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以渐进路径为世人称道。所谓渐进路径就是不对存量进行颠覆式重组，而主要依靠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渐进路径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有源源不断且充沛的新动能推动增量出现，无论是强大的内外需拉动，还是投资驱动。
　　改革开放40年来几个超常规发展的阶段，是由强劲的外需，被压抑多年反弹的内需，赶超阶段的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基建补课等等推手共同造成的。这一路径目前正面临考验。如今外需荣景不再，内需提振乏力，人口红利和环境承载能力不复以往，技术方面也从赶超者转为开始陷入创新者的窘境。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新动能不足，导致新旧动能转换迟迟未竟全功。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不如预期，使得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路不太顺遂，被迫屡屡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老路上依靠旧引擎，这也是房地产调控时松时紧、基建投资不得不阶段性加码的原因所在。然而，高负债以及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滑，已经使固有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长期维系。
　　当前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们需要正视新动能可能长期不足的前景。新动能可能长期不足，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既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因素，也有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原因，既有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朗造成的内外部需求不足，也是因为新技术尚不足以带来强有力的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的提高。
　　这几年的“双创”取得了重大成果，但若真正发挥像入世之初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那种摧枯拉朽式的一举令数亿人卷入市场并带动万亿级投资规模的功能，尚需时日。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新技术的应用有可能会带来创造性的破坏，造成阶段性摩擦性失业，以及新一轮技术和发展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点，没有坏处。如果新动能长期不足，我们该怎么办？
　　近来关于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保持一定增速的论调又起。这十年的实践证明，用基建维系一定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弊大于利。当基建达到一定饱和度的时候，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由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即期负债压力会越来越大，且会挤压很多别的投资。此外，基建不仅不能为改革迎来时间和空间，还会挤压改革空间，令旧引擎迟迟不肯退场。每每基建火起，便是旧产能勃兴之时，往往旧泡沫未除，新风险又增，继而引发新一轮调控，令经济在火上浇油与猛踩刹车之间进退失据无所适从。
　　除了基建加码之外，加大创新支持力度之声亦不绝于耳。基建固不可大为久为，创新也不可揠苗助长。创新也有自己客观的规律，最忌急功近利的心态。指望大干快上不仅不现实，还往往助长伪创新，鼓励一些不法之徒以创新之名进行政策套利。
　　当前救助企业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已成为阶段性政策导向。需要注意的是，为企业纾困并不意味着冲到一线去救企业，甚至对企业的经营指手画脚。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归根结底要靠利率市场化改革，真正脚踏实地创造一个不以所有制论英雄的汰弱留强的机制。
　　每当困难来临时，呼唤加大改革力度，以改革创造新的制度红利的声音便会格外响亮。然而，改革不是一喊就灵，更不会一蹴而就。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想要靠改革来解决问题，需要政治决心和政治决断，更需要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周密的系统设计来切实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这当然需要久久为功，不会迅速见到成效。
　　说到底，当前的局面就像一場漫长的马拉松。既要有序去杠杆，又要稳住一定的增速，还要耐心引导、培育和等待新动能出现。与其盲动冒进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不如稳扎稳打，以可行的改革和相对“保守”的办法来赢得时间和空间。比如通过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资变现，为债务泡沫有序出清创造条件，同时通过补充社保账户、提升福利水平和减税等手段稳定消费预期，通过失业补助构建弹性就业机制等等。
　　总之，在习惯了数十年高增长之后，我们能否挥别主要靠增量来应对困难的心态，真正从思维方式到应对之道上适应新常态下的中低速增长，靠真正的改革来整合消化盘活存量，并对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下的创新抱有充分的信任和足够的耐心，这些既关系到短期的防风险，又关系到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