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

　　几天来，我们离开两水泉后，一直关注着周围的地形、道路和行进方向。究竟应当从哪里通过？这是我们全队关心的一件大事。这天午后，部队来到两山间的冰河口宿营。我和王风云、老周走上一座小山观察。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大雪山真的是险要，主峰有7000多公尺高。
　　“好一座雄伟的雪山和险要的冰河啊！”我说着从王风云手里接过望远镜，沿着冰川从左到右缓缓望去。镜头里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山深谷，根本看不到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的分界线。再向前看，冰川像一把利剑把山劈成两块，很难预测它的鞍部（山口）在何处。我把望远镜递给老周说：“你看看这山，有没有通过的可能。”老周看了一阵，眯着双眼指着冰川的拐弯处说：“队长你看冰川前面，中间山上的山岩里，有住过人的痕迹，看样子这条冰河走过人。”当天下午，我给老周和张虎子交待了侦察任务：“根据两天来的观察，洪水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下来，每晚后半夜退下去。你们必须在洪水到来之前返回。”
　　次日一早，老周和张虎子带着侦察组出发了。我和王风云到水道边送行，说：“你们走水道，要注意掌握时间，以及水流、水色情况，必要时炸开冰层修路时，尽快到冰层上，防止洪水下来的问题。”老周自信地说：“放心吧！队长同志，我们一过冰峡就寻机上冰。”说完勒马走进冰道。我目送侦察组举着红旗消失在冰峡里，才慢步返回驻地。为了和侦察组取得联系，我们在小山上设了临时观察哨，以便随时知道他们的情况，同志们自发地轮流去观察哨观察。中午12点，通信员小杨跑回来报告：“队长同志，老周他们在石岩下生火发信号啦！”我和王风云急忙爬上山头，用望远镜望去，石岩下浓烟滚滚，摇摇晃晃飘向天空。我看了看表，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往回返，在洪水下来前一定能够赶回来。”
　　下午3点多钟，我便和王风云等几个同志去水道边迎接他们。这时，文化教员打着竹板念道：“英雄战士铜铁汉，踏破冰山过冰川。突破天险胜利归，队长亲迎喜开颜。”老周等人刚出冰道，洪水就下来了。我后怕地说：“真险啊！差点出事。”“在这地方行动，处处都要长几个心眼才行。”王风云笑着说。
　　老周和张虎子到后，喝茶休息少许，我即召集他们汇报。张虎子说：“我们离开驻地，在冰川口进入水道，川口约700多公尺，中央有一条冰河，经过洪水长期冲刷，形成一条宽五六公尺的水道。经察看痕迹，水道在冬季冰河封冻时也封了口，夏季又化成水道，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前进。同志们清除了拦路的乱石，但走了十几里路又遇上一块大石挡路，这块大石呈圆形，有一两米高，根本搬不动。而水道仅1米宽，马调不了头，不调头就得上冰层，而冰层又有3米多高，上去也不能走。挖又不能挖，炸又不能炸，我看了很为难。后来还是老周出了个点子，上面用钢钎打，下面用十字镐挖。”他喝了口水，接着又说：“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挖开了1米多宽的路，刚能走过一匹马。我们绕过大石继续前进。出了冰峡，从一条岔开的小水道进去，这一段冰层低而窄，马进去走不远，我们就挖冰修路上了冰层。在冰上行进，危险性小了，虽给马挂上了滑冰掌，但走起来还是十分困难。有时连人带马都滑倒了，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起来又走。”“我们把破麻袋片撕成小块给马包了4个蹄，这样才走得快了。”老周插话。
　　张虎子接着汇报：“11点我们到达石岩时，发现这里过去住过人，有生过火和睡过的痕迹，还留有一堆干牛粪。”老周说：“石壁上还有几行用藏文刻的字，意思是由此进岔沟向南是鞍部（山口）。”张虎子长出了口气，又说：“大家在回来路上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查明了情况，担心的是不知何时洪水就会下来。所以下了水道后，就快马加鞭地行进。去时用了4个多小时，返回时只用了2个多小时。”他说着转过身来又说：“同志们的背上都湿透了，这都是马蹄溅起的水珠浇的。”我赶紧对小杨说：“你把大衣拿出来给他们换上，再告诉回来的同志，把换下的衣服迅速烤干，明天还要行军。”

　　张虎子走后，老周悄声对我说：“队长，明天要组织人去背电台，水道里有的地方，马驮不过去。”我看了看老周黑得透亮的脸庞，笑着表示赞同：“告诉二班长派两个体壮的同志去背，由电台台长亲自组织。”我想了想又说：“到最难走的地方，要一班长派人去帮助。”老周应了一声：“是！队长同志！”立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白雾蒙蒙，远处的雪山隐没在浓雾里。各班借着星光，紧张地喂马、拆帐篷、捆驮子。吃完饭后准备出发时，译电员小李拿着一份师里发来的特急电报给我看，上面写着：“田、王，同意你们的计划，但要加强领导，提高同志们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智慧，迅速通过冰河，翻过雪山，争取早日进驻日土宗。”我向全队同志传达了师首长的指示并作了简要动员。同志们情绪很高，早晨7点我们出发了。
　　部队按侦察的水道，向冰河深处走去。这次，队伍的距离拉得比较远，但马蹄踏起的水珠，仍然向人们背上飞去，不过比侦查路线时的急行军好多了。我们通过大石块时，道路比昨天宽了些，显然是被挖过的冰岩，经过昨日洪水冲刷又加宽了。12点后，冰川里起风了，寒风吹动着雪粒，使人们睁不开眼。我们越往里走风越大，气候也更惡劣了，许多人因缺氧而头昏眼花。这时候周医生又忙起来了，他跑前跑后地为战士们看病送药。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走着，有时掉进深雪中，翻几个滚儿，才能爬出来。人变成了雪人，马也变成了雪马。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了石岩边。我指着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的结合部，问老周：“路是从这条沟进么？”“是的，队长同志，昨天我们只走了一段，上山后才能确定准确的方向。”老周迟疑地说。这里是风口，风太大，我们歇息片刻，又前进了。部队踏着积雪层，沿着一条小沟走着，下午2点来到鞍部的山下雪滩。这里海拔6000多公尺，气候恶劣，大家的脸和嘴都变成了紫色，风虽小了些，但更寒冷。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走了不到500米。我暗想，战士们为了减轻战马的负重，有些零星东西，自己就随身携带了。这档儿，走上十几米就要歇歇，不然就喘不上气。战马虽不会说话，但从它那“呼呼”地出气中，都知道它也是在坚持走着。马都如此，何况人呢？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队伍已化整為零了，战士们三五一堆地坐在雪地上，有的人手扶马站着休息，还有的干脆躺在雪地上。老周回头看着说：“队长你看，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搞不好会把人闹病，我们要想点办法才行啊。”我笑着说：“这种局面很快……”我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山顶上有人喊：“同志们加油吧，坚持就是胜利！”我抬头一看，见鞍部已插上了八一军旗。张虎子在山顶上高声喊着。这招真灵，战士们看到军旗，顿时变得生龙活虎，纷纷喊着：“加油呀！坚持就是胜利！”奋力向上爬去。老周见状笑着说：“噢，是队长你做的安排啊。”
　　当上到山顶时，我站在最高点，仔细观察着西面的山峰，又拿地图对照了实地，觉得有点对不上号。我想了很长时间说：“老周，我们走错路了。”他吃惊地问：“那你说我们该走哪里？”“按图上对下来，”我指着向东南面的山沟说：“应该从东面那条沟进去，翻过对面的山就对了，我们原先没注意到，走了这条沟，多翻了一座山。”“那我们应该从哪里下去呢？”我指着东侧的小沟说：“由这条沟下去，再由对面的山沟进去，上那个山口，才是真正的鞍部。”
　　这时候，部队中议论纷纷。老王带着几个人在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我看了看表，已来不及进一步研究讨论了，下定决心改道，于是转身喊道：“同志们不要议论了，有意见回去给我提，让大家多翻一座山是我的过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是指挥员。”我环视大家说：“同志们要相信党支部，相信集体的智慧，就可以完成任务。”又说：“各班做好准备跟我来！”我说完就和老周、张虎子、小杨等在前面向山下走去。这条沟虽说坡陡一些，下坡的路总比上山省劲儿。部队继续前进。阳坡雪少一些，没用多大功夫就下了山。部队缓缓地在小山沟里的冰滩上移动着。马蹄很滑，走不了几步就滑倒了，有的马干脆不敢举步，战士们就脱下衬衣，取出毛巾、围巾等把马蹄包起来，防止马摔跤。但走不了多远，马蹄上的布片磨破后，还是滑。探路组的同志们从很远的地方，用口袋装来沙土垫路。在山坡处用刺刀在冰层上破了很多道冰坎，这样才勉强通过。很多同志跌肿了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同志手被冰块划破了，手上的血痕又马上冻成了血痂。有时战马踏在较薄的冰层上，一不小心就连人带马陷进冰窟窿里去了，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拉的拉砍的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越过冰滩。
　　过了冰滩，横在面前的是积雪沟，雪约有一公尺多厚。为安全起见，我带着探路组拉着一匹马在前面探路，有的地方积雪太厚，就用铁锹铲开雪，搬来大石头铺路，再让大队人马通过。这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脸来，阳光照在雪地上发出幽蓝刺眼的光芒。有的同志没有风镜，眼睛被雪光刺坏了，走上几步就流泪。周医生急中生智，把自己的一块绿绸子被面撕成一块块的，让害眼病的同志将眼睛蒙起来，模模糊糊跟着走一程后，再把绸子掀起来看路，就这样在雪地上前进着。上到鞍部的平坡后部队休息，很多同志都发生了呕吐和脑袋发胀的状况，有的甚至直接晕倒在马上。这时周医生跑来告我：“队长，这里气候坏极了，海拔6000多公尺，天一黑被冻伤的人会更多，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为了留念，我和小杨从雪地里挖出几块大石头，摆成一个三角形小塔，老周从马褡子里取出块一尺多长的木牌，在上面用马尾蘸墨水写了几个大字：“公元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骑兵侦察队来此。侦察队全体同志留”。我们并未奢望这墨迹能保持多久，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同辈或后辈的考古学家、探险队员们，将会在这里找到人民解放军征服藏北高原的最初遗迹。
　　站在突破口上向东望去，白皑皑的高山被云雾笼罩着。一群秃鹰嘎然展翅穿过云层，向东飞去，消失在云层里。我们休息片刻后迅速起身，鼓足最后的力气溜下山去。太阳沉下西山，天空由紫红色逐渐变成深蓝，直至最后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当走出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沟时，一轮皎月升上了天空，大海子在望了（后来我们为其起名为五泉海）。

终于找到藏胞

　　又经过几天行军，这天中午，我们来到名为“二十里坡”的山脚下。为了开辟道路，我们几次派侦察组向各处探寻，终未成功。有一天，我、老周和几个战士在一条山沟里探出了一条通路，但是有段200公尺长的狭窄山道，人只能侧身通过，马匹和驮子根本过不去，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掉下几丈深的河沟。为了铺平道路，侦察队不得不变成了临时修路队。战士们拿着铁锹和仅有的几把十字镐，搬的搬，挖的挖，铲的铲，经过4小时紧张抢修，终于在下午4点钟前修成一条便道，一人一骑可以勉强通过。
　　为了抢时间，我们只用半小时就通过了新修筑的道路，顺着向阳坡又上了冰大坂。这时，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有带水，干粮也吃不下去，但大家仍然往上爬，一直到晚上12点才翻过冰大坂，到达扎岗滩（藏语）的边缘。这天夜里没有月亮、星星，在一片漆黑中既找不到牛粪和柴火，又找不到水。我不住地寻思：部队翻过大坂已经够疲乏的了，但什么都没有，如何宿营呢？正在犹豫之际，老王对我说：“队长，一班在前面不远的沙滩上挖坑，已经挖到了一公尺深，沙子开始呈现湿润，看样子再挖深些，可能有水出来。”于是，我说：“那好，就在这儿宿营吧！”
　　我走到一班挖坑的地方，黑压压围着一堆战士，大家因为渴，谁也不愿多说话。我擦着一根洋火在洞口，问下面的同志有水没有。张虎子抬起头来，抹掉额上的汗水，失望地说：“队长，挖了半天，挤出来一点点水，还不如流的汗多呢。”说着，舀了一碗叫我喝，与其说是一碗水，倒不如说是一碗泥沙。我把嘴伸到碗边，用舌头舔了舔，虽觉得又苦又咸，但是处在这种条件下也感到强似甘露。 　　半夜两点多钟，戈壁滩上刮起一阵狂风，宛如万马奔腾，使人心惊肉跳，风把我们住的帐篷刮倒了，战士们在睡梦中被压在帐篷里，大家急忙爬起来，用手抓住帐篷的橛子动也不敢动，马也“嗷嗷”直叫。大约20多分钟后，狂风过去了，大地又恢复了平静。战士们满嘴满头全是沙子，口里的沙子吐不出也咽不下。大家身体中仅有的一点水分也在睡梦中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去了，说话不但声音小，连嘴也张不大。还有的战士在帐篷附近找帽子、皮鞋、口袋……正在这时，哨兵跑来报告：“队长，坏事啦，咱们的马只剩下十几匹了，其余的马都被风刮跑了。”
　　我一听这话，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马上召集班以上干部研究，决定派侦察员分头顺着风的方向找马，马在沙滩上跑过后，风一吹，什么足迹都没了，况且又在夜间，就更难寻找了。战士们虽一昼夜滴水未进，但都把战马当作自己的生命，争先恐后地报名去找。他们走后，我和老王坐立难安，仿佛时间都凝固了，高原上的不眠之夜是这样的漫长和磨人。
　　早上6点钟，金色的太阳从雪山尖上探出脸来，照着广阔的沙滩，一片焦黄。到上午10点钟，哨兵来报告：“从西南方向卷起一团尘土，向这边移动。”战士们一片欢腾：“嗬！马回来啦！”马群越来越近，营地里的马也发出嘶鸣声，仿佛在欢迎伙伴归来。张虎子还未下马就喊道：“队长，报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不但找到了马，而且还找到了藏族人民和泉水，泉水附近还有一尺多长的大鱼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一边吩咐战士们拴马，一边叫大家迅速整理装备，马上前进。老周叮嘱大家说：“同志们，即使鱼跳到岸上来我们也不能吃，这是藏族人民的风俗，我们要遵守。”
　　黄昏，部队进入一条绿色的大山沟，纵横交错的小河从草原上蜿蜒穿过。草原上牛羊成群，河旁边有几个用牦牛毛编成的帐篷，门前几根木杆上飘扬着各色布条缠成的蟠旗。为了不惊动藏胞，部队在离他们两里地的河边宿营了。战士们忙着放马、拾粪、烧饭，突然几个身穿蓝袍的藏族妇女带着祈求的神色来到我们的帐篷附近。她们一见到我们就跪下磕头，嘴里叽里咕噜说着话，只是一句也听不懂。我问老周：“她们说什么？”周翻译说：“她们要求长官不要杀她们。”我说：“你给她们解释解释。”
　　不用我提示，老周知道要解释什么。他把人民解放军是来解放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他们……向她们宣传了半天，妇女们站起来，收起恐惧的目光。其中有个30多岁的孕妇仍怀疑地望着我们。这时，老王在我后面说：“队长，把我们带的中央印的画报给他们两本，再送点茶叶和糖。”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叫老周拿了两本画报和一些糖送给她们。这位孕妇喜出望外，接过画报，立即顶到头上（因为藏民将有画的藏族文书当经书看待的风俗），欢天喜地地跑了回去。为了解情况，我叫老周跟她们一起去了。
　　一小时后，老周领着几位藏胞来到驻地。他们很客气地向我们鞠躬，伸了伸舌头（藏民礼节），我照样回了礼，就请他们到帐篷里谈话。其中一位年纪大些、头发梳成长辫垂在脑后的藏民，是十户长。他说：“帮保（藏语：长官），在你们没到这里（指扎岗滩）的前3天，比恶蛇还坏的胡赛音（从新疆流窜到阿里的哈萨克匪徒）匪帮，在这里杀过人，并且抢走我们许多牛羊，所以，群众一见到穿黄军服的就害怕，我们男人赶着牛羊躲进偏僻山沟，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看家。要不是看到了藏文画报，我们还不会回来呢！现在我们相信，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人民解放军。”
　　这时帐篷外人声欢腾。原来是藏民赶着十几只肥羊来慰劳部队。我代表侦察队接受了这份礼物，随即向十户长和所有藏民送了两块白布并献了哈达。我们还询问了日土宗的情况。我们一直欢聚到深夜，他们迟迟不忍离去。临别时，我请他把一封藏文信和一份厚礼送给日土宗县政府。

进入日土宗

　　8月30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战士们都穿上了呢子军装，一个个刮了胡子理了发，马靴擦得油亮，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跨上战马继续向阿里高原最北端的城镇——日土宗前进。
　　张虎子高举八一军旗，走在最前面，战士们唱着《解放军进行曲》，沿着辽阔碧蓝的大海子边行进。绕过大海子，前面出现一片辽阔的草原，一尺多深的草掩住了道路。这时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隐隐约约看得见依山的小房屋和高耸于山顶的红色喇嘛庙。在它的后面就是世界驰名的冈底斯山。由于这里海拔近4200公尺，所以从地平线上看，大山显得并不高。
　　引路藏民向我們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这座城镇的人口、宗教、生产等情况。他还叙述了这座小镇的辛酸往事，这高原小城里的人民和其它地方一样，都遭受着剥削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残酷掠夺。我们到时，这个小城已是破败萧条，住户寥寥无几了。
　　不知不觉山城在望了，远远听到海螺的吹奏和锣鼓声，我问藏民：“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欢迎大军的！”这里距日土宗还有10多里，来接我们的是县政府的官员们。他们穿着满清时代的旧式朝服，在鼓乐声中骑着高头大马，马头上装饰着红布和各种饰物，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装异服，一个劲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的竟笑出声来。老周见状立即起来对我说：“队长，请告诉大家不要笑。”我随即转身说：“往后退，下马，谁也不准笑。”顿时，战士们一片寂静。
　　我们和县长、活佛等率领的藏民见了面。县长是个大高个，向我们献了哈达，我代表部队也向他们献了哈达并一一握手。随即他带我们走进了帐篷。帐篷内陈设华丽，中间铺着几条地毯，3张小桌上摆满了糖、饼干一类的招待品。等落座后，我悄悄问老周：“为什么在这里布置这样的帐篷呢？”他说：“这是藏民对外来官员最尊敬的接待方式。你看，他们的马头上还挂了红绸子，等会儿县长还要和你换马呢！”这时，旁边一位略懂汉语的藏民说：“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恐怕还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因为你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返新疆途中

　　进驻日土宗的第3天，我们又接到师首长的指示，要我们重新组织一个轻便的侦察小队，由我带领继续完成由日土宗到新疆皮山县的侦察任务，其余人员留日土宗等待后续部队，执行剿匪任务。由于长期行军，人员给养早就没了，战士们个个面黄肌瘦，体重都下降了六七公斤，但大家被单程的侦察胜利所鼓舞着，消息一公布，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完成最后的侦察任务。 　　出发前，我们和县长进行了研究，他答应帮助我们寻找向导，购买粮食。我们又作了返新路线的调研工作。没有去过日土宗的人可能会想，既然进了城镇，又有藏民，有些问题一定能很快解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虽说日土宗是个城镇，商业在阿里地区也较为繁荣，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把这儿的政府官员（清朝所立府治）、寺庙喇嘛、本地商人集中起来也仅有60多户，人口不过400多人，再加上气候恶劣、地势高，既不出产粮食，又无长住商人，这就给我们的返新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这里的藏民主要用牛羊产品向印商换取粮食、布匹、茶叶。印商来一次，只用几匹骡马，驮一点货物过来，但价钱昂贵。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和拥护，藏民为我们找到了几十斤青稞，并派人到几百里远的地方寻访找来了“不太保险”的向导。我们忙忙碌碌地准备了几天，9月15日由日土宗出发返新。
　　若在平原上，9月份正是千里谷香，天高气爽的季节，然而阿里高原早已进入了寒冬。第二天，我们走出了海子盆地，走过了风光迤逦的巴尔草滩，重新踏上千里冰封的高原。开始，战士们担心粮草支撑不到新疆，宁可勒紧腰带，也不愿多吃粮食。为了保护饥寒交迫的马匹，每天尽量多走路少骑马。但气候日渐寒冷，西北风刺透了同志们的皮衣，马还被吹得瑟瑟发抖，一连几天很多军马寸草不进。
　　一天，我们刚越过海拔5800公尺的雄才大雪山南端，由于气候特别恶劣，一匹战马七窍出血倒下了。战士们含着泪水，像埋葬战友一般埋葬了战马。部队已经走出一里多地，很多战士还回过头来，朝着葬马的地方望上最后一眼，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走了一程，又有一匹战马倒下，它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但用尽全力还是站不起来。它睁着大眼睛望着我们，也好像舍不得离开大家，眼里泪花闪闪。战士们有的宁可自己受冻，把皮大衣脱下来盖在马身上，有的把带的干粮一口口咬碎，吐出来用手送到马嘴里，但仍然无法使它站起来。由于军马的不断死亡，我们不得已将炒面和食品寄存在山岩内，上面做了标记，以便更快赶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漫长的高原旅程中，我们又翻越了海拔都在5000公尺以上，风雪弥漫的巴尔大坂、雄才大雪山、野马滩、林济滩、龙巴吉包大坂等。这些地方在地图上都是空白，于是我们给它们一一起了名字。
　　一天，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忽然又起了风雪，在大风雪中人们睁不开眼睛，看不清10步以外。为了防止迷失方向，我们只得停止前进，人马缩成一团，忍受着暴风雪的吹打。老周从马褡子里拿出最后一小壶酒，但又不够一人一口，大家拿着酒壶一个个传递下去，谁也不喝第一口，最后大家决定让病号和体弱的同志先喝，剩下的再轮着喝。就这样稍微增添了一点热量。在风雪中足足挨了两小时，雪停了，大家抖掉满身雪花，扫掉马鞍上的积雪，互相望着却说不出话来，即使能发出声音，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就在这雪地上，大家拉着马，进两步退一步地走着。走了一个钟头，还没走出3里地。我们只好找个背风的山崖，扫掉积雪勉强撑起帐篷。这山崖不远处有股泉水，泉水右边有个大冰滩，为了纪念此地，我们给它取名叫泉水沟。由于雪深，连半点牛粪和大头草都找不到，就连病号也喝不到热水，甭提其他人了。这一夜为了取暖，大家没敢脱衣服，围着被子，互相挤着坐在帐篷内，有几个病号连药都不能吃（他们一喝冷水肚子就痛）。周医生一会跑到这个帐篷看看，一会儿跑到那个帐篷瞧瞧，忙得不可开交。看完病他走到我跟前提醒说：“队长，我看没有别的法子，能不能把我们的帐篷杆子抽几根，给大家烧点水喝，要不然病号会更多。”就这样，这天我们每人分得了一杯热水。半夜，又飘起了雪花，寒风猛叩着帐篷。但战士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冷暖，而是马匹的安全，大家一个个脱下皮大衣，从褥子下抽出毡子盖在马身上，剩下的干粮也舍不得吃，都一块块掰开喂给马。雪从帐篷的缝隙里吹进来，一直钻进人们的脖子里凉飕飕的，哨兵在风雪中不住地走动着，胸前也结了厚厚一层冰。

　　这时带路的老乡不愿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用厚礼谢过后请他回去了。在这雪有半尺深的山上，太阳照在雪地上的反光把我们的眼睛也刺坏了。战士们忍着一切艰苦，翻过了5000多公尺的奇台大坂。离皮山县一天天近了。我们的24匹战马，已经死去了好几匹，粮食只剩下50余缸子，马不够驮装备，就把重要的东西背到人身上，因而每日的行程不超过35里，偏偏几天来连一头野牛野羊的影子都看不到。肚子饿极了！每走一步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天，我们从红柳滩出发，不到两里路，前方侦察组跑来说：“离这儿20里地远的地方，有几个影子晃来晃去。”战士们听了兴奋地说：“是不是野牛？如果是，那我们又该会餐了。”这时，我计算了一下走过的路程，又拿地图作了比对，如果我们没走错，现在已进入新疆边卡部队的警戒线了。
　　我听完报告，随即命令老周带侦察组去前面仔细搜索：“如果是牛，那就不惜子弹，一定设法逮住，如果是边卡部队来接我们，就要按规定的信号取得联系。”1小时后，老周兴奋地跑来报告：“我们已经和边卡部队巡逻组的同志取得联系。”
　　不到一刻钟，边卡连的张副排长带着几名战士，越过红柳丛飞驰而来。边防战士在老远的地方就高喊：“同志们辛苦啦！欢迎你们胜利归来！”这时侦察战士中爆发出春雷般的欢呼，纷纷下马跑去和边防战士握手，拥抱着欢跳起来。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鼻子一酸，眼前的红柳、云彩、雪山、邊防战士热情的面孔，一刹那间都被泪水弄模糊了。75天行军的疲乏一股脑涌上心头。我和战士们一边擦掉激动的眼泪，一边利用短暂休息坐到了潮湿长满青草的地上……
　　1952年春，在新疆皮山县境内的桑珠绿洲上，处处果树花在争艳怒放，绿叶葱葱，万紫千红，一片春意。藏北运输指挥所为了支援阿里部队守卫边防，成千上万的骆驼、毛驴、牦牛、战马驮载着上万吨物资，沿着我们侦察队探出的道路，破冰踏雪挺进阿里高原。这条路不仅比原有的从于阗至温尔昆沙的老路缩短了40多天，且沿途水草丰茂，道路安全，这条路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这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骆驼运输队里，传出了雄壮的歌声：喀什喀拉河水弯又弯呦，英雄的骆驼队过山岗;越过了千重山啊，涉过了万道河，我们要把粮食物资送到西藏，使祖国的边防万年牢……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