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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缓和同台湾的关系，中共中央从1959年开始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直到1975年，先后分七批，总计特赦国民党战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史无前例的，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缓和两岸局势，增进海峡两岸的交流与了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周恩来：“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不久，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此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里关押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提议“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认为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除了国内形势逐渐稳定和好转之外，从战犯本身情况来看，这些人过去虽然都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一般都在上层，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这些国民党战犯经过近几年的关押改造，大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反动分子。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部署，政府已经明确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返回大陆，不管什么人一律既往不咎。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利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毛泽东：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就特赦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1956年3月14日，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特别发言，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事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进一步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于怎样释放和何时释放战犯，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全，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可以特赦一批。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奋发布特赦令。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共释放了33名战犯。
554名国民党战犯获得了新生
部分战犯获特赦后，党和政府依然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中共中央先后分7批共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另外一些人则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台湾方面对于祖国大陆的和平呼吁，也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台湾当局对于真正改善两岸关系还没有诚意。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有1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助他们办理赴巷手续，发给他们适合香港情况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并指定香；巷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并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具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10个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4人去了美国，2人留在了香港，3人返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摘自《百姓周刊》)
周恩来：“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开展经济建设。不久，又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之中。此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的900多名战争罪犯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里关押改造。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提议“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的意见，认为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释放一批战犯的条件。除了国内形势逐渐稳定和好转之外，从战犯本身情况来看，这些人过去虽然都有过重大罪恶，但他们一般都在上层，同人民群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人民群众的恶霸地主，不杀掉一批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这些国民党战犯经过近几年的关押改造，大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助于孤立、动摇、瓦解境内外的反动分子。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根据周恩来阐明的对台方针和中央部署，政府已经明确宣布，国民党去台人员只要返回大陆，不管什么人一律既往不咎。在这样的前提下，适当释放一批战犯将有利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毛泽东：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就特赦战犯问题，中共中央广泛向社会各界征求了意见。1956年3月14日，在全国政协二届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周恩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作了特别发言，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转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的影响相反，使他们事觉得战犯的下场只是要杀的，增加了台湾的恐慌。这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合。”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又进一步指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
对于怎样释放和何时释放战犯，当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立即全部释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逐步释放。周恩来说：“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很简便，但工作不完全，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有效没有，放出后的工作也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对释放战犯的时间，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可以特赦一批。9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了毛主席的建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奋发布特赦令。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共释放了33名战犯。
554名国民党战犯获得了新生
部分战犯获特赦后，党和政府依然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中共中央先后分7批共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554名，其中国民党高级将领200余名。中共中央公开向他们宣布：特赦后，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去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
另外一些人则以通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台湾方面对于祖国大陆的和平呼吁，也做出了谨慎的回应。他们规定：今后不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蒋经国也表示：“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台湾当局对于真正改善两岸关系还没有诚意。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后，有10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申请去台湾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政府有关部门还帮助他们办理赴巷手续，发给他们适合香港情况的服装和足够的费用，并指定香；巷中国旅行社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但是，台湾当局却认为这是中共的“统战阴谋”，回台的10人是共党派去的“间谍”和“统战分子”，因而拒不接纳，并声明“绝不上当”。由于台湾当局的极端恐具和百般阻挠，申请回台的这10个人终于没能与家人团聚，最后有4人去了美国，2人留在了香港，3人返回大陆，1人自杀身亡。(摘自《百姓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