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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太多的不舍，编织出一条无形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随时可能倒下的灰色身躯
“上访”原本属中性词，要是无冤无屈，无病无灾，谁会走这条路？但现在，“上访”绝对跨进了贬义的队列，甚至是刁民的代名词。
不少肾衰患者人我都认得。几个换肾的，每年要几万元抗排异药费，两个是村里干部，效果很好，与常人并无区别；一个是个体户，50多岁，换肾时把集镇上的房子卖了，意识到他没来报销，才知道他移植的肾坏死了，人财两空。更多的患者只能选择透析，有的在城里开摩的，有的做小生意，有的打短工，生命中太多的不舍，编织出一条无形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随时可能倒下的灰色身躯。那些自己不能挣钱的，沾亲带故的都跟着受累。一个女人，带着两个读完小学的女儿打工，三个人起早贪黑，赚的钱才基本上扯平丈夫的透析费；一位老父亲，60多岁了，为给儿子透析每周卖两次血；还有一个高个子瘦女人，患病后被丈夫抛弃了，每月从广东赶回来报销一次，画眉、抹粉，有人说她在外面卖淫，我听后，颤抖了一下。
经常来我办公室的是一位患者家属老汪。老汪原来是药贩子，后来承包了大湖水面，养鱼养虾养蟹，收入不错，他妻子一直做透析治疗，效果很好。他俨然是肾衰患者们的代言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第一次上访，就是他组织的。我每次都把他的那些合理且有操作性的建议记下来，年底代政府起草新农合补偿方案时，尽量为他们争取点政策。我们顶着各种压力，一次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为肾衰患者开口子，内心不无忧虑，因为我县的特殊政策可能是周边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平心而论，我对肾衰者从骨子里厚爱一分，有时甚至怀疑这种厚此薄彼算不算滥用职权，毕竟新农合是所有农民的医保，基金是所有患者的救命钱。再说，重大疾病在肾衰之外还有很多，在筹资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里慈悲一点，那里博爱一点，失去了起码的理性，背离了保险的规律，预算好的基金就不够用。这种后果非常严重，管理者付出政治代价事小，新农合制度受挫事大，制度一旦失败，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但不堪费用压力的肾衰患者并不理会这些，并在2009年下半年再度上访，我也再次被紧急召集。3个患者代表在分管副县长的办公室，情绪失控，暴跳如雷，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管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病魔面前，人的意志力非常脆弱，尊严也很容易缴械投降，经常有患者或家属控制不了情绪。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女人跪在了办公桌前。我慌忙上前扶起，她哽咽着说，没机子了，只有等死了。在女人断断续续的哽咽中，得知她一直在安庆市做透析治疗，每次透析费用比县内高出许多不说，还要多掏车费生活费，县内两家具备血液透析功能的县级医院，透析机全部满负荷运转，新增患者无缝可插。
这些年，肾衰透析室人满为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农合报销了大头，透析治疗门槛变低，患者存续时间大大延长，如2007年全县透析患者只有30余人，现在达到了130多人；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发病率节节攀高，大概达到了万分之二点六；还有医院对控费管理“冷对抗”，认为肾衰透析限价太低，找出各种理由不添置透析机，甚至机子坏了也不维修，故意弱化血液透析科室收治能力。我们的思维是，医院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捞钞票，对肾衰患者让点利积点德，不过九牛一毛。但看病贵问题解决了，却又出现了看病难。权衡之后，我们自己给自己扇了一记耳光，恢复价格。唉，干点事真不容易。
民间有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些年，同我们工作有关的上访均是尿毒症患者。事实上，上访确实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与周边乃至在全国有宣传影响的那些先进地区比，我县对肾衰患者的政策倾斜力度是最大的。譬如，国家在2011年7月提出对肾衰等12种重大疾病提高救助力度，要求新农合支付比例不低于70%，我县早在2010年初就达到了85%，与职工医保基本持平，而新农合当时的筹资水平只有150元，仅为职工医保平均筹资水平的十二分之一。但任何医疗保障水平都是有限的，就像橡皮筋，拉到了极限会断裂。
最近的一次集体访是前年两会期间，20多名尿毒症透析患者聚集在县信访局，声言不把补偿比例提高到95%，就要冲击两会会场，最后承诺5天后约访，才算控制了事态。我当然知道约访的艰巨性，有空就为约访作准备，几天下来，眼球里布满了血丝。
县信访局会议室坐着13位代表，他们要的是结果，不听解释，一度有人恶语伤人。对这些语言暴力，我装聋作哑，坚定不移地按预定方案行事。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分别将邻近的湖北、江西，本省的安庆市各县及与我县同时列为省直管的广德县的新农合肾衰政策进行比较，用详实的证据说明，在筹资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我县的肾衰报销政策处于全国领跑位置，每人每年报销额在6—7万元。同时将医保的保障规律及国家的民生政策走向与他们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与民政部门协调，争取更多的医疗救助。会场气氛逐渐缓和，一位汪姓代表率先表示理解，牵头的老病号孙捍东情绪逐渐平复，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现在，偶尔还有患者来我办公室上访，甚至不乏暴力威胁，说不调政策就拿汽油来同归于尽。大风大浪见多了，我并不害怕，因为他们都是新农合的最大受益者，一年几千元的个人负担还不至于要走极端。我请他们坐下，倒一杯水，敬一支烟，微笑着听他们倾诉，能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解释到位，路远的再自掏腰包给点路费，“刁民”们大多能与我握手言和。
上访看似不和谐，实际上是疏导情绪、促进和谐的一条路径。如果你把农民工的工资足额及时兑现了，如果你不因疏忽把一个本无大碍的患者治死了，如果你把征地拆迁合理补偿了，如果你法官的法槌公正清明了，如果你把群众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了，人家干吗上访？所以，有待检讨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度，我们的态度，没必要给访民贴上刁民的标签，更没必要“鉴定”出什么精神病来。
“上访”原本属中性词，要是无冤无屈，无病无灾，谁会走这条路？但现在，“上访”绝对跨进了贬义的队列，甚至是刁民的代名词。
不少肾衰患者人我都认得。几个换肾的，每年要几万元抗排异药费，两个是村里干部，效果很好，与常人并无区别；一个是个体户，50多岁，换肾时把集镇上的房子卖了，意识到他没来报销，才知道他移植的肾坏死了，人财两空。更多的患者只能选择透析，有的在城里开摩的，有的做小生意，有的打短工，生命中太多的不舍，编织出一条无形的鞭子，不停地驱赶着随时可能倒下的灰色身躯。那些自己不能挣钱的，沾亲带故的都跟着受累。一个女人，带着两个读完小学的女儿打工，三个人起早贪黑，赚的钱才基本上扯平丈夫的透析费；一位老父亲，60多岁了，为给儿子透析每周卖两次血；还有一个高个子瘦女人，患病后被丈夫抛弃了，每月从广东赶回来报销一次，画眉、抹粉，有人说她在外面卖淫，我听后，颤抖了一下。
经常来我办公室的是一位患者家属老汪。老汪原来是药贩子，后来承包了大湖水面，养鱼养虾养蟹，收入不错，他妻子一直做透析治疗，效果很好。他俨然是肾衰患者们的代言人，发生在2007年夏天的第一次上访，就是他组织的。我每次都把他的那些合理且有操作性的建议记下来，年底代政府起草新农合补偿方案时，尽量为他们争取点政策。我们顶着各种压力，一次次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为肾衰患者开口子，内心不无忧虑，因为我县的特殊政策可能是周边地区不稳定的导火索。
平心而论，我对肾衰者从骨子里厚爱一分，有时甚至怀疑这种厚此薄彼算不算滥用职权，毕竟新农合是所有农民的医保，基金是所有患者的救命钱。再说，重大疾病在肾衰之外还有很多，在筹资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这里慈悲一点，那里博爱一点，失去了起码的理性，背离了保险的规律，预算好的基金就不够用。这种后果非常严重，管理者付出政治代价事小，新农合制度受挫事大，制度一旦失败，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老百姓。但不堪费用压力的肾衰患者并不理会这些，并在2009年下半年再度上访，我也再次被紧急召集。3个患者代表在分管副县长的办公室，情绪失控，暴跳如雷，问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管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病魔面前，人的意志力非常脆弱，尊严也很容易缴械投降，经常有患者或家属控制不了情绪。那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东西，突然扑通一声，一个女人跪在了办公桌前。我慌忙上前扶起，她哽咽着说，没机子了，只有等死了。在女人断断续续的哽咽中，得知她一直在安庆市做透析治疗，每次透析费用比县内高出许多不说，还要多掏车费生活费，县内两家具备血液透析功能的县级医院，透析机全部满负荷运转，新增患者无缝可插。
这些年，肾衰透析室人满为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农合报销了大头，透析治疗门槛变低，患者存续时间大大延长，如2007年全县透析患者只有30余人，现在达到了130多人；另一方面，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发病率节节攀高，大概达到了万分之二点六；还有医院对控费管理“冷对抗”，认为肾衰透析限价太低，找出各种理由不添置透析机，甚至机子坏了也不维修，故意弱化血液透析科室收治能力。我们的思维是，医院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地捞钞票，对肾衰患者让点利积点德，不过九牛一毛。但看病贵问题解决了，却又出现了看病难。权衡之后，我们自己给自己扇了一记耳光，恢复价格。唉，干点事真不容易。
民间有句俗语，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些年，同我们工作有关的上访均是尿毒症患者。事实上，上访确实为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与周边乃至在全国有宣传影响的那些先进地区比，我县对肾衰患者的政策倾斜力度是最大的。譬如，国家在2011年7月提出对肾衰等12种重大疾病提高救助力度，要求新农合支付比例不低于70%，我县早在2010年初就达到了85%，与职工医保基本持平，而新农合当时的筹资水平只有150元，仅为职工医保平均筹资水平的十二分之一。但任何医疗保障水平都是有限的，就像橡皮筋，拉到了极限会断裂。
最近的一次集体访是前年两会期间，20多名尿毒症透析患者聚集在县信访局，声言不把补偿比例提高到95%，就要冲击两会会场，最后承诺5天后约访，才算控制了事态。我当然知道约访的艰巨性，有空就为约访作准备，几天下来，眼球里布满了血丝。
县信访局会议室坐着13位代表，他们要的是结果，不听解释，一度有人恶语伤人。对这些语言暴力，我装聋作哑，坚定不移地按预定方案行事。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分别将邻近的湖北、江西，本省的安庆市各县及与我县同时列为省直管的广德县的新农合肾衰政策进行比较，用详实的证据说明，在筹资水平相同的情况下，我县的肾衰报销政策处于全国领跑位置，每人每年报销额在6—7万元。同时将医保的保障规律及国家的民生政策走向与他们作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并与民政部门协调，争取更多的医疗救助。会场气氛逐渐缓和，一位汪姓代表率先表示理解，牵头的老病号孙捍东情绪逐渐平复，我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现在，偶尔还有患者来我办公室上访，甚至不乏暴力威胁，说不调政策就拿汽油来同归于尽。大风大浪见多了，我并不害怕，因为他们都是新农合的最大受益者，一年几千元的个人负担还不至于要走极端。我请他们坐下，倒一杯水，敬一支烟，微笑着听他们倾诉，能解决的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解释到位，路远的再自掏腰包给点路费，“刁民”们大多能与我握手言和。
上访看似不和谐，实际上是疏导情绪、促进和谐的一条路径。如果你把农民工的工资足额及时兑现了，如果你不因疏忽把一个本无大碍的患者治死了，如果你把征地拆迁合理补偿了，如果你法官的法槌公正清明了，如果你把群众的事像自己的事一样上心了，人家干吗上访？所以，有待检讨的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度，我们的态度，没必要给访民贴上刁民的标签，更没必要“鉴定”出什么精神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