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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7日凌晨，三声枪响划过，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内，昔日北洋军阀，不可一世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其实张敬尧早就对有人要刺杀他有所防备，但他到死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在六国饭店对他下手。
六国饭店处于使馆区，灯红酒绿，名流云集，也是民国时期军政要人的聚集地，失意政客的避难所，是名利场，也是各方角力的战场。摇曳的灯光之下，是刀光剑影。
六国饭店由英国人于1905年建造，当初是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所以取名为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有着深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队、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章。因此，六国饭店成了乱世中的头号安全岛，各方势力慑于各帝国主义的实力，都不敢在这个地方造次，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内依旧可以歌舞升平，花团锦簇。当时，不少下台失意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如果不想远遁海外，首选的避难地就是这里。有钱就能入住，安全、方便、隐蔽，而且不耽误享受。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遂成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各色人等在这里勾兑权利，或潜伏、狩猎、刺探……
多个中国第一
六国饭店曾经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例如它是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的，同时也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发出声响等，最有名的还有“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文明人”。
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且质量上乘，虽价格昂贵，但是心情放松。有时这些政要会客，如果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到六国饭店，可以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遛几遭、吃几顿饭，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的。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是来混圈子。
六国饭店为了让生意越做越好，公使馆区便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先藏身六国饭店，而后在荷兰的公使馆内避难。类似的例子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难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
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洋15元、22元、35元三个等次，月包房价格，分别为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
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元～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为4元，便宜的仅1元～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普通标准的100倍。虽然价格贵，但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
有文明也有血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曾在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题目叫作“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后多译为《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原本是辜鸿铭用英文写的一本书，风靡欧美，被译成德、法、日、中等文字。那时他以学者的身份，不遗余力地输出中华文化，而当时宣传自己的思想最合适的场所就是六国饭店。
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演讲收钱自辜鸿铭始。他在六国饭店的演讲，入场券售价两块大洋。在当时，戏剧名角梅兰芳的戏，最贵也不过一元二角。辜鸿铭拥在六国饭店的演讲中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4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此见解不无“自恃”之嫌，但其爱国热忱扑面而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调张福来任前敌总指挥，借“福来”之名图个吉利。当时，《世界晚报》在报道该消息时，将张福来的名字错写成“张祸来”，该报社社长、著名报人成舍我发现后，感到不妙，当即就和编辑躲到六国饭店避难。当晚7点，军警包围并查封报馆。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吳佩孚逃到洛阳，冯玉祥掌控北京，迅速同意该报复刊，成舍我和编辑才撤出六国饭店。
同样是报界名人，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并自任社长。1926年2月，《京报》发文，支持冯玉祥。郭松龄反奉时，《京报》给予支持，并撰文希望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接班，改造东北政局。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京报》指段祺瑞为祸首，要求公开审判段祺瑞。1926年4月15日，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京，邵飘萍逃到六国饭店。奉军收买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诱骗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邵飘萍出六国饭店后即遭军警截捕。1926年4月26日晨，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
总被雨打风吹去
六国饭店的舞厅曾经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1928年，著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在六国饭店舞厅用娴熟的舞步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从其口中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也是由此，张学良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阴谋，张作霖的死促成了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的最早谈判代表就住在六国饭店，北伐完成后，东北的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当时在善后会议中，有一项关系到全局的重要决策，就是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不再对关外用兵。可是当时就有冯、阎两方面的人士认为东北已经失去领导，士气必然涣散，所以力主乘机出兵，一举削平奉系，武力统一东北。
冯、阎和奉系都有夙怨，戡平东北后，可以扩大二人的地盘。由于这两方面人士的态度很坚决，蒋介石对此却举棋不定。奉方的三位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由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很不高兴，决定返回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已经先行离开北平到了天津。而留在六国饭店的另外两位代表，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面子上很难堪。
一个是政事无法谈，又多受羞辱，于是这两位代表也想离开北平回天津。李宗仁知道此事后忙请王季文前往六国饭店向两位代表致意，并言“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两位代表听后愿意留下，继续住在六国饭店。李宗仁将此事回报给蒋介石后，蒋即派代表前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和平统一之事始定。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宣布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六国饭店被政府接管。4月1日。周恩来选择这里举办了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国饭店成为外交部的招待所，对外称华风宾馆。1988年8月5日，因施工人员在地下室用切割机切割通风管道时引燃管道外侧保温层，引发招待所火灾，昔日繁华地化为一片废墟。
今天重建的华风宾馆，已经是一个与六国饭店完全不同的建筑，除了地基与往事再没有什么联系。周围林立各种造型的现代高楼，地铁、车辆流水般地穿行，华风宾馆反而显得毫不起眼，仿佛整个身子都要躲到高大的林阴树里，六国饭店从此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和影视剧的虚构中了。
六国饭店处于使馆区，灯红酒绿，名流云集，也是民国时期军政要人的聚集地，失意政客的避难所，是名利场，也是各方角力的战场。摇曳的灯光之下，是刀光剑影。
六国饭店由英国人于1905年建造，当初是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所以取名为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有着深厚的帝国主义势力撑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治安由六国军警宪兵轮值，中国军队、警察别说进饭店抓人，就是进入饭店所在的东交民巷使馆区都需要大费周章。因此，六国饭店成了乱世中的头号安全岛，各方势力慑于各帝国主义的实力，都不敢在这个地方造次，哪怕窗外兵荒马乱，饭店内依旧可以歌舞升平，花团锦簇。当时，不少下台失意的军政要人、文化名流如果不想远遁海外，首选的避难地就是这里。有钱就能入住，安全、方便、隐蔽，而且不耽误享受。由于中外党政军商要人云集，六国饭店遂成民国北平的第一社交场，各色人等在这里勾兑权利，或潜伏、狩猎、刺探……
多个中国第一
六国饭店曾经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例如它是第一个给北京人带来正宗的西方面包、咖啡、牛排的，同时也第一个为北京引入了一套完整的西方餐饮礼仪：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尽量不发出声响等，最有名的还有“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让来此的国人仿佛一夜之间都成了“文明人”。
透过六国饭店，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名人、要人潜移默化地开始影响中国人，20世纪30年代一些有身份的人还会在六国饭店举行西式婚礼。据说曹锟、黎元洪失意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跑到六国饭店。饭店里的奶酪、香槟等正宗西式食品在北平城里很少见，且质量上乘，虽价格昂贵，但是心情放松。有时这些政要会客，如果不方便去使馆或是到自己家，也会约到六国饭店，可以说，当时的北平，不在六国饭店里遛几遭、吃几顿饭，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上流社会的。很多留过洋的同盟会员都喜欢在六国饭店聚会，不单单是来吃饭，更多是来混圈子。
六国饭店为了让生意越做越好，公使馆区便放松了对中国人出入的管制。1917年，复辟失败后的张勋先藏身六国饭店，而后在荷兰的公使馆内避难。类似的例子很多，外交使团出于不同的动机屡次要求和执行“避难权”，为前来避难的各界人物提供庇护，六国饭店也因此以收容被政府撵走的要人而出名。
1917年，北京饭店的房间价格分银洋15元、22元、35元三个等次，月包房价格，分别为250元、300元和450元，同档次的六国饭店也大致在这个层次上。
当时，北京其他中西式旅馆的豪华套房价格仅为4元，其他房间价格为1元～2元，公寓的月租费最高为4元，便宜的仅1元～2元。六国饭店的日房费是普通标准的4倍，月房费达到普通标准的100倍。虽然价格贵，但六国饭店提供了当时中国最稀缺的一项公共产品——安全，高附加值的服务让六国饭店赚得盆满钵满。
有文明也有血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曾在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题目叫作“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后多译为《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原本是辜鸿铭用英文写的一本书，风靡欧美，被译成德、法、日、中等文字。那时他以学者的身份，不遗余力地输出中华文化，而当时宣传自己的思想最合适的场所就是六国饭店。
数千年中华历史上演讲收钱自辜鸿铭始。他在六国饭店的演讲，入场券售价两块大洋。在当时，戏剧名角梅兰芳的戏，最贵也不过一元二角。辜鸿铭拥在六国饭店的演讲中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4种优秀的精神特质。”此见解不无“自恃”之嫌，但其爱国热忱扑面而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调张福来任前敌总指挥，借“福来”之名图个吉利。当时，《世界晚报》在报道该消息时，将张福来的名字错写成“张祸来”，该报社社长、著名报人成舍我发现后，感到不妙，当即就和编辑躲到六国饭店避难。当晚7点，军警包围并查封报馆。后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吳佩孚逃到洛阳，冯玉祥掌控北京，迅速同意该报复刊，成舍我和编辑才撤出六国饭店。
同样是报界名人，1918年10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并自任社长。1926年2月，《京报》发文，支持冯玉祥。郭松龄反奉时，《京报》给予支持，并撰文希望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接班，改造东北政局。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京报》指段祺瑞为祸首，要求公开审判段祺瑞。1926年4月15日，奉军逼退国民军，进入北京，邵飘萍逃到六国饭店。奉军收买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诱骗出六国饭店乘车回报馆，邵飘萍出六国饭店后即遭军警截捕。1926年4月26日晨，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
总被雨打风吹去
六国饭店的舞厅曾经名噪一时，交际舞就是从这里开始流行于北平上流社会。1928年，著名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在六国饭店舞厅用娴熟的舞步迷住了张作霖的副官，从其口中套出了张作霖回东北的确切时间，关东军得以在皇姑屯炸死这位不合作的东北军大帅。也是由此，张学良彻底看清了日本人的阴谋，张作霖的死促成了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的最早谈判代表就住在六国饭店，北伐完成后，东北的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当时在善后会议中，有一项关系到全局的重要决策，就是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不再对关外用兵。可是当时就有冯、阎两方面的人士认为东北已经失去领导，士气必然涣散，所以力主乘机出兵，一举削平奉系，武力统一东北。
冯、阎和奉系都有夙怨，戡平东北后，可以扩大二人的地盘。由于这两方面人士的态度很坚决，蒋介石对此却举棋不定。奉方的三位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由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接见，很不高兴，决定返回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贻已经先行离开北平到了天津。而留在六国饭店的另外两位代表，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面子上很难堪。
一个是政事无法谈，又多受羞辱，于是这两位代表也想离开北平回天津。李宗仁知道此事后忙请王季文前往六国饭店向两位代表致意，并言“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虞，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两位代表听后愿意留下，继续住在六国饭店。李宗仁将此事回报给蒋介石后，蒋即派代表前往六国饭店，约东北代表晤谈，东北和平统一之事始定。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府宣布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财产，六国饭店被政府接管。4月1日。周恩来选择这里举办了国共最后一次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国饭店成为外交部的招待所，对外称华风宾馆。1988年8月5日，因施工人员在地下室用切割机切割通风管道时引燃管道外侧保温层，引发招待所火灾，昔日繁华地化为一片废墟。
今天重建的华风宾馆，已经是一个与六国饭店完全不同的建筑，除了地基与往事再没有什么联系。周围林立各种造型的现代高楼，地铁、车辆流水般地穿行，华风宾馆反而显得毫不起眼，仿佛整个身子都要躲到高大的林阴树里，六国饭店从此只存在于人们的传说和影视剧的虚构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