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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古文承载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是处在医文交汇点的基础性学科。医古文的人物传记用不同的笔法，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传统医者令人敬仰的风采和深广的人文情怀。研究医古文人物传记的医者形象可以让学生对医古文的学习从医学知识、文字语法进入到更深层次的医家精神，让学生从人文精神这一层面感受传统医学的意义和魅力，这也是医古文课程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医古文人物；医者形象
1 医者形象的特征
1.1 神异性
在唐代之前的医古文人物传记里，医生这一形象大都带有一定的神异色彩，其中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形象最具代表性。有学者考证说：“扁鹊是一个‘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的神物”。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先秦卷》有幅“扁鹊行医”图，其中的扁鹊就是人头鸟身。这是具有原始神话性质的扁鹊形象。
汉代的司马迁结合诸多史料，用文人的眼光和笔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神医扁鹊。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篇，扁鹊学医的经历就充满着奇异性：
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日：“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 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教给扁鹊医术的长桑君在授予扁鹊医术之后便“忽然不见”，而扁鹊吃了他留下的药，则“视见垣一方人”，并且“尽见五脏症结”。在往后的行医經历中，扁鹊更是奇迹般地治愈了一些疑难杂症，甚至让人起死回生，如有神助。比如救活暴毙的太子，光是观察就可以判断齐桓侯的病情等故事，都显示了扁鹊近乎神异的医术。
除了扁鹊，《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中的华佗也充满着奇异、神化的特征。华佗“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心解分剂，不复称量”，“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华佗的从医经历虽然不像扁鹊那样有神仙相助，但却处处体现出他神乎其神的精湛技艺：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悬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以十数。
一病人体内有寄生虫，痛苦异常，而华佗却用最常见的食材医治好了病患。传记作者用“即”、“立”之语突出华佗用药之准，病人恢复之快，以至于后来病者登门道谢，华佗还没有回家。华佗的神异性不是通过起死回生，神仙相助等方式体现，而是通过对病症精准的判断体现出来，这样的“神医”充满世俗的烟火气，却更加令人惊异、叹服。
1.2 传奇性
在唐以后的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的形象从先秦两汉的神异性变为传奇性。神异性是带有极大想象色彩的神化，而传奇性则是从个人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个人性格的独特来体现的。
皇甫谧本“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而后受到任氏感化，“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皇甫谧从一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变为博览群书，医道精湛的医学圣手，这样的人生经历不是寻常人都有的。同样，朱丹溪是元代著名医学家，曾跟随本乡的老师学习儒家经典，后来又拜深谙朱熹学说的许文懿为师，最终选择从医为职业。他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推动下，“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他毅然断绝了从政为官之路，而投身于医界治病救人之行列。再看宋代医学家钱仲阳，他的身世也是颇为不易，父亲远游，母亲早亡，成为医者后，曾在哲宗皇帝禁中任职，后因病辞职，为自己医病：
（钱仲阳）乃叹曰：“此所谓周痹也，周痹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制药，日夜饮之，人莫见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挛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亲登东山，视菟丝所生，秉火烛其下，火灭处斸之，果得茯苓，其大如斗，因以法噉之，阅月而尽。繇此虽偏废，而气骨坚悍，如无疾者。
钱仲阳破釜沉舟，以偏瘫的代价换取了生命的继续，制药、采药、喝药的过程中毫无迟疑，足见其医术的高明与巨大的勇气，虽然偏废但却精神抖擞，好像健康人一般。
1.3 丰富的精神内涵
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都有着儒家的仁爱之心与济世之心。正如刘晓琴在《论医古文中人物传记的价值取向》中所说的：“儒家学说中，‘仁’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范畴，也是儒家精神最根本的体现。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仁者’，以仁爱之心治国，是为施仁政，以仁爱之心治医，是为行仁术。医儒同道，这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扁鹊每到一个城市就变换一种身份，治病救人，毫无等级之分：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丹溪翁路遇得了癞病的寡妇，便心生恻隐之心，“即自具药疗之，病愈”，并且：
凡病家有请，即不顾艰辛疲劳，立即出诊，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但是这些医者执着的仅仅是病人的生命和医道，他们和汲汲于功名的儒生又有着很大不同，那便是对官位、财富的淡然，并且很多医者在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侠客的仗义与道家的洒脱。正如刘跂在《钱仲阳传》中说道：“（钱仲阳）乙非独其医可称也，其笃行似儒，其奇节似侠，术盛行而身隐约，又类夫有道者。”钱仲阳喜酒，哪怕在驸马、公主等达官贵人面前，也舍不下这份爱好；华佗不想再回到曹操身边，便“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孙思邈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这样一则故事： 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两万余斛。
董奉让病人栽种杏树来抵偿医药费，并且又用卖杏得来的钱周济穷人，这样的方式不是一味地乐善好施，而是充满仁心和不羁的巧思。于是“杏林春暖”、“誉满杏林”便成为了对一名医者充满敬重的赞美之词。
2 医者形象的人文精神
2.1 强烈的济世之心
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都充满着强烈的济世心，对这个世界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秦医和大臣赵孟有这样一段对话：
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闕，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菑祸興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蠱？”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於文，皿蟲为蠱。毂之飞亦为蠱。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蠱，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秦医和本可以恪守本分，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对晋侯施以治疗便好。可是他却循循善诱、层层铺垫，让赵孟意识到国君太沉迷于女色而可能导致国家大祸，希望一国之臣可以有补于朝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秦医和关注的不仅仅是晋侯的健康，而是敏锐地察觉到一位国君放荡生活的严重后果，他更加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存亡、民生社稷的安定，这样的宽广的眼界和强烈责任感，不得不令人钦佩。
很多医者都追求过政治，为当权者服务过，比如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而后成為了曹操的专职医生；江民莹也热衷于科举之途，积劳成疾，乃至“一夕呕血数升”；钱仲阳也曾被“授翰林医学，赐绯……擢太医丞，赐紫衣金鱼”。医者重“道”，追求济世救人，但他们的“道 ”不仅仅是考取一官半职、干预国家政治，而是有着更深广的内涵。朱丹溪“自幼好学，日记千言。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但却选择了医生这条道路，他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于是“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身为医者，他们的济世之心，不仅仅针对是国家、政治，而是有着更高层次的内涵，那便是对真理的探索，对生命的尊重。清代的《临证指南医案序》有云：“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夫有济于民生，则人之所重，莫大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亦韦布之士，亦力能为者，则莫若乎医。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病，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韦著方书，此其立言也。”由此可见，他们是通过治病救人这一途径来取得生命的永恒，探寻“道”的真意。
2.2 淡泊名利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真正的君子是要甘于贫贱的，这是“士”与寻常人很大的不同。而道家文化也主张人们抛弃外在功名富贵的羁绊，崇尚“自然”、“无为”，顺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中国古代的传统医者无论入仕为官，或是专心于医道，他们都不曾把功名、钱财等事物放在重要位置。在《皇甫谧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
清代名医费伯雄曾言：“为救人学医则可，为谋利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由此可见古代医者将淡薄名利视作一项基本的从医守则，尽管很多人医术高明，名声在外，但依旧保持着淳朴的心性，没有被外在的物质利益扭曲了灵魂。钱仲阳身负重病，但是病人前来拜访时，绝不推诿搪塞，而是悉心治疗，赠与药物，“病者日造门，或扶攜襁负，纍纍满前。近自邻井，远或百数十里，皆授之药，致谢而去。朱丹溪也是只要病人有需要，便立即出诊，“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而欲自逸耶？……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2.3 探寻医理，谦虚谨慎
医古文中的众多医者对医学理论无比执着，为了习得精湛的医技，可以抛弃一切，不辞劳苦。在不断学习、探寻医学真理这一方面，朱丹溪可谓是最具代表性。朱丹溪为了取得纯粹的医术，“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经过深入地学习，他发现拿着古代的方剂来治疗现在的疾病，是不能完全适合的，于是他远游学习，师从罗子敬，并且兼长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提出“阳有余阴不足”等医学观点，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皇甫谧也是不断求索，努力学习真知的典范，他博采众长，手不释卷：
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除了不断求索的意志，医者们还有着对医学严谨的态度，李时珍发现《本草纲目》有着许多的差错和遗漏，于是专心编纂，精益求精，历时30载，经过不断的修改和编辑，终于成书：
其中舛缪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篡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
尽管医者们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但他们却保持着一颗谦卑敬畏之心。扁鹊治愈虢太子之后，天下都称赞扁鹊可以令人起死回生，可是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华佗作为一名医生，已是备受敬重，成为当权者曹操的专职医生，可是他却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在仕途上取得进步，没有做出更有价值的事情而“意常自悔”。丹溪翁一生都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始终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始终对博大精深的医学保持着敬畏之心。 3 医者形象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医古文包含着“医”与“文”两部分，而“医”则是医古文教学最终的落脚点。正如王明强先生在《从“医”“文”关系谈医古文课程建设》中说道：“《医古文》课程的内容是‘医’中之‘文’。医古文课程的最终指向是以‘文’学‘医’。”同时他指出：“《医古文》中的‘文’是‘医’中之‘文’，绝非普通的古文，而且最好是医药典籍的经典之文，以彰显医古文的特色，‘文’不是游离‘医’之外的‘文’，而是‘医’的载体，是学生通向医学知识海洋的阶梯和钥匙。”但是太过强调“医”，过分忽略“文”，很可能造成医古文教学的偏颇，使得医古文“医”“文”交融，医文交叉的课程特色得不到彰显。医古文的“文”不仅仅包含中医文献，中医文字，更重要的是中医文化以及中医文学。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形象的研究，其實就是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行医古文的研读，这样的研究既没有偏离“医中之文”的原则，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发掘医古文的丰富内涵，为医古文教学和研究提供新的角度，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形象的研究，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医古文的兴趣与热情。医古文的人物传记既是医史文献，也是一篇篇文笔优秀，颇具可读性、趣味性的历史散文，其中一些篇目如《秦以和》、《扁鹊传》、《华佗传》更是含有诸多小说因子。医古文和传统中医文献的差别就在于它不仅仅含有医学知识、古典文字上的内容，还包含着文学之美、文学上的趣味性。我们可以适当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医古文中的医者形象，这是为了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古代传统医者身上令人叹服的精神气度，让他们对医者形象的学习从简单的个人事迹到内在的精神、情感，从热爱传统医者到热爱传统医学。
最后，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形象研究可以为当今医学生塑造心目中的“偶像”，让他们拥有伟大但却明晰的目标，让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对中医文化的热爱、对中医的至深向往。个人的影响力有时是巨大的，从史学的角度看，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常常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从流行文化的角度看，现如今偶像明星的言行被常常被他们的粉丝奉做真理。我以为医古文教学同样需要“偶像”的作用。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形象向学生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医者的人文情怀与医者风度，这些医者既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学人物，他们血肉饱满、深沉伟岸。对于学生来讲，形象生动的传统医者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前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热播，曾激发韩国年轻人学习中医的强大热情，而中国传统医古文中的医者形象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国医学生的偶像，这便需要医古文教学者对医者形象的重视，对医古文文学性的合理利用。我相信，中国传统医者的魅力丝毫不亚于现在影视剧中的医者形象，甚至比他们有着更动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魅力，如果我们这些教学者可以带领学生发掘出传统医者身上那些闪闪发光、永恒经典的精神宝藏，那么学生对医学的热爱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现实功利的层面，而是会将医学奉作他们灵魂深处最执着、最坚定的追寻。
作者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
[关键词]医古文人物；医者形象
1 医者形象的特征
1.1 神异性
在唐代之前的医古文人物传记里，医生这一形象大都带有一定的神异色彩，其中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形象最具代表性。有学者考证说：“扁鹊是一个‘胸以上是人，胸以下是鸟’的神物”。安作璋先生主编的《山东通史·先秦卷》有幅“扁鹊行医”图，其中的扁鹊就是人头鸟身。这是具有原始神话性质的扁鹊形象。
汉代的司马迁结合诸多史料，用文人的眼光和笔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神医扁鹊。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篇，扁鹊学医的经历就充满着奇异性：
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余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日：“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 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教给扁鹊医术的长桑君在授予扁鹊医术之后便“忽然不见”，而扁鹊吃了他留下的药，则“视见垣一方人”，并且“尽见五脏症结”。在往后的行医經历中，扁鹊更是奇迹般地治愈了一些疑难杂症，甚至让人起死回生，如有神助。比如救活暴毙的太子，光是观察就可以判断齐桓侯的病情等故事，都显示了扁鹊近乎神异的医术。
除了扁鹊，《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中的华佗也充满着奇异、神化的特征。华佗“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心解分剂，不复称量”，“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华佗的从医经历虽然不像扁鹊那样有神仙相助，但却处处体现出他神乎其神的精湛技艺：
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悬车边，欲造佗。佗尚未还，小儿戏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见佗北壁悬此蛇辈约以十数。
一病人体内有寄生虫，痛苦异常，而华佗却用最常见的食材医治好了病患。传记作者用“即”、“立”之语突出华佗用药之准，病人恢复之快，以至于后来病者登门道谢，华佗还没有回家。华佗的神异性不是通过起死回生，神仙相助等方式体现，而是通过对病症精准的判断体现出来，这样的“神医”充满世俗的烟火气，却更加令人惊异、叹服。
1.2 传奇性
在唐以后的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的形象从先秦两汉的神异性变为传奇性。神异性是带有极大想象色彩的神化，而传奇性则是从个人人生经历的跌宕起伏，个人性格的独特来体现的。
皇甫谧本“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而后受到任氏感化，“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皇甫谧从一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变为博览群书，医道精湛的医学圣手，这样的人生经历不是寻常人都有的。同样，朱丹溪是元代著名医学家，曾跟随本乡的老师学习儒家经典，后来又拜深谙朱熹学说的许文懿为师，最终选择从医为职业。他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在这样的价值观念推动下，“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他毅然断绝了从政为官之路，而投身于医界治病救人之行列。再看宋代医学家钱仲阳，他的身世也是颇为不易，父亲远游，母亲早亡，成为医者后，曾在哲宗皇帝禁中任职，后因病辞职，为自己医病：
（钱仲阳）乃叹曰：“此所谓周痹也，周痹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制药，日夜饮之，人莫见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挛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亲登东山，视菟丝所生，秉火烛其下，火灭处斸之，果得茯苓，其大如斗，因以法噉之，阅月而尽。繇此虽偏废，而气骨坚悍，如无疾者。
钱仲阳破釜沉舟，以偏瘫的代价换取了生命的继续，制药、采药、喝药的过程中毫无迟疑，足见其医术的高明与巨大的勇气，虽然偏废但却精神抖擞，好像健康人一般。
1.3 丰富的精神内涵
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都有着儒家的仁爱之心与济世之心。正如刘晓琴在《论医古文中人物传记的价值取向》中所说的：“儒家学说中，‘仁’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范畴，也是儒家精神最根本的体现。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仁者’，以仁爱之心治国，是为施仁政，以仁爱之心治医，是为行仁术。医儒同道，这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扁鹊每到一个城市就变换一种身份，治病救人，毫无等级之分：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
丹溪翁路遇得了癞病的寡妇，便心生恻隐之心，“即自具药疗之，病愈”，并且：
凡病家有请，即不顾艰辛疲劳，立即出诊，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但是这些医者执着的仅仅是病人的生命和医道，他们和汲汲于功名的儒生又有着很大不同，那便是对官位、财富的淡然，并且很多医者在言谈举止间流露出一股侠客的仗义与道家的洒脱。正如刘跂在《钱仲阳传》中说道：“（钱仲阳）乙非独其医可称也，其笃行似儒，其奇节似侠，术盛行而身隐约，又类夫有道者。”钱仲阳喜酒，哪怕在驸马、公主等达官贵人面前，也舍不下这份爱好；华佗不想再回到曹操身边，便“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孙思邈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这样一则故事： 董奉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施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两万余斛。
董奉让病人栽种杏树来抵偿医药费，并且又用卖杏得来的钱周济穷人，这样的方式不是一味地乐善好施，而是充满仁心和不羁的巧思。于是“杏林春暖”、“誉满杏林”便成为了对一名医者充满敬重的赞美之词。
2 医者形象的人文精神
2.1 强烈的济世之心
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都充满着强烈的济世心，对这个世界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秦医和大臣赵孟有这样一段对话：
出，告赵孟，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于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闕，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菑祸興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将不能图恤社稷，祸孰大焉？主不能御，吾是以云也。”赵孟曰：“何谓蠱？”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於文，皿蟲为蠱。毂之飞亦为蠱。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蠱，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秦医和本可以恪守本分，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对晋侯施以治疗便好。可是他却循循善诱、层层铺垫，让赵孟意识到国君太沉迷于女色而可能导致国家大祸，希望一国之臣可以有补于朝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秦医和关注的不仅仅是晋侯的健康，而是敏锐地察觉到一位国君放荡生活的严重后果，他更加关注的是一个国家的存亡、民生社稷的安定，这样的宽广的眼界和强烈责任感，不得不令人钦佩。
很多医者都追求过政治，为当权者服务过，比如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而后成為了曹操的专职医生；江民莹也热衷于科举之途，积劳成疾，乃至“一夕呕血数升”；钱仲阳也曾被“授翰林医学，赐绯……擢太医丞，赐紫衣金鱼”。医者重“道”，追求济世救人，但他们的“道 ”不仅仅是考取一官半职、干预国家政治，而是有着更深广的内涵。朱丹溪“自幼好学，日记千言。稍长，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但却选择了医生这条道路，他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于是“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身为医者，他们的济世之心，不仅仅针对是国家、政治，而是有着更高层次的内涵，那便是对真理的探索，对生命的尊重。清代的《临证指南医案序》有云：“古人有三不朽之事，为立德、立功、立言也。夫有济于民生，则人之所重，莫大乎生死。可以拯人之生死，亦韦布之士，亦力能为者，则莫若乎医。故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病，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韦著方书，此其立言也。”由此可见，他们是通过治病救人这一途径来取得生命的永恒，探寻“道”的真意。
2.2 淡泊名利
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真正的君子是要甘于贫贱的，这是“士”与寻常人很大的不同。而道家文化也主张人们抛弃外在功名富贵的羁绊，崇尚“自然”、“无为”，顺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中国古代的传统医者无论入仕为官，或是专心于医道，他们都不曾把功名、钱财等事物放在重要位置。在《皇甫谧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
清代名医费伯雄曾言：“为救人学医则可，为谋利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由此可见古代医者将淡薄名利视作一项基本的从医守则，尽管很多人医术高明，名声在外，但依旧保持着淳朴的心性，没有被外在的物质利益扭曲了灵魂。钱仲阳身负重病，但是病人前来拜访时，绝不推诿搪塞，而是悉心治疗，赠与药物，“病者日造门，或扶攜襁负，纍纍满前。近自邻井，远或百数十里，皆授之药，致谢而去。朱丹溪也是只要病人有需要，便立即出诊，“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夫告痡，先生谕之曰：病者度刻如，而欲自逸耶？……虽百里之远，弗惮也。”
2.3 探寻医理，谦虚谨慎
医古文中的众多医者对医学理论无比执着，为了习得精湛的医技，可以抛弃一切，不辞劳苦。在不断学习、探寻医学真理这一方面，朱丹溪可谓是最具代表性。朱丹溪为了取得纯粹的医术，“乃悉焚弃向所习举子业，一于医致力焉”，经过深入地学习，他发现拿着古代的方剂来治疗现在的疾病，是不能完全适合的，于是他远游学习，师从罗子敬，并且兼长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提出“阳有余阴不足”等医学观点，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皇甫谧也是不断求索，努力学习真知的典范，他博采众长，手不释卷：
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除了不断求索的意志，医者们还有着对医学严谨的态度，李时珍发现《本草纲目》有着许多的差错和遗漏，于是专心编纂，精益求精，历时30载，经过不断的修改和编辑，终于成书：
其中舛缪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篡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
尽管医者们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但他们却保持着一颗谦卑敬畏之心。扁鹊治愈虢太子之后，天下都称赞扁鹊可以令人起死回生，可是扁鹊却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华佗作为一名医生，已是备受敬重，成为当权者曹操的专职医生，可是他却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在仕途上取得进步，没有做出更有价值的事情而“意常自悔”。丹溪翁一生都在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始终不满足于已有的知识，始终对博大精深的医学保持着敬畏之心。 3 医者形象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医古文包含着“医”与“文”两部分，而“医”则是医古文教学最终的落脚点。正如王明强先生在《从“医”“文”关系谈医古文课程建设》中说道：“《医古文》课程的内容是‘医’中之‘文’。医古文课程的最终指向是以‘文’学‘医’。”同时他指出：“《医古文》中的‘文’是‘医’中之‘文’，绝非普通的古文，而且最好是医药典籍的经典之文，以彰显医古文的特色，‘文’不是游离‘医’之外的‘文’，而是‘医’的载体，是学生通向医学知识海洋的阶梯和钥匙。”但是太过强调“医”，过分忽略“文”，很可能造成医古文教学的偏颇，使得医古文“医”“文”交融，医文交叉的课程特色得不到彰显。医古文的“文”不仅仅包含中医文献，中医文字，更重要的是中医文化以及中医文学。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形象的研究，其實就是以文学为切入点进行医古文的研读，这样的研究既没有偏离“医中之文”的原则，还可以从新的角度发掘医古文的丰富内涵，为医古文教学和研究提供新的角度，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医古文人物传记中医者形象的研究，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医古文的兴趣与热情。医古文的人物传记既是医史文献，也是一篇篇文笔优秀，颇具可读性、趣味性的历史散文，其中一些篇目如《秦以和》、《扁鹊传》、《华佗传》更是含有诸多小说因子。医古文和传统中医文献的差别就在于它不仅仅含有医学知识、古典文字上的内容，还包含着文学之美、文学上的趣味性。我们可以适当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医古文中的医者形象，这是为了学生可以更好地学习古代传统医者身上令人叹服的精神气度，让他们对医者形象的学习从简单的个人事迹到内在的精神、情感，从热爱传统医者到热爱传统医学。
最后，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形象研究可以为当今医学生塑造心目中的“偶像”，让他们拥有伟大但却明晰的目标，让他们从内心深处产生对中医文化的热爱、对中医的至深向往。个人的影响力有时是巨大的，从史学的角度看，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常常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从流行文化的角度看，现如今偶像明星的言行被常常被他们的粉丝奉做真理。我以为医古文教学同样需要“偶像”的作用。医古文人物传记中的医者形象向学生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医者的人文情怀与医者风度，这些医者既是历史人物，也是文学人物，他们血肉饱满、深沉伟岸。对于学生来讲，形象生动的传统医者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前几年的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热播，曾激发韩国年轻人学习中医的强大热情，而中国传统医古文中的医者形象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国医学生的偶像，这便需要医古文教学者对医者形象的重视，对医古文文学性的合理利用。我相信，中国传统医者的魅力丝毫不亚于现在影视剧中的医者形象，甚至比他们有着更动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魅力，如果我们这些教学者可以带领学生发掘出传统医者身上那些闪闪发光、永恒经典的精神宝藏，那么学生对医学的热爱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现实功利的层面，而是会将医学奉作他们灵魂深处最执着、最坚定的追寻。
作者单位：
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