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是99岁高龄的著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泰斗钱存训(TsienTsuen-hsuin)教授的学术回忆录。该书先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后于2008年由黄山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钱先生1909年12月1日生于江苏泰州书香之家。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平图书馆南京及上海办事处主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等。现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荣誉教授、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台北中央图书馆顾问、中国国家图书馆顾问等。
　　钱先生的世纪人生传奇，几乎都与书息息相关。冒着生命危险、将三万册善本图书秘密运抵美国，保护国家典籍的业绩，是钱先生最为人们传扬的故事：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北平图书馆将六万多册善本书运到上海租界暂存。后因上海形势吃紧，北图馆长袁同礼、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协商，精选其中最为珍贵的宋元明清时代善本书籍2720种、三万余册(含宋元版约200种、明版近1000种、抄本500余种，包括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在内)，装成102个箱子准备运美。为了避开已经侵占上海的日军的耳目，时在北图上海办事处任职的钱先生历经艰险，经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友人协助，几经周折，终于将这些善本图书秘密运出，在珍珠港事变前夕分批由美国商船安全运抵美国，由国会图书馆妥存。据说，当年运送最后一批善本图书的美国商船被日本海军击沉，但图书却没有缺少。随后由北图派赴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目录学家王重民为这些图书编目并撰写提要，制成缩微胶卷1070卷。1965年，这批善本书运往台北，暂由台北中央图书馆保存。这也是抗战期间值得大书特书的中美书缘。
　　说到中美书缘，始自1869年：据钱先生《中美书缘——纪念中美文化交换百周年》考证，为回应美国政府三次主动向清政府提出交换种子和书籍的请求以及1868年美国赠送种子、书籍之谊，1869年，清政府总理衙门将《皇清经解》、《五礼通考》、《钦定三礼》、《医宗金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针灸大成》、《性理大全》等书籍十种(约1000册、130函)赠送美国。这些书籍1876年后全部抵美，乃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最早收藏的中文书籍。同时，中国还向美国赠送花卉、五谷、豆类、蔬菜种子106种。上述交换的“书籍及谷种等，数量虽极有限，但已播下中美两国间文化交流之种子，意义实深。不仅美国农事借重中国农产园艺之经验者甚多，而今日美国人士能通读中国书籍者，至少亦当千百倍于百年之前……今后两国间如何吸收彼此之文化精髓，丰富彼此之精神与物质生活，实值得吾人深长思之”(《中美书缘》第7-8页)。
　　钱先生的漫漫人生，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诲人不倦，也都与书有关。钱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近代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中美书缘》第35 64页)，首次以计量目录学的方法，对近代中国的图书翻译史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博士论文《印刷发明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的起源和发展》经过修改，由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推荐，以《书于竹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and Inscriptions)为名，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该书指出：　“远在公元七八世纪，中国人便首先应用雕版印刷，而活字版的发明，亦远在欧洲谷登堡(Johann Gutenberg，约1397—1468年)之前400年”。钱先生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提出如下发人深省的结论：“在古代世界曾经通行的各种古文字，都已先后天亡，独中国文字……今天仍然继续使用”，它“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本书初版仅印300册，未料数月即告售罄。此后一版再版，被译成中、日、韩等文字，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中国图书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认为，该书与卡特(T.F.Carter)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 “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对此，一向谦逊的钱先生回忆说：“实际上，此书写作的原意是补充卡特的名著，对印刷发明前的中国图书和铭文加以系统的介绍，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书籍通史的参考，不意却为西方汉学家所重视，认为对中国文化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一部入门专著”　(《留美杂忆》第53页)。
　　继《书于竹帛》之后，钱先生应李约瑟先生之邀，独立承担《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关“纸和印刷”这一部分的写作任务。钱先生一如既往，以严谨的态度、翔实的资料，融会贯通，精益求精，前后历时15年之久，参考文献近两千种，终于写就30万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该书就纸张和印刷何以在中国而非在西方发明，以及两者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做了比较：“在西方，印刷术的使用，激发欧洲各民族的理智思潮、促进民族语言及文字的发展和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而在中国，印刷术的作用正好相反，它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字的持续性和普遍性，更成为保存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因此，印刷术和科举制度相辅相成，乃是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的因素之一，也是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统一的坚固基础。”　(参见《留美杂忆》第85页)李约瑟在序中写道：“我认为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从钱书中，读者将可纵观中国造纸和印刷术的整个历史，了解到欧洲对此一无所知之时，它们已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世纪。”该书于1985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印行，1987年重印第三版，成为该书系中最为畅销的一种。1990年、1995年，该书分别在北京、台北以《中国科技史：纸和印刷》和《中国之科学与文明：造纸及印刷》为名出版中译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
　　对于钱先生的著作及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许倬云教授在为《留美杂忆》所作的序言中做了如下言简意赅的学术评价：
　　钱先生研究中国书史，其成就举世无人能出其右。金石，竹帛、纸张、印刷、出版、流传，一切有关中国文字书籍的题目，钱先生都有深入的探讨。他研究的许多大小专题，有的是拓荒的开创，有的是综合前人的意见及自己的衡量作出结论，为中国书史写下了一部又一部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中国文化中的截体，办即文字与书籍，其发展过程，因为钱先生数十年研究的积累，‘有了详尽而清晰的记录。钱先生又将其在文字系统、书写方式及印刷技术诸方面的独到观点，放置在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的框架内，而强调中国的贡献。为人类文化的宏观面，提出可为定论的评价。凡此成就，不仅是一般学术研究，而是为中国文化立言的不朽事业。
　　钱先生30年前即已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但老人退而未休，笔耕不缀。据钱门弟子和熟悉钱先生的人说，先生身体很好，90多岁时还自己开车，晚上要工作到12点钟左右。据程焕文《拜见学界泰斗钱存训先生》说：他在2008年11月3日问钱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老人回答说：“大约8个小时，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中午，下午还要工作几个小时，晚上11点以后才会休息，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尽管已年近百岁，但钱先生仍然每天坚持读写，而且一直用电脑写作。钱先生还是学术公益的热心人：2006年旅美华裔学者马大任发起“赠书中国计划”，钱先生一人即捐献图书163箱之多。同年，又将其收藏的部分图书捐赠母校南京大学。退休后，先生还陆续向图书馆和慈善机构捐赠了数十万美元，可见其兼善天下的仁者风范。
　　作为晚辈，我本人虽然一直仰慕钱先生的道德文章，但至今未能有幸拜见先生。不过，说来特别幸运的是：十年前，我曾有幸获得过钱先生馈赠的两种大著，即《中美书缘》(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资讯有限公司1998年版)和《书干竹帛》(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老人题签的这两册赠书，一直在我最宝贵的珍藏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