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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体里流淌着犹太人血液，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女人；她育有3个优秀儿女，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她是中国第一个回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却在10年后重返上海；她是一个卖春卷的小商人，却奇迹般地成为世界第3大钻石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她是唯一至今还留在上海的犹太后裔，又是一位坚强慈爱的中国母亲。她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旅程，记录着中以两国人民绵延不断的真情友谊，她是同时有着以色列和中国双重国籍的女人。
她42岁踏上了“寻根”之旅，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接见
1950年，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一个长着犹太人特有的大眼睛的漂亮女婴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是犹太人，孩子的母亲是一位苏北农村的女子。父亲听到了这个喜讯，乐得合不扰嘴，他给女孩起名叫沙拉。
1956年，她们举家搬到了上海复兴中路642号犹太人联合会会所居住。童年的沙拉是幸福的，在联合会三层的大洋楼里她分享着父亲的慈爱，她和邻家的小朋友一样接受了许多共产主义教育，她读毛主席著作，听解放军英雄故事，学愚公移山精神。
虽然是犹太混血儿，但是跟其他上海小孩一样，沙拉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沙拉的父亲在大名路242号开了一个商铺做小生意，生活过得还算安稳，当时的上海政府还给予了每月70元的犹太人补助金。
后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沙拉，年迈的父亲带着孩子搬入了复兴中路的花园洋房里。在那里，沙拉一天天地长大，父亲却一天天衰老下去。
有一次，父亲把小沙拉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你到任何地方都不要忘了感激中国人，是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按照犹太人习俗，女孩子12岁生日时，要过一个盛大的“成人节”，庆祝长大成人。父亲不止一次地抚摸着沙拉的头发说：孩子，快快长大吧，长大了，我就可以给你过一个“成人节”了。
1962年4月，沙拉的父亲因病去世。由于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家庭温暖，特别是后来的那场“文革”洗劫，又把这位异国少女带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深渊。
1967年秋天，“红卫兵”把沙拉赶出了洋楼，还剪去了她那一头美丽的金发，以色列政府寄给她的信件也被查抄，就连父亲安葬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被彻底铲平。从这时起，沙拉的噩梦开始了。沙拉的生母在她很小时就改嫁他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失去父亲的沙拉回到母亲身边时，母女之间竟然已形同陌路。沙拉说：“我母亲总认为我的脸是外国人，给她带来很多羞辱。”母亲不会养一个白吃饭的人，所以，初中都没有念完的沙拉成了上海铜厂一名靠体力吃饭的女工。而且由于母亲的揭发诬告，沙拉被当成“政治犯”被红卫兵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1年。劳动改造回来的沙拉终于对这个惟一可依靠的家彻底失望了。
沙拉幻想着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再一次被捉弄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婚后不久就被发现生活不检点，沙拉只好离开他。这次短暂的婚姻，留给了沙拉一个儿子。而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沙拉的第二次婚姻在坚持了10年之后，也终于宣告结束，这一次，又留下了两个孩子。沙拉说：“人家不愿意接受我跟别的男人生下的孩子，我非常矛盾和痛苦。在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几乎想自杀。”
在那个特殊年代，一半的犹太血统使沙拉失去了亲情和爱情。绝望的沙拉开始思念她的另一个家乡。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沙拉用最隆重的方式庆祝了这个节日。接着，在她42岁这一年，她踏上了“寻根”之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返回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回到以色列，她受到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
然而，总理的接见并没改变她回到陌生国度的感觉，她在特拉维夫市举目无亲，又听不懂当地的希伯莱语。要命的是，她在中国时人们把她看作外国人，而在以色列人们又把她看作是中国人。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然而，沙拉没想到的是自己来到了一个充满硝烟的国度。由于巴以冲突升级，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沙拉所在的特拉维夫市。那时的特拉维夫到处可见人的肢体挂在墙上，有好几次，她都是死里逃生。有时下公交车没多久，身后的公交车就爆炸了，但倔强的沙拉渐渐习惯了这种动荡。
她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她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身边。她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她专门找老人聊天，老人空闲又怕寂寞，一聊就是半天。她一直记着父亲的话，要在逆境中学会生存。就这样，半年后，沙拉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生活语言。
她开办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她成了以色列名人
1993年5月，沙拉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上海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从这一天起，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或许沙拉的人生注定就是那么不平凡，正当她以为生活渐渐安定下来，幻想着可以过上衣食无忧，有儿有女的生活时，阿以冲突再一次升级，沙拉和3个孩子所在的特拉维夫市不断发生爆炸，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整整一个月都是在防空洞内度过的。
在防空洞里，沙拉告诉孩子们：“这是你们学习语言的最好机会。”她鼓励孩子们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言。比学语言更苦的是找工作。人地生疏的沙拉没有特别的技能，但颇具商业天赋的沙拉马上想起了她在上海看到的绝活包春卷。
沙拉说：“我做坏了很多春卷，光是面粉就用掉好几斤，当打出第一张春卷皮的时候，我真的是又难过又开心。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上海人说的千金小姐，自己找了一个饭碗。那时掉下的眼泪，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第一张春卷皮给沙拉增添了自信心，靠着这个手艺，她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孩子，而且还赚了很多钱。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她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她依旧做着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沙拉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就来春卷摊前玩耍。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沙拉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没用。”
邻居的话很伤人，沙拉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沙拉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沙拉哽咽着说：“孩子睡着后,我会偷偷掉眼泪,但孩子醒来后,我会和他们一起唱歌,告诉他们明天会比今天好。”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人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必须被人照顾的权力，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
沙拉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人生活法则。于是，沙拉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沙拉给了孩子们赚钱的机会，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沙拉的意料之中，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以前只会黏着她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犹太商人。
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母亲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沙拉半信半疑的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她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
当全家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她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一家中国餐厅。沙拉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全家合资开办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沙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沙拉再一次获得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后，她成了以色列的名人。
由于“文革”的影响，沙拉只读到初一就辍学了。但是，沙拉认为，她并不在乎高等教育，社会才是大学堂，正是丰富的社会经验塑造了她这样一个人，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她毕生的信念。
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沙拉又让他们去以色列当兵。从部队出来后，二儿子杰瑞现在在以色列做钻石生意，成了千万富翁。大儿子以华现就职于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在香港分公司工作。
她回到中国，依然用那颗感恩的心来报答故乡人民的恩情
沙拉有着浓浓的中国“乡情”， 她从中国回到以色列，这些年来她又多次搬迁，但她始终将《毛主席语录》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那天，她带着3个孩子驱车300公里赶到中国驻以大使馆，在邓小平的灵堂前深情地献上了一束鲜花，以寄托她对中国伟人的哀思。
当她看到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时，看到中国打工者遇到生活困难或遭遇不幸时，她都会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因而受到中国驻以大使馆的感谢和以色列司法部门的嘉奖，于是她在犹太人和华人中就有了两个亲切的称呼：“闲事大妈”和“沙拉大姐”。她常常对孩子们说：“我们的生命中有着中国人的血脉，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啊!”
沙拉的才干和特有的中国情结，受到了许多以色列人士的关注。在以色列生活的10年中,沙拉曾无偿地为以色列司法部和移民局作翻译,先后帮助过上千名在那里的华人，为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沙拉的真诚打动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罗斯蒂克兄弟钻石有限公司老板, 2002年，这家世界著名的钻石公司全权委托她作为该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于是她离开上海10年之后，又重返故土。
现在成了国际钻石公司的中国代表，她觉得自己终于走上属于自己的轨道，她唱着歌回到了自己的家上海。由于她胸中的中国情愫，她特意选择在她原来居住过的地区上海浦东居住。在气势恢宏、富商云集的上海金茂大厦，有了沙拉的专用办公室。
沙拉的生存能力比较强，遇到困难总能找到办法。她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人，简直像个男人一样。别看现在年纪大了，现在的社区里啊，街道上啊，她碰到什么不平的事情都要管。百姓们赞誉沙拉热情、正直、敢为民请命。
她在居住地为群众的生活琐事奔波操劳，有时甚至带着保姆拿起水桶给小区的绿化地带浇水护花，她还成了浦东公利医院的“荣誉职工”兼义务工。说来让人难于置信，医院碰到难题就会想到沙拉。因为再有情绪的病人，只要她出面劝说，总能破涕为笑，再激烈的矛盾，经她协调常常会握手言欢。
2008年3月7日，在虹口区曲阳社区的居住地，沙拉还对社区5户困难家庭进行捐助。沙拉特别懂得感恩，热爱中国，乐于助人，为中以两国人民架设了友谊的桥梁。
对于现在的幸福生活，沙拉一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以色列的重要活动中，活动的现场都飘扬着以色列的国旗“大卫旗”，音响里传来他们的国歌《希望之歌》。沙位说：在中国她自己最喜欢的歌是《歌唱祖国》，因为那表达了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对祖国由衷的感恩之情，她真心地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家庭活动中也飘扬着“五星红旗”，音响里也能响起《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
上海庇护了沙拉的父亲，也改变了沙拉的生活。返回故乡后，沙拉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爱情，她嫁给了一名大学教师，苦日子终于结束了。
2008年8月30日，沙拉兴奋地告诉人们：她拥有了中国的身份证。沙拉的中国身份证有些不同，在“民族”一栏中，写着：“以色列（入籍）”。“我同时拥有以色列和中国两国的国籍，很特别吧！”她笑着说道。她还说：“从1950年出生至1991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无国籍人士。直到回到以色列，拿到了以色列的身份证，才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现在，我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如今的沙拉就像其他上海妇女一样平静安宁地过着琐碎的日子，她很知足。沙拉说这种力量源自她有一颗感恩的心，用善意化解磨难。如今沙拉回到中国，依然用她那颗感恩的心来报答故乡人民的恩情。她成了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站在富丽堂皇的金茂大厦宽大的玻璃窗前，她深情地说：“我选择中国，我想将整个身心和智慧为她付出，尽责尽力，有始有终；我选择中国，我愿做中国大地上一棵努力成长的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她42岁踏上了“寻根”之旅，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接见
1950年，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一个长着犹太人特有的大眼睛的漂亮女婴呱呱坠地。孩子的父亲是犹太人，孩子的母亲是一位苏北农村的女子。父亲听到了这个喜讯，乐得合不扰嘴，他给女孩起名叫沙拉。
1956年，她们举家搬到了上海复兴中路642号犹太人联合会会所居住。童年的沙拉是幸福的，在联合会三层的大洋楼里她分享着父亲的慈爱，她和邻家的小朋友一样接受了许多共产主义教育，她读毛主席著作，听解放军英雄故事，学愚公移山精神。
虽然是犹太混血儿，但是跟其他上海小孩一样，沙拉无忧无虑地度过了童年。沙拉的父亲在大名路242号开了一个商铺做小生意，生活过得还算安稳，当时的上海政府还给予了每月70元的犹太人补助金。
后来，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沙拉，年迈的父亲带着孩子搬入了复兴中路的花园洋房里。在那里，沙拉一天天地长大，父亲却一天天衰老下去。
有一次，父亲把小沙拉叫到身边，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你到任何地方都不要忘了感激中国人，是中国人民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按照犹太人习俗，女孩子12岁生日时，要过一个盛大的“成人节”，庆祝长大成人。父亲不止一次地抚摸着沙拉的头发说：孩子，快快长大吧，长大了，我就可以给你过一个“成人节”了。
1962年4月，沙拉的父亲因病去世。由于父亲的去世使她失去了家庭温暖，特别是后来的那场“文革”洗劫，又把这位异国少女带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深渊。
1967年秋天，“红卫兵”把沙拉赶出了洋楼，还剪去了她那一头美丽的金发，以色列政府寄给她的信件也被查抄，就连父亲安葬在青浦吉安公墓的墓地也被彻底铲平。从这时起，沙拉的噩梦开始了。沙拉的生母在她很小时就改嫁他人，有了自己的孩子。
当失去父亲的沙拉回到母亲身边时，母女之间竟然已形同陌路。沙拉说：“我母亲总认为我的脸是外国人，给她带来很多羞辱。”母亲不会养一个白吃饭的人，所以，初中都没有念完的沙拉成了上海铜厂一名靠体力吃饭的女工。而且由于母亲的揭发诬告，沙拉被当成“政治犯”被红卫兵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1年。劳动改造回来的沙拉终于对这个惟一可依靠的家彻底失望了。
沙拉幻想着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她再一次被捉弄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婚后不久就被发现生活不检点，沙拉只好离开他。这次短暂的婚姻，留给了沙拉一个儿子。而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沙拉的第二次婚姻在坚持了10年之后，也终于宣告结束，这一次，又留下了两个孩子。沙拉说：“人家不愿意接受我跟别的男人生下的孩子，我非常矛盾和痛苦。在情绪最低潮的时候，几乎想自杀。”
在那个特殊年代，一半的犹太血统使沙拉失去了亲情和爱情。绝望的沙拉开始思念她的另一个家乡。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沙拉用最隆重的方式庆祝了这个节日。接着，在她42岁这一年，她踏上了“寻根”之旅。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或许是最后一个返回以色列的犹太后裔。回到以色列，她受到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
然而，总理的接见并没改变她回到陌生国度的感觉，她在特拉维夫市举目无亲，又听不懂当地的希伯莱语。要命的是，她在中国时人们把她看作外国人，而在以色列人们又把她看作是中国人。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困难许多。然而，沙拉没想到的是自己来到了一个充满硝烟的国度。由于巴以冲突升级，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沙拉所在的特拉维夫市。那时的特拉维夫到处可见人的肢体挂在墙上，有好几次，她都是死里逃生。有时下公交车没多久，身后的公交车就爆炸了，但倔强的沙拉渐渐习惯了这种动荡。
她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她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身边。她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她专门找老人聊天，老人空闲又怕寂寞，一聊就是半天。她一直记着父亲的话，要在逆境中学会生存。就这样，半年后，沙拉很快就掌握了主要生活语言。
她开办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她成了以色列名人
1993年5月，沙拉终于凭借自己的力量，从上海把3个孩子接到了身边，从这一天起，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或许沙拉的人生注定就是那么不平凡，正当她以为生活渐渐安定下来，幻想着可以过上衣食无忧，有儿有女的生活时，阿以冲突再一次升级，沙拉和3个孩子所在的特拉维夫市不断发生爆炸，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整整一个月都是在防空洞内度过的。
在防空洞里，沙拉告诉孩子们：“这是你们学习语言的最好机会。”她鼓励孩子们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言。比学语言更苦的是找工作。人地生疏的沙拉没有特别的技能，但颇具商业天赋的沙拉马上想起了她在上海看到的绝活包春卷。
沙拉说：“我做坏了很多春卷，光是面粉就用掉好几斤，当打出第一张春卷皮的时候，我真的是又难过又开心。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上海人说的千金小姐，自己找了一个饭碗。那时掉下的眼泪，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第一张春卷皮给沙拉增添了自信心，靠着这个手艺，她不仅养活了自己和孩子，而且还赚了很多钱。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她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她依旧做着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沙拉卖春卷。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就来春卷摊前玩耍。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沙拉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没用。”
邻居的话很伤人，沙拉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沙拉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沙拉哽咽着说：“孩子睡着后,我会偷偷掉眼泪,但孩子醒来后,我会和他们一起唱歌,告诉他们明天会比今天好。”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人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必须被人照顾的权力，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
沙拉觉得这样的教育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着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人生活法则。于是，沙拉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着培养他们成为犹太人。
沙拉给了孩子们赚钱的机会，以每个春卷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3个孩子卖春卷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卷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尽管只有200雅戈洛的利润，但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卷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内的见闻，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卷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众，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沙拉的意料之中，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她的想象。她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以前只会黏着她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犹太商人。
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母亲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沙拉半信半疑的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费，这对她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产。
当全家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时候，她们一家4口合资开办了一家中国餐厅。沙拉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全家合资开办的餐厅越来越有名气的时候，沙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沙拉再一次获得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后，她成了以色列的名人。
由于“文革”的影响，沙拉只读到初一就辍学了。但是，沙拉认为，她并不在乎高等教育，社会才是大学堂，正是丰富的社会经验塑造了她这样一个人，坚强地生存下去，是她毕生的信念。
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沙拉又让他们去以色列当兵。从部队出来后，二儿子杰瑞现在在以色列做钻石生意，成了千万富翁。大儿子以华现就职于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在香港分公司工作。
她回到中国，依然用那颗感恩的心来报答故乡人民的恩情
沙拉有着浓浓的中国“乡情”， 她从中国回到以色列，这些年来她又多次搬迁，但她始终将《毛主席语录》和一套《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那天，她带着3个孩子驱车300公里赶到中国驻以大使馆，在邓小平的灵堂前深情地献上了一束鲜花，以寄托她对中国伟人的哀思。
当她看到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之时，看到中国打工者遇到生活困难或遭遇不幸时，她都会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因而受到中国驻以大使馆的感谢和以色列司法部门的嘉奖，于是她在犹太人和华人中就有了两个亲切的称呼：“闲事大妈”和“沙拉大姐”。她常常对孩子们说：“我们的生命中有着中国人的血脉，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啊!”
沙拉的才干和特有的中国情结，受到了许多以色列人士的关注。在以色列生活的10年中,沙拉曾无偿地为以色列司法部和移民局作翻译,先后帮助过上千名在那里的华人，为他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沙拉的真诚打动了拥有百年历史的罗斯蒂克兄弟钻石有限公司老板, 2002年，这家世界著名的钻石公司全权委托她作为该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于是她离开上海10年之后，又重返故土。
现在成了国际钻石公司的中国代表，她觉得自己终于走上属于自己的轨道，她唱着歌回到了自己的家上海。由于她胸中的中国情愫，她特意选择在她原来居住过的地区上海浦东居住。在气势恢宏、富商云集的上海金茂大厦，有了沙拉的专用办公室。
沙拉的生存能力比较强，遇到困难总能找到办法。她属于那种比较强势的人，简直像个男人一样。别看现在年纪大了，现在的社区里啊，街道上啊，她碰到什么不平的事情都要管。百姓们赞誉沙拉热情、正直、敢为民请命。
她在居住地为群众的生活琐事奔波操劳，有时甚至带着保姆拿起水桶给小区的绿化地带浇水护花，她还成了浦东公利医院的“荣誉职工”兼义务工。说来让人难于置信，医院碰到难题就会想到沙拉。因为再有情绪的病人，只要她出面劝说，总能破涕为笑，再激烈的矛盾，经她协调常常会握手言欢。
2008年3月7日，在虹口区曲阳社区的居住地，沙拉还对社区5户困难家庭进行捐助。沙拉特别懂得感恩，热爱中国，乐于助人，为中以两国人民架设了友谊的桥梁。
对于现在的幸福生活，沙拉一直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在以色列的重要活动中，活动的现场都飘扬着以色列的国旗“大卫旗”，音响里传来他们的国歌《希望之歌》。沙位说：在中国她自己最喜欢的歌是《歌唱祖国》，因为那表达了过上幸福生活的人们对祖国由衷的感恩之情，她真心地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家庭活动中也飘扬着“五星红旗”，音响里也能响起《歌唱祖国》的经典歌曲。
上海庇护了沙拉的父亲，也改变了沙拉的生活。返回故乡后，沙拉终于找到了她真正的爱情，她嫁给了一名大学教师，苦日子终于结束了。
2008年8月30日，沙拉兴奋地告诉人们：她拥有了中国的身份证。沙拉的中国身份证有些不同，在“民族”一栏中，写着：“以色列（入籍）”。“我同时拥有以色列和中国两国的国籍，很特别吧！”她笑着说道。她还说：“从1950年出生至1991年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无国籍人士。直到回到以色列，拿到了以色列的身份证，才有了名正言顺的身份。现在，我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如今的沙拉就像其他上海妇女一样平静安宁地过着琐碎的日子，她很知足。沙拉说这种力量源自她有一颗感恩的心，用善意化解磨难。如今沙拉回到中国，依然用她那颗感恩的心来报答故乡人民的恩情。她成了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站在富丽堂皇的金茂大厦宽大的玻璃窗前，她深情地说：“我选择中国，我想将整个身心和智慧为她付出，尽责尽力，有始有终；我选择中国，我愿做中国大地上一棵努力成长的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