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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的这首词，非常贴切、非常传神地道出了刘道玉校长的为人风格和生平处境。
2010年9月24日，刘道玉先生为其新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专程赴京，25日在泰康大厦十一层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武大北京校友会主办了这次活动。武大校友来了一百多人，许多人甚至是从郑州、上海、沈阳专程赶来的。尽管会议的组织者一再告诫会议室可能不够用，不要带更多人，但许多人仍源源不断闻讯前来。
会议是热烈的，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发言，精彩异常。《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喻杉在麦克风前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大家在回忆，回忆那个美好的年代，一个美好的校园，一个美好的校长。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看到了珞珈山、樱花大道，在我们眼前晃动着“路石校长”那挺拔、潇洒的身影，一幅幅令人激动的画面……
座谈会的热烈，实际折射了大家的思想定格在那个年代，定格在对那个年代的美好追忆。那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经过了十年动乱，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是一个少有的积极向上，政治清明的年代；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重新在人们心中燃起神圣之火，读书有用了！读书可以报国！一代青年学子心中充满激情，一股民族正气在上升……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美丽的校园，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在青年大学生纯洁的心中被定格为一个浪漫的情结，这就是“武大情结”。
但是，我感到大家在热烈追忆的同时，忽略了对刘道玉这个历史人物的理性分析。
对于武汉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刘道玉先生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符号背后包含了许多太深刻的内涵。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不仅仅需要对他的安慰和赞扬，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条分缕析。
就这个主题，我和友人姚国华通了几次长长的电话，他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一二代人的悲剧。”
刘道玉是一个多棱面的历史人物，作为武大校长的刘道玉、作为教育家的刘道玉、作为改革者的刘道玉，乃至作为学者、作为化学教授的刘道玉……我感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写他，都是有很多素材，都会很饱满，很高大；但我也感到，在这些角色的背后，刘道玉还有一个更综合更抽象的形象，一个从人格精神角度去把握的形象，一个其他人尚未去描写，去触及的形象，那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刘道玉。
什么叫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一个定义。
翻阅书籍，去电脑上搜索，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谓浩如烟海，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的声音。
第二，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们不依附，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正如路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
第三，知识分子不盲从，他们是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正是知识分子阶层对所谓“真理”和“权威”的不断挑战，才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自我革新。
这些定义当然有待讨论，但我的这些定义仅仅是作为一种铺垫，一种对刘道玉先生描述和把握的铺垫。
刘校长离京后，我把他送的书认真地读了一遍，有几个情节印象极深，其中一个是“生不愿封万户候”。讲到他作为国家教委领导候选人，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作为武汉市市长候选人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些事也不乏传言，但是在任武汉市长这一事中，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已经有定案，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柏村前来征求意见的。但他竟然“上访要求不当市长”；在北戴河，李铁映接见，承诺其担任国务院领导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小组的负责人等……亦被其婉拒。
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不遗余力地钻营，不惜一切代价去“买官”，去“跑官要官”，去蝇蝇苟且的人相比，刘校长是个“异类”，但是，正是这种异类的性格，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国，知识分子谋官容易，知识分子独立最难！
自汉以来，儒家学术被定为一尊，世代的读书人都深受其影响。然而正如日本学者福泽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当官；读书——入仕——实现抱负，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读书人更关注社会，这虽然比过去那种一心读经的腐儒有进步，但其过度发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政治的依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如不能立即实现就心绪不宁，坐卧不安，要实现天下己任就要为官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获得当朝欣赏者，则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预示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如得不到当朝欣赏，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为官，则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不安。
福泽渝吉在明治维新前后，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气质和稳定的心态，既不遵从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正是这种超然独立立场，使他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避免了被大众思潮和时尚的影响，真正为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成为在民族转折的重要时刻清醒的指路人。
刘校长不愿意当官，不是不愿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办教育。武大校长的位置，就是他办教育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说过，之所以不愿进京，不愿当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离开武大这个舞台。
也有人反问：既然你不想当官，为什么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
他回答是：校长不是官。如果认为校长是官，那也是个“学术官”；另外，看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来做，也可以把它用来干事业。
我想，刘校长是深谙究竟怎样去当一个校长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文化，在这种时刻，最需要知识分子的远见，最需要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来发言。而这个时候的大学，应当是知识分子表达的最好舞台。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大学校长，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莱大学校长魏茨曼……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学为核心的，而大学校长，则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我想，刘校长是很懂这一点的。在他任上的武汉大学，实际上是承担了思想交流的舞台，在他被免职以后，他在1988年10月26日写给李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再复出，是因为环境、年龄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是的，我并不为年过半百自忧，壮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尽在无端的摩擦中去，我愿献给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
刘道玉能否成为费希特？能否成为福泽渝吉？今天来讨论已经没有意义。
我想，如果我们保持了在打到“四人帮”以后那段清明的政治，如果我们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心中的激情，如果我们保持了大学高考制度恢复而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能让大学自由地表达，如果……如果……那么，刘道玉，或者张道玉、李道玉的确有可能成为费希特，成为福泽渝吉，成为又一个蔡元培的。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是姚国华所说的“悲剧”的含义。
由于社会的“泛行政化”，大学正在日渐退化，退化成一个部门、一个社会单元，甚至退化成一个挂着“副部级”或“正局级”牌子的文化行政衙门。
刘道玉先生告诉我一件往事，1985年武汉大学为土地问题和临近一所大学产生纠纷，被人状告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协调。刘道玉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先是开会并没有在前一天通知他，所以他按照原计划去同济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武大老教授，待他匆匆赶到会场，已是姗姗来迟，领导脸色自然不好看。
会议中，刘校长据理力争，领导大为不悦。最后这位领导说，省委决定把这块有争议的土地收归政府管辖。刘大声抗议，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拨土地给大学办教育，哪有政府从学校收回土地之事？！如果是你个人的意见，我表示反对，如果是省委的决定，我恳请省委慎重决策，真要出此下策，我决不执行！说罢，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1988年刘校长被突然罢免以后，还是这位领导托人带信，表示很希望和刘见一面，在他的办公室好好谈谈。刘转告说，我现在已是一介平民，无事可谈，如果真的要谈，请××同志步行到武大来，我愿意见他，他如果坐车来，我不见！
道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达官贵人面前，总是一副傲骨，一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副很让人不舒服的傲骨。
写到这儿，也该搁笔了。浏览新闻，突然发现网上一则出自燕赵都市报的文章，标题是《是什么在拖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文章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6位下降到49位，而且是连续3年下降。
为何逐年下滑？文章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压抑所致。
由此我想到刘校长的教育思想，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呼吁大学应当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放在首位，以后又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他在武大任校长期间，为了实施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提出培养大学生的金牌精神，营造民主、自由、开拓、创新的学习研究风气，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想，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呢？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的这首词，非常贴切、非常传神地道出了刘道玉校长的为人风格和生平处境。
2010年9月24日，刘道玉先生为其新著《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专程赴京，25日在泰康大厦十一层会议室举行了座谈会，武大北京校友会主办了这次活动。武大校友来了一百多人，许多人甚至是从郑州、上海、沈阳专程赶来的。尽管会议的组织者一再告诫会议室可能不够用，不要带更多人，但许多人仍源源不断闻讯前来。
会议是热烈的，许多人争先恐后的发言，精彩异常。《女大学生宿舍》的作者喻杉在麦克风前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大家在回忆，回忆那个美好的年代，一个美好的校园，一个美好的校长。在热烈的气氛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看到了珞珈山、樱花大道，在我们眼前晃动着“路石校长”那挺拔、潇洒的身影，一幅幅令人激动的画面……
座谈会的热烈，实际折射了大家的思想定格在那个年代，定格在对那个年代的美好追忆。那是20世纪80年代之初，经过了十年动乱，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是一个少有的积极向上，政治清明的年代；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重新在人们心中燃起神圣之火，读书有用了！读书可以报国！一代青年学子心中充满激情，一股民族正气在上升……在这个特定背景之下，美丽的校园，全国最年轻的校长，在青年大学生纯洁的心中被定格为一个浪漫的情结，这就是“武大情结”。
但是，我感到大家在热烈追忆的同时，忽略了对刘道玉这个历史人物的理性分析。
对于武汉大学，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刘道玉先生都是一个历史人物，是一个符号，他代表了一个年代，他是一个时代的英雄。这个符号背后包含了许多太深刻的内涵。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不仅仅需要对他的安慰和赞扬，更需要一种理性的条分缕析。
就这个主题，我和友人姚国华通了几次长长的电话，他后来发给我的邮件中说：“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一二代人的悲剧。”
刘道玉是一个多棱面的历史人物，作为武大校长的刘道玉、作为教育家的刘道玉、作为改革者的刘道玉，乃至作为学者、作为化学教授的刘道玉……我感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写他，都是有很多素材，都会很饱满，很高大；但我也感到，在这些角色的背后，刘道玉还有一个更综合更抽象的形象，一个从人格精神角度去把握的形象，一个其他人尚未去描写，去触及的形象，那就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刘道玉。
什么叫知识分子？或者说知识分子的内涵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界定一个定义。
翻阅书籍，去电脑上搜索，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谓浩如烟海，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概念，必须要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的声音。
第二，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他们不依附，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表达，正如路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人”。
第三，知识分子不盲从，他们是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正是知识分子阶层对所谓“真理”和“权威”的不断挑战，才使社会不断进步，人类不断自我革新。
这些定义当然有待讨论，但我的这些定义仅仅是作为一种铺垫，一种对刘道玉先生描述和把握的铺垫。
刘校长离京后，我把他送的书认真地读了一遍，有几个情节印象极深，其中一个是“生不愿封万户候”。讲到他作为国家教委领导候选人，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作为武汉市市长候选人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有些事也不乏传言，但是在任武汉市长这一事中，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已经有定案，派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陈柏村前来征求意见的。但他竟然“上访要求不当市长”；在北戴河，李铁映接见，承诺其担任国务院领导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小组的负责人等……亦被其婉拒。
和现在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不遗余力地钻营，不惜一切代价去“买官”，去“跑官要官”，去蝇蝇苟且的人相比，刘校长是个“异类”，但是，正是这种异类的性格，才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和独立性，体现了一个知识份子纯粹的、非功利的欲望。
在中国，知识分子谋官容易，知识分子独立最难！
自汉以来，儒家学术被定为一尊，世代的读书人都深受其影响。然而正如日本学者福泽渝吉所批判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事君”，事君就是要当官；读书——入仕——实现抱负，是文人的三步曲。自明以降，由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读书人更关注社会，这虽然比过去那种一心读经的腐儒有进步，但其过度发展也更加重了文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对政治的依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点是“以天下为己任”，但毛病也在此，动辄以天下为己任，如不能立即实现就心绪不宁，坐卧不安，要实现天下己任就要为官一方，除此之外，别无它途；获得当朝欣赏者，则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遍长安花”。预示着加官进爵，封妻荫子；如得不到当朝欣赏，得不到皇上的肯定和重用，不能为官，则惶惶不可终日，焦虑不安。
福泽渝吉在明治维新前后，始终保持一种冷静的气质和稳定的心态，既不遵从德川幕府，又不特别亲近维新政权。正是这种超然独立立场，使他在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避免了被大众思潮和时尚的影响，真正为国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成为在民族转折的重要时刻清醒的指路人。
刘校长不愿意当官，不是不愿做事，相反，他是要做大事，这个大事，就是办教育。武大校长的位置，就是他办教育这件大事的最好舞台。他说过，之所以不愿进京，不愿当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大的吸引，他舍不得离开武大这个舞台。
也有人反问：既然你不想当官，为什么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校长？
他回答是：校长不是官。如果认为校长是官，那也是个“学术官”；另外，看你以什么态度来当校长，可以把它当官来做，也可以把它用来干事业。
我想，刘校长是深谙究竟怎样去当一个校长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年代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发展文化，在这种时刻，最需要知识分子的远见，最需要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知来发言。而这个时候的大学，应当是知识分子表达的最好舞台。
中外历史证明，一个大学校长，往往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成为一个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指路人。比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德国在复兴前夜的柏林大学校长费希特；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庆应大学校长福泽渝吉；以色列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希伯莱大学校长魏茨曼……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以大学为核心的，而大学校长，则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我想，刘校长是很懂这一点的。在他任上的武汉大学，实际上是承担了思想交流的舞台，在他被免职以后，他在1988年10月26日写给李为的信中说：我之所以不再复出，是因为环境、年龄以及个人价值观等因素决定的。是的，我并不为年过半百自忧，壮心尚存，但我不想把精力耗尽在无端的摩擦中去，我愿献给自由的文化、科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这贡献也许不是一官半职所能比拟的。
刘道玉能否成为费希特？能否成为福泽渝吉？今天来讨论已经没有意义。
我想，如果我们保持了在打到“四人帮”以后那段清明的政治，如果我们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心中的激情，如果我们保持了大学高考制度恢复而振奋起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能让大学自由地表达，如果……如果……那么，刘道玉，或者张道玉、李道玉的确有可能成为费希特，成为福泽渝吉，成为又一个蔡元培的。可惜的是，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就是姚国华所说的“悲剧”的含义。
由于社会的“泛行政化”，大学正在日渐退化，退化成一个部门、一个社会单元，甚至退化成一个挂着“副部级”或“正局级”牌子的文化行政衙门。
刘道玉先生告诉我一件往事，1985年武汉大学为土地问题和临近一所大学产生纠纷，被人状告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协调。刘道玉发现自己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先是开会并没有在前一天通知他，所以他按照原计划去同济医院看望一位住院的武大老教授，待他匆匆赶到会场，已是姗姗来迟，领导脸色自然不好看。
会议中，刘校长据理力争，领导大为不悦。最后这位领导说，省委决定把这块有争议的土地收归政府管辖。刘大声抗议，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政府拨土地给大学办教育，哪有政府从学校收回土地之事？！如果是你个人的意见，我表示反对，如果是省委的决定，我恳请省委慎重决策，真要出此下策，我决不执行！说罢，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1988年刘校长被突然罢免以后，还是这位领导托人带信，表示很希望和刘见一面，在他的办公室好好谈谈。刘转告说，我现在已是一介平民，无事可谈，如果真的要谈，请××同志步行到武大来，我愿意见他，他如果坐车来，我不见！
道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达官贵人面前，总是一副傲骨，一副知识分子的傲骨。一副很让人不舒服的傲骨。
写到这儿，也该搁笔了。浏览新闻，突然发现网上一则出自燕赵都市报的文章，标题是《是什么在拖我国全球竞争力的后腿？》。文章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46位下降到49位，而且是连续3年下降。
为何逐年下滑？文章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础科教领域投入不足和技术创新环境的缺乏。人们的聪明才智受到体制性的压抑所致。
由此我想到刘校长的教育思想，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呼吁大学应当把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放在首位，以后又提出创造性的人才观。他在武大任校长期间，为了实施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标，提出培养大学生的金牌精神，营造民主、自由、开拓、创新的学习研究风气，大力推行教育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想，这是不是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