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击新冠疫情,不同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地采取了数字监控技术对其民众展开追踪.诚然,现代监控技术在“控制犯罪率”“提高公共安全性”“造就高效管理模式”等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同时亦带来了不可规避的问题,包括互联网用户行为自主权的缺失、信息行业的高度垄断以及民主政治危机,等等.当受信息监控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电子追踪技术对公共空间和社会秩序的构造意义,其中,丹·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强调了网络空间中的市场主导原则、肖沙娜·朱伯夫则把关注点放在了技术巨头与“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对用户行为的深层次干预,本文作者古登堡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较为清晰地勾勒出追踪资本主义利用流动的网络信息,采集和监控人类基因的大致过程,道破了“生命体征—微靶向定位—社会控制”的资本主义追踪模式及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