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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伟建筑通常安有大门，然大门沉且重，不易推拉；如若整日洞开，又怕会钻进太多的寒气或阳光；故而我们时常发现大门的门扉上被挖了一小洞，以方便进出，而巍然矗立的大门却陷入昏昏欲睡中，连个哈欠都不打。这是卑微的人的尺度置身于庞大的构造中时对自己的伸张，但它这样的自我伸张既无风度，又有护短之嫌，它所做的修补看上去既粗糙又不光彩。
然而，人的尺度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微不足道。只要它不是像个不速之客一样不请自到，倒也无须羞愧。介乎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任何尺寸都是同等重要的。希腊人、萨拉森人（十字军东征时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英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本能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最具特色、最接近他们情感的那一部分保留了人的尺度。希腊的神庙或英国的大厦殿堂虽然既不失宽敞又不失庄严，但它们并没有超出普通的功用，况且它们是想让心灵感受自己的宽敞与庄严，而不是想让心灵备感压抑。它们的每一处都散发着友善和富足的气息，它们的优雅不是华而不实，它们的高贵绝非大而无当、冷若冰霜或金光闪闪。
萨拉森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甚至在许多地方更精妙地使用人的尺度，因为他们亦将人的尺度应用到感官和心理方面。他们不仅倾向于作品规格适度，他们简短的抒情诗就是一例，而且他们作品中精巧凝练的设计和蕴藉朴实的工艺完全符合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制作的每一样物品都不失简约之美，好像在对我们说：“我是为悦人耳目而存在的，我身上找不出一处地方不讨人喜欢。”此处的人的尺度与其说是来自人的体格，还不如说是取自人的心灵。人们对心灵的才能尊崇有加——我指的是心灵真正具有的才能，而非谄媚的哲学强加于心灵的那些诸如理智的东西。
英国的乡村住宅外表看似简易农舍，细看却发现，里面的空间和摆设几乎不亚于宫殿。不是铺排炫耀，但物品琳琅满目——太多的家具，太多的装饰品，太多的食物，太多的鲜花，太多的人。所有的东西都符合人的尺度，只是数量多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东方人囊中较为羞涩，更耽于感官享受，对书法艺术亦更敏感；他们习惯在生活中留白，一次只欣赏一样东西，而且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欣赏。
东方艺术表露出的这种更细致、更仁慈的方面，或许是因为自然对东方人感官的侵袭更猛烈之故。英国人生活的国度本身就符合人的尺度，那儿四季气候温和，天气常有变化，但并不急剧，因而温婉迷人。自然赋予这个岛国罕有的人性，从孩提起便渗透浸润在英国人的存在之中，使之明快欣悦，这一半体现在其情感上，一半体现在其体格和运动中。在这里的田野和沼泽中，他变得眼光敏锐，喜好拼搏；亦是在这个地方，他的友谊和对人的评价，好似受到了某一默然而超卓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在这里，他耳濡目染的种种印象使他倾情于诗歌。或许他不要求自己的诗意味隽永，却坚持诗中的情感真切可感，诗中的意象清晰可见。直白，即使是露骨的直白，也不会令他不快，但他憎恶媚俗的崇高和虚假的腔调。他尊重经验，而且他本人就是自己那个行当中的经验大师。
因此，英国人对自然的深厚情感，他耽于漫游的习性，以及他讷讷无言的想象力，为他提供了精巧艺术乐于置身其中的留白。他那未表达出来的部分和意味深长的沉默背景全都竭尽所能地存在于留白中。而萨拉森人则与之相反，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一个深渊：只有干燥的荒漠、峥嵘的山脉和阴森的月夜。在这里，人的尺度全然被违背了。自然残酷、陌生、咄咄逼人，人们往往要掩面而逃。为了能够获得些许解脱和慰藉，萨拉森人建的房子四壁无窗，生活极为朴素，宗教简略成了一个词，艺术精致小巧，一如他们那喷泉的飞珠溅玉。当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如此令人的尺度望尘莫及时，人类的作品崇尚人的尺度是十分必要且令人宽慰的。
埃及人因何对庞然大物情有独钟我不得而知，但罗马人偏好宏伟壮观的品位却不难理解——那似乎是充斥古代后期的对超人之物的向往的重要部分。这一向往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世俗世界，它鼓励滋生了帝国主义，组织团体，文采斐然、气势恢弘的作品，天下归罗马和罗马万古长存的信念，以及奉帝王若神明的崇拜。在精神世界，它促成了心灵与俗世的断然分离，以使幽然独处的心灵觉得自己完整而神圣。基督徒最初自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他们憎恨帝国的扩张，及其冰冷的大理石和乐观主义的虚饰。他们对俗世毫无影响，卑贱、沉闷得如同死人。他们的墓穴，就像现今的棺材一样，必然是符合人的尺寸的。但是，即便他们扬眉吐气了，他们也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异教徒留下的寺庙和大教堂的规模。除了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意大利东南部一城市）的几处帝国建筑物，头一千年中他们的教堂都是根据人的尺度建造的。通常这些教堂面积不大，如需要扩大容量，便往横向拓展。但教堂依旧低矮，同坟墓或圣陵的甬道相似，中心是块昏暗地带，通常隐于地下，在里面心灵或许能与另一世界进行交流。人们勾着头领受圣餐，不需要什么建筑景观。后来装饰这些圣所的奢华有如珠玉的华彩——那是修道院艺术的东方式的、内在的、聚敛的奢华。然而户外的异教传统并未消亡，罗马的艺术品随处可见，也并非都是断壁残垣，对炫耀和夸张的热爱也总是在它们胸臆间蠢蠢欲动。只需一点点繁荣气象便可驱散基督教最初带来的谦恭和超脱的神秘气氛，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的人的尺度一有机会便向罗马人的宏伟壮丽俯首称臣。空间腾出了，房顶加高了，圆拱变成了尖拱，这样它们就能变得更宽更高；塔楼和尖顶虽只矗立在半空中，但意寓直冲云霄；长廊变成巨大的洞穴。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在他的教堂穹顶留下千古佳作，而米开朗基罗亦将自己的传世之作留在了另一穹顶上，甚至要更为恢弘。这些形式各异的超常之作，长期以来使得艺术家们惶惶然不知所措，施展不开手脚，只有当碰到些好的影响，他们才又恢复了人的尺度，才在家居摆设和肖像画中将气势高宏抛诸脑后，使其变得恰如其分。
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或许在哲学中比在建筑中更易看清。苏格拉底刚刚把探究从天上降至道德层面——一个实质上符合人的尺度的领域——他的弟子便匆匆毁弃他的成果，把道德体系重新升到天上，将自然连同道德统统非自然化了。他们想象有一个宇宙环罩着人类，将光线调柔和以适应他们的眼睛，并把他们孩子气的期冀和判断变成终极标准。这是不合时宜、不合标准的人道主义，不是试图让人类的作品符合人的尺度，而是企图将宇宙缩小到人的尺度。这是由于希腊人变得过于人性、过于自满而降临他们头上的天罚。早先，庞然大物们在他们的宗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及至后来，把他们团团围住的巨大恢弘被不恰当地人性化了，于是只好让他们原本谦恭的人性自身膨胀起来，使之顶天立地，以便填充那余下的空间。
于是我们发现寺庙的规模越来越大，添进了穹顶，符合人的尺度的物件层层相叠，形成气魄雄伟的建筑物，就像圣索菲亚大教堂（6世纪初兴建于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拜占庭文化的杰出代表），立于基座之上的耀武扬威的拱门不是供人穿行，浮华的立柱宛如高塔，顶端立着塑像，好似风信鸡，最后连门都变得巨大无比，根本无法开启，只好在门扉上挖一小门供人进出。于是人的尺度再度不可阻挡地出场了，只可惜原本的尊严已丧失殆尽，因为它曾经被过度拉长拉高，以达到一种毫无生气的尊严，反倒丢失了自己原本的尊严。
然而，人的尺度就其本质而言并非微不足道。只要它不是像个不速之客一样不请自到，倒也无须羞愧。介乎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的任何尺寸都是同等重要的。希腊人、萨拉森人（十字军东征时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英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本能地在他们的作品中最具特色、最接近他们情感的那一部分保留了人的尺度。希腊的神庙或英国的大厦殿堂虽然既不失宽敞又不失庄严，但它们并没有超出普通的功用，况且它们是想让心灵感受自己的宽敞与庄严，而不是想让心灵备感压抑。它们的每一处都散发着友善和富足的气息，它们的优雅不是华而不实，它们的高贵绝非大而无当、冷若冰霜或金光闪闪。
萨拉森人、中国人和日本人甚至在许多地方更精妙地使用人的尺度，因为他们亦将人的尺度应用到感官和心理方面。他们不仅倾向于作品规格适度，他们简短的抒情诗就是一例，而且他们作品中精巧凝练的设计和蕴藉朴实的工艺完全符合人的情感需要。他们制作的每一样物品都不失简约之美，好像在对我们说：“我是为悦人耳目而存在的，我身上找不出一处地方不讨人喜欢。”此处的人的尺度与其说是来自人的体格，还不如说是取自人的心灵。人们对心灵的才能尊崇有加——我指的是心灵真正具有的才能，而非谄媚的哲学强加于心灵的那些诸如理智的东西。
英国的乡村住宅外表看似简易农舍，细看却发现，里面的空间和摆设几乎不亚于宫殿。不是铺排炫耀，但物品琳琅满目——太多的家具，太多的装饰品，太多的食物，太多的鲜花，太多的人。所有的东西都符合人的尺度，只是数量多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相比之下，东方人囊中较为羞涩，更耽于感官享受，对书法艺术亦更敏感；他们习惯在生活中留白，一次只欣赏一样东西，而且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去欣赏。
东方艺术表露出的这种更细致、更仁慈的方面，或许是因为自然对东方人感官的侵袭更猛烈之故。英国人生活的国度本身就符合人的尺度，那儿四季气候温和，天气常有变化，但并不急剧，因而温婉迷人。自然赋予这个岛国罕有的人性，从孩提起便渗透浸润在英国人的存在之中，使之明快欣悦，这一半体现在其情感上，一半体现在其体格和运动中。在这里的田野和沼泽中，他变得眼光敏锐，喜好拼搏；亦是在这个地方，他的友谊和对人的评价，好似受到了某一默然而超卓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在这里，他耳濡目染的种种印象使他倾情于诗歌。或许他不要求自己的诗意味隽永，却坚持诗中的情感真切可感，诗中的意象清晰可见。直白，即使是露骨的直白，也不会令他不快，但他憎恶媚俗的崇高和虚假的腔调。他尊重经验，而且他本人就是自己那个行当中的经验大师。
因此，英国人对自然的深厚情感，他耽于漫游的习性，以及他讷讷无言的想象力，为他提供了精巧艺术乐于置身其中的留白。他那未表达出来的部分和意味深长的沉默背景全都竭尽所能地存在于留白中。而萨拉森人则与之相反，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一个深渊：只有干燥的荒漠、峥嵘的山脉和阴森的月夜。在这里，人的尺度全然被违背了。自然残酷、陌生、咄咄逼人，人们往往要掩面而逃。为了能够获得些许解脱和慰藉，萨拉森人建的房子四壁无窗，生活极为朴素，宗教简略成了一个词，艺术精致小巧，一如他们那喷泉的飞珠溅玉。当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如此令人的尺度望尘莫及时，人类的作品崇尚人的尺度是十分必要且令人宽慰的。
埃及人因何对庞然大物情有独钟我不得而知，但罗马人偏好宏伟壮观的品位却不难理解——那似乎是充斥古代后期的对超人之物的向往的重要部分。这一向往包含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世俗世界，它鼓励滋生了帝国主义，组织团体，文采斐然、气势恢弘的作品，天下归罗马和罗马万古长存的信念，以及奉帝王若神明的崇拜。在精神世界，它促成了心灵与俗世的断然分离，以使幽然独处的心灵觉得自己完整而神圣。基督徒最初自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他们憎恨帝国的扩张，及其冰冷的大理石和乐观主义的虚饰。他们对俗世毫无影响，卑贱、沉闷得如同死人。他们的墓穴，就像现今的棺材一样，必然是符合人的尺寸的。但是，即便他们扬眉吐气了，他们也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异教徒留下的寺庙和大教堂的规模。除了君士坦丁堡和拉文纳（意大利东南部一城市）的几处帝国建筑物，头一千年中他们的教堂都是根据人的尺度建造的。通常这些教堂面积不大，如需要扩大容量，便往横向拓展。但教堂依旧低矮，同坟墓或圣陵的甬道相似，中心是块昏暗地带，通常隐于地下，在里面心灵或许能与另一世界进行交流。人们勾着头领受圣餐，不需要什么建筑景观。后来装饰这些圣所的奢华有如珠玉的华彩——那是修道院艺术的东方式的、内在的、聚敛的奢华。然而户外的异教传统并未消亡，罗马的艺术品随处可见，也并非都是断壁残垣，对炫耀和夸张的热爱也总是在它们胸臆间蠢蠢欲动。只需一点点繁荣气象便可驱散基督教最初带来的谦恭和超脱的神秘气氛，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的人的尺度一有机会便向罗马人的宏伟壮丽俯首称臣。空间腾出了，房顶加高了，圆拱变成了尖拱，这样它们就能变得更宽更高；塔楼和尖顶虽只矗立在半空中，但意寓直冲云霄；长廊变成巨大的洞穴。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在他的教堂穹顶留下千古佳作，而米开朗基罗亦将自己的传世之作留在了另一穹顶上，甚至要更为恢弘。这些形式各异的超常之作，长期以来使得艺术家们惶惶然不知所措，施展不开手脚，只有当碰到些好的影响，他们才又恢复了人的尺度，才在家居摆设和肖像画中将气势高宏抛诸脑后，使其变得恰如其分。
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或许在哲学中比在建筑中更易看清。苏格拉底刚刚把探究从天上降至道德层面——一个实质上符合人的尺度的领域——他的弟子便匆匆毁弃他的成果，把道德体系重新升到天上，将自然连同道德统统非自然化了。他们想象有一个宇宙环罩着人类，将光线调柔和以适应他们的眼睛，并把他们孩子气的期冀和判断变成终极标准。这是不合时宜、不合标准的人道主义，不是试图让人类的作品符合人的尺度，而是企图将宇宙缩小到人的尺度。这是由于希腊人变得过于人性、过于自满而降临他们头上的天罚。早先，庞然大物们在他们的宗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及至后来，把他们团团围住的巨大恢弘被不恰当地人性化了，于是只好让他们原本谦恭的人性自身膨胀起来，使之顶天立地，以便填充那余下的空间。
于是我们发现寺庙的规模越来越大，添进了穹顶，符合人的尺度的物件层层相叠，形成气魄雄伟的建筑物，就像圣索菲亚大教堂（6世纪初兴建于君士坦丁堡，被认为是拜占庭文化的杰出代表），立于基座之上的耀武扬威的拱门不是供人穿行，浮华的立柱宛如高塔，顶端立着塑像，好似风信鸡，最后连门都变得巨大无比，根本无法开启，只好在门扉上挖一小门供人进出。于是人的尺度再度不可阻挡地出场了，只可惜原本的尊严已丧失殆尽，因为它曾经被过度拉长拉高，以达到一种毫无生气的尊严，反倒丢失了自己原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