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上似通非通的广告随处可见，好在“星”光闪烁，观众或读者只顾追星，倒不大在乎广告词的通与不通、错与不错。
　　读书类的报刊就不同了，它介紹的是书籍，无法把那些对书了无兴趣的明星拉来垫背。读者又多是读书人，喜欢咬文嚼字。书籍广告一出错，不免降低了那报刊的档次。读者不管你广告是谁编的，他只从这些离奇的错误中推测编者的水准。
　　一家颇有名气的介绍图书的报纸在广告里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这当然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学术专著。林甘泉先生在此书的评审意见中说：“全书上下两编，资料翔实，论证周密，且将近年相关研究成果荟萃一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惜广告在书名后署了“李学勤著”四个字。原书明明写的是“李学勤主编”，而且王宇信先生在后记中开列了每章执笔者的名字，李学勤先生在序言里又交代了全书统稿者的姓氏，表示主编只是“从总体架构方面，贡献了指导性的意见”。著是著，主编是主编，这个区别在一家读书类报纸上是不该弄不清的。这类错误一是可能误导读者，二是可能制造纠纷，编辑于此是不能粗忽的。
　　另一家读书类的刊物在广告里出的错就更加离奇了。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一书久享盛名，但这家刊物的广告中，此书的作者却叫“畅安自”。百思不解的我忽然顿悟，想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一张插页的错误。那是一帧章太炎先生《书》的书影，但下面却标“梁启超著”，原来编者把“梁启超署”当成了“梁启超著”，一字之差贻笑大方。王世襄先生字畅安，畅安自己题写的书名自然叫“畅安自署”，不料到了这家刊物上竟闹出了这样大的笑话。
　　在无错不成书、无错不成报的今天，要求广告不要出错，是否苛求？但大家不是都在说要有书香气、书卷气吗？像昆曲《燕子笺》中鲜于佶那样把自己的名字读作“解子信”，把“恭慰大驾”读作“恭维大笃”，总不能算有书卷气吧。无论是文字编辑还是广告编辑总要多识字、多读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