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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和发挥了“制河权”的作用。所谓制河权，主要是控制、治理河流的能力和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 文明程度就越高。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其境内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巨龙”。特别是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可谓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一定意义上说， 中华一脉，中华一统，是因为有了这条蜿蜒五千多公里的母亲河。是它，维系着我们独有的民族魂， 华夏根。
水患旱灾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即白圭说：“我治水的本领超过大禹。”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本性进行疏导，所以大禹把四海作为蓄洪区。而你现在却把邻国当作蓄洪区。水倒流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有仁爱之心的人都讨厌的。所以你错了。”
像这样提到治水的对白，在《孟子》一书中共有11 处。该书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指陈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之不道。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定于一”，通俗易懂地指出，只有一统，才有安定。
不仅如此，《春秋》对于大一统治水的理念， 也有同样的记载。公元前651 年，周王朝力不能及， 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春秋》所载的这一“葵丘之盟”，正是对“一统”的精彩记载。
这一传统年复一年，朝复一朝，横贯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并在中华文明中逐渐凝成一条铁律，小至溪流，大到黄河，盟誓永续。
人类社会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饥饿的斗争史。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春秋》里常有军队越界夺取粮食收成的记载，《孟子》提到的饥荒也有17 次之多。公元前320 年，魏国的国君因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孟子当灾荒严重时，他必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
如果从地理意义上去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 出现在夏季三个月内。“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霪雨为灾，且生洪水之患。反之，如果它们一再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
只是我们的先人缺乏这种气象知识，只能在历史书里提及，到6 岁必有灾荒，12 年必有大饥馑。有一组数字表明，在1911 年之前的2117 年间，中国大地上共有水灾1621 次、旱灾1392 次， 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4 次。
制河权
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野处” 的游移不定的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由“采食经济” 变为“产食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 如古埃及（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都是以大江大河为摇篮，并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非偶然的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和发挥了“制河权”的作用。所谓制河权，主要是控制、治理河流的能力和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不无道理。他认为， 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
对于东方国家形成的原因，恩格斯同样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黄河下游虽然只剩下魏、赵、齐、燕等国，但“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沟洫志》）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黄河进行了统一治理， 才基本结束了这种状况。
凝望黄河，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几百万年前的时光洗礼，永不停歇的风把那些黄褐色土壤， 变成纤细如面粉一般的漂浮物，而后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那些细末如粉的土壤在水的搅拌之下，又迅速变成一种黄色的糨糊状，它们构成了黄河水最独有的标签。
这种现象于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 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由是展开联想， “周朝之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 年， 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的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 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自古以来，黄河就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增强了民族的粘连度。
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 世纪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骑马的弓箭手所组成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威胁农耕民族的。古代北方的一些国家不堪其扰， 只有筑其土壁而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
这样的军事要塞在秦始皇手里发挥至极致， 万里长城构筑起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国防上的中央集权”是何等的必要。它更加说明，古代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黄河的治理，自古让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也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其境内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巨龙”。特别是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可谓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一定意义上说， 中华一脉，中华一统，是因为有了这条蜿蜒五千多公里的母亲河。是它，维系着我们独有的民族魂， 华夏根。
水患旱灾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翻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即白圭说：“我治水的本领超过大禹。”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水是顺应水的本性进行疏导，所以大禹把四海作为蓄洪区。而你现在却把邻国当作蓄洪区。水倒流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有仁爱之心的人都讨厌的。所以你错了。”
像这样提到治水的对白，在《孟子》一书中共有11 处。该书还用了整整一个章节，指陈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之不道。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定于一”，通俗易懂地指出，只有一统，才有安定。
不仅如此，《春秋》对于大一统治水的理念， 也有同样的记载。公元前651 年，周王朝力不能及， 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春秋》所载的这一“葵丘之盟”，正是对“一统”的精彩记载。
这一传统年复一年，朝复一朝，横贯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期，并在中华文明中逐渐凝成一条铁律，小至溪流，大到黄河，盟誓永续。
人类社会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饥饿的斗争史。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索。《春秋》里常有军队越界夺取粮食收成的记载，《孟子》提到的饥荒也有17 次之多。公元前320 年，魏国的国君因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孟子当灾荒严重时，他必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
如果从地理意义上去仔细分析，不难发现， 中国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80% 出现在夏季三个月内。“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霪雨为灾，且生洪水之患。反之，如果它们一再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
只是我们的先人缺乏这种气象知识，只能在历史书里提及，到6 岁必有灾荒，12 年必有大饥馑。有一组数字表明，在1911 年之前的2117 年间，中国大地上共有水灾1621 次、旱灾1392 次， 亦即无间断的平均每年有灾荒1.4 次。
制河权
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野处” 的游移不定的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由“采食经济” 变为“产食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 如古埃及（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都是以大江大河为摇篮，并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并非偶然的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都处在大江大河流域，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和发挥了“制河权”的作用。所谓制河权，主要是控制、治理河流的能力和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得不无道理。他认为， 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
对于东方国家形成的原因，恩格斯同样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黄河下游虽然只剩下魏、赵、齐、燕等国，但“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沟洫志》）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黄河进行了统一治理， 才基本结束了这种状况。
凝望黄河，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几百万年前的时光洗礼，永不停歇的风把那些黄褐色土壤， 变成纤细如面粉一般的漂浮物，而后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那些细末如粉的土壤在水的搅拌之下，又迅速变成一种黄色的糨糊状，它们构成了黄河水最独有的标签。
这种现象于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 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由是展开联想， “周朝之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 年， 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的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之缘， 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自古以来，黄河就把中华民族紧紧地连在一起，增强了民族的粘连度。
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 世纪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骑马的弓箭手所组成的游牧民族，是如何威胁农耕民族的。古代北方的一些国家不堪其扰， 只有筑其土壁而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
这样的军事要塞在秦始皇手里发挥至极致， 万里长城构筑起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其背后所透露出的是，“国防上的中央集权”是何等的必要。它更加说明，古代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黄河的治理，自古让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也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