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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呈现的是碎片化、短时间、定向化的特征形态。在这种状态下，容易产生先断言后反转、重共鸣轻真相、长情绪短记忆的环境特征。换言之，也就是出现后真相时代。在这种传播情境下，传播者的职业道德、受众的传播素养都受到考验。这种基于事实又偏离事实的情绪化传播，构建起网络空间的第三种现实。轻视真相、放大情绪的状况，不仅使得受众所获信息片面化，也使得传播者职业素养愈加退化，直至危害社会公共空间。因而深度报道追求深刻的理念、立体化的思维方式，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能较好地解决后真相时代下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深度报道 分析
一、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及危害
（一）轻事实、重情绪的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是数字技术与媒介伦理出现悖论的产物，是部分传播者无视事实，迎合受众情绪，追求点击量和浏览量，以基于事实但只是片面事实的传播手段所造成的，这种状况会使得第三种现实产生。这种现实是被故意营造得基于真实和虚假之间，让人很难分辨真假，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煽动性，造成事实分辨不清，从而形成不良的社会舆论环境。第三种现实具有强占话语、轻视真相、崇拜戏谑、放大碎片信息、主观片面的特点。如果解决后真相所带来的问题，从第三种现实入手是很好的切入点。
后真相追求情感大于事实的传播方式，使得消解事实成为自媒体的常态，从而使得受众愈加习惯这种舆论生态，又会反过来使得自媒体更加习惯于用这种方法，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传播怪圈。
（二）后真相对受众、传播者及社会的不利影响
1.后真相使受众获得信息片面化和失真
后真相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者充分迎合受众的情绪，利用他们的求快、求短、求新、求近心理，在短时间内将主观的想法和推断大范围内推广。这种传播使得部分受众很难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对社会真实状况认识不清，进而无法正确指导自己的行为。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重庆公交坠江案”。这个案件的真相经历过三个大的反转。第一个阶段，案件发生的时候，部分受众对公交车司机的不当驾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第二个阶段，公交车上女子推搡司机的细节曝光，一些人开始一边倒地攻击女子的低素质行为；第三个阶段，公交车司机还手致车辆失控坠江的细节曝光，这时的舆论声音逐渐变得客观。
在这几个阶段中，一些人首先是对司机的驾驶规范产生怀疑，从而微博上热议有些司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屏蔽掉积极正面的例子。这种现象很容易使得驾驶行业的从业人员受到过分的指摘，使一些人错误地判断行业状况。第二个阶段中，受众对事件的评论又大多转向对女乘客低素质的批判，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不能较为理性地看待问题。直到第三个阶段，受众对整个事件信息了解接近全面，各方看待问题愈加客观。这时，既有对乘客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的批评，又有对女乘客自私行为的指责，还有对司机违规驾驶的批评，这个时候人们所了解的悲剧，不再是某一方所造成的，而是各方行为不当产生的。这个时候受众所知道的真相才能使得他们更好地了解客观环境和社会现状，不再偏颇地指责某一方。
受众获得信息的失真所造成的危害是私人化的，也是社会化的。个人受到错误信息的指导，会产生与客观环境不对应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是使得个人价值观念紊乱，个人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大范围内的价值观念紊乱，必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灾难性的。一旦产生这种大范围内的价值紊乱，形成错误的社会认同，要扭转就极其困难。
2.部分传播者职业素养的退化与行业不信任危机
后真相时代的产生本身便和一些基于自身利益而忽视真相的传播者有关，可以说，这类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因为失实的信息是由他们传播出来的，这些信息为整个传媒行业带来的不信任危机也会对这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传播者产生影响。2016年，就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同年，美国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跌落到32%的谷底（皮尤中心统计）。可以说，这些失实报道、玩弄受众情绪的传播者，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从而走上歪路，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消耗掉受众的情绪能量后，必定会被厌烦和质疑，反而会彻底地失去受众。更危险的是，这些传播者在早期可能确实会收获一批粉丝，这不仅会让他们陷入自得的情绪当中，还会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让本来还在观望的一些人看到短暂的好处后，也走进这条死胡同。
3.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形成
后真相时代信息最大的危险性在于片面化的真假参半信息的强大误导性，例如有些信息传播者将中国对美国所存在的贸易顺差理解为两国之间不够公平的贸易现象。两国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由于扭曲的解读，就轻易将事件推向了极端化。这条信息的错误解读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政治”。这种放大碎片信息的单向思维对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是极大的，产生的“非政治正确”的内容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太大。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因为利用了人们的情绪又使得这种失衡如同病毒一样传播，后期的弥补工作极其有限。
二、深度报道的重要性
（一）从源头遏制失实信息的传播
深度报道本身就是全方位、多视角、立体深入挖掘时间的报道方式。它的报道思维及方式就决定了其产生的新闻真实性可行度是较高的。现在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报道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一线实地考察的人少，收集已知新聞素材的人多；追踪报道事件因果关系的人少，随大流报道热点的人多；多角度、多方位思维的人少，主观推测的人多。这就使得各种失实与主观性过强的新闻产生。而解决后真相时代的最终途径，还是在于用全球视角来看待问题。互联网所产生的交往范围必定是愈加宽泛的，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消除沟通壁垒，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多角度的探讨是必须的选择。
（二）对失实报道不良影响的遏制
虽然后真相时代所产生的不良信息影响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但是不可能是绝对理想化的零失误，即所谓的失实信息的消失。所以，深度报道不妨作为后期补救的措施。深度报道的深刻性与多角度使得其权威性必定会比一般的新闻消息强。而且深度新闻的制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对来说是较大的，所以及时性比普通新闻差，这种天生的劣势是难以避免的。但正是这个特征，使得受众在阅读习惯中将深度新闻作为最后“盖棺定论”的一环。对深度新闻的加大重视，促进其更好地发展，对媒体本身信任度的提高和行业作品质量的提高都有极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人们对新闻事件的直接描述变得简单，但这仅仅是简单的“知道”，深度新闻是人们正确“了解”事实的途径之一。而且，社会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是人们产生偏见的技术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分众趋势是新闻产品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我们无法抛弃。在这种困境下，深度新闻就是后期强有力的总结。
三、结语
技术赋权使得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更自由化，但同时也给自己建造了信息壁垒，大多数人只接受自己想接受的信息，发表观点可能比事实重要。由于认知偏见的影响，还有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工作失职的问题，在这种传播环境下，不仅受众个体认知结构会受到不实信息的冲击而紊乱，还会对媒介从业人员造成不好的示范影响，不利于社会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深度新闻作为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报道方式和思维方式，对问题的解决有天然的优势。解决后真相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破各方的交流壁垒。深度报道绝对不是某个报社的观点，也不是某个国家的观点，而是人类共通的价值的平衡点。
（作者简介：郭睿棋，女，本科，山西传媒学院，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责任编辑 王瑞锋）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深度报道 分析
一、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及危害
（一）轻事实、重情绪的后真相时代
后真相是数字技术与媒介伦理出现悖论的产物，是部分传播者无视事实，迎合受众情绪，追求点击量和浏览量，以基于事实但只是片面事实的传播手段所造成的，这种状况会使得第三种现实产生。这种现实是被故意营造得基于真实和虚假之间，让人很难分辨真假，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煽动性，造成事实分辨不清，从而形成不良的社会舆论环境。第三种现实具有强占话语、轻视真相、崇拜戏谑、放大碎片信息、主观片面的特点。如果解决后真相所带来的问题，从第三种现实入手是很好的切入点。
后真相追求情感大于事实的传播方式，使得消解事实成为自媒体的常态，从而使得受众愈加习惯这种舆论生态，又会反过来使得自媒体更加习惯于用这种方法，形成了一个恶性的传播怪圈。
（二）后真相对受众、传播者及社会的不利影响
1.后真相使受众获得信息片面化和失真
后真相环境下的信息传播者充分迎合受众的情绪，利用他们的求快、求短、求新、求近心理，在短时间内将主观的想法和推断大范围内推广。这种传播使得部分受众很难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对社会真实状况认识不清，进而无法正确指导自己的行为。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重庆公交坠江案”。这个案件的真相经历过三个大的反转。第一个阶段，案件发生的时候，部分受众对公交车司机的不当驾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第二个阶段，公交车上女子推搡司机的细节曝光，一些人开始一边倒地攻击女子的低素质行为；第三个阶段，公交车司机还手致车辆失控坠江的细节曝光，这时的舆论声音逐渐变得客观。
在这几个阶段中，一些人首先是对司机的驾驶规范产生怀疑，从而微博上热议有些司机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屏蔽掉积极正面的例子。这种现象很容易使得驾驶行业的从业人员受到过分的指摘，使一些人错误地判断行业状况。第二个阶段中，受众对事件的评论又大多转向对女乘客低素质的批判，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的程度，不能较为理性地看待问题。直到第三个阶段，受众对整个事件信息了解接近全面，各方看待问题愈加客观。这时，既有对乘客漠不关心的放任态度的批评，又有对女乘客自私行为的指责，还有对司机违规驾驶的批评，这个时候人们所了解的悲剧，不再是某一方所造成的，而是各方行为不当产生的。这个时候受众所知道的真相才能使得他们更好地了解客观环境和社会现状，不再偏颇地指责某一方。
受众获得信息的失真所造成的危害是私人化的，也是社会化的。个人受到错误信息的指导，会产生与客观环境不对应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是使得个人价值观念紊乱，个人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大范围内的价值观念紊乱，必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灾难性的。一旦产生这种大范围内的价值紊乱，形成错误的社会认同，要扭转就极其困难。
2.部分传播者职业素养的退化与行业不信任危机
后真相时代的产生本身便和一些基于自身利益而忽视真相的传播者有关，可以说，这类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因为失实的信息是由他们传播出来的，这些信息为整个传媒行业带来的不信任危机也会对这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传播者产生影响。2016年，就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同年，美国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度跌落到32%的谷底（皮尤中心统计）。可以说，这些失实报道、玩弄受众情绪的传播者，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从而走上歪路，但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消耗掉受众的情绪能量后，必定会被厌烦和质疑，反而会彻底地失去受众。更危险的是，这些传播者在早期可能确实会收获一批粉丝，这不仅会让他们陷入自得的情绪当中，还会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让本来还在观望的一些人看到短暂的好处后，也走进这条死胡同。
3.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形成
后真相时代信息最大的危险性在于片面化的真假参半信息的强大误导性，例如有些信息传播者将中国对美国所存在的贸易顺差理解为两国之间不够公平的贸易现象。两国之间存在贸易顺差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由于扭曲的解读，就轻易将事件推向了极端化。这条信息的错误解读所造成的直接危害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政治”。这种放大碎片信息的单向思维对社会带来的不稳定性是极大的，产生的“非政治正确”的内容对人们观念的冲击太大。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因为利用了人们的情绪又使得这种失衡如同病毒一样传播，后期的弥补工作极其有限。
二、深度报道的重要性
（一）从源头遏制失实信息的传播
深度报道本身就是全方位、多视角、立体深入挖掘时间的报道方式。它的报道思维及方式就决定了其产生的新闻真实性可行度是较高的。现在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报道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一线实地考察的人少，收集已知新聞素材的人多；追踪报道事件因果关系的人少，随大流报道热点的人多；多角度、多方位思维的人少，主观推测的人多。这就使得各种失实与主观性过强的新闻产生。而解决后真相时代的最终途径，还是在于用全球视角来看待问题。互联网所产生的交往范围必定是愈加宽泛的，在这个发展趋势下，消除沟通壁垒，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多角度的探讨是必须的选择。
（二）对失实报道不良影响的遏制
虽然后真相时代所产生的不良信息影响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但是不可能是绝对理想化的零失误，即所谓的失实信息的消失。所以，深度报道不妨作为后期补救的措施。深度报道的深刻性与多角度使得其权威性必定会比一般的新闻消息强。而且深度新闻的制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源相对来说是较大的，所以及时性比普通新闻差，这种天生的劣势是难以避免的。但正是这个特征，使得受众在阅读习惯中将深度新闻作为最后“盖棺定论”的一环。对深度新闻的加大重视，促进其更好地发展，对媒体本身信任度的提高和行业作品质量的提高都有极大的影响。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人们对新闻事件的直接描述变得简单，但这仅仅是简单的“知道”，深度新闻是人们正确“了解”事实的途径之一。而且，社会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是人们产生偏见的技术原因之一，但是这种分众趋势是新闻产品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我们无法抛弃。在这种困境下，深度新闻就是后期强有力的总结。
三、结语
技术赋权使得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更自由化，但同时也给自己建造了信息壁垒，大多数人只接受自己想接受的信息，发表观点可能比事实重要。由于认知偏见的影响，还有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工作失职的问题，在这种传播环境下，不仅受众个体认知结构会受到不实信息的冲击而紊乱，还会对媒介从业人员造成不好的示范影响，不利于社会良好舆论环境的形成。深度新闻作为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报道方式和思维方式，对问题的解决有天然的优势。解决后真相问题的根本问题，就是打破各方的交流壁垒。深度报道绝对不是某个报社的观点，也不是某个国家的观点，而是人类共通的价值的平衡点。
（作者简介：郭睿棋，女，本科，山西传媒学院，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责任编辑 王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