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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在法兰克福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东西分享了他某些作品的创作由来，以及他本人坚持至今的创作理念，但我认为更重要也更引人入胜的，是呈现在我眼前的一个想象小说、想象文学应行之路的求索者的形象。看得出东西不但有所思考和体会，而且也是有所困恼的，一些问题仍然放不下，但正因如此，他作为过来人的体察才更生动。
一边看东西的演讲辞，一边浮起“Sound of Silence”这首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 thousand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段歌词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情景：虽千万人，开口而非倾诉，张耳而不细听，躁动而无声息，交流渐喑，寂静心曲遂默然下去。作为一首六七十年代的警世之歌，当中寄托是否也是廿一世纪中国的此情此景？身处大千世界浮华声色的包围，我们还能听到多少本应能指引人心的寂静心曲？东西深切地认识到，徒然躁动、交流断绝就是我们的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今天有太多的讲述被误读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会场里又有多少人在认真聆听领导的发言？……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新闻在讲故事，短信在优化语言，网络在展开想象，影视在吸收思想。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东西警觉，文学的众声交杂背后是空洞的回音，文学的尊严正在自由的虚名下受损。那么，文学应该如何维护寂静的尊严、沟通的尊严，以至振聋发聩的尊严？
“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孜孜不倦写了二十年小说的东西就有这份坚持，但他没忘记提醒我们，所谓滔滔，并非浪言，而是切身的倾吐，把自己最真实的“懊悔”“积怨”和“秘密”摆在一个对象面前──创作者永远面对着对象说话，不论是隐密的诗歌，还是流行小说，那怕对象只有一个，在让对方觉得作者毫无保留之前，便先做到让自己透明，换言之：忠于自己。不管读者把文学、把小说视作何物，或那读者有没有倾听、感动和同情的能力，作家也要有这份坚守。他永远有一个说故事者和听众的场景深深植于心底，别过面去自语或沉默，都是放弃责任。
然而，作者的态度固然是倾诚相告的、高度透明化的，作品本身却始终不能一览无遗。艺术必经构造，正如倾吐最终是为了引起“同情”，而非漠然的围观，最后一哄而散。撇开种种繁琐而因人而异的具体手段，也避免教条化的罗列，东西直接捏住了创作的心脏“想象力”，并视为打开读者眼睛和耳朵的活门。“想象力”一词的意义，本来不言而喻，但东西却告诉我们，想象力并不仅只天马行空、突破现实，还要与荒谬的现实竞跑。东西一面举出真实桥段，一面以别人和自己小说的情节对映，其实只是为了指出，生活一次又一次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成为通俗奇观的同时，小说也要一次又一次的超越生活而成为生动的风景；当生活充斥着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我们眼珠的语言的同时，小说家便要创造出《没有语言的生活》，让读者的眼珠穿山越岭、向无限开放。但说到底，小说是无须和现实争什么的，现实荒谬的先在性永远无法取而代之，小说不过是在现实的地基下开挖无穷的地洞，为刻板的荒谬带来惊奇分岔。歌德说过：“人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是惊奇。”诚然，荒谬令人疲乏，惊奇震摄人心。
从切身的情感秘密出发，释放想象，以惊奇带领读者远走高飞，东西遂指认出一套“身体诗学”。看看我们的词汇：“体会”“体认”“体验”，身体跟心灵和精神、形而上的思辨和形而下的行动，从来就不可分割，通首一体。东西提醒小说家需要寻找那“身上的一响”，就是呼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身体力行”，通过切身的体会，结合切肤的想象，唤醒读者体验的感官。既是体验的感官，就有别于转瞬即逝的“脱”的刺激，既是将那似乎不露消息的一响传达到读者的脊髓，就有别于“下半身”的哗众取宠。在寻找那一响与传递那一响之间，小说家沉实地经营着：“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我不由想起雷蒙德·卡佛的话：“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正如东西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那样，我们总也觉得写作的人、创作的人最本色的就是想象力，而不同的想象的色调、形态，便构成不同风格。然而，当东西暂时跳出了创作，站在讲台上，他显示的是另一项也许同样重要的素质：反省力。他不但回顾自己作品一贯的关怀以巩固信念，也不只是自责没包含某个细节而提醒自己“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长”，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创作以至文学创作的前路，放到现实的严苛环境里去思虑、去承担。在这个年代认真看待创作，无怨无悔的作家，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寂寞而坚韧的反省者。
小说不是消极地以荒谬抵抗荒谬，也不是与现实生活争竞荒谬的宝座。在喧嚣浮躁的年代保持倾听、坚持倾吐，以最切肤的想象赋予读者最深刻的颤栗，小说不是已经摆出胜利的姿态了吗？然而这胜利不是光明的，它是寂静的黑洞，它要让经过的一切影像移位，把荒谬的暴乱的声音卷入，以强大引力凝铸成空间崩塌的奇点。“好作品要‘折磨’读者。”东西在另一个讲座如是说。
关天林，中国香港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责任编校：张 思
一边看东西的演讲辞，一边浮起“Sound of Silence”这首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Ten thousand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And no one dare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段歌词描绘了这样的一个情景：虽千万人，开口而非倾诉，张耳而不细听，躁动而无声息，交流渐喑，寂静心曲遂默然下去。作为一首六七十年代的警世之歌，当中寄托是否也是廿一世纪中国的此情此景？身处大千世界浮华声色的包围，我们还能听到多少本应能指引人心的寂静心曲？东西深切地认识到，徒然躁动、交流断绝就是我们的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今天有太多的讲述被误读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会场里又有多少人在认真聆听领导的发言？……我分明又看见广告在寻找诗意，新闻在讲故事，短信在优化语言，网络在展开想象，影视在吸收思想。文学似乎又无处不在，它的寄生能力好像从来没这么强大过……写作变成了一件最容易的事，它受宠于过度的自由，最终把多种标准变成了没有标准。”东西警觉，文学的众声交杂背后是空洞的回音，文学的尊严正在自由的虚名下受损。那么，文学应该如何维护寂静的尊严、沟通的尊严，以至振聋发聩的尊严？
“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孜孜不倦写了二十年小说的东西就有这份坚持，但他没忘记提醒我们，所谓滔滔，并非浪言，而是切身的倾吐，把自己最真实的“懊悔”“积怨”和“秘密”摆在一个对象面前──创作者永远面对着对象说话，不论是隐密的诗歌，还是流行小说，那怕对象只有一个，在让对方觉得作者毫无保留之前，便先做到让自己透明，换言之：忠于自己。不管读者把文学、把小说视作何物，或那读者有没有倾听、感动和同情的能力，作家也要有这份坚守。他永远有一个说故事者和听众的场景深深植于心底，别过面去自语或沉默，都是放弃责任。
然而，作者的态度固然是倾诚相告的、高度透明化的，作品本身却始终不能一览无遗。艺术必经构造，正如倾吐最终是为了引起“同情”，而非漠然的围观，最后一哄而散。撇开种种繁琐而因人而异的具体手段，也避免教条化的罗列，东西直接捏住了创作的心脏“想象力”，并视为打开读者眼睛和耳朵的活门。“想象力”一词的意义，本来不言而喻，但东西却告诉我们，想象力并不仅只天马行空、突破现实，还要与荒谬的现实竞跑。东西一面举出真实桥段，一面以别人和自己小说的情节对映，其实只是为了指出，生活一次又一次超出我们的想象而成为通俗奇观的同时，小说也要一次又一次的超越生活而成为生动的风景；当生活充斥着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我们眼珠的语言的同时，小说家便要创造出《没有语言的生活》，让读者的眼珠穿山越岭、向无限开放。但说到底，小说是无须和现实争什么的，现实荒谬的先在性永远无法取而代之，小说不过是在现实的地基下开挖无穷的地洞，为刻板的荒谬带来惊奇分岔。歌德说过：“人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是惊奇。”诚然，荒谬令人疲乏，惊奇震摄人心。
从切身的情感秘密出发，释放想象，以惊奇带领读者远走高飞，东西遂指认出一套“身体诗学”。看看我们的词汇：“体会”“体认”“体验”，身体跟心灵和精神、形而上的思辨和形而下的行动，从来就不可分割，通首一体。东西提醒小说家需要寻找那“身上的一响”，就是呼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身体力行”，通过切身的体会，结合切肤的想象，唤醒读者体验的感官。既是体验的感官，就有别于转瞬即逝的“脱”的刺激，既是将那似乎不露消息的一响传达到读者的脊髓，就有别于“下半身”的哗众取宠。在寻找那一响与传递那一响之间，小说家沉实地经营着：“每一个词语都经由五官核实，每一个细节都有切肤之感。”我不由想起雷蒙德·卡佛的话：“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
正如东西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那样，我们总也觉得写作的人、创作的人最本色的就是想象力，而不同的想象的色调、形态，便构成不同风格。然而，当东西暂时跳出了创作，站在讲台上，他显示的是另一项也许同样重要的素质：反省力。他不但回顾自己作品一贯的关怀以巩固信念，也不只是自责没包含某个细节而提醒自己“想象比任何道路都长”，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创作以至文学创作的前路，放到现实的严苛环境里去思虑、去承担。在这个年代认真看待创作，无怨无悔的作家，大概都是这样一个寂寞而坚韧的反省者。
小说不是消极地以荒谬抵抗荒谬，也不是与现实生活争竞荒谬的宝座。在喧嚣浮躁的年代保持倾听、坚持倾吐，以最切肤的想象赋予读者最深刻的颤栗，小说不是已经摆出胜利的姿态了吗？然而这胜利不是光明的，它是寂静的黑洞，它要让经过的一切影像移位，把荒谬的暴乱的声音卷入，以强大引力凝铸成空间崩塌的奇点。“好作品要‘折磨’读者。”东西在另一个讲座如是说。
关天林，中国香港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责任编校：张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