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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作者：茅于轼
群言出版社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茅于轼在书中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其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都说令人羡慕。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推敲。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进进出出。香港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是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了。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作者：茅于轼
群言出版社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茅于轼在书中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其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中国据说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过去30年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这样快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前“闭关锁国”的状况，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经济成就都说令人羡慕。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还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会开幕、人大开会，就成了警察最忙的时候，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被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样的情况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衡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衡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衡看成缓解民怨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怕经不起推敲。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地区。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100千米，每天都有几十万人进进出出。香港的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比内地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内地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内地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内地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内地，东西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内地的分配不公部分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内地则不同。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是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它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都不如中国。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现在，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讲理，不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10%。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碴，罚他们的款。百姓伸张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政府说真话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莫辩。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既然问题的根子在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了。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拍板。
通常，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讲理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某些政府官员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
的确，社会有纷争的时候，通过谈判不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最后必须有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如果两派相持不下，就由投票解决，那就是民主宪政制度。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