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全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布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那时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还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茶馆门前熙熙攘攘。
　　◆武昌起义爆发后，《国风日报》马上把起义消息用号外推出，逼得大清国北京的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不准报纸刊登跟武昌有关的消息。第二天，《国风日报》开了头版一整版的天窗，只印了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一下，京城更乱，人心惶惶。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登什么吧，只要不是明显的谣言就行。于是办报的革命党人左一封“前线快电”，右一个“武昌消息”，字里行间总是在张扬革命党的胜利，京城依旧人心不安。
　　◆1934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决定将赛珍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搬上银幕。当摄制组来到中国拍摄时，当时的国民政府某些官员对影片中描绘的饥寒交迫的农民、小老婆、土匪抢劫等情节非常不满。按照赛珍珠的说法：“他们（国民政府官员）指派一个村庄给摄制组，坚持要求女人都穿上干净衣服、头上插鲜花。他们也反对电影中出现水牛，认为这会使人以为中国看着像中世纪一样落后。他们想用拖拉机替换，虽然那时在整个中国只有两台拖拉机。”
　　◆“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好通融，辅仁是座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名。”这是“七七事变”前流传于北京各高校的女生择婿标准。北京大学的学生年纪一般都较大，且书生气十足，老气横秋；师范大学是免费入学，所以生源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辅仁大学学生比较严肃，没有恋爱气氛，像座和尚庙；只有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较让人满意，学生青春活泼，家里有钱，毕业大多留洋，是择婿的最佳选择。
　　◆民国时，由于外交经费包干，驻法公使都以“闭门存钱”为不二方针。驻法公使胡维德在法国5年，丝毫不与外国人交际，除了每年国庆节使馆开一茶会招待本国留学生，绝不宴请外人，外人也很少和他交往。他要到法国外交部办事，只与一般科员接洽，不要说见总长、次长，连见司长、科长都不容易。外交部之外就更为隔绝了。所以他驻法5年，法国新闻界许多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他这样做，每年可节省10万法郎。驻英公使施肇基也是同一做派，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外交，因此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事茫然无知。
　　◆有些天津混混儿有一种搅赌局的方式：混混儿闯进赌场，到赌桌前操刀割下自己大腿上一块肉，作为押注。有的宝官（在赌场里面负责助理工作的人）二话不说，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3倍大的肉，作为赔注。如果混混儿赌输了，宝官将混混儿的腿肉拎走。混混儿占不到便宜，只好使出另一招，就是进行挑衅，有意招来毒打。有的赌局局头怕把事情搞大，赶紧对混混儿赔笑，并吩咐手下：“快给这位朋友上药！”于是，有人便拿来“药”——一把盐，敷在混混儿的伤口上。混混儿尽管疼痛难熬，也要装作不在话下。敷过了“药”，赌局局头劝解一番，答应每天支付津贴，混混儿才肯收场。混混儿送上门挨打，要让人打出个名堂来，方能得到赌局每天开给的津贴报偿。如果打得不重，或打时忍不住哼了两声，混混儿就不仅达不到目的，有时还要被奚落。
　　（摘自南方出版社《民国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