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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
几天来,我们离开两水泉后,一直关注着周围的地形、道路和行进方向。究竟应当从哪里通过?这是我们全队关心的一件大事。这天午后,部队来到两山间的冰河口宿营。我和王风云、老周走上一座小山观察。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大雪山真的是险要,主峰有7000多公尺高。
“好一座雄伟的雪山和险要的冰河啊!”我说着从王风云手里接过望远镜,沿着冰川从左到右缓缓望去。镜头里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雪山深谷,根本看不到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的分界线。再向前看,冰川像一把利剑把山劈成两块,很难预测它的鞍部(山口)在何处。我把望远镜递给老周说:“你看看这山,有没有通过的可能。”老周看了一阵,眯着双眼指着冰川的拐弯处说:“队长你看冰川前面,中间山上的山岩里,有住过人的痕迹,看样子这条冰河走过人。”当天下午,我给老周和张虎子交待了侦察任务:“根据两天来的观察,洪水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下来,每晚后半夜退下去。你们必须在洪水到来之前返回。”
次日一早,老周和张虎子带着侦察组出发了。我和王风云到水道边送行,说:“你们走水道,要注意掌握时间,以及水流、水色情况,必要时炸开冰层修路时,尽快到冰层上,防止洪水下来的问题。”老周自信地说:“放心吧!队长同志,我们一过冰峡就寻机上冰。”说完勒马走进冰道。我目送侦察组举着红旗消失在冰峡里,才慢步返回驻地。为了和侦察组取得联系,我们在小山上设了临时观察哨,以便随时知道他们的情况,同志们自发地轮流去观察哨观察。中午12点,通信员小杨跑回来报告:“队长同志,老周他们在石岩下生火发信号啦!”我和王风云急忙爬上山头,用望远镜望去,石岩下浓烟滚滚,摇摇晃晃飘向天空。我看了看表,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往回返,在洪水下来前一定能够赶回来。”
下午3点多钟,我便和王风云等几个同志去水道边迎接他们。这时,文化教员打着竹板念道:“英雄战士铜铁汉,踏破冰山过冰川。突破天险胜利归,队长亲迎喜开颜。”老周等人刚出冰道,洪水就下来了。我后怕地说:“真险啊!差点出事。”“在这地方行动,处处都要长几个心眼才行。”王风云笑着说。
老周和张虎子到后,喝茶休息少许,我即召集他们汇报。张虎子说:“我们离开驻地,在冰川口进入水道,川口约700多公尺,中央有一条冰河,经过洪水长期冲刷,形成一条宽五六公尺的水道。经察看痕迹,水道在冬季冰河封冻时也封了口,夏季又化成水道,我们就沿着这条水道前进。同志们清除了拦路的乱石,但走了十几里路又遇上一块大石挡路,这块大石呈圆形,有一两米高,根本搬不动。而水道仅1米宽,马调不了头,不调头就得上冰层,而冰层又有3米多高,上去也不能走。挖又不能挖,炸又不能炸,我看了很为难。后来还是老周出了个点子,上面用钢钎打,下面用十字镐挖。”他喝了口水,接着又说:“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挖开了1米多宽的路,刚能走过一匹马。我们绕过大石继续前进。出了冰峡,从一条岔开的小水道进去,这一段冰层低而窄,马进去走不远,我们就挖冰修路上了冰层。在冰上行进,危险性小了,虽给马挂上了滑冰掌,但走起来还是十分困难。有时连人带马都滑倒了,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马拉起来又走。”“我们把破麻袋片撕成小块给马包了4个蹄,这样才走得快了。”老周插话。
张虎子接着汇报:“11点我们到达石岩时,发现这里过去住过人,有生过火和睡过的痕迹,还留有一堆干牛粪。”老周说:“石壁上还有几行用藏文刻的字,意思是由此进岔沟向南是鞍部(山口)。”张虎子长出了口气,又说:“大家在回来路上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查明了情况,担心的是不知何时洪水就会下来。所以下了水道后,就快马加鞭地行进。去时用了4个多小时,返回时只用了2个多小时。”他说着转过身来又说:“同志们的背上都湿透了,这都是马蹄溅起的水珠浇的。”我赶紧对小杨说:“你把大衣拿出来给他们换上,再告诉回来的同志,把换下的衣服迅速烤干,明天还要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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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虎子走后,老周悄声对我说:“队长,明天要组织人去背电台,水道里有的地方,马驮不过去。”我看了看老周黑得透亮的脸庞,笑着表示赞同:“告诉二班长派两个体壮的同志去背,由电台台长亲自组织。”我想了想又说:“到最难走的地方,要一班长派人去帮助。”老周应了一声:“是!队长同志!”立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白雾蒙蒙,远处的雪山隐没在浓雾里。各班借着星光,紧张地喂马、拆帐篷、捆驮子。吃完饭后准备出发时,译电员小李拿着一份师里发来的特急电报给我看,上面写着:“田、王,同意你们的计划,但要加强领导,提高同志们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智慧,迅速通过冰河,翻过雪山,争取早日进驻日土宗。”我向全队同志传达了师首长的指示并作了简要动员。同志们情绪很高,早晨7点我们出发了。
部队按侦察的水道,向冰河深处走去。这次,队伍的距离拉得比较远,但马蹄踏起的水珠,仍然向人们背上飞去,不过比侦查路线时的急行军好多了。我们通过大石块时,道路比昨天宽了些,显然是被挖过的冰岩,经过昨日洪水冲刷又加宽了。12点后,冰川里起风了,寒风吹动着雪粒,使人们睁不开眼。我们越往里走风越大,气候也更惡劣了,许多人因缺氧而头昏眼花。这时候周医生又忙起来了,他跑前跑后地为战士们看病送药。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走着,有时掉进深雪中,翻几个滚儿,才能爬出来。人变成了雪人,马也变成了雪马。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了石岩边。我指着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的结合部,问老周:“路是从这条沟进么?”“是的,队长同志,昨天我们只走了一段,上山后才能确定准确的方向。”老周迟疑地说。这里是风口,风太大,我们歇息片刻,又前进了。部队踏着积雪层,沿着一条小沟走着,下午2点来到鞍部的山下雪滩。这里海拔6000多公尺,气候恶劣,大家的脸和嘴都变成了紫色,风虽小了些,但更寒冷。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才走了不到500米。我暗想,战士们为了减轻战马的负重,有些零星东西,自己就随身携带了。这档儿,走上十几米就要歇歇,不然就喘不上气。战马虽不会说话,但从它那“呼呼”地出气中,都知道它也是在坚持走着。马都如此,何况人呢?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队伍已化整為零了,战士们三五一堆地坐在雪地上,有的人手扶马站着休息,还有的干脆躺在雪地上。老周回头看着说:“队长你看,各种各样的姿势都有,搞不好会把人闹病,我们要想点办法才行啊。”我笑着说:“这种局面很快……”我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山顶上有人喊:“同志们加油吧,坚持就是胜利!”我抬头一看,见鞍部已插上了八一军旗。张虎子在山顶上高声喊着。这招真灵,战士们看到军旗,顿时变得生龙活虎,纷纷喊着:“加油呀!坚持就是胜利!”奋力向上爬去。老周见状笑着说:“噢,是队长你做的安排啊。”
当上到山顶时,我站在最高点,仔细观察着西面的山峰,又拿地图对照了实地,觉得有点对不上号。我想了很长时间说:“老周,我们走错路了。”他吃惊地问:“那你说我们该走哪里?”“按图上对下来,”我指着向东南面的山沟说:“应该从东面那条沟进去,翻过对面的山就对了,我们原先没注意到,走了这条沟,多翻了一座山。”“那我们应该从哪里下去呢?”我指着东侧的小沟说:“由这条沟下去,再由对面的山沟进去,上那个山口,才是真正的鞍部。”
这时候,部队中议论纷纷。老王带着几个人在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我看了看表,已来不及进一步研究讨论了,下定决心改道,于是转身喊道:“同志们不要议论了,有意见回去给我提,让大家多翻一座山是我的过错,不能怪别人,因为我是指挥员。”我环视大家说:“同志们要相信党支部,相信集体的智慧,就可以完成任务。”又说:“各班做好准备跟我来!”我说完就和老周、张虎子、小杨等在前面向山下走去。这条沟虽说坡陡一些,下坡的路总比上山省劲儿。部队继续前进。阳坡雪少一些,没用多大功夫就下了山。部队缓缓地在小山沟里的冰滩上移动着。马蹄很滑,走不了几步就滑倒了,有的马干脆不敢举步,战士们就脱下衬衣,取出毛巾、围巾等把马蹄包起来,防止马摔跤。但走不了多远,马蹄上的布片磨破后,还是滑。探路组的同志们从很远的地方,用口袋装来沙土垫路。在山坡处用刺刀在冰层上破了很多道冰坎,这样才勉强通过。很多同志跌肿了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的同志手被冰块划破了,手上的血痕又马上冻成了血痂。有时战马踏在较薄的冰层上,一不小心就连人带马陷进冰窟窿里去了,于是大家想尽办法,拉的拉砍的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越过冰滩。
过了冰滩,横在面前的是积雪沟,雪约有一公尺多厚。为安全起见,我带着探路组拉着一匹马在前面探路,有的地方积雪太厚,就用铁锹铲开雪,搬来大石头铺路,再让大队人马通过。这时太阳从云层中探出脸来,阳光照在雪地上发出幽蓝刺眼的光芒。有的同志没有风镜,眼睛被雪光刺坏了,走上几步就流泪。周医生急中生智,把自己的一块绿绸子被面撕成一块块的,让害眼病的同志将眼睛蒙起来,模模糊糊跟着走一程后,再把绸子掀起来看路,就这样在雪地上前进着。上到鞍部的平坡后部队休息,很多同志都发生了呕吐和脑袋发胀的状况,有的甚至直接晕倒在马上。这时周医生跑来告我:“队长,这里气候坏极了,海拔6000多公尺,天一黑被冻伤的人会更多,我们必须赶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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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留念,我和小杨从雪地里挖出几块大石头,摆成一个三角形小塔,老周从马褡子里取出块一尺多长的木牌,在上面用马尾蘸墨水写了几个大字:“公元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解放军骑兵侦察队来此。侦察队全体同志留”。我们并未奢望这墨迹能保持多久,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同辈或后辈的考古学家、探险队员们,将会在这里找到人民解放军征服藏北高原的最初遗迹。
站在突破口上向东望去,白皑皑的高山被云雾笼罩着。一群秃鹰嘎然展翅穿过云层,向东飞去,消失在云层里。我们休息片刻后迅速起身,鼓足最后的力气溜下山去。太阳沉下西山,天空由紫红色逐渐变成深蓝,直至最后完全黑了下来。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当走出达旦卡日和甘布鲁山沟时,一轮皎月升上了天空,大海子在望了(后来我们为其起名为五泉海)。
终于找到藏胞
又经过几天行军,这天中午,我们来到名为“二十里坡”的山脚下。为了开辟道路,我们几次派侦察组向各处探寻,终未成功。有一天,我、老周和几个战士在一条山沟里探出了一条通路,但是有段200公尺长的狭窄山道,人只能侧身通过,马匹和驮子根本过不去,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马掉下几丈深的河沟。为了铺平道路,侦察队不得不变成了临时修路队。战士们拿着铁锹和仅有的几把十字镐,搬的搬,挖的挖,铲的铲,经过4小时紧张抢修,终于在下午4点钟前修成一条便道,一人一骑可以勉强通过。
为了抢时间,我们只用半小时就通过了新修筑的道路,顺着向阳坡又上了冰大坂。这时,大家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有带水,干粮也吃不下去,但大家仍然往上爬,一直到晚上12点才翻过冰大坂,到达扎岗滩(藏语)的边缘。这天夜里没有月亮、星星,在一片漆黑中既找不到牛粪和柴火,又找不到水。我不住地寻思:部队翻过大坂已经够疲乏的了,但什么都没有,如何宿营呢?正在犹豫之际,老王对我说:“队长,一班在前面不远的沙滩上挖坑,已经挖到了一公尺深,沙子开始呈现湿润,看样子再挖深些,可能有水出来。”于是,我说:“那好,就在这儿宿营吧!”
我走到一班挖坑的地方,黑压压围着一堆战士,大家因为渴,谁也不愿多说话。我擦着一根洋火在洞口,问下面的同志有水没有。张虎子抬起头来,抹掉额上的汗水,失望地说:“队长,挖了半天,挤出来一点点水,还不如流的汗多呢。”说着,舀了一碗叫我喝,与其说是一碗水,倒不如说是一碗泥沙。我把嘴伸到碗边,用舌头舔了舔,虽觉得又苦又咸,但是处在这种条件下也感到强似甘露。 半夜两点多钟,戈壁滩上刮起一阵狂风,宛如万马奔腾,使人心惊肉跳,风把我们住的帐篷刮倒了,战士们在睡梦中被压在帐篷里,大家急忙爬起来,用手抓住帐篷的橛子动也不敢动,马也“嗷嗷”直叫。大约20多分钟后,狂风过去了,大地又恢复了平静。战士们满嘴满头全是沙子,口里的沙子吐不出也咽不下。大家身体中仅有的一点水分也在睡梦中输送到身体各个部位去了,说话不但声音小,连嘴也张不大。还有的战士在帐篷附近找帽子、皮鞋、口袋……正在这时,哨兵跑来报告:“队长,坏事啦,咱们的马只剩下十几匹了,其余的马都被风刮跑了。”
我一听这话,好像掉进了冰窟窿,马上召集班以上干部研究,决定派侦察员分头顺着风的方向找马,马在沙滩上跑过后,风一吹,什么足迹都没了,况且又在夜间,就更难寻找了。战士们虽一昼夜滴水未进,但都把战马当作自己的生命,争先恐后地报名去找。他们走后,我和老王坐立难安,仿佛时间都凝固了,高原上的不眠之夜是这样的漫长和磨人。
早上6点钟,金色的太阳从雪山尖上探出脸来,照着广阔的沙滩,一片焦黄。到上午10点钟,哨兵来报告:“从西南方向卷起一团尘土,向这边移动。”战士们一片欢腾:“嗬!马回来啦!”马群越来越近,营地里的马也发出嘶鸣声,仿佛在欢迎伙伴归来。张虎子还未下马就喊道:“队长,报告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不但找到了马,而且还找到了藏族人民和泉水,泉水附近还有一尺多长的大鱼呢。”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一边吩咐战士们拴马,一边叫大家迅速整理装备,马上前进。老周叮嘱大家说:“同志们,即使鱼跳到岸上来我们也不能吃,这是藏族人民的风俗,我们要遵守。”
黄昏,部队进入一条绿色的大山沟,纵横交错的小河从草原上蜿蜒穿过。草原上牛羊成群,河旁边有几个用牦牛毛编成的帐篷,门前几根木杆上飘扬着各色布条缠成的蟠旗。为了不惊动藏胞,部队在离他们两里地的河边宿营了。战士们忙着放马、拾粪、烧饭,突然几个身穿蓝袍的藏族妇女带着祈求的神色来到我们的帐篷附近。她们一见到我们就跪下磕头,嘴里叽里咕噜说着话,只是一句也听不懂。我问老周:“她们说什么?”周翻译说:“她们要求长官不要杀她们。”我说:“你给她们解释解释。”
不用我提示,老周知道要解释什么。他把人民解放军是来解放他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伤害他们……向她们宣传了半天,妇女们站起来,收起恐惧的目光。其中有个30多岁的孕妇仍怀疑地望着我们。这时,老王在我后面说:“队长,把我们带的中央印的画报给他们两本,再送点茶叶和糖。”我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叫老周拿了两本画报和一些糖送给她们。这位孕妇喜出望外,接过画报,立即顶到头上(因为藏民将有画的藏族文书当经书看待的风俗),欢天喜地地跑了回去。为了解情况,我叫老周跟她们一起去了。
一小时后,老周领着几位藏胞来到驻地。他们很客气地向我们鞠躬,伸了伸舌头(藏民礼节),我照样回了礼,就请他们到帐篷里谈话。其中一位年纪大些、头发梳成长辫垂在脑后的藏民,是十户长。他说:“帮保(藏语:长官),在你们没到这里(指扎岗滩)的前3天,比恶蛇还坏的胡赛音(从新疆流窜到阿里的哈萨克匪徒)匪帮,在这里杀过人,并且抢走我们许多牛羊,所以,群众一见到穿黄军服的就害怕,我们男人赶着牛羊躲进偏僻山沟,家里只留下女人和孩子看家。要不是看到了藏文画报,我们还不会回来呢!现在我们相信,你们就是救苦救难的人民解放军。”
这时帐篷外人声欢腾。原来是藏民赶着十几只肥羊来慰劳部队。我代表侦察队接受了这份礼物,随即向十户长和所有藏民送了两块白布并献了哈达。我们还询问了日土宗的情况。我们一直欢聚到深夜,他们迟迟不忍离去。临别时,我请他把一封藏文信和一份厚礼送给日土宗县政府。
进入日土宗
8月30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战士们都穿上了呢子军装,一个个刮了胡子理了发,马靴擦得油亮,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整齐的队伍,跨上战马继续向阿里高原最北端的城镇——日土宗前进。
张虎子高举八一军旗,走在最前面,战士们唱着《解放军进行曲》,沿着辽阔碧蓝的大海子边行进。绕过大海子,前面出现一片辽阔的草原,一尺多深的草掩住了道路。这时望远镜里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小山包,隐隐约约看得见依山的小房屋和高耸于山顶的红色喇嘛庙。在它的后面就是世界驰名的冈底斯山。由于这里海拔近4200公尺,所以从地平线上看,大山显得并不高。
引路藏民向我們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这座城镇的人口、宗教、生产等情况。他还叙述了这座小镇的辛酸往事,这高原小城里的人民和其它地方一样,都遭受着剥削阶级的血腥统治和残酷掠夺。我们到时,这个小城已是破败萧条,住户寥寥无几了。
不知不觉山城在望了,远远听到海螺的吹奏和锣鼓声,我问藏民:“这是干什么?”他说:“这是欢迎大军的!”这里距日土宗还有10多里,来接我们的是县政府的官员们。他们穿着满清时代的旧式朝服,在鼓乐声中骑着高头大马,马头上装饰着红布和各种饰物,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很多战士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装异服,一个劲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有的竟笑出声来。老周见状立即起来对我说:“队长,请告诉大家不要笑。”我随即转身说:“往后退,下马,谁也不准笑。”顿时,战士们一片寂静。
我们和县长、活佛等率领的藏民见了面。县长是个大高个,向我们献了哈达,我代表部队也向他们献了哈达并一一握手。随即他带我们走进了帐篷。帐篷内陈设华丽,中间铺着几条地毯,3张小桌上摆满了糖、饼干一类的招待品。等落座后,我悄悄问老周:“为什么在这里布置这样的帐篷呢?”他说:“这是藏民对外来官员最尊敬的接待方式。你看,他们的马头上还挂了红绸子,等会儿县长还要和你换马呢!”这时,旁边一位略懂汉语的藏民说:“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恐怕还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因为你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返新疆途中
进驻日土宗的第3天,我们又接到师首长的指示,要我们重新组织一个轻便的侦察小队,由我带领继续完成由日土宗到新疆皮山县的侦察任务,其余人员留日土宗等待后续部队,执行剿匪任务。由于长期行军,人员给养早就没了,战士们个个面黄肌瘦,体重都下降了六七公斤,但大家被单程的侦察胜利所鼓舞着,消息一公布,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完成最后的侦察任务。 出发前,我们和县长进行了研究,他答应帮助我们寻找向导,购买粮食。我们又作了返新路线的调研工作。没有去过日土宗的人可能会想,既然进了城镇,又有藏民,有些问题一定能很快解决。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虽说日土宗是个城镇,商业在阿里地区也较为繁荣,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把这儿的政府官员(清朝所立府治)、寺庙喇嘛、本地商人集中起来也仅有60多户,人口不过400多人,再加上气候恶劣、地势高,既不出产粮食,又无长住商人,这就给我们的返新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这里的藏民主要用牛羊产品向印商换取粮食、布匹、茶叶。印商来一次,只用几匹骡马,驮一点货物过来,但价钱昂贵。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和拥护,藏民为我们找到了几十斤青稞,并派人到几百里远的地方寻访找来了“不太保险”的向导。我们忙忙碌碌地准备了几天,9月15日由日土宗出发返新。
若在平原上,9月份正是千里谷香,天高气爽的季节,然而阿里高原早已进入了寒冬。第二天,我们走出了海子盆地,走过了风光迤逦的巴尔草滩,重新踏上千里冰封的高原。开始,战士们担心粮草支撑不到新疆,宁可勒紧腰带,也不愿多吃粮食。为了保护饥寒交迫的马匹,每天尽量多走路少骑马。但气候日渐寒冷,西北风刺透了同志们的皮衣,马还被吹得瑟瑟发抖,一连几天很多军马寸草不进。
一天,我们刚越过海拔5800公尺的雄才大雪山南端,由于气候特别恶劣,一匹战马七窍出血倒下了。战士们含着泪水,像埋葬战友一般埋葬了战马。部队已经走出一里多地,很多战士还回过头来,朝着葬马的地方望上最后一眼,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走了一程,又有一匹战马倒下,它几次想挣扎着站起来,但用尽全力还是站不起来。它睁着大眼睛望着我们,也好像舍不得离开大家,眼里泪花闪闪。战士们有的宁可自己受冻,把皮大衣脱下来盖在马身上,有的把带的干粮一口口咬碎,吐出来用手送到马嘴里,但仍然无法使它站起来。由于军马的不断死亡,我们不得已将炒面和食品寄存在山岩内,上面做了标记,以便更快赶路。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漫长的高原旅程中,我们又翻越了海拔都在5000公尺以上,风雪弥漫的巴尔大坂、雄才大雪山、野马滩、林济滩、龙巴吉包大坂等。这些地方在地图上都是空白,于是我们给它们一一起了名字。
一天,部队正在行军途中,忽然又起了风雪,在大风雪中人们睁不开眼睛,看不清10步以外。为了防止迷失方向,我们只得停止前进,人马缩成一团,忍受着暴风雪的吹打。老周从马褡子里拿出最后一小壶酒,但又不够一人一口,大家拿着酒壶一个个传递下去,谁也不喝第一口,最后大家决定让病号和体弱的同志先喝,剩下的再轮着喝。就这样稍微增添了一点热量。在风雪中足足挨了两小时,雪停了,大家抖掉满身雪花,扫掉马鞍上的积雪,互相望着却说不出话来,即使能发出声音,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就在这雪地上,大家拉着马,进两步退一步地走着。走了一个钟头,还没走出3里地。我们只好找个背风的山崖,扫掉积雪勉强撑起帐篷。这山崖不远处有股泉水,泉水右边有个大冰滩,为了纪念此地,我们给它取名叫泉水沟。由于雪深,连半点牛粪和大头草都找不到,就连病号也喝不到热水,甭提其他人了。这一夜为了取暖,大家没敢脱衣服,围着被子,互相挤着坐在帐篷内,有几个病号连药都不能吃(他们一喝冷水肚子就痛)。周医生一会跑到这个帐篷看看,一会儿跑到那个帐篷瞧瞧,忙得不可开交。看完病他走到我跟前提醒说:“队长,我看没有别的法子,能不能把我们的帐篷杆子抽几根,给大家烧点水喝,要不然病号会更多。”就这样,这天我们每人分得了一杯热水。半夜,又飘起了雪花,寒风猛叩着帐篷。但战士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冷暖,而是马匹的安全,大家一个个脱下皮大衣,从褥子下抽出毡子盖在马身上,剩下的干粮也舍不得吃,都一块块掰开喂给马。雪从帐篷的缝隙里吹进来,一直钻进人们的脖子里凉飕飕的,哨兵在风雪中不住地走动着,胸前也结了厚厚一层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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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带路的老乡不愿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用厚礼谢过后请他回去了。在这雪有半尺深的山上,太阳照在雪地上的反光把我们的眼睛也刺坏了。战士们忍着一切艰苦,翻过了5000多公尺的奇台大坂。离皮山县一天天近了。我们的24匹战马,已经死去了好几匹,粮食只剩下50余缸子,马不够驮装备,就把重要的东西背到人身上,因而每日的行程不超过35里,偏偏几天来连一头野牛野羊的影子都看不到。肚子饿极了!每走一步都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一天,我们从红柳滩出发,不到两里路,前方侦察组跑来说:“离这儿20里地远的地方,有几个影子晃来晃去。”战士们听了兴奋地说:“是不是野牛?如果是,那我们又该会餐了。”这时,我计算了一下走过的路程,又拿地图作了比对,如果我们没走错,现在已进入新疆边卡部队的警戒线了。
我听完报告,随即命令老周带侦察组去前面仔细搜索:“如果是牛,那就不惜子弹,一定设法逮住,如果是边卡部队来接我们,就要按规定的信号取得联系。”1小时后,老周兴奋地跑来报告:“我们已经和边卡部队巡逻组的同志取得联系。”
不到一刻钟,边卡连的张副排长带着几名战士,越过红柳丛飞驰而来。边防战士在老远的地方就高喊:“同志们辛苦啦!欢迎你们胜利归来!”这时侦察战士中爆发出春雷般的欢呼,纷纷下马跑去和边防战士握手,拥抱着欢跳起来。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鼻子一酸,眼前的红柳、云彩、雪山、邊防战士热情的面孔,一刹那间都被泪水弄模糊了。75天行军的疲乏一股脑涌上心头。我和战士们一边擦掉激动的眼泪,一边利用短暂休息坐到了潮湿长满青草的地上……
1952年春,在新疆皮山县境内的桑珠绿洲上,处处果树花在争艳怒放,绿叶葱葱,万紫千红,一片春意。藏北运输指挥所为了支援阿里部队守卫边防,成千上万的骆驼、毛驴、牦牛、战马驮载着上万吨物资,沿着我们侦察队探出的道路,破冰踏雪挺进阿里高原。这条路不仅比原有的从于阗至温尔昆沙的老路缩短了40多天,且沿途水草丰茂,道路安全,这条路不仅有着重大的经济价值,而且也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在这长长的望不到尽头的骆驼运输队里,传出了雄壮的歌声:喀什喀拉河水弯又弯呦,英雄的骆驼队过山岗;越过了千重山啊,涉过了万道河,我们要把粮食物资送到西藏,使祖国的边防万年牢……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