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戎习武
　　
　　乍入省城
　　
　　年轻人总摆脱不了新奇与繁华的吸引，对于从乡村来的阎锡山来说尤其如此。
　　他是前不久才到太原的。当铁轱辘大车滚动到忻州的时候，父亲阎书堂突然像想到什么事情似的，急呼车老板停车，和阎锡山从车上跳下来，说是到忻州要看个朋友，对薄吉福说了些感激的话，便告辞了，向忻州“成钰东”药铺走去。
　　阎书堂深知带的盘缠不多，两个人同去太原吃不消那里的巨大花销，就中途变卦，而到忻州歇脚。他和“成钰东”药铺掌柜曾有过交往，就恳求掌柜把阎锡山留下来，在店里帮忙，混口饭吃。然后，自己一人到了太原在柴市巷“荣庆栈”落脚，经同乡介绍，与人搭伙包揽土木工程。过后不久，在巡抚衙门负责管理收发公文的“稿房”谋到了个闲杂差事，有了固定收入，才把儿子阎锡山叫到身边来。
　　当时的太原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中小城市，但在20世纪初期，却是华北的一大重镇，金融商业的一大中心，官僚巨贾的聚集之地，是全国屈指可数的一大都市。那蓝砖包裹的坚固城墙，那巍峨壮观的鼓楼、承恩门（后称首义门，俗称新南门），那雕梁画栋的巡抚衙门大门，以及那绿树成行的丁字街，那相互毗连的热闹店铺，那衣着整洁的簇拥人群，使阎锡山这个乡村青年惊奇得目瞪口呆，留连忘返。新奇的天地在他眼前次第展开，喧嚣的市声搅动了他的心潮。他曾在父亲做事的巡抚衙门前多次徜徉，看那油漆的亮闪闪的木柱，瞧那镂刻精细的檐下装饰，瞅那莹莹放光的琉璃瓦，羡慕得直想进去看看官员们办事的情景，但他当时绝对没有在衙门府里执掌大印、主管全省大事的野心。在当时，他只有羡慕，只有自卑，所想的只是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有件事干，有碗饭吃。他和平常人一样，唯有条件成熟的时候，野心才能滋生，才能膨胀。
　　阎书堂看到儿子整天在市里闲逛，不是个办法，便东打听西打听，找到在城里居住的同乡魏老五。魏老五，名仰微，是河边村近邻东冶镇人。他与阎家的交往很深，在他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
　　魏老五见阎书堂父子走进家，便热情地让坐，递茶水，问寒暖。当他得知阎家父子落魄的情况后，便不忘旧恩，十分慨然地答应给阎锡山找个营生干。魏老五果然言而有信，自不食言，没几天，便介绍阎锡山到繁华柳巷“裕盛店”上班了，还把阎锡山收为义子。
　　“裕盛店”和魏老五的住房在一条巷子里，店铺老板看在魏老五的面子上，对阎锡山的照顾是很周到的。阎锡山也很争气，不仅干活态度严谨认真，而且有在五台县城经商的经验，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儿，赢得了店铺老板的欢心。
　　虽然只是个店里的小伙计，可是由于生活安顿下来了，阎锡山自立的想法便产生出来了。他想在这座大都市里有个立足之地，闯出一条生路，便四处走动，与人交往起来。一天，他走进离“裕盛店”不远的“四海店”，看见两个和自己年龄相仿、十分热情的年轻人，便攀谈起来。交谈中，免不了自我介绍。
　　一个说：“我叫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因无事做，从陕西跑到太原，在叔父开的这个店里闲住。”
　　一个说：“我是五台县南茹村人，姓名张瑜，字玉堂，和黄国梁是朋友。因想谋条生路，跑来太原，没有住处，只好沾朋友的光，和黄国梁住在一块。”
　　阎锡山自我作了详细介绍。
　　


　　三个人越谈越投机，来往就越来越频繁。后来感情越来越深，产生了“虽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深挚情义，就仿照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三个人结拜为换帖兄弟。阎锡山当时从未预想到，这个新的“三结义”会为自己以后执掌权柄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就学于武备学堂
　　
　　一年的时光在匆忙中不知不觉流逝过去了，年届20岁的阎锡山开始了新一年的忙碌。
　　这一年，即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对于阎锡山的命运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从斯年开始进入军界。他在军界里的沉浮胜败，构成了此后一生的荣辱兴衰。
　　八国联军的蹂躏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苦痛，迫使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方面加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以镇压人民群众的抵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宣布一些新政，以缓和国内的阶级冲突。屈辱卖国的《辛丑条约》之后，所实行的废科举、办学堂、革新军制，就是清王朝为挽救自身的统治而实行的一些新政略。
　　新政的实施，对当时僵死、沉闷和没落的封建守旧的社会冲击不小。“废科举”，断了靠“诗云子曰”进入官场的封建知识分子的通道，要想进入仕途，就须学习“新学”。革新军制，停止武科举，裁汰绿营防勇，就打破了靠握长戟大刀进入统治阶层传统武人的饭碗，而要获得新的荣耀，就须操习新式枪炮，编练新式军队，掌握新的战法。尽管不少人或明或暗反对、抵制上述这些皮毛性的变革，但略有文化的青年阎锡山对此却是拥护的。从少年时的孤独生活、青年时躲债的流浪生活以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中，他不可能不对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兴亡等重大问题有所思考，不可能不对摆脱身处的困境、求得个人的发展以及为祖国为民族的强盛献一腔热忱有所谋划。他想从政，但凭自己从塾师那里学得的那点文化，是进不了培育政治人才的山西大学堂的。上年，即1901年，清廷下诏停止武科举，并下令各省设立武备学堂，以培养新式的“将才”。这道诏令经一年酝酿，终于变成张贴于太原街头的一张山西武备学堂的招生广告。
　　1902年，是山西省成立学校较多的一年。先后在太原街头贴出的成立及其招生告示的有山西大学堂，山西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当时想做官的年轻人常常在街头转遛，观看招生广告，选择自己要报考的学堂。阎锡山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想起自己在清军里当马夫的那段经历，心里忿忿不平，决心要当一名军官，便选择了武备学堂。
　　他回家将自己想报考山西武备学堂一事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赞同。第二天，他又找见了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商议，这两人也同意一起报考。
　　武备学堂是专门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录用条件并不高，只是要求有强健的体格，通晓文字。但入学心切的阎锡山，不怕体格过不了关，只怕文化关难过，仅有三年上私塾的文化底子，万一考不好岂不耽误了前程？因而，他想请人代考。他的父亲阎书堂忽然想起一个人来，此人名叫赵廉佑，代县人，阎书堂在五台县做生意时曾和此人有过交往，见过两次面，如今正在山西大学堂里念书，估计挥笔作文是不会错的。于是买了几盒糕点，带着儿子去了山西大学堂。赵廉佑见熟人求到门下，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冒名顶替，代阎锡山下场应考。
　　报名之前，阎父又想到一件要事：儿子进武备学堂，将来是个带兵征战的军官，怎么还能叫阎万喜呢！这乳名虽然叫着亲切，但总不够响亮、气派，不像是个干大事的名字。他想给儿子起个响响亮亮、威威风风的大号，想了半天，因胸中墨水太少，绞尽脑汁，也还是想不出好名字来。他很迷信，想到应该给儿子算算卦，一则算一下儿子能否榜上有名，平步青云，二则给儿子起个好名字，交个好运。第二天，他就跑到一家粗通周易、会批八字的算命馆。馆内这位读书很多、久考不中的老先生，推算了一番万喜的生辰八字，说是五行缺金，并断定能考上武备学堂。经过挑词炼字，再三推敲，取得阎父同意，最后决定给万喜的大号叫做“锡山”。于是，阎锡山不再用乳名行走于社会，随着官位的升高，“锡山”二字渐渐播扬天下了。
　　考试这天，阎锡山好生紧张。他担心赵廉佑不能按时应考，早早跑去一看，赵早到了，就重新拜托了一番，他担心进考场不顺当，碰巧学堂新成立，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不交验照片，赵廉佑很顺利地走了进去。他在考场外听说试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觉得文章不好作，谁知这题对于赵廉佑来说不是难题，好写得很，不多一阵子便写好交了卷，走了出来。
　　交了文化卷，接着是口试，阎锡山直接应试。因为他见过点世面，从小顽皮淘气，天不怕地不怕，还有点文化基础，口试题又较普通，所以在主考官面前，沉着自然，腰身笔挺，精神状态极佳，很有点军人风度，回答问题，直率坦然，准确无误，声音宏亮，深得试官们的赏识，没费什么劲就过了关。
　　等到发榜那天，阎家父子挤进人群看榜，武备学堂共录取学生120多名，阎锡山名列前茅。他们当时的喜悦之情，自不必言表，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枪手”赵廉佑的感激，不光留于口头，在阎锡山后来主持全省之事时期，还给赵廉佑安排了个官做。
　　同榜公布的，还有阎锡山的结义兄弟黄国梁、张瑜。干兄干弟三人为同时被录取到同一学堂就读兴奋异常，立即聚在一起，取来酒菜，庆贺了一番。几天之后，便结伴进了武备学堂。
　　
　　勤奋的学生
　　
　　新成立的武备学堂设在太原大教场，校舍简陋，学生也只有120多人，分别住在“孝”、“悌”、“忠”、“信”四个斋号里。虽然校舍较差，但学校给学生的照顾是不错的，除供给食宿外，每月还发给一两饷银，成绩优秀者，另外给予奖励。学堂所设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英文、德文、格致。军事课有战术学、筑垒学、地形学、兵器学等。
　　阎锡山深知在武备学堂里的学习对于自己今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学习上十分用功，对于学科、术科莫不深入钻研，出操、训练都分外用心，对于教官、督练官总是毕恭毕敬，表现得非常驯顺。日子长了，逐渐讨得了老师的欢心，同学的信任，后来竟当上了学生班长。
　　此时的阎锡山，对时政也颇为关心，注意吸收新的思想和信息。当时，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由国外传回国内，上海等地已出现了一些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带有封建专制臭味的康、梁维新思想已为不少先知先觉者所唾弃，而封闭于娘子关内的太原，因消息闭塞，此时还将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当作新东西在学习，在研究。阎锡山也是如此，常把康有为公车上书、六君子慷慨就义、“君主立宪”、“变法维新”等，作为经常议论的话题，并被此前自己从未接触过的这些东西所吸引，对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君主立宪的鼓动者充满仰慕之诚。尽管他仰慕的都是些过时的、落伍的东西，对于一个原先只为个人生活而奔波的流浪者来说，能够放大眼光瞄向政治，毕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阎锡山开始注意与同学们交际，和他同时考入学堂的有黄国梁、张瑜、温寿泉、乔煦、姚以价、周望英等，并和张瑜、周望英一起住在“信”字第五号宿舍里。这些人后来对他事业上的发展，都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张瑜，如前所述，字玉堂，五台县南茹村人，1883年生，7岁丧父，幼读私塾，与阎、黄拜为结义兄弟，为老大。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翌年10月，由黄兴主盟，与阎锡山、温寿泉、乔煦一道加入同盟会，后又成为同盟会内铁血丈夫团成员。1909年毕业回国，经陆军部考试，名列上等，上谕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授予协军校（相当于少尉）的军衔。先任督练公所教官，辛亥山西起义时，任新军八十六标管带（营长），起义后，任山西军政府第四标统兼北路军总司令，攻取代州、雁门关之后随阎锡山北上包头。1913年，为山西都督府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第二年任混成旅少将旅长，1915年病逝于太原，葬于原籍，时年31岁。
　　黄国梁，字绍斋，陕西洋县人，生于1883年，阎锡山之结义兄弟。1904年起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进陆军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1909年毕业回国，陆军部于年底举行会试，考列上等，上谕赏给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的军衔。翌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五标标统（即团长）。辛亥革命时，曾在自己家里召开决定太原起义的会议。1911年10月28日，奉命率本部南下河东，一、二两营统领到子弹后于29日凌晨起义，黄闻讯后赶回太原，任山西军政府参谋部长，之后又先后任军政司司长、参谋长、第十二混成旅旅长等职。袁世凯派的山西巡按使金永到任后，阎锡山为躲避金永的监视，佯装无能，把军政大事多交黄处理。袁死后，阎复掌军政，觉得黄是一个威胁，便以“不服节制”罪免职，命宪兵司令张达三监视，逼黄离开山西，到京任总统府参议、将军府将军等职。阎于1923年召黄回晋担任第三集团军兵站总监、兵工厂总办、兵器委员会会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打响后，黄辞掉所有职务。抗战开始后，回汉中避难。新中国成立后，被邀为山西省政协委员。1958年1月4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5岁。
　　温寿泉，字静庵，山西洪洞县白石村人，生于1881年，秀才。1904年赴日进振武学校学习，之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5年10月28日入同盟会，后又加入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任山西大学堂兵学教员，当年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学生会试，考列优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给副军校（相当于中尉）的军衔。回省后调任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曾参与辛亥太原起义的准备和决策，起义成功后当选为副都督，并被任命为山西军政府军政部长。11月，任燕晋联军参谋长。12月，清军攻占娘子关，民军按原定计划分兵南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撤离太原北上，攻占山西归绥道的包头、萨拉齐等地，并向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进军，温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与陕西民军配合，光复运城。鉴于不明都督阎锡山所在位置，遂成立山西军政分府，主持河东三十六州县的军政事宜，派兵攻占绛州，进军平阳（临汾）。翌年南北议和结束，清帝退位，阎锡山回到太原，军政分府当年夏天撤销，温回太原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又调任北京政府陆军部中将参议。1928年，阎锡山把晋察绥冀和北京天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温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原大战期间，温为阎的总参赞。1932年，与阎锡山、贾景德任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的督理，温的此一名义一直维持到太原解放。1947年，温被“选”为洪洞县国大代表，第二年出席了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的国民代表大会。由于晋南张士秀、李岐山的反阎而形成的南北隔阂，故温始终得不到阎的重用。1948年，温在北京依附傅作义，任高等顾问，随傅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馆员。1955年逝世，时年74岁。
　　乔煦，字子和，太原人，1904年进日本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日加入同盟会和铁血丈夫团。1909年毕业回国，在山西督练公所任职，经陆军部会试，考列上等，上谕授给步兵科举人兼授协军校的军衔。1911年，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相当于旅）第八十六标第一营管带（营长），当时阎锡山是该标的教练官、标统（团长），参加太原起义。山西军政府成立后，任东路军前敌司令，在娘子关御敌。之后任河东军政检阅使，不久病故。
　　姚以价，字维藩，号龙门，山西河津西毋庄人，生于1881年，7岁时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1904年赴日本振武学校、陆军士军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回国，经陆军部会试，考列上等，上谕授予陆军步兵科举人和协军校的军衔。1911年任山西新军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10月29日，被营内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率领的起义官兵，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遂率起义军攻城，打死巡抚陆锺琦。山西军政府成立后，任东路军总司令，守娘子关，后又参加筹组燕晋联军的会议。12月，清军攻占娘子关，姚赴天津，后又到赣任李烈钧的参谋长。民国元年回晋，因受讥讽，从此之后再未回来。之后，他到云南助蔡锷讨袁，袁世凯死后，回北京在将军府任职。在1924年直奉战争和1930年中原大战中，曾在韩复榘、石友三等处开展反阎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陕西邠县居住。1947年病故于西安，享年66岁。
　　由此可见，阎锡山交往的上述人员在其后来的发展中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
　　武备学堂的三年生活快要结束了。当阎锡山开始思考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时，传来了将从学生中选派人员赴日留学的消息。他欣喜，他焦急，唯恐落选。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时光在流逝，选定人员的日子临近了。
　　
　　1994年7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