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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被提起，主要是因为《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朝野人士一致谴责和唾骂，清政府也拒绝批准。该条约系崇厚擅自与俄国政府所签订，因此也被称作《崇厚条约》，崇厚本人因此条约从仕途巅峰一下子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被清政府定罪斩监候，差点掉脑袋。此事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在国际关系与领土、领海争端纷纭复杂的今天，很有必要研究崇厚这个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所作所为，重温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以示警戒。长期以来，由于崇厚在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形象，尤其是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一事为世人所诟病，有关崇厚的资料极为分散与零星，因此对崇厚的专题研究颇为缺乏，与其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颇不相称。汤仁泽先生所著《经世悲欢：崇厚传》，是一部弥补这一缺失的史学力作，该书详尽地占有崇厚的各种历史资料，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真相，不仅对研究崇厚本人，而且对人们研究晚清史特别是外交、洋务领域的诸多人物、事件和历史现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满族镶黄旗人，出生于名门世家，累世贵显，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其父麟庆官至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兼署两江总督，其兄崇实官至驻藏大臣、四川总督、盛京将军、刑部尚书，父子三人皆位高权重。实事求是地说，崇厚当初并非只是靠家庭显赫背景而自身一无所长的昏庸愚昧之徒。洋务运动初期，崇厚追随恭亲王奕訢，较早赞成办洋务，且以“办事勤能”得到奕新的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崇厚协助奕新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十年底(1861年初)崇厚担任驻津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口岸的通商和外交事务。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他先后参与了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的活动。相比京城中那群思想顽固不化、对世界剧烈变化极其愚昧无知的满洲王公大臣来说，崇厚当时算得上是一位粗通外交和洋务的满族官员了。早在成丰八年(1858年)三月，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亲眼目睹英法联军坚船利炮之威力，因此他积极主张购置新式船炮加以仿制，促使军队近代化。李鸿章1862年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建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崇厚急起直追，于1866年秋在天津置地、购买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筹建工厂，至1870年天津机器制造局建成，初具规模，成为北方京津地区最早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为此事用心与出力甚多。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发，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本该受到相应处分，然而其仕途命运却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戏剧性的变迁。其时，因教堂及教民与当地民众积怨深久，终于引发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及修女、教士多人被激愤的天津民众打死，望海楼教堂、育婴堂、公馆、洋行等被焚烧，震惊中外。各国公使纷纷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军队保护，并以武力相要挟。法国公使罗淑亚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北京，气势汹汹，兴师问罪，欲进一步扩大事端。崇厚平日偏袒、庇护教会、传教士及教民，与酿成此事件不无关联，为此受到天津士民普遍怨恨。清廷先后派出曾国藩、李鸿章赴津查办此案。崇厚身为主管天津地区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三口通商大臣，本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但清廷最终对崇厚只轻轻“降一级留任”，不但留任，旋即还委以重用，而其下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却被革职流放黑龙江，另有二十人被正法，二十五人被充军，并向法国赔偿巨款。为维持“保和局”、“不起兵端”这一准则，曾国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得不听从崇厚的意见，事后只得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自责。之后，在法国公使胁迫下，清廷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专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赔礼道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1871年1月25日崇厚到达法国马赛，正遇上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接着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一片混乱。待大局稍定，崇厚一行才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却又一再刁难，欲添加无理条件和要求，以致崇厚备受轻慢，一直未能递交国书。崇厚只得离开巴黎，前往英国和美国，静观待变。此种情形下，法国政府态度遂有所改变，崇厚重新返回巴黎，向梯也尔总统递交了国书。说明天津教案中的责任者包括官员和民众已受到严惩的处理结果，事件得以终结。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法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崇厚及时向国内总理衙门通报情况，总体来说应对还比较得当，同时，因当时受普法战争重创及法国国内政局反复动荡，法国政府无心亦无力在天津教案一事上长期纠缠不休，诸种因素成全崇厚完成了外交使命。这一下，崇厚衣锦荣归，备受恩宠，捞足了政治资本，在清廷最高统治者两宫太后眼中，崇厚是个不负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自家子弟，不仅宫中大事找他商量，让他接替去世的兄长崇实担任盛京将军要职，还为日后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奠定了基础。
沙俄长期以来一直觊觎我国新疆领土，支持阿古柏分裂势力搞叛乱。1871年7月，沙俄趁新疆阿古柏叛乱、清廷一时无力收复失地之机，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虽口头上假惺惺地向中国政府表明占领是临时的，等到中国政府在当地有治安能力时就将伊犁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企图永远占据这片领土，为此将伊犁划归七河省直接管辖。这显然是沙俄趁火打劫之举。清廷与俄方多次交涉，沙俄一再拖延，企图造成长期占领的事实。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官员的坚持下，严辞驳斥了李鸿章一派的放弃新疆论，清廷终于下决心出兵新疆。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挺进新疆，节节取胜，迅速平定了阿古柏叛乱，至1877年12月，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南疆、北疆全部失地。左宗棠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沙俄企图窃居新疆为其所有的阴谋，为中国收回伊犁主权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理说崇厚在此时出使俄国，交涉归还伊犁问题，处于比较有利的外交形势，可是崇厚却轻易堕入俄方设计好的陷阱，擅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也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廷派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在上谕中特别说明：“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六月二十一日(公历7月20日)再下谕旨，将崇厚升格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而同时被任命出使英国、法国的钦差大臣曾纪泽却没有“全权”的头衔、待遇和权力。足见崇厚之使命关系重大，清廷对他的信任之深厚。然而崇厚接受使命后，根本不去花费精力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势，出发之前，只顾连日酒宴饯 行，“酬酢之多，苦无暇晷”。更重要的是他本该走陆路，途经新疆，这样既可考察伊犁实情，又可和最了解西北边陲形势的左宗棠商量，避免外交失误，但崇厚却执意要走海路，经欧洲直接抵达俄国都城圣彼得堡。他在对新疆及伊犁前沿实情一无所知，根本认识不到伊犁问题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路。当时朝廷中有官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本指出崇厚赴俄走海路为大错：“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地，体察形势，知己知彼，则刚柔操纵，数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事事迁就则不能，语语模棱则不可，不必许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而故缓之则失机。是犹医者未尝切脉辨证而悬揣以处方，安在其能中款窍乎?臣度左宗棠责任重，更事多，虽整军经武，正辞盛气，以临俄人，此自疆吏之体则然耳；其老谋深算，必有持久通变之策，决不孟然侥幸，以生戎心。”他还明确要求朝廷“无庸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免埋下隐患，这样做，“遇有重件创举，驰奏候旨，则所以为使臣地者稍宽。若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这些苦口良言后来皆不幸而言中。
当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圣彼得堡，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国书。俄国高官和商会多次举行高规格的盛大宴会、舞会来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热情、友好的假像弄得昏头涨脑，洋洋得意，哪里还去警惕谈判对手的阴险狡诈和狼子野心。俄方的一系列花言巧语使得崇厚忘却了自己是为夺回失地而赴俄谈判的外交使命，反而倒过来一味替俄方说好话。迟至3月15日他才顾上给总理衙门奏报出使俄国的经过，电文称：“外部允还伊犁，商办通商，分清边界，其商亏，并代收代守兵费，已允还给数目尚未说明，尚无图利之心。”并再三强调自己与俄国原驻华公使布策的私人交情：“布策亦渭前在天津及为驻京使臣，与臣相识计有十余年之久，察其情意颇为款洽，臣当告以奉命前来系朝廷慎固邦交之意，嗣后办事总当以两国有益和好为重……布策亦言，如本国之命深愿和衷商办。”两天后崇厚又在电文中说：“前信外交允还伊犁，商办交收清界章程，我允其通商，允还代收代守兵费，请代为面奏，并照会凯署使，嘱其电致外部，代达中国谢意，并将彼此允还大要，声明定章，交收迅速办理。再布策密云：并无因利多索之心。”崇厚甚至对俄方称“伊犁用费及伊犁俄民补恤两款，则以数目无多”也信以为真，根本没有认识到伊犁除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外，还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中俄陆路通商主要商道的必经之地，对俄国经济尤为重要，沙俄正是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而出兵侵占伊犁及周边地区的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在新疆主持军务的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俄方采用的谈判手段是：“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异词(飠舌)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在沙俄的精心策划下，崇厚果然乖乖地上了钩，不但没能利用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有利形势尽快地完全收回伊犁主权，反而一步步丧失外交主动权，完全被沙俄牵着鼻子走。
俄方代表格尔斯、布策与崇厚于3月初开始谈判，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从通商、分界、补恤俄民三个方面向中国政府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以所谓“分界”来说，原本同治三年就已明确两国界址，但俄方悄悄将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处界址重新修改。愚蠢的崇厚把俄方绘制的伊犁一处的分界地图寄给总理衙门，奕新等人将之与同治三年伊犁将军明谊所定界址相比照，发现“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守”，遂惊呼“此万不可许之事”，并立即通知崇厚“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通盘筹画，以昭慎重”。接着，崇厚又给总理衙门寄去《新议通商章程十七款》，这些内容均关系到西北边陲外交和商务往来要计，总理衙门更加感到事态严重，将原件飞递陕甘总督左宗棠察核。左宗棠详细分析条款的利害关系，指出俄方不仅意欲侵占我伊犁周边大片领土，使伊犁成为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而且在新议界址中其他地方也大大有利于俄方，在通商方面更是扩大到嘉裕关以内兰州、秦州、汉中直达汉口、宜昌等处，“盖欲为俄商广贸易之路，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也”，“意在尽茶丝之利归之俄商，尽陕甘、新疆之利并之俄国。星使(指崇厚——引者注)欲以诚感之，恐怖策贪狡居心，非诚所可动也”。总理衙门一些大臣此时也看清了沙俄的狼子野心，认为“此次收还伊犁或致与不收还同，或且不如不收之为愈”。崇厚的轻率让步使朝廷甚为担忧，为此警告崇厚“利害所关，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然而崇厚根本不以为然，该争的不争，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让步的轻率让步，在随后的谈判中擅自答应俄方提出的其他条件，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急切地催促俄方将条约草案送呈沙皇审批，使俄方代表喜出望外。这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共十八条，其主要内容为：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俄国；允许俄国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陆路通商路线；俄国除在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原设有领事外，并允许在嘉裕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等地再设立领事馆：中国向俄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崇厚因家中夫人此时身患重病，归心如箭，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便匆匆整理行囊回国交差。事后他在自述中辩解说：“屡次磋商，颇费唇舌，只以我国兵力已疲，库款支绌，边防又不足恃，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旋即拜折复奏，并迎折起行。”充分暴露其虚弱胆怯、焦躁不安、畏俄畏洋，却又骄纵专横、妄自尊大、罔顾国法、僭权越位的心态。就这样，沙俄通过这一条约，不仅获得五百万卢布的赔款，还获得了中国新疆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天山隘口的控制权，简直比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冒险所获取的利益还要多，而中国只换得一所孤城伊犁。崇厚却愚蠢地以为自己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伊犁，是为朝廷立了一功。
条约内容传到京城，朝野骇然，群情愤慨。朝廷官员纷纷上书，严辞谴责崇厚“违训越权”、“辱命误国”，要求重治其罪。尤其是清流派官员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廷等人要求朝廷废除崇约、严惩崇厚的呼声最为激烈。清廷于是宣布将崇厚革职查办，交刑部严加议处，并将所签条约交王公大臣们重新审议，商讨补救方案。在朝廷上下强大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又将崇厚定为斩监候，接着宣布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条约。
俄国得知崇厚遭严惩后十分恼怒，不仅其驻华公使气势汹汹向总理衙门责问，声称系对 俄侮辱，而且发动各国驻华使臣全力申救崇厚。人们十分清楚，俄国表面上在拯救崇厚，实际上是借机寻衅，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批准给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在俄国极力鼓动下，英、法、美、德、意等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要清政府释免崇厚。同时，俄国政府调动兵力，派多艘军舰来华，又派多艘兵船到图们江，意欲封堵港口，在各国商人中引起恐慌。沙俄在我国西北和东北边境部署重兵，进行军事恐吓，战争一触即发。恭亲王奕新、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为避免战争，欲免崇厚死罪，而张之洞等清流派官员则指责“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汁，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他们力主不赦免崇厚，积极备战，以应付沙俄挑衅。清流派官员反对列强蚕食中国，其爱国热情诚然可嘉，但他们将维护清廷的“纲纪”看得过重，如张之洞所言“崇厚目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缓”，而对外交“务实”一面，清流派官员则无切身体会与经验。1880年6月21日的一次廷议中，张之洞说：“与其宽崇厚之狱，不如尽从俄约十八条。”刘坤一驳斥说：“此何说耶!不过谓纪纲重于疆土也，此则宋、明诸公之遗唾也。以俄约论，其中自有委曲，崇罪未必致死，朝廷亦必不杀之，上年所争亦不过不杀崇已耳。使当时真杀之，则劫侯无可藉手，安得有今日之和盘妥处?但不依俄约，则不免决裂，患在目前；若依俄约，则莫杜觊觎，患在日后。”原首任驻英公使、此时已开缺回湖南湘阴老家休息的郭嵩焘从曾纪泽来信中看到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十八款，在日记中全文照录，愤慨抨击说：“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面对当时主战派受到一片喝彩，反战主和派遭到唾骂的形势，郭嵩焘决心“以身任天下之诟讥”，毅然写下论伊犁事宜六条上奏。他分析崇厚之所以贻误国家的原因：“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又说：“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还提出：“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郭嵩焘所指出的崇厚误国之由十分在理。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外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郭嵩焘提出按万国公法议定崇厚罪名，合情合理又合法，这也由于郭嵩焘有首任驻英、法公使的经历才能提出这一方案。《清史稿》说：“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微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日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日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日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日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看来，郭嵩焘的六点主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廷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改约，有如虎口夺食。难度极大。沙俄进行军事恐吓，又以“非先释崇不能议事”要挟，曾纪泽请求朝廷释免崇厚罪名，朝廷只得先暂免崇厚死罪。为帮助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总理衙门官员吸取前番教训，对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曾纪泽上奏折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他认为“曰战”、“曰守”都不可取，惟有“曰和”为上策，在谈判桌上尽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利益，以达到改约目的。这是曾纪泽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实力的了解与判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不轻易附和国内清流派的激进主张，反对同俄国开战，担心兵戎一启，后患不可收拾。光诸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这样，清廷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俄外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热梅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朝廷允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 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已吞下去的东西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崇厚为何犯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重大过失呢?首先当如前文所述郭嵩焘指出的崇厚“不知洋而又畏洋”，这是他昏庸误国的根本所在。此亦是当时清廷内一班王公贵族之通病，而崇厚更为典型。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的政治资本，使两宫太后和朝中要员认定他是懂得办洋务的干才，但实际上崇厚所谓的懂外洋通洋务是“只知其势不知其理”，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心中十分畏惧，惟求妥协了事。其次，崇厚身为家世显赫的满族亲贵，其见识平庸、才能不足却极为自负，不可一世，而任人唯亲的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将他看作“自己人”、“自家子弟”，视为心腹，宠信尤加，使他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出使俄国之前，张佩纶曾请朝廷敕令崇厚走陆路经新疆赴俄，既可了解伊犁前沿实情，又可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商量讨教；还请求朝廷不要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以避免其贸然铸成应允俄方之大错。但清廷最高统治者及总理衙门自身失职未下敕令，而骄横的崇厚也根本不可能听进耳去，遂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他在圣彼得堡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回国”，更表明他妄自尊大、有恃无恐、罔顾国法到了何等地步，一般的官员或大臣怎么敢如此狂悖呢?熊月之先生在为《经世悲欢：崇厚传》一书写的“序言”中要言不烦地指出：“崇厚受命于动乱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警世箴言。
崇厚本人出狱后，并没有省愆悔罪，吸取教训，而是到处拜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通过家人或好友不断为其申冤叫屈，希望朝廷为他翻案，自己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家底富有，曾多次用向朝廷捐款来积极表现，以利复出。光绪十年八月初七日(1884年9月25日)崇厚奉旨捐军饷银三十万两。两个月后正值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崇厚“蒙恩赏给二品衔”。次年六月初三日他又奉慈禧懿旨，为三海工程捐银十万二千两。光绪十五年十一月间，崇厚拜访翁同龢，“欲劝沈阳捐粮济江南”，翁劝他还是折价成银钱捐赠为好。崇厚的侄子嵩申任内阁学士，后升任刑部尚书，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嵩申“为厚请正一品封典，并上赏蒋佳夫人‘乐善好施’匾一方”，但朝廷没有答复。尽管崇厚费尽心计多方努力，可是朝廷终因他“获咎情节较重，均著毋庸置议”，崇厚复出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光绪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六十八岁的崇厚在北京旧宅病故。可笑的是，在崇厚死去三十年后，早已下台的废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时为崇厚“平反”，接着于次年元旦颁布“上谕”，宣布对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翎之”。这已是民国十二年了，溥仪为尸骨已朽的崇厚演出了这样一幕滑稽闹剧，只能成为后人笑谈。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满族镶黄旗人，出生于名门世家，累世贵显，是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其父麟庆官至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兼署两江总督，其兄崇实官至驻藏大臣、四川总督、盛京将军、刑部尚书，父子三人皆位高权重。实事求是地说，崇厚当初并非只是靠家庭显赫背景而自身一无所长的昏庸愚昧之徒。洋务运动初期，崇厚追随恭亲王奕訢，较早赞成办洋务，且以“办事勤能”得到奕新的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崇厚协助奕新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咸丰十年底(1861年初)崇厚担任驻津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口岸的通商和外交事务。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他先后参与了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的活动。相比京城中那群思想顽固不化、对世界剧烈变化极其愚昧无知的满洲王公大臣来说，崇厚当时算得上是一位粗通外交和洋务的满族官员了。早在成丰八年(1858年)三月，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亲眼目睹英法联军坚船利炮之威力，因此他积极主张购置新式船炮加以仿制，促使军队近代化。李鸿章1862年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建立江南机器制造局，崇厚急起直追，于1866年秋在天津置地、购买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筹建工厂，至1870年天津机器制造局建成，初具规模，成为北方京津地区最早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为此事用心与出力甚多。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发，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本该受到相应处分，然而其仕途命运却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戏剧性的变迁。其时，因教堂及教民与当地民众积怨深久，终于引发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及修女、教士多人被激愤的天津民众打死，望海楼教堂、育婴堂、公馆、洋行等被焚烧，震惊中外。各国公使纷纷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军队保护，并以武力相要挟。法国公使罗淑亚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北京，气势汹汹，兴师问罪，欲进一步扩大事端。崇厚平日偏袒、庇护教会、传教士及教民，与酿成此事件不无关联，为此受到天津士民普遍怨恨。清廷先后派出曾国藩、李鸿章赴津查办此案。崇厚身为主管天津地区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三口通商大臣，本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但清廷最终对崇厚只轻轻“降一级留任”，不但留任，旋即还委以重用，而其下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却被革职流放黑龙江，另有二十人被正法，二十五人被充军，并向法国赔偿巨款。为维持“保和局”、“不起兵端”这一准则，曾国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得不听从崇厚的意见，事后只得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自责。之后，在法国公使胁迫下，清廷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专为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赔礼道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1871年1月25日崇厚到达法国马赛，正遇上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接着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一片混乱。待大局稍定，崇厚一行才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却又一再刁难，欲添加无理条件和要求，以致崇厚备受轻慢，一直未能递交国书。崇厚只得离开巴黎，前往英国和美国，静观待变。此种情形下，法国政府态度遂有所改变，崇厚重新返回巴黎，向梯也尔总统递交了国书。说明天津教案中的责任者包括官员和民众已受到严惩的处理结果，事件得以终结。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法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崇厚及时向国内总理衙门通报情况，总体来说应对还比较得当，同时，因当时受普法战争重创及法国国内政局反复动荡，法国政府无心亦无力在天津教案一事上长期纠缠不休，诸种因素成全崇厚完成了外交使命。这一下，崇厚衣锦荣归，备受恩宠，捞足了政治资本，在清廷最高统治者两宫太后眼中，崇厚是个不负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自家子弟，不仅宫中大事找他商量，让他接替去世的兄长崇实担任盛京将军要职，还为日后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奠定了基础。
沙俄长期以来一直觊觎我国新疆领土，支持阿古柏分裂势力搞叛乱。1871年7月，沙俄趁新疆阿古柏叛乱、清廷一时无力收复失地之机，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虽口头上假惺惺地向中国政府表明占领是临时的，等到中国政府在当地有治安能力时就将伊犁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企图永远占据这片领土，为此将伊犁划归七河省直接管辖。这显然是沙俄趁火打劫之举。清廷与俄方多次交涉，沙俄一再拖延，企图造成长期占领的事实。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官员的坚持下，严辞驳斥了李鸿章一派的放弃新疆论，清廷终于下决心出兵新疆。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挺进新疆，节节取胜，迅速平定了阿古柏叛乱，至1877年12月，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南疆、北疆全部失地。左宗棠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沙俄企图窃居新疆为其所有的阴谋，为中国收回伊犁主权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理说崇厚在此时出使俄国，交涉归还伊犁问题，处于比较有利的外交形势，可是崇厚却轻易堕入俄方设计好的陷阱，擅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也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廷派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在上谕中特别说明：“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六月二十一日(公历7月20日)再下谕旨，将崇厚升格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而同时被任命出使英国、法国的钦差大臣曾纪泽却没有“全权”的头衔、待遇和权力。足见崇厚之使命关系重大，清廷对他的信任之深厚。然而崇厚接受使命后，根本不去花费精力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势，出发之前，只顾连日酒宴饯 行，“酬酢之多，苦无暇晷”。更重要的是他本该走陆路，途经新疆，这样既可考察伊犁实情，又可和最了解西北边陲形势的左宗棠商量，避免外交失误，但崇厚却执意要走海路，经欧洲直接抵达俄国都城圣彼得堡。他在对新疆及伊犁前沿实情一无所知，根本认识不到伊犁问题重要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路。当时朝廷中有官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本指出崇厚赴俄走海路为大错：“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地，体察形势，知己知彼，则刚柔操纵，数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事事迁就则不能，语语模棱则不可，不必许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而故缓之则失机。是犹医者未尝切脉辨证而悬揣以处方，安在其能中款窍乎?臣度左宗棠责任重，更事多，虽整军经武，正辞盛气，以临俄人，此自疆吏之体则然耳；其老谋深算，必有持久通变之策，决不孟然侥幸，以生戎心。”他还明确要求朝廷“无庸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免埋下隐患，这样做，“遇有重件创举，驰奏候旨，则所以为使臣地者稍宽。若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这些苦口良言后来皆不幸而言中。
当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圣彼得堡，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国书。俄国高官和商会多次举行高规格的盛大宴会、舞会来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热情、友好的假像弄得昏头涨脑，洋洋得意，哪里还去警惕谈判对手的阴险狡诈和狼子野心。俄方的一系列花言巧语使得崇厚忘却了自己是为夺回失地而赴俄谈判的外交使命，反而倒过来一味替俄方说好话。迟至3月15日他才顾上给总理衙门奏报出使俄国的经过，电文称：“外部允还伊犁，商办通商，分清边界，其商亏，并代收代守兵费，已允还给数目尚未说明，尚无图利之心。”并再三强调自己与俄国原驻华公使布策的私人交情：“布策亦渭前在天津及为驻京使臣，与臣相识计有十余年之久，察其情意颇为款洽，臣当告以奉命前来系朝廷慎固邦交之意，嗣后办事总当以两国有益和好为重……布策亦言，如本国之命深愿和衷商办。”两天后崇厚又在电文中说：“前信外交允还伊犁，商办交收清界章程，我允其通商，允还代收代守兵费，请代为面奏，并照会凯署使，嘱其电致外部，代达中国谢意，并将彼此允还大要，声明定章，交收迅速办理。再布策密云：并无因利多索之心。”崇厚甚至对俄方称“伊犁用费及伊犁俄民补恤两款，则以数目无多”也信以为真，根本没有认识到伊犁除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外，还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中俄陆路通商主要商道的必经之地，对俄国经济尤为重要，沙俄正是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而出兵侵占伊犁及周边地区的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在新疆主持军务的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折子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俄方采用的谈判手段是：“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异词(飠舌)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在沙俄的精心策划下，崇厚果然乖乖地上了钩，不但没能利用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有利形势尽快地完全收回伊犁主权，反而一步步丧失外交主动权，完全被沙俄牵着鼻子走。
俄方代表格尔斯、布策与崇厚于3月初开始谈判，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从通商、分界、补恤俄民三个方面向中国政府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以所谓“分界”来说，原本同治三年就已明确两国界址，但俄方悄悄将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处界址重新修改。愚蠢的崇厚把俄方绘制的伊犁一处的分界地图寄给总理衙门，奕新等人将之与同治三年伊犁将军明谊所定界址相比照，发现“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守”，遂惊呼“此万不可许之事”，并立即通知崇厚“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通盘筹画，以昭慎重”。接着，崇厚又给总理衙门寄去《新议通商章程十七款》，这些内容均关系到西北边陲外交和商务往来要计，总理衙门更加感到事态严重，将原件飞递陕甘总督左宗棠察核。左宗棠详细分析条款的利害关系，指出俄方不仅意欲侵占我伊犁周边大片领土，使伊犁成为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而且在新议界址中其他地方也大大有利于俄方，在通商方面更是扩大到嘉裕关以内兰州、秦州、汉中直达汉口、宜昌等处，“盖欲为俄商广贸易之路，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也”，“意在尽茶丝之利归之俄商，尽陕甘、新疆之利并之俄国。星使(指崇厚——引者注)欲以诚感之，恐怖策贪狡居心，非诚所可动也”。总理衙门一些大臣此时也看清了沙俄的狼子野心，认为“此次收还伊犁或致与不收还同，或且不如不收之为愈”。崇厚的轻率让步使朝廷甚为担忧，为此警告崇厚“利害所关，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然而崇厚根本不以为然，该争的不争，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让步的轻率让步，在随后的谈判中擅自答应俄方提出的其他条件，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急切地催促俄方将条约草案送呈沙皇审批，使俄方代表喜出望外。这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共十八条，其主要内容为：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俄国；允许俄国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陆路通商路线；俄国除在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原设有领事外，并允许在嘉裕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等地再设立领事馆：中国向俄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崇厚因家中夫人此时身患重病，归心如箭，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况下便匆匆整理行囊回国交差。事后他在自述中辩解说：“屡次磋商，颇费唇舌，只以我国兵力已疲，库款支绌，边防又不足恃，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旋即拜折复奏，并迎折起行。”充分暴露其虚弱胆怯、焦躁不安、畏俄畏洋，却又骄纵专横、妄自尊大、罔顾国法、僭权越位的心态。就这样，沙俄通过这一条约，不仅获得五百万卢布的赔款，还获得了中国新疆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天山隘口的控制权，简直比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冒险所获取的利益还要多，而中国只换得一所孤城伊犁。崇厚却愚蠢地以为自己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伊犁，是为朝廷立了一功。
条约内容传到京城，朝野骇然，群情愤慨。朝廷官员纷纷上书，严辞谴责崇厚“违训越权”、“辱命误国”，要求重治其罪。尤其是清流派官员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廷等人要求朝廷废除崇约、严惩崇厚的呼声最为激烈。清廷于是宣布将崇厚革职查办，交刑部严加议处，并将所签条约交王公大臣们重新审议，商讨补救方案。在朝廷上下强大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又将崇厚定为斩监候，接着宣布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条约。
俄国得知崇厚遭严惩后十分恼怒，不仅其驻华公使气势汹汹向总理衙门责问，声称系对 俄侮辱，而且发动各国驻华使臣全力申救崇厚。人们十分清楚，俄国表面上在拯救崇厚，实际上是借机寻衅，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批准给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里瓦几亚条约》。在俄国极力鼓动下，英、法、美、德、意等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要清政府释免崇厚。同时，俄国政府调动兵力，派多艘军舰来华，又派多艘兵船到图们江，意欲封堵港口，在各国商人中引起恐慌。沙俄在我国西北和东北边境部署重兵，进行军事恐吓，战争一触即发。恭亲王奕新、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为避免战争，欲免崇厚死罪，而张之洞等清流派官员则指责“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汁，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他们力主不赦免崇厚，积极备战，以应付沙俄挑衅。清流派官员反对列强蚕食中国，其爱国热情诚然可嘉，但他们将维护清廷的“纲纪”看得过重，如张之洞所言“崇厚目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缓”，而对外交“务实”一面，清流派官员则无切身体会与经验。1880年6月21日的一次廷议中，张之洞说：“与其宽崇厚之狱，不如尽从俄约十八条。”刘坤一驳斥说：“此何说耶!不过谓纪纲重于疆土也，此则宋、明诸公之遗唾也。以俄约论，其中自有委曲，崇罪未必致死，朝廷亦必不杀之，上年所争亦不过不杀崇已耳。使当时真杀之，则劫侯无可藉手，安得有今日之和盘妥处?但不依俄约，则不免决裂，患在目前；若依俄约，则莫杜觊觎，患在日后。”原首任驻英公使、此时已开缺回湖南湘阴老家休息的郭嵩焘从曾纪泽来信中看到崇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十八款，在日记中全文照录，愤慨抨击说：“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面对当时主战派受到一片喝彩，反战主和派遭到唾骂的形势，郭嵩焘决心“以身任天下之诟讥”，毅然写下论伊犁事宜六条上奏。他分析崇厚之所以贻误国家的原因：“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又说：“崇厚名为知洋务，徒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还提出：“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郭嵩焘所指出的崇厚误国之由十分在理。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外洋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郭嵩焘提出按万国公法议定崇厚罪名，合情合理又合法，这也由于郭嵩焘有首任驻英、法公使的经历才能提出这一方案。《清史稿》说：“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微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日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日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日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日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看来，郭嵩焘的六点主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廷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改约，有如虎口夺食。难度极大。沙俄进行军事恐吓，又以“非先释崇不能议事”要挟，曾纪泽请求朝廷释免崇厚罪名，朝廷只得先暂免崇厚死罪。为帮助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总理衙门官员吸取前番教训，对崇厚所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依据。曾纪泽上奏折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他认为“曰战”、“曰守”都不可取，惟有“曰和”为上策，在谈判桌上尽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利益，以达到改约目的。这是曾纪泽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实力的了解与判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不轻易附和国内清流派的激进主张，反对同俄国开战，担心兵戎一启，后患不可收拾。光诸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这样，清廷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俄外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热梅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朝廷允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 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已吞下去的东西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崇厚为何犯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重大过失呢?首先当如前文所述郭嵩焘指出的崇厚“不知洋而又畏洋”，这是他昏庸误国的根本所在。此亦是当时清廷内一班王公贵族之通病，而崇厚更为典型。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的政治资本，使两宫太后和朝中要员认定他是懂得办洋务的干才，但实际上崇厚所谓的懂外洋通洋务是“只知其势不知其理”，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心中十分畏惧，惟求妥协了事。其次，崇厚身为家世显赫的满族亲贵，其见识平庸、才能不足却极为自负，不可一世，而任人唯亲的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将他看作“自己人”、“自家子弟”，视为心腹，宠信尤加，使他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出使俄国之前，张佩纶曾请朝廷敕令崇厚走陆路经新疆赴俄，既可了解伊犁前沿实情，又可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商量讨教；还请求朝廷不要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以避免其贸然铸成应允俄方之大错。但清廷最高统治者及总理衙门自身失职未下敕令，而骄横的崇厚也根本不可能听进耳去，遂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他在圣彼得堡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回国”，更表明他妄自尊大、有恃无恐、罔顾国法到了何等地步，一般的官员或大臣怎么敢如此狂悖呢?熊月之先生在为《经世悲欢：崇厚传》一书写的“序言”中要言不烦地指出：“崇厚受命于动乱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这确是一针见血的警世箴言。
崇厚本人出狱后，并没有省愆悔罪，吸取教训，而是到处拜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通过家人或好友不断为其申冤叫屈，希望朝廷为他翻案，自己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家底富有，曾多次用向朝廷捐款来积极表现，以利复出。光绪十年八月初七日(1884年9月25日)崇厚奉旨捐军饷银三十万两。两个月后正值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崇厚“蒙恩赏给二品衔”。次年六月初三日他又奉慈禧懿旨，为三海工程捐银十万二千两。光绪十五年十一月间，崇厚拜访翁同龢，“欲劝沈阳捐粮济江南”，翁劝他还是折价成银钱捐赠为好。崇厚的侄子嵩申任内阁学士，后升任刑部尚书，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嵩申“为厚请正一品封典，并上赏蒋佳夫人‘乐善好施’匾一方”，但朝廷没有答复。尽管崇厚费尽心计多方努力，可是朝廷终因他“获咎情节较重，均著毋庸置议”，崇厚复出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光绪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六十八岁的崇厚在北京旧宅病故。可笑的是，在崇厚死去三十年后，早已下台的废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时为崇厚“平反”，接着于次年元旦颁布“上谕”，宣布对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翎之”。这已是民国十二年了，溥仪为尸骨已朽的崇厚演出了这样一幕滑稽闹剧，只能成为后人笑谈。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