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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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师南怀瑾之子
  “土农工商”这个名词最早出自《管子》一书。士农工商不是阶级,只是代表人的不同行业,并无贵贱高下之分。书中提到“士农工商”旨在告诉桓公不要让这四种人混杂在一起,混杂在一起会造成很多言语交流困扰。试想如果士、农、工、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事来跟对方交流,互相又都不认同,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最起码要找到可以跟你沟通的朋友,就像墨子讲到“尚同”,我们要在异中求同。
  何谓商人?
  在20年前,中国人有很强烈的仇富思想,为什么我们会对“商”这样,为什么商人在中国的整个文化里面,都受到不公平的看待?这要从殷商开始讲。商人的“商”,其实跟钱毫不相干,从象形文字来看,它是一个城堡,是商朝的首都。当时的周朝打败殷商之后,就把商人的土地收集起来,进行土地改革—一井田制。这个井田制有很多的意义,除了增加国家税收,稳定国家以外,它还是一个手段,打破土地拥有者对土地的所有权,重新分配、规划土地。在井田旁边还设有沟渠,它的宽度和战车车轮宽度差不多,只要战车开进去就出不来,所以井田制还有战略上的意义。
  陈友谅和朱元璋在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大败,朱元璋下令陈友谅的所有跟随者一辈子不准上岸,后来中国才有了所谓的船民。可见当一个人被打败之后,会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商人也是如此。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商朝人,失去了维生手段,只好到各地做小贸易。要知道中国人是重土安迁,不喜欢到处走的,而商人们被认为是失去了土地的贫贱之人,处处受到歧视。
  古代中国,很少有人会为商人写书或立碑,只有司马迁太史公写了一本《史记·货殖列传》,若要谈商道,那就不得不提这本书。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太公望,也称姜子牙。传说太公望70岁钓鱼,钓到了周文王。他进入周朝,替周朝谋划,帮助周朝打败了殷商,立了大功,可是后来却被派到了齐国,即现在的山东。那时候的中原文化主要在河南一带,山东的条件是很苦的,再加上周对太公又不信任,还把自己的儿子分配到鲁。太公望姓姜,那个时候“姜”姓算是东夷之人,所以把太公望分到山东,有点以夷制夷的味道。不过太公望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到了齐国以后,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如今的企业家也都是自己找出路的,只要你是个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从商不过是一种手段。
  管鲍之交
  管仲和鲍叔牙是两个有名的政治家,但管仲年轻的时候是做生意的,也当过兵。他和鲍叔牙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每次都要求多分一点;当乓打仗的时候,一到冲锋,他就腿痛,跑得比谁都慢;但撤退的时候,腿又好了,跑得比谁都快。但鲍叔牙从来不计较,他说管仲才华高贵,他打仗贪生怕死是因为家里有老母,不能早死;而跟我分财,是因为他家里穷,才想多分一点。这样的朋友非常难得,我们做生意的朋友都希望自己有个这样可以完全信任、理解的伙伴。
  我在美国看到一家华人公司,就是专门做U盘的金士顿。金士顿的两个老板真的是管鲍之交,一个管财务,一个管经营。后来他们把金土顿卖给了日本人创办的软银。软银在投资金士顿,买下金士顿的那一刻,金士顿拿了1亿多美金。那这么多钱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给所有员工发红利,坐门口接电话的女孩子就拿到了30万美金!后来软银买去金士顿后,恰巧碰到电脑业不景气,他们俩又把金士顿买了回来,公司员工的向心力是不用说的。他们到现在还在经营,从来没有说过要分家,这就是商道。
  知人善用
  “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这句话出自曾国藩《兵谏》,大家都知道曾国藩的成功是因为他会看人,你今天要把事情办好,关键是要选对人。
  管仲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齐桓公推荐人。他推荐了西彭,这个人曾救了管仲一命。当时管仲待在鲁国,因为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所以齐桓公向鲁国要人。而鲁庄公身边的人告诉他,“管仲这个人是个人才,你不杀不行。”而这时候,西彭向鲁庄公说:“这个人不能杀,他射了我们国君一箭,是我们国君恨之入骨的人,国君是想将他亲自抽筋扒皮的。”鲁庄公听了,就让管仲跟他回去了。当然管仲推荐西彭不仅仅是因为救命之恩,更多的是欣赏西彭的才华,推荐他做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
  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管仲功不可没。我个人觉得管仲最大的成就就是知人善用,推荐人才。所以企业,办大事要懂得看人、用人。当然这不是教大家回去都裁员,每一个人都是行的,要看你用在什么位置上。天生万物,我们地球上,没有一个生物是不行的,尤其是人。当然有的人观念不对,习性不好,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修正,不要轻易放弃一个人。
  懂得营销
  子贡富比王侯,他到别的国家去,都是华服骏马,而且各国的领导人会来接待他。他是怎么赚钱的?很多人不知道,历史上也没什么记载。但子贡有一点最了不起,就是他可以为了救自己的国家,不惜把天下弄得大乱,而天下大乱最倒霉的一个国家就是吴国。吴国之所以灭亡其实要怪子贡,是子贡亡吴,而不是勾践亡吴。
  当时齐国派了田成要攻打鲁国,鲁国天下大震,就拜托孔子救国,孔子派子贡出使齐国。子贡到齐国说:“我们鲁国墙矮,民心涣散,国君大臣政治不明,大家又不想打战;吴国高墙森磊,大臣能干,他的百姓同心,这么一个好打的国家怎么不打,干嘛来打鲁国!”田成听得一头雾水。其实我们去做销售的时候,也要出奇招,不要总跟别人讲自己的东西好,有时候你先示弱,反而可以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而子贡就用了这种手法。
  子贡说,“你如果攻打鲁国,一定是轻而易举,可是你回去之后就倒霉了,国君会因为你功高震主,不信任你;大臣会嫉妒你;底下的人会挑拨你。而你打吴国,虽然不容易打下,但毕竟是在打仗,所有人都不敢批评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会打仗,所以打吴国是对的。”
  田成一听,觉得有道理,“可是我的兵已经到了鲁国境界了,怎么办?”
  子贡说,“没事,我让吴国来打你。”于是子贡又跑到吴王夫差那里,说,“你要争霸天下,要有霸主的样子,鲁国现在在亡国边境,你要救鲁国啊!”   夫差说:“可是我也有后患,因为勾践他随时会打过来,我就没办法出兵救你们鲁国啊!”
  子贡说:“我可以叫勾践帮你一起打齐国”。
  子贡又跑到勾践那说,“你应该帮助吴国打齐国”。
  勾践说:“我恨不得把吴国灭了,怎么可能帮吴国打齐国呢?”
  子贡又解释:“这样出兵可以消耗他们国力……”,后来勾践也中招了,写了一封信给夫差说,“你若出兵吴国,我勾践一定派兵支持。”
  这时候子贡又跑到晋国去,对晋国君主说,“吴国要是把齐国打败了,下一个打的就是你们晋国了,要做好准备啊!”
  最后吴王夫差和齐国兴冲冲打了一战,赢了。不料碰到了晋国军队,被晋国打败,加上勾践又来偷袭,把吴国给灭了。可以说子贡是为了存鲁国,毁掉了吴国。他处理天下大事如此有能耐,做生意能没有能耐吗?这就是商道。
  广结善缘
  “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之焉”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秦破赵,命原来的人都迁移,不让待在原地。有一家姓卓的人,原来是冶铁的。他看到在迁移过程中,泰国的兵会掠劫商人,于是他就跟太太两个人推着车一直到四川。他到了四川,发觉很多人都用钱贿赂当地官员,希望住在城市里好一点的区域。他觉得不行,便找到了一个产芋头的地方,发现这里有很多的民工,觉得有商机。于是他就离开大城市,在这个偏远的地方,重新开始他的铸造业。可见对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说,你把他丢在哪里,他都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从小,爸爸告诉我,到哪都要入乡问俗。小时候在美国,每次搬家住定后,爸爸会带着我到左邻右舍敲门,和邻居介绍自己是谁,以后请多照顾。为什么我后来可以肆意挨家挨户去敲门?因为我敲惯了,是我主动争取主动权来认识别人的,这就是入乡问俗。我们做生意的更是要入乡问俗。
  所谓的商道,我们还可以看看爱国商人弦高。我希望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点点警觉性,特别是我们自己独特的物产和技术,不要让文化被别人夺了去。作为一个爱国商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还要懂得为国家付出。
  “善散财者聚财”是千古商圣范蠡的经商绝学。散财不是说贿赂,是指善于把你的钱用在适当的地方,你一定会聚财。陶朱公范蠡,是中国人的财神爷,是商道的老祖宗。范蠡曾三致干金,分散于朋友,只要有了钱,他就会投资家族里的年轻人,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所以最后他的子孙都“修业而息之,遂至上万”,这里的“息”是指给范蠡利息,这在现在看来就是股票上市啊。
  商道不离人道
  《孟子》中提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认为商道不离人道,因为当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先要把自己搞好,把自己的学问、知识、能力加强以后,才能通达,通达之后兼善天下。
  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近代知名的书法家于右任说:“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我们中国的商人其实也都很了不起,当他成功之后,他也会做收藏,做博物馆,做文化事业,欧美的有钱人都是这样子。
  出自《论语>的“为人谋,忠乎?与朋友交,信乎?”,也讲述了从商要义,在替别人做事的时候,包括卖东西给别人,要做到心里没有亏欠,与朋友交还要有信用。
  “知天时,知地利,致人和”出自《孙子兵法》。我们经商不仅要让客户喜欢你,你的内部员工也要团结一心。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垮掉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二三十个老员工,不离不弃,所以他后来才能把脑白金卖得这么好。
  老子的《道德经》中提出人生吉祥三宝,“日慈,日俭,日谦虚”。要对部属慈爱,把他们当做一家人;当有钱了,千万不要乱花;有一点成就了,也不要自我膨胀。我们所有的成就其实都是别人给你的,因为别人给了你机会,而不是自己有多了不起,所以自己要独善其身,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慎谋能断”是《易经》中的智慧。这世上,慎谋的人很多,但能断或判断正确的人很少。我真的希望能够透过你和我,让这个国家、社会、文化重新站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理念确实是优秀的,而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委屈,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记得它了。请让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它的真面目,让中华文化再有一个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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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士顿与软银的故事
  1995年,金士顿迎来了值得庆祝的个重要里程碑:年度销售额达到10亿美元。就在杜纪川和孙大卫与员工弹冠相庆之后不久,一个“套现”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1996年8月,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提出以14.4亿美元收购金士顿80%的股份。一开始,杜纪川和孙大卫并不想把这家自己倾注无限心血创立的公司卖给日本软银,但对方十分坚决而且锲而不舍,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亲自赴美劝说。两人想到,内存产业波动剧烈,公司规模日渐壮大,经营稍有不慎,员工便没有了保障。思前想后,两人决定将公司交给软银经营。
  将公司出手之际,杜纪川和孙大卫作出了个轰动业界的决定:他们从所得中拿出1亿美元,用于犒赏所有的公司员工。
  世事难料,几年后,软银发现买下金士顿是个错误的决策。当时软银所投资的公司几乎都是网络公司,只有金士顿除外。隔行如隔山,软银对经营内存企业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孙正义不想将金士顿易手他人,便向杜纪川和孙大卫提出,让两人把金士顿买回去。1999年,两人被对方的诚意所感动,买回了公司。
  回到杜纪川和孑大卫手中的金士顿,继续在快速发展的轨道上迈进。2004年,金士顿营业额突破20亿美元,2005年则达到30亿美元。屡破纪录的杜纪川和孙大卫向业界证明:金士顿不仅能守成,坚持自己独特且吸引人的企业文化,更能持续突破创新,源源不断地生产拥有最高质量、最符合市场需求的内存、闪存产品,并提供最令人满意的客户服务。
  如今,金士顿已成为全球第大独立内存模块制造商,2008年,尽管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面对产能过剩、平均售价下跌与内存产业不振的恶劣环境,金士顿在内存模块与闪存产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依然显著增长,总收入更是突破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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