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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城乡人口流动加剧， 农村年轻人口大规模涌入城市， 导致农村留守老人数量逐渐增多。 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受到冲击，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导地位也逐步受到挑战。 当前， 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着经济消费仅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缺乏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陪护以及医疗建设不完善等问题。 鉴于此， 以代际关系为切入点深度探究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产生的原因， 并对破解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代际关系;留守老人;农村养老;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4-0156-5
一、引言
代际关系， 通常是指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受不同社会环境影响代际关系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封闭社会状态下或发展的停滞时期， 社会体系稳定、具有严格的社会规范， 这种情况下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基本相似， 两代人之间在观念上、行为上较为一致。 而当社会处于开放的状态或变革的时期， 短短二三十年社会迅速发展导致两代人所遭遇的社会经历和成长的物质条件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而两代人之间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及社会化过程也会产生差异。 具体表现为两代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理解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农村留守则限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农村地区子女外出务工或移居他乡后留守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本文所研究的代际关系包括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代际关系两种概念， 其中家庭代际关系是将视角集中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范围内， 父母养育子女并为其提供成长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引导， 同时子女承载了父母感情上的慰藉并反哺以关爱; 社会代际关系则将视角放大至整个社会层面的两代人， 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会随着新旧社会意识的交替逐步消除或弥合。
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 大量农村青壮年快速流入城镇， 农村的空巢化、空心化情况日益严重，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加凸显[1] 。 根据相关预测， “十四五”期间， 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我国老龄化程度将从轻度进入中度。 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及城市化的推进，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不断凸显。 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另一方面，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地区养老公共服务供不应求[2] 。 吴海涛、宋嘉豪[3] 从家庭特征的角度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 发现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 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 而当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困境主要分为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医疗资源困境与生活照料困境四个方面， 可以从农村留守老年人层面、外出务工子女层面以及政府层面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 而从代际关系角度来看， 子辈的经济供养能力与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4] 。
传统养老模式表现为“儿子出力、女儿出钱”，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代际关系的演变， 在农村地区这一养老模式已不再稳定。 尤其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 我国人口流动频率大大降低， 在外务工子女无法返回家乡照顾父母， 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在生活照料上存在较大困难， 其中孤寡老人群体的生活与医疗风险大大增加。 政府应不断优化职能定位，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 依靠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来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
二、我国农村留守养老现状及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多数父辈留守农村， 且这种趋势不断加剧，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亟待解决。
（一）经济支出压力大， 财产分配矛盾多
受到体力与技术的限制， 农村老年人能够从事的生产劳动种类很少， 多以种植价格低廉的农副产品为收入来源， 收入水平也仅能维持个人基本生活， 有些甚至不足以自养。 而子女外出务工則导致多数留守老人不仅无法实现自养， 还要承担较重的劳动负担和孙辈的供养压力， 所以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由子女供给， 体现了代际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反哺[5] 。
依据子女对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金额划分可将其分为生活富裕的农村留守老人和经济条件紧张的农村留守老人， 二者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 养老问题也有所区别。 生活富裕的农村留守老人在养老方面的主要问题为子女能够回家陪伴的时间少， 良好的生活条件仅能满足物质上的养老需求， 缺乏精神上的慰藉。 而经济条件紧张的留守老人则占据较大比例， 就其所处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而言， 老人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支出并不高， 但隔代儿孙的教育费用以及昂贵的医疗费用却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4] 。 也有一部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负担自身生活医疗支出， 还将积蓄用于给下一代买房买车定居城镇， 代际关系的反哺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 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矛盾还产生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1980 ～ 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占比仅为32.5%， 近七成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又占主要地位。 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留守老人经常会遭遇子女因老人的财产分配不均或养老贡献不均而对其不予照顾的情况， 从而陷入经济困境[1] 。
（二）缺乏日常生活照料， 精神问题较突出
近几年， 随着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兴起， 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农村机械化的进步， 使得农村的一些耕地得到有效利用; 一些大型规模化的种植养殖模式崛起， 导致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优势锐减。 日益发展的农村机械化， 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地区闲置劳动力人口激增的现象， 收入的下滑迫使年轻人离开农村外出务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 同时， 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 子女应承担父母养老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义务， 代际关系影响下“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 但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务工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 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趋向单身化、夫妻化。 事实上， 农村家庭劳动力外流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科技更新迭代， 語音视频通话技术日益普及， 子女在外也能联系到或看到老人在家的情况， 代际关系的空间限制被打破。 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 农村留守老人除了缺少精神慰藉和日常生活照料， 还要承担农业劳动、养育孙儿等任务， 身体负担加重[6] 。 大部分留守老人在日常情绪上可以保持稳定， 对于子女外出务工表示理解与支持。 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 老人们也认为子女留在本地难以谋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子女外出工作也是无奈之举。 另外， 由于老人习惯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艰苦的生活相比较， 因此即便目前的生活达不到“尽享天伦之乐”的程度， 但因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老人们对此也都普遍能够接受。 而精神慰藉的缺乏则是农村留守老人面对的主要精神问题。 老年人一旦“空巢”， 会认为自己的社会价值得不到认同。 体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表现为老年人认为自己不再被儿女所需要， 若有孙辈带在身边老人尚能在隔代的亲情中实现个人的价值[7] 。 老年人对子女的精神依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剧。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 其因缺乏子女的陪伴， 产生自悲、自怜等消极情绪在所难免。
另外， 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缺乏依赖除子女因素外， 还与日常娱乐活动过于单调有关， 观看电视、聚众聊天和打麻将成为农村留守老人日常最主要的消遣方式。 一些传统节俭思想深入骨髓的老人甚至为了省电而不看电视， 或者电视遥控器被孙辈控制， 所看的电视节目其也并不感兴趣。 在锻炼身体方面农村留守老人也面临着不便， 农村并无供老人锻炼的健身器具， 即便想进行体育锻炼却没有条件。 而当地老年活动室或老年协会组织也远远不及城市发达，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在生活方面集中表现为缺乏关照。
（三）农村医疗条件差， 老人健康难以保证
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及城镇， 而医疗水平不高又是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痛点。 农村地区老年人医疗问题应当一分为二：
一方面， 从客观上来看， 农村医院的医疗技术人才数量较少[8] ， 代际关系弱化的背景下无论外地医疗人才还是本地年轻人口均不愿留在农村从医， 新医生注入数量少、频率低。 乡村医生由于长期驻守农村的医疗岗位， 缺乏与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 难以吸收相关的最新经验， 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
另一方面， 从主观角度看， 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承受能力较弱， 且多数留守老人生病时自理能力较差而又无人看护。 《中国养老周刊》201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农村的留守老人中， 约80%的老人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 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费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高昂的医疗费用是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 虽然我国已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农村人口医疗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只能部分地减轻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支付压力， 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依然存在。 尽管子女外出务工能够缓解一部分家庭医疗的经济压力[9] ， 但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十分有限， 城市的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而高昂的医药费用也给子女造成了沉重负担， 导致很多农村留守老人“生得起病、看不起病”。 在农村地区， 大多数老人出于习惯或现实经济状况考虑没有做过健康体检， 即便老人身体出现状况， 多数人为了减轻子女经济负担而选择有病不医。 因此， 留守老人生病或突发疾病而无人送医导致病情延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农村留守养老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交换”成为养老条件
家庭代际关系包括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 在传统社会伦理的主导下， 农村的社会关联性极强， 基于父代的生养之恩， 在其父辈老去后子代对其赡养是无条件的。 在“抚育—赡养”之间不存在其他条件， 父代生养子代、子代赡养父代， 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或秩序。 子代会自觉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良好[3] 。 这种无条件的养老以传统“孝道”为基础， 因为在传统社会中， 不孝的子代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无法在农村生活。 而在现代社会中， 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交换”逐渐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打工经济的兴起， 年轻一代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 同时， 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家庭事务的干涉逐渐减小， 而传统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 家规族训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基本消失， 风俗和习惯的影响越来越小， 当代农村的社会关联远不如以前强烈[10] 。 此时子代对父代赡养开始产生条件， 即上一代人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能够为子代小家庭付出， 这种赡养和付出逐渐成为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一种“交换”， 但父辈对子辈无私的亲情输出使得代际关系的重心逐渐下移。 因此， 在逐渐薄弱的代际关系影响下， 年轻人对父辈赡养的责任心也逐渐被削弱，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子代的沉重负担， 农村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则变成了偶然的、不确定的、不可靠的。 因此，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在多地成为一种普遍情况。
（二）养老机构蓬勃发展， 淡化了家庭养老责任
在农村传统代际关系正逐步向交换型代际关系转变的背景下， 代际关系的核心维系力量也逐渐从传统家庭伦理向国家法律规制过渡。 在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背景下， 随着养老机构的逐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被子女送到养老机构安享晚年， 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子女不放心， 养老机构则能够帮其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农村互助养老成为农民自行探索发展的一条新道路， 成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新选择[11] 。 根据领导主体的不同， 可以将农村互助养老划分为群众自发型和政府领导型，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整体组织化水平较低， 难以形成长期有效、覆盖全面的模式， 受社会道德和文化约束的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模式无法大面积推广。 政府领导型互助养老， 是指以村领导班子或政府驻村干部为主导力量， 引导和干预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养老服务， 实现互助养老服务的运作模式; 其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公有收入、社会慈善募捐等， 这种行政手段可能会削弱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 另外， 互助养老机构的运行更加依赖于财政支持， 其自身“造血”功能不足， 一旦政府停止资金支持， 机构的养老服务发展则会受到影响。 从我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来看， 公立养老机构承担着部分“老无所养”老年人的养老责任， 以及部分不符合免费养老条件老年人的有偿养老责任[12] 。 由政府出资、管理的养老院基本满足了我国城镇“三无”老年人和农村“五保户”养老的需要， 但是农村地区的公办养老机构仍存在着床位难求的情况。 “十四五”时期， 康养产业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 除政府提供养老服务外， 多元化的商业化运营养老机构数量迅速增长， 也有部分老年人聘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养老。 由上述分析可知， 养老机构的发展对当前的代际关系也是一种冲击， 外出务工的农村子女通过将老人送至养老机构来转移对父辈的赡养义务。
（三）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医养资源配置不均
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是东部优于西部、城镇优于农村。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相应的养老体制也在不断完善。 新型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已将农村老年人口纳入养老体制， 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资源供给不足、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从医疗资源看， 现阶段我国城镇地区的医疗保障制度与职工收入水平较为匹配， 而农村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整体较低， 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 农村人口面临着生存、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重压力， 老年人口较高的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 农村留守老人所享受的医疗资源也受到地域限制。 我国财政的医疗卫生支出更多地向机构和人员补偿方面倾斜， 直接惠及民众的医疗卫生支出较低，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下， 现行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就医支出的补偿能力有限， 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养老困境[2] 。
从养老资源看， 202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为45638万， 基金收入为43971.8亿元， 基金支出为51189.0亿元。 同一时期，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54244万， 基金收入为4770.2亿元， 基金支出为3374.0亿元。 初步计算可以发现， 前者的基金支出额是后者的15.17倍， 基金收入是后者的9.22倍。 而2019年二者的差距分别为12.7倍与10.4倍， 通过对比发现养老保险金在支出方面农村与城市享受的资金配置差距呈扩大趋势， 同时老年疗养院的城乡配置差异也十分明显。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整理可见（表1）， 养老资源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分配非均等化程度十分显著。
四、破解农村留守养老问题的路径探索
（一）家庭代際关系层面的调整
要想破解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 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入手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为依靠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调整， 外出务工的子女回到家乡或将老人接到外地共同生活， 从根源上减少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以破解困境。 但现实中存在着老人主观不愿离开故地、子女在外地不具备与老人同住的条件等主客观阻碍因素。 在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化的趋势下， 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整视角应适当放大， 可以推行亲情赡养， 以解决有亲属关系但无赡养义务的农村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就医等方面的保障难题[13] 。 但要依据“双方自愿， 政府辅助， 村级引导， 社会监督”的原则， 保证赡养人和留守老人自愿， 保障老人生活和赡养人报酬， 并通过“村两委”对赡养过程进行监督， 以保证各类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 由村“两委”干部引导近亲属与特困人员签订亲情赡养协议， 实现“合户合住合锅”的“亲情赡养”目标， 并在许可范围内进行司法公证、村内公示、行政村公示栏公示。
另外， 还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 提升家庭成员在代际关系维护、亲情关照中的作用。 政府和社会组织应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和强化代际成员间的联系， 并为代际同地居住提供政策支持。 同时， 应重视家庭成员的作用， 可尝试构建直系关系成员患病照料假期制度。
（二）社会代际关系层面的调整
1. 促进社会资本流入， 鼓励多元农村养老。 社会代际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 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直接反映了社会利益在代际之间的分配状况。 农村目前可调动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单独依靠老年群体的存款或社会力量解决自身养老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社会代际关系下中年群体占据社会中流砥柱的地位， 依靠社会资本向农村养老方向的流动能够有效解决农村留守老人所面临的困境[14] 。 在此背景下， 需要提高社会各界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可度与关注度， 并通过政府和媒体宣传提高社会主体的参与度， 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资金、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 应鼓励农村增援型和嵌入型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以农村资本为基础， 通过农村资本积累吸引外部资源进入， 加强城乡资源互通， 以多元化发展模式推动专业互助养老的社会化服务机制的形成， 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提高行业福利待遇， 刺激年轻群体回流。 社会代际关系既适用于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 也适用于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 就目前农村养老状况来说， 社会新生血液——年轻群体缺乏对祖辈的回馈与关照， 应当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农村养老行业。 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人员和志愿者多来自于农村， 年龄多在40岁以上， 且未经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 加上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农村留守老人无法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国养老产业更加需要吸收年轻的专业型人才。 对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不仅需要专业的护理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 还需要心理学知识， 照顾并宽慰老人情绪。 我国养老产业起步较晚， 尤其农村地区养老产业发展仍处于雏形状态， 存在大量年轻人才空缺， 因此应出台相应政策刺激年轻群体回流。
在刺激年轻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事业的政策支持方面，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政策支持增加农村养老机构供给。 政府购买和人才引进是提高农村养老机构供给的主要方式， 通过政策倾斜吸引社工机构在农村设点， 以充足的服务供给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 并通过政府培训加强对本土养老服务人员的培养， 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本土化与可持续性发展， 避免出现社工撤出项目后服务中断等问题。 二是要加大对农村养老工作的宣传力度， 提升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加大对农村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力度， 定期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以完善的政策约束养老机构行为， 推动农村养老机构服务方式的规范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 要在注重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对养老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 为其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三是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办法和专业水平评定办法， 规范农村养老服务， 进一步规范互助养老， 提升互助养老的专业性。 3. 加强代际理念宣传，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代际关系”在生活中较为抽象， 一般不易被社会重视， 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 采取多种形式， 认真做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幸福老年人”的理念， 努力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 不断提升创建工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首先， 强化政府部门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引领作用。 当前农村地区先天性资源匮乏， 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供给和资金支持， 由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可操作、规范化的实施细则[15] 。 其次， 加强对农村地區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加深“自助—互助”价值理念在农村地区的影响， 强化代际关系中赡养义务的影响力， 鼓励农村留守老人参与机构养老、自立养老， 提升自我价值。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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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代际关系;留守老人;农村养老;养老模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1）14-0156-5
一、引言
代际关系， 通常是指两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受不同社会环境影响代际关系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在封闭社会状态下或发展的停滞时期， 社会体系稳定、具有严格的社会规范， 这种情况下两代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基本相似， 两代人之间在观念上、行为上较为一致。 而当社会处于开放的状态或变革的时期， 短短二三十年社会迅速发展导致两代人所遭遇的社会经历和成长的物质条件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而两代人之间对社会的认知方式及社会化过程也会产生差异。 具体表现为两代人对同一社会现象的认知与理解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农村留守则限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农村地区子女外出务工或移居他乡后留守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 本文所研究的代际关系包括家庭代际关系和社会代际关系两种概念， 其中家庭代际关系是将视角集中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范围内， 父母养育子女并为其提供成长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引导， 同时子女承载了父母感情上的慰藉并反哺以关爱; 社会代际关系则将视角放大至整个社会层面的两代人， 代际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会随着新旧社会意识的交替逐步消除或弥合。
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 大量农村青壮年快速流入城镇， 农村的空巢化、空心化情况日益严重，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加凸显[1] 。 根据相关预测， “十四五”期间， 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我国老龄化程度将从轻度进入中度。 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及城市化的推进，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不断凸显。 一方面， 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转移， 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另一方面，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地区养老公共服务供不应求[2] 。 吴海涛、宋嘉豪[3] 从家庭特征的角度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 发现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 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 而当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面临的困境主要分为经济困境、精神困境、医疗资源困境与生活照料困境四个方面， 可以从农村留守老年人层面、外出务工子女层面以及政府层面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 而从代际关系角度来看， 子辈的经济供养能力与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4] 。
传统养老模式表现为“儿子出力、女儿出钱”，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代际关系的演变， 在农村地区这一养老模式已不再稳定。 尤其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 我国人口流动频率大大降低， 在外务工子女无法返回家乡照顾父母， 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在生活照料上存在较大困难， 其中孤寡老人群体的生活与医疗风险大大增加。 政府应不断优化职能定位， 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 依靠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来破解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
二、我国农村留守养老现状及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多数父辈留守农村， 且这种趋势不断加剧，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亟待解决。
（一）经济支出压力大， 财产分配矛盾多
受到体力与技术的限制， 农村老年人能够从事的生产劳动种类很少， 多以种植价格低廉的农副产品为收入来源， 收入水平也仅能维持个人基本生活， 有些甚至不足以自养。 而子女外出务工則导致多数留守老人不仅无法实现自养， 还要承担较重的劳动负担和孙辈的供养压力， 所以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都是由子女供给， 体现了代际关系中子女对父母的反哺[5] 。
依据子女对农村留守老人的供养金额划分可将其分为生活富裕的农村留守老人和经济条件紧张的农村留守老人， 二者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 养老问题也有所区别。 生活富裕的农村留守老人在养老方面的主要问题为子女能够回家陪伴的时间少， 良好的生活条件仅能满足物质上的养老需求， 缺乏精神上的慰藉。 而经济条件紧张的留守老人则占据较大比例， 就其所处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而言， 老人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支出并不高， 但隔代儿孙的教育费用以及昂贵的医疗费用却给他们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4] 。 也有一部分农村留守老人除了负担自身生活医疗支出， 还将积蓄用于给下一代买房买车定居城镇， 代际关系的反哺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 老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矛盾还产生于非独生子女家庭。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1980 ～ 200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占比仅为32.5%， 近七成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农村的非独生子女家庭又占主要地位。 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留守老人经常会遭遇子女因老人的财产分配不均或养老贡献不均而对其不予照顾的情况， 从而陷入经济困境[1] 。
（二）缺乏日常生活照料， 精神问题较突出
近几年， 随着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兴起， 农村的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农村机械化的进步， 使得农村的一些耕地得到有效利用; 一些大型规模化的种植养殖模式崛起， 导致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优势锐减。 日益发展的农村机械化， 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地区闲置劳动力人口激增的现象， 收入的下滑迫使年轻人离开农村外出务工， 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 同时， 传统的养老观念认为， 子女应承担父母养老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的义务， 代际关系影响下“养儿防老”的思想根深蒂固。 但农村家庭子女外出务工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养老制度， 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趋向单身化、夫妻化。 事实上， 农村家庭劳动力外流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科技更新迭代， 語音视频通话技术日益普及， 子女在外也能联系到或看到老人在家的情况， 代际关系的空间限制被打破。 由于子女长期不在身边， 农村留守老人除了缺少精神慰藉和日常生活照料， 还要承担农业劳动、养育孙儿等任务， 身体负担加重[6] 。 大部分留守老人在日常情绪上可以保持稳定， 对于子女外出务工表示理解与支持。 受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制， 老人们也认为子女留在本地难以谋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子女外出工作也是无奈之举。 另外， 由于老人习惯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艰苦的生活相比较， 因此即便目前的生活达不到“尽享天伦之乐”的程度， 但因能够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 老人们对此也都普遍能够接受。 而精神慰藉的缺乏则是农村留守老人面对的主要精神问题。 老年人一旦“空巢”， 会认为自己的社会价值得不到认同。 体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表现为老年人认为自己不再被儿女所需要， 若有孙辈带在身边老人尚能在隔代的亲情中实现个人的价值[7] 。 老年人对子女的精神依赖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剧。 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来说， 其因缺乏子女的陪伴， 产生自悲、自怜等消极情绪在所难免。
另外， 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缺乏依赖除子女因素外， 还与日常娱乐活动过于单调有关， 观看电视、聚众聊天和打麻将成为农村留守老人日常最主要的消遣方式。 一些传统节俭思想深入骨髓的老人甚至为了省电而不看电视， 或者电视遥控器被孙辈控制， 所看的电视节目其也并不感兴趣。 在锻炼身体方面农村留守老人也面临着不便， 农村并无供老人锻炼的健身器具， 即便想进行体育锻炼却没有条件。 而当地老年活动室或老年协会组织也远远不及城市发达， 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在生活方面集中表现为缺乏关照。
（三）农村医疗条件差， 老人健康难以保证
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及城镇， 而医疗水平不高又是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痛点。 农村地区老年人医疗问题应当一分为二：
一方面， 从客观上来看， 农村医院的医疗技术人才数量较少[8] ， 代际关系弱化的背景下无论外地医疗人才还是本地年轻人口均不愿留在农村从医， 新医生注入数量少、频率低。 乡村医生由于长期驻守农村的医疗岗位， 缺乏与外界先进技术的交流， 难以吸收相关的最新经验， 人才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
另一方面， 从主观角度看， 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承受能力较弱， 且多数留守老人生病时自理能力较差而又无人看护。 《中国养老周刊》201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农村的留守老人中， 约80%的老人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 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费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加， 高昂的医疗费用是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 虽然我国已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为农村人口医疗提供了制度保障， 但只能部分地减轻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支付压力， 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依然存在。 尽管子女外出务工能够缓解一部分家庭医疗的经济压力[9] ， 但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十分有限， 城市的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而高昂的医药费用也给子女造成了沉重负担， 导致很多农村留守老人“生得起病、看不起病”。 在农村地区， 大多数老人出于习惯或现实经济状况考虑没有做过健康体检， 即便老人身体出现状况， 多数人为了减轻子女经济负担而选择有病不医。 因此， 留守老人生病或突发疾病而无人送医导致病情延误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农村留守养老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代际关系重心下移， “交换”成为养老条件
家庭代际关系包括抚育、赡养、继承、交换和交往关系。 在传统社会伦理的主导下， 农村的社会关联性极强， 基于父代的生养之恩， 在其父辈老去后子代对其赡养是无条件的。 在“抚育—赡养”之间不存在其他条件， 父代生养子代、子代赡养父代， 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规矩或秩序。 子代会自觉履行好赡养老人的义务，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良好[3] 。 这种无条件的养老以传统“孝道”为基础， 因为在传统社会中， 不孝的子代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无法在农村生活。 而在现代社会中， 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交换”逐渐成为代际关系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打工经济的兴起， 年轻一代的经济优势逐渐凸显。 同时， 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家庭事务的干涉逐渐减小， 而传统的道德力量已被削弱， 家规族训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基本消失， 风俗和习惯的影响越来越小， 当代农村的社会关联远不如以前强烈[10] 。 此时子代对父代赡养开始产生条件， 即上一代人在有劳动能力时是否能够为子代小家庭付出， 这种赡养和付出逐渐成为子代与父代之间的一种“交换”， 但父辈对子辈无私的亲情输出使得代际关系的重心逐渐下移。 因此， 在逐渐薄弱的代际关系影响下， 年轻人对父辈赡养的责任心也逐渐被削弱，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问题已成为子代的沉重负担， 农村子代对父代的赡养则变成了偶然的、不确定的、不可靠的。 因此，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困境在多地成为一种普遍情况。
（二）养老机构蓬勃发展， 淡化了家庭养老责任
在农村传统代际关系正逐步向交换型代际关系转变的背景下， 代际关系的核心维系力量也逐渐从传统家庭伦理向国家法律规制过渡。 在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背景下， 随着养老机构的逐步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被子女送到养老机构安享晚年， 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子女不放心， 养老机构则能够帮其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农村互助养老成为农民自行探索发展的一条新道路， 成为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新选择[11] 。 根据领导主体的不同， 可以将农村互助养老划分为群众自发型和政府领导型，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农村地区老年人口整体组织化水平较低， 难以形成长期有效、覆盖全面的模式， 受社会道德和文化约束的群众自发型互助养老模式无法大面积推广。 政府领导型互助养老， 是指以村领导班子或政府驻村干部为主导力量， 引导和干预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养老服务， 实现互助养老服务的运作模式; 其资金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补贴、村集体公有收入、社会慈善募捐等， 这种行政手段可能会削弱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 另外， 互助养老机构的运行更加依赖于财政支持， 其自身“造血”功能不足， 一旦政府停止资金支持， 机构的养老服务发展则会受到影响。 从我国养老机构发展现状来看， 公立养老机构承担着部分“老无所养”老年人的养老责任， 以及部分不符合免费养老条件老年人的有偿养老责任[12] 。 由政府出资、管理的养老院基本满足了我国城镇“三无”老年人和农村“五保户”养老的需要， 但是农村地区的公办养老机构仍存在着床位难求的情况。 “十四五”时期， 康养产业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领域， 除政府提供养老服务外， 多元化的商业化运营养老机构数量迅速增长， 也有部分老年人聘请保姆到家中照顾养老。 由上述分析可知， 养老机构的发展对当前的代际关系也是一种冲击， 外出务工的农村子女通过将老人送至养老机构来转移对父辈的赡养义务。
（三）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医养资源配置不均
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是东部优于西部、城镇优于农村。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相应的养老体制也在不断完善。 新型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已将农村老年人口纳入养老体制， 但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资源供给不足、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从医疗资源看， 现阶段我国城镇地区的医疗保障制度与职工收入水平较为匹配， 而农村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整体较低， 相应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尽完善， 农村人口面临着生存、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多重压力， 老年人口较高的医疗费用无疑是雪上加霜， 农村留守老人所享受的医疗资源也受到地域限制。 我国财政的医疗卫生支出更多地向机构和人员补偿方面倾斜， 直接惠及民众的医疗卫生支出较低，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下， 现行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就医支出的补偿能力有限， 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养老困境[2] 。
从养老资源看， 2020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为45638万， 基金收入为43971.8亿元， 基金支出为51189.0亿元。 同一时期，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期末参保人数54244万， 基金收入为4770.2亿元， 基金支出为3374.0亿元。 初步计算可以发现， 前者的基金支出额是后者的15.17倍， 基金收入是后者的9.22倍。 而2019年二者的差距分别为12.7倍与10.4倍， 通过对比发现养老保险金在支出方面农村与城市享受的资金配置差距呈扩大趋势， 同时老年疗养院的城乡配置差异也十分明显。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整理可见（表1）， 养老资源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分配非均等化程度十分显著。
四、破解农村留守养老问题的路径探索
（一）家庭代際关系层面的调整
要想破解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 从代际关系的视角入手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为依靠家庭代际关系进行调整， 外出务工的子女回到家乡或将老人接到外地共同生活， 从根源上减少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以破解困境。 但现实中存在着老人主观不愿离开故地、子女在外地不具备与老人同住的条件等主客观阻碍因素。 在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化的趋势下， 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整视角应适当放大， 可以推行亲情赡养， 以解决有亲属关系但无赡养义务的农村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就医等方面的保障难题[13] 。 但要依据“双方自愿， 政府辅助， 村级引导， 社会监督”的原则， 保证赡养人和留守老人自愿， 保障老人生活和赡养人报酬， 并通过“村两委”对赡养过程进行监督， 以保证各类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 由村“两委”干部引导近亲属与特困人员签订亲情赡养协议， 实现“合户合住合锅”的“亲情赡养”目标， 并在许可范围内进行司法公证、村内公示、行政村公示栏公示。
另外， 还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 提升家庭成员在代际关系维护、亲情关照中的作用。 政府和社会组织应通过制度建设引导和强化代际成员间的联系， 并为代际同地居住提供政策支持。 同时， 应重视家庭成员的作用， 可尝试构建直系关系成员患病照料假期制度。
（二）社会代际关系层面的调整
1. 促进社会资本流入， 鼓励多元农村养老。 社会代际关系是一种社会秩序， 也是一种社会结构， 直接反映了社会利益在代际之间的分配状况。 农村目前可调动的资源是十分有限的， 单独依靠老年群体的存款或社会力量解决自身养老问题是不现实的。 在社会代际关系下中年群体占据社会中流砥柱的地位， 依靠社会资本向农村养老方向的流动能够有效解决农村留守老人所面临的困境[14] 。 在此背景下， 需要提高社会各界对互助养老模式的认可度与关注度， 并通过政府和媒体宣传提高社会主体的参与度， 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资金、管理、人员等方面的支持。
同时， 应鼓励农村增援型和嵌入型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 以农村资本为基础， 通过农村资本积累吸引外部资源进入， 加强城乡资源互通， 以多元化发展模式推动专业互助养老的社会化服务机制的形成， 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2. 提高行业福利待遇， 刺激年轻群体回流。 社会代际关系既适用于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关系， 也适用于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关系。 就目前农村养老状况来说， 社会新生血液——年轻群体缺乏对祖辈的回馈与关照， 应当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农村养老行业。 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人员和志愿者多来自于农村， 年龄多在40岁以上， 且未经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 加上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农村留守老人无法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从这些角度来看， 我国养老产业更加需要吸收年轻的专业型人才。 对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不仅需要专业的护理知识和医疗卫生知识， 还需要心理学知识， 照顾并宽慰老人情绪。 我国养老产业起步较晚， 尤其农村地区养老产业发展仍处于雏形状态， 存在大量年轻人才空缺， 因此应出台相应政策刺激年轻群体回流。
在刺激年轻群体参与农村养老事业的政策支持方面， 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政策支持增加农村养老机构供给。 政府购买和人才引进是提高农村养老机构供给的主要方式， 通过政策倾斜吸引社工机构在农村设点， 以充足的服务供给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需求， 并通过政府培训加强对本土养老服务人员的培养， 促进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本土化与可持续性发展， 避免出现社工撤出项目后服务中断等问题。 二是要加大对农村养老工作的宣传力度， 提升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加大对农村养老机构的财政补贴力度， 定期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评估， 以完善的政策约束养老机构行为， 推动农村养老机构服务方式的规范化; 在人才培养方面， 要在注重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对养老专业人才培养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养老从业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 为其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三是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办法和专业水平评定办法， 规范农村养老服务， 进一步规范互助养老， 提升互助养老的专业性。 3. 加强代际理念宣传，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代际关系”在生活中较为抽象， 一般不易被社会重视， 要充分利用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 采取多种形式， 认真做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幸福老年人”的理念， 努力营造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推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 不断提升创建工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首先， 强化政府部门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引领作用。 当前农村地区先天性资源匮乏， 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供给和资金支持， 由地方政府根据地区具体情况制定可操作、规范化的实施细则[15] 。 其次， 加强对农村地區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 加深“自助—互助”价值理念在农村地区的影响， 强化代际关系中赡养义务的影响力， 鼓励农村留守老人参与机构养老、自立养老， 提升自我价值。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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