传达着这样的信号。有同学梦想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