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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这种合金硬度高，脆性好，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非常锐利。这种合金的出现也让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划时代的伟大发明。
实话实说，中国并不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早在大约6500年之前，西亚、南亚、北非一些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才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中国青铜器在中国古代（主要指夏商周三代）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战争上，这种特殊的功能使得中国青铜器以品类繁多、造型精致新奇、纹饰缛丽神秘、铸造技术先进完美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介绍一些青铜重器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中领略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神韵与魅力。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具之一，是贵族用于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也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九鼎的神秘故事和种种传说已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铸鼎象物”），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商灭夏，迁“九鼎”，并严格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青铜鼎从三代延续至秦汉，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其造型、纹饰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绚丽景象，我们首先说说青铜鼎中的几个之“最”。
形体最大的鼎：后母戊方鼎，也称司母戊方鼎，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家柏树坑殷墟王室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因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一直被称作“司母戊鼎”，2011年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鼎”。该鼎通高133厘米，宽79厘米，重875千克，是现存形体最大质量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此一件。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但此后也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1979年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后”字取“皇天后土”之意，表示最高的尊敬，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的庙号。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而制的。
后母戊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体，深腹平底，空柱足，四角有扉棱。双立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反映了殷商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水平，是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的出土与流传经历也颇为坎坷曲折。后母戊鼎出土时的1939年正值抗战初期，这一年的3月15日，武官村村民吴希增，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里，当他用探杆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里，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经过几天的折腾，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众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 。
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表示以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此事因难度大，未果。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大鼎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后，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试图抢走大鼎，结果日本人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里面。第二天，日本人又来到了吴家，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里面的“青铜”。传说当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离开了武官村。
抗战胜利的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大方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司母戊鼎就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制了另一只鼎耳。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至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亡”，走向新的辉煌。 进入21世纪后，殷墟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后母戊方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展览了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技术复杂，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铭文最长的鼎：毛公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圆腹，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相差甚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至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记述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毛公鼎铭文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铭文以“王若曰”开始，是史官代王宣命；后面的4段，每段则以“王曰：父”开始。鼎铭既回顾了时弊，又申明了宣王任毛公以重要官职，及其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体方长，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
关于毛公鼎的铸造时间，郭沫若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定为周宣王时器，但唐兰以为：“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
毛公鼎据考证是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此器出土后，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付给苏亿年1000两白银，此后，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由于叶公超的拼死保护，毛公鼎免于落入敌手。叶公超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巨商陈咏仁出资赎出。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中华民国政府至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责编：雨岚）
实话实说，中国并不是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早在大约6500年之前，西亚、南亚、北非一些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在距今五千年左右才进入青铜时代。但由于中国青铜器在中国古代（主要指夏商周三代）主要用于祭祀礼仪和战争上，这种特殊的功能使得中国青铜器以品类繁多、造型精致新奇、纹饰缛丽神秘、铸造技术先进完美而闻名于世。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是中国文化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从本期起，我们将陆续介绍一些青铜重器及其背后的故事，从中领略中国古代青铜器特有的神韵与魅力。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具之一，是贵族用于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也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礼器，九鼎的神秘故事和种种传说已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相传夏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铸鼎象物”），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这样，九州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九鼎成了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商灭夏，迁“九鼎”，并严格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
青铜鼎从三代延续至秦汉，时间长达两千多年，其造型、纹饰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绚丽景象，我们首先说说青铜鼎中的几个之“最”。
形体最大的鼎：后母戊方鼎，也称司母戊方鼎，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吴家柏树坑殷墟王室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因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一直被称作“司母戊鼎”，2011年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鼎”。该鼎通高133厘米，宽79厘米，重875千克，是现存形体最大质量最重的青铜器，在世界上也是仅此一件。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但此后也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1979年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后”字取“皇天后土”之意，表示最高的尊敬，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的庙号。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而制的。
后母戊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体，深腹平底，空柱足，四角有扉棱。双立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饰华丽，工艺高超，反映了殷商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水平，是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的出土与流传经历也颇为坎坷曲折。后母戊鼎出土时的1939年正值抗战初期，这一年的3月15日，武官村村民吴希增，以寻找中药材田七为名，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里，当他用探杆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里，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经过几天的折腾，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众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 。
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表示以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此事因难度大，未果。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大鼎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后，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试图抢走大鼎，结果日本人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里面。第二天，日本人又来到了吴家，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里面的“青铜”。传说当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离开了武官村。
抗战胜利的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大方鼎的下落。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保存委员会的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运往台湾，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司母戊鼎就一直存放在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制了另一只鼎耳。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至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流亡”，走向新的辉煌。 进入21世纪后，殷墟申请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后母戊方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展览了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范，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范，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范。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技术复杂，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铭文最长的鼎：毛公鼎。西周晚期宣王时期器物，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5千克，大口圆腹，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的高度和重量与其他殷商时期所挖掘到的巨大青铜器可说是相差甚远，然而，毛公鼎上刻的铭文却是至今出土的七千多件铭文青铜器中最多的，有32行，499字，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内容记述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毛公鼎铭文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铭文以“王若曰”开始，是史官代王宣命；后面的4段，每段则以“王曰：父”开始。鼎铭既回顾了时弊，又申明了宣王任毛公以重要官职，及其孜孜图治的决心，对研究西周晚期的政治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体方长，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
关于毛公鼎的铸造时间，郭沫若在《毛公鼎之年代》中定为周宣王时器，但唐兰以为：“这个鼎从它的形制、铭文内容、文字书法看，应该是厉王时器。”
毛公鼎据考证是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是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此器出土后，有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付给苏亿年1000两白银，此后，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1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由于叶公超的拼死保护，毛公鼎免于落入敌手。叶公超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巨商陈咏仁出资赎出。1946年陈咏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次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宫珍贵文物随中华民国政府至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