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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批评性语篇分析（CDA）在主观性方面多次受到质疑，本文从政治倾向性、语料主观性、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对CDA的主观性进行讨论，旨在说明CDA虽然存在主观性，但主观性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避免的，CDA对社会进步和语言学学科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批评性语篇分析；主观性；讨论
一、引言
批评性语篇分析（CDA）形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源头为批评语言学，是继“批评语言学”之后，语篇研究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CDA的研究兴趣不在于研究语言，而在于研究那些复杂的社会现象（Ruth， Wodak & Meyer， Michael， 2009：3），希望通过语篇研究参与社会实践。CDA是一种语篇研究的方法，也是带着某种态度进行语篇研究的一个批评视角（van Dijk， 2001：96），是语言学家从语言角度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态度。CDA多年来一直面临着来自语用学、文体学和会话分析等多方面语言学家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本文将从政治倾向性、语料主观性、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对CDA的主观性进行讨论，并提出笔者的思考。
二、质疑与讨论
在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学者（Stubbs， Widdowson）认为，CDA分析家采取的不是一种中立的观察者的姿态，所得出的分析和呈现出的事实没有权威性，CDA分析的结果是有偏见的解释。他们认为CDA分析家带有政治责任，对语篇的生产者带有“偏见”，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主观性影响CDA分析结果的说服力。笔者认为，CDA分析家从不否认他们在语篇研究中所带有的态度，并且一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他们所带的态度和“偏见”并不影响其分析，他们为各种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他们的分析对社会的进步和语言学学科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接下来，本文将从3个方面讨论CDA的主观性，并试着做出解释。
2.1 CDA带有政治责任
一些学者质疑批评话语分析带有明显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倾向性。分析家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并有选择的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其已有的结论。CDA力图促进社会变革，这样的目标使人对其分析目的产生质疑。Stubbs（1997）认为“分析家一开始就完全知道他们要发现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Widdowson（2004）提出“前文（pretext）”这个概念，即一个彻头彻尾的动机，旨在批评CDA分析家受到“前文”的影响，在选择语料和语料中的语言特征时不够客观。选择研究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爱的解释”语言特征。针对政治倾向和政治责任方面的批评，Fairclough（1996）在《给Widdowson的回复》中反驳道：CDA分析家的确带有明显的政治责任，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他们见到诸多弊端，发现语言的运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所以他们肩负起责任，希望通过语篇分析来揭示出语篇内涵，进而干预并促进社会变革。田海龙（2009：64 - 66）认为政治参与性是CDA区别于传统批评语言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CDA分析家关注社会问题，敢于挑战语篇中权力的不平等和语言压迫，提出反对压迫的干预策略。van Dijk甚至认为这是CDA分析家值得骄傲的事（2001： 96）。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是政治党派，CDA分析家所肩负的责任和干预策略与政治的特殊本质也是有很大不同的。CDA不偏向左右任意一派，没有具体某一派的政治倾向性，关注的是具体的社会问题。CDA目前在西方的一些研究是语言学家为女权运动、移民歧视等社会运动在语言方面做出的解读与贡献。CDA关注权力、意识形态与语篇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因此，CDA分析家无法避免地要选择主流媒体、政府机构发布的语篇，因为这些语料中有权力的博弈与展现。同样，CDA分析家也无法避免地要选择关于女性、种族等话题的语料，因为现实中这些话题存在有歧视，那么这些话题的语料中也必然有歧视和压迫的体现。所以，分析家们想通过批评语篇分析挖掘出权力在语言背后起到的作用。CDA为的是寻找和设计出一套相对客观的、简单实用的分析方法（如Fairclough、van Dijk提出的分析框架），并列出英语中可能含有或用于表达某些意识形态意义的结构、转换和组合，供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语言做参考，供各国学者分析各类语篇进行参考。
针对CDA遭遇的批评，田海龙（2008）提出了语篇的批评视角分类—锐角、钝角和优角。何为“锐角”？CDA要通过语篇分析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且要通过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来改变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其批评视角很“尖锐”，称之为锐角。话语理论学家不针对具体社会问题与具体语篇，研究话语如何构建社会事实、如何参与实践，这个批评视角称之为优角。而基于“钝角”的CDA注重对社会实践者的“原产语篇”语言学分析，注重研究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研究语篇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如田海龙（2004）研究病历报告如何参与抗击非典的社会实践，其分析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倾向性，较为客观地分析出语言参与实践的方式和语言策略，这为政府其他机构“再生产”语篇提供了参考，促使政府机构发布的语篇在社会上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也为语言学中的“话步分析”开拓了新的角度，使语言学基础知识的应用更为广泛。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批评语篇分析都带有政治倾向性，CDA的政治倾向性仅存在政治语篇中，而CDA选择的语篇却不仅仅只有政治语篇。在分析政治语篇时带有立场和角度是任何语言学家都无法避免的。
2.2 选择语料的主观性
Widdowson （1996：169）曾提出质疑，认为CDA分析家所做的分析是从特定的角度做的有偏颇的解释，存在“有选择的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的现象。CDA分析家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见”的特征。CDA的研究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带有偏见的解释。CDA分析者根据自己未加说明的知识把意义添加到对语篇的理解中。CDA很可能正如Widdowson批评的那样，分析的是明显带有特征的语料和语言特征，但是，选择语料不带入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科学家选择的资料也会取决于其想验证的假设。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辛斌， 2005：1）。 批评话语分析是分析，Widdowson提出的“解释”仅是分析中的一部分，Fairclough（1996）提出，CDA包含两个层面：阐释和解释。阐释部分是CDA分析家及其他语言学家都需要做的，从书面或口头文本中分析出意义。而在解释部分中，学者要结合阐释部分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对文本做出分析，解释“意义”是如何在社会背景中产生的。Widdowson的“解释”过分夸大了CDA的主观性，因为CDA的阐释部分是相对客观的，语言学家从文本中分析出意义，文本中多次出现的语言结构，可以反映特定的意义。
至于分析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拜托自己的立场观点，以及解释和理解的客观性问题，是解释学和哲学乃至一切人文学科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西方传统解释学将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要客服读者的偏见和误解，以便越过“现在”的障碍，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认为理解并非一个复制过程，理解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作者还是读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他们根本无法消除自己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即通过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理解对象的过去视域相融合，从而拓宽并超越二者各自的视域，达到一种新的视域（辛斌，2004：65）。可见，客观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任何分析者都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来理解和解释语篇。
此外，CDA坚持，没有纯粹的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语篇。CDA本身也不例外，做出的解释也会有其偏向。但是，CDA分析家不同于普通读者。他们有着更丰富的语言和语用知识，对话语更为敏感，直觉性更强，同时，对语篇产生的交际效果洞察的也更为清楚、深刻，更能从语篇中读出更深的含义，尤其是那些常人不太注意却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意义。比如“名物化”和“被动化”的使用。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结构或句子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它通过删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和掩盖参加者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效果。而使用被动化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通常用于回避提及作为施事的一方。
由此可见， CDA对语篇的研究基于客观的文本分析，基于客观的语言学知识，对语言的结构及使用进行阐释。CDA的研究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把语言视作选择系统，认为意义是语篇创造者主动构建的结果。CDA通过对语篇的研究来揭示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并通过语言的运用，建立和维系社会组织间的权力关系。并强调通过文本的语法分析来进行意识形态分析。
2.3 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的关系
Fowler（1991，70）提出：语言结构和其社会意义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后者取决于前者出现的语境和运用它的目的。但这并不代表CDA对语言结构的阐释就是主观臆断的。某一语言结构一旦多次出现，或与其它结构发生联系，便有可能产生心理上的认知效果。
Volosinvo一再强调语言和符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依存关系，认为意识形态贯穿这个符号学领域或全部表意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重合，它们相等同。凡是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存在，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具有符号价值……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意识形态。” Fowler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中性概念，与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关。当人们说话写作时，总是对世界持有一种观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又是不可以接受的。语言结构可以凸显某些信息，使其成为焦点和前景，同时把某些信息建构成背景。特定的语言结构在多次使用时，便产生了社会意义。
但是，语篇与社会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意识形态的某些具体的信念（如在女权意识形态中男女平等这一信念）在一群人中形成了某个共同的态度（比如男女要同工同酬），这个态度会反过来影响一个具体的人和一些具体的行动，以及她的语篇。CDA研究家在试图寻找中介体和特殊的语言结构，挖掘出语篇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分析出其社会意义。
三、总结
在三十年来的发展中，CDA已逐步形成了以Fairclough，Ruth Wodak，van Dijk，Paul chilton为代表的多种分析框架和模式。针对多年来外界的批评，CDA的理论基础发展的也更为全面。目前，CDA的研究涉及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等多个领域，涉及身份构建、参与社会实践等多个话题，各种分析框架和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检验，成果显著。在语言学方面，CDA提供了语篇分析的视角，在社会科学方面，CDA力促社会的变革，并对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分析。CDA的主观性并不影响其研究的结果，CDA研究也将更多的应用于各类语篇，以求更多的实例验证。
[参考文献]
[1]Althusser， L. 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2]Fairclough， Norman. 1996. A Reply to Henry Widdows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 49-56.
[3]Fairclough， Norman.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62-186. [4]Fowler， R. 1991.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Malmkjaer， K. （ed.） The Linguistics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5]Ruth， Wodak & Meyer， Michael.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33.
[6]Stubbs，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7]Van Dijk， Teun.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95-120.
[8]Volosinvo，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Language. Translated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9]Widdowson， H. G.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3）： 157-172.
[10]Widdowson， H. G. 1996. Reply to Faircla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 （1）：57-69.
[11]Widdowson， H. G. 2004.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12]刘丽华，2008，批评话语分析概览，《外语学刊》，第3期，102-107页。
[13]田海龙，2004，病例报告：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13-124页。
[14]田海龙，2006，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40-47页。
[15]田海龙，2008，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5期，第339-344页。
[16]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7]辛斌，2004，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外国语》， 第5期，64-69页。
[18]辛斌，2005，《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赵芃 田海龙，2008，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语言学研究》，第8期，143-147页。
（作者单位：1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2.霸州市第二中学，河北 霸州 065700）
关键词：批评性语篇分析；主观性；讨论
一、引言
批评性语篇分析（CDA）形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源头为批评语言学，是继“批评语言学”之后，语篇研究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CDA的研究兴趣不在于研究语言，而在于研究那些复杂的社会现象（Ruth， Wodak & Meyer， Michael， 2009：3），希望通过语篇研究参与社会实践。CDA是一种语篇研究的方法，也是带着某种态度进行语篇研究的一个批评视角（van Dijk， 2001：96），是语言学家从语言角度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态度。CDA多年来一直面临着来自语用学、文体学和会话分析等多方面语言学家的批评，针对这些批评，本文将从政治倾向性、语料主观性、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的关系三个方面对CDA的主观性进行讨论，并提出笔者的思考。
二、质疑与讨论
在科学客观主义的影响下，很多学者（Stubbs， Widdowson）认为，CDA分析家采取的不是一种中立的观察者的姿态，所得出的分析和呈现出的事实没有权威性，CDA分析的结果是有偏见的解释。他们认为CDA分析家带有政治责任，对语篇的生产者带有“偏见”，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主观性影响CDA分析结果的说服力。笔者认为，CDA分析家从不否认他们在语篇研究中所带有的态度，并且一般反对人文科学中的科学客观主义倾向。他们所带的态度和“偏见”并不影响其分析，他们为各种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他们的分析对社会的进步和语言学学科本身有着重要的意义。接下来，本文将从3个方面讨论CDA的主观性，并试着做出解释。
2.1 CDA带有政治责任
一些学者质疑批评话语分析带有明显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倾向性。分析家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并有选择的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其已有的结论。CDA力图促进社会变革，这样的目标使人对其分析目的产生质疑。Stubbs（1997）认为“分析家一开始就完全知道他们要发现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在分析前便有了结论。Widdowson（2004）提出“前文（pretext）”这个概念，即一个彻头彻尾的动机，旨在批评CDA分析家受到“前文”的影响，在选择语料和语料中的语言特征时不够客观。选择研究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爱的解释”语言特征。针对政治倾向和政治责任方面的批评，Fairclough（1996）在《给Widdowson的回复》中反驳道：CDA分析家的确带有明显的政治责任，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他们见到诸多弊端，发现语言的运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所以他们肩负起责任，希望通过语篇分析来揭示出语篇内涵，进而干预并促进社会变革。田海龙（2009：64 - 66）认为政治参与性是CDA区别于传统批评语言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CDA分析家关注社会问题，敢于挑战语篇中权力的不平等和语言压迫，提出反对压迫的干预策略。van Dijk甚至认为这是CDA分析家值得骄傲的事（2001： 96）。批评话语分析并不是政治党派，CDA分析家所肩负的责任和干预策略与政治的特殊本质也是有很大不同的。CDA不偏向左右任意一派，没有具体某一派的政治倾向性，关注的是具体的社会问题。CDA目前在西方的一些研究是语言学家为女权运动、移民歧视等社会运动在语言方面做出的解读与贡献。CDA关注权力、意识形态与语篇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因此，CDA分析家无法避免地要选择主流媒体、政府机构发布的语篇，因为这些语料中有权力的博弈与展现。同样，CDA分析家也无法避免地要选择关于女性、种族等话题的语料，因为现实中这些话题存在有歧视，那么这些话题的语料中也必然有歧视和压迫的体现。所以，分析家们想通过批评语篇分析挖掘出权力在语言背后起到的作用。CDA为的是寻找和设计出一套相对客观的、简单实用的分析方法（如Fairclough、van Dijk提出的分析框架），并列出英语中可能含有或用于表达某些意识形态意义的结构、转换和组合，供全世界不同国家的语言做参考，供各国学者分析各类语篇进行参考。
针对CDA遭遇的批评，田海龙（2008）提出了语篇的批评视角分类—锐角、钝角和优角。何为“锐角”？CDA要通过语篇分析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且要通过对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来改变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促进社会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其批评视角很“尖锐”，称之为锐角。话语理论学家不针对具体社会问题与具体语篇，研究话语如何构建社会事实、如何参与实践，这个批评视角称之为优角。而基于“钝角”的CDA注重对社会实践者的“原产语篇”语言学分析，注重研究语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研究语篇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如田海龙（2004）研究病历报告如何参与抗击非典的社会实践，其分析不带有任何的政治倾向性，较为客观地分析出语言参与实践的方式和语言策略，这为政府其他机构“再生产”语篇提供了参考，促使政府机构发布的语篇在社会上更好的发挥作用，同时也为语言学中的“话步分析”开拓了新的角度，使语言学基础知识的应用更为广泛。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每一个批评语篇分析都带有政治倾向性，CDA的政治倾向性仅存在政治语篇中，而CDA选择的语篇却不仅仅只有政治语篇。在分析政治语篇时带有立场和角度是任何语言学家都无法避免的。
2.2 选择语料的主观性
Widdowson （1996：169）曾提出质疑，认为CDA分析家所做的分析是从特定的角度做的有偏颇的解释，存在“有选择的运用语篇的语言特征来证实分析者自己的偏见”的现象。CDA分析家选择分析的是语篇中那些能够支持其“偏见”的特征。CDA的研究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带有偏见的解释。CDA分析者根据自己未加说明的知识把意义添加到对语篇的理解中。CDA很可能正如Widdowson批评的那样，分析的是明显带有特征的语料和语言特征，但是，选择语料不带入先入之见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科学家选择的资料也会取决于其想验证的假设。纯实证主义科学只限于所谓的“客观”描写和呈现“事实”，但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是由科学家来研究的，而科学家跟任何其他人一样具有自己的观点、兴趣和意识形态（辛斌， 2005：1）。 批评话语分析是分析，Widdowson提出的“解释”仅是分析中的一部分，Fairclough（1996）提出，CDA包含两个层面：阐释和解释。阐释部分是CDA分析家及其他语言学家都需要做的，从书面或口头文本中分析出意义。而在解释部分中，学者要结合阐释部分所在的社会环境、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对文本做出分析，解释“意义”是如何在社会背景中产生的。Widdowson的“解释”过分夸大了CDA的主观性，因为CDA的阐释部分是相对客观的，语言学家从文本中分析出意义，文本中多次出现的语言结构，可以反映特定的意义。
至于分析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拜托自己的立场观点，以及解释和理解的客观性问题，是解释学和哲学乃至一切人文学科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西方传统解释学将人的历史性作为阻碍获得客观真理的东西加以排斥和否定，认为解释学的任务是要客服读者的偏见和误解，以便越过“现在”的障碍，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伽达默尔反对这种对待历史的“科学客观主义”态度，认为理解并非一个复制过程，理解总是以自己的成见去理解的。历史是主客体的统一，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文本还是理解，作者还是读者，都以自己一定的方式内在地嵌于历史之中，他们根本无法消除自己的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因此，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正确地评论和适应这一历史性。偏见未必都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它是理解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唯有偏见才能形成理解的“视域融合”（the fusion of horizons），即通过理解者的现在视界与理解对象的过去视域相融合，从而拓宽并超越二者各自的视域，达到一种新的视域（辛斌，2004：65）。可见，客观性只是个程度问题，任何分析者都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来理解和解释语篇。
此外，CDA坚持，没有纯粹的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语篇。CDA本身也不例外，做出的解释也会有其偏向。但是，CDA分析家不同于普通读者。他们有着更丰富的语言和语用知识，对话语更为敏感，直觉性更强，同时，对语篇产生的交际效果洞察的也更为清楚、深刻，更能从语篇中读出更深的含义，尤其是那些常人不太注意却具有潜移默化作用的意义。比如“名物化”和“被动化”的使用。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替代动词结构或句子能有效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它通过删除情态成分、模糊时间概念和掩盖参加者等创造一种“非人格化的”效果。而使用被动化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通常用于回避提及作为施事的一方。
由此可见， CDA对语篇的研究基于客观的文本分析，基于客观的语言学知识，对语言的结构及使用进行阐释。CDA的研究以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工具，把语言视作选择系统，认为意义是语篇创造者主动构建的结果。CDA通过对语篇的研究来揭示语言所表达的社会意义，并通过语言的运用，建立和维系社会组织间的权力关系。并强调通过文本的语法分析来进行意识形态分析。
2.3 语言结构与社会意义的关系
Fowler（1991，70）提出：语言结构和其社会意义之间没有恒定的关系，后者取决于前者出现的语境和运用它的目的。但这并不代表CDA对语言结构的阐释就是主观臆断的。某一语言结构一旦多次出现，或与其它结构发生联系，便有可能产生心理上的认知效果。
Volosinvo一再强调语言和符号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依存关系，认为意识形态贯穿这个符号学领域或全部表意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与符号领域相重合，它们相等同。凡是有符号的地方，就有意识形态存在，凡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具有符号价值……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意识形态。” Fowler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中性概念，与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关。当人们说话写作时，总是对世界持有一种观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又是不可以接受的。语言结构可以凸显某些信息，使其成为焦点和前景，同时把某些信息建构成背景。特定的语言结构在多次使用时，便产生了社会意义。
但是，语篇与社会意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意识形态的某些具体的信念（如在女权意识形态中男女平等这一信念）在一群人中形成了某个共同的态度（比如男女要同工同酬），这个态度会反过来影响一个具体的人和一些具体的行动，以及她的语篇。CDA研究家在试图寻找中介体和特殊的语言结构，挖掘出语篇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分析出其社会意义。
三、总结
在三十年来的发展中，CDA已逐步形成了以Fairclough，Ruth Wodak，van Dijk，Paul chilton为代表的多种分析框架和模式。针对多年来外界的批评，CDA的理论基础发展的也更为全面。目前，CDA的研究涉及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等多个领域，涉及身份构建、参与社会实践等多个话题，各种分析框架和模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检验，成果显著。在语言学方面，CDA提供了语篇分析的视角，在社会科学方面，CDA力促社会的变革，并对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分析。CDA的主观性并不影响其研究的结果，CDA研究也将更多的应用于各类语篇，以求更多的实例验证。
[参考文献]
[1]Althusser， L. 1970.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extracts in A. Easthope & K. McGowan （eds.）， 1992.
[2]Fairclough， Norman. 1996. A Reply to Henry Widdows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1）： 49-56.
[3]Fairclough， Norman. 2009. A Dialectical-Relational Approach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62-186. [4]Fowler， R. 1991.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Malmkjaer， K. （ed.） The Linguistics Encyclopedia. London： Routledge.
[5]Ruth， Wodak & Meyer， Michael. 2009.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istory， Agenda，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9.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1-33.
[6]Stubbs，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DA. In Toolan （ed.）. 200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Concepts in Linguistics （vol. III）.
[7]Van Dijk， Teun.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uth， Wodak & Michael Meyer （eds.）. 2001.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95-120.
[8]Volosinvo， V. N.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Language. Translated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9]Widdowson， H. G. 1995. Discourse analysis： A Critical View.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4（3）： 157-172.
[10]Widdowson， H. G. 1996. Reply to Fairclaugh： Discourse and Interpretation：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 （1）：57-69.
[11]Widdowson， H. G. 2004.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12]刘丽华，2008，批评话语分析概览，《外语学刊》，第3期，102-107页。
[13]田海龙，2004，病例报告：抗击非典的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13-124页。
[14]田海龙，2006，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2期，40-47页。
[15]田海龙，2008，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外语教学与研究》， 第5期，第339-344页。
[16]田海龙，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7]辛斌，2004，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外国语》， 第5期，64-69页。
[18]辛斌，2005，《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赵芃 田海龙，2008，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语言学研究》，第8期，143-147页。
（作者单位：1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2.霸州市第二中学，河北 霸州 06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