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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院士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为他颁奖。这位神秘人物曾“隐身”30年之久，其间，连妻子都不知道他从事的秘密工作，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公开。从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创造该奇迹的一位杰出代表，正是“国产专家”于敏。
自主创新的“国产专家”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宁河县，父亲是一位小职员。青少年时代，于敏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幼喜爱古诗词的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耀华中学读高中，在此遇到了两位恩师。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
而于敏的数学老师赵伯炎，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这时，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的他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更让于敏感到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几年间，于敏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他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汲取国外的信息，依靠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对于未能出国留学，于敏也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为研发原子弹献计献策的同时，又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被严格保密。
对家人“隐身”的氢弹之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这年，于敏调入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
因为于敏从事的是保密工作，平时连夫人孙玉芹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直到20多年后妻子才明白：“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于元也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亲昵过。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并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
此后的1个月时间，于敏反复总结经验，又带领同事们计算出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解决了氢弹研制的最大问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过去。”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除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于敏还要和炸药打交道。每一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他和同事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时，于敏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让我来。”说完他就冲上前去，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发狂”，不仅源于他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生命去投入。
当时，中国的科研设备与欧美国家无法比肩，仅有的一台大型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了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但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0年到1965年，“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69篇论文。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来。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1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惊喜地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于敏这才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我国已经取得了制造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条件！
1967年6月17日8时整，新疆罗布泊。随着指挥员一声“起爆”的指令，一架飞机的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之父”。
铁骨铮铮的“共和国铸剑师”
在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上，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十分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挪动。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度昏迷。
随后，于敏又和同事们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进行另一场核实验。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于敏当时身体本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胃病发作，疼了整整四天四夜，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从西南回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一天深夜，他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吁吁，赶紧扶他起来喝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他身边，后果不敢想象。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原子弹和氢弹试爆成功后，于敏一行又在大漠深处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试验场处罗布泊腹地，极目所视，唯有整片的盐碱地，地上寸草不生，天上连个鸟影子都看不到。那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寂寞，以及对远方家人的刻骨思念，比喝苦水、抗风沙更折磨人。罗布泊冬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夏天地表温度却高达四五十度，而且昼夜温差大，于敏就是在此期间落下了胃炎，双腿也冻出了关节炎，病情发作时，时常疼得整夜无法入睡。
有一次，于敏好不容易挤出几天假期回到北京探亲。妻子看着门外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皴裂的长头发“流浪汉”，不禁问道：“您找谁？”当孙玉芹终于发现眼前人是于敏时，不禁放声大哭：“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没什么，我去野外做科研考察了。”于敏关上房门，安慰妻子。
回北京的那几天，于敏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哪怕妻子只是做了一锅家常面条，他也会像一个饿了3天的人面对美味佳肴般，捧起碗来几口消灭光，然后再让妻子盛一大碗;连喝起白开水，他都忍不住赞叹：“好喝，这才是人喝的水嘛！”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他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当地寒风刺骨，沙尘漫天，积劳成疾的他突然浑身发抖，嘴唇青紫，继而头上直冒冷汗。同事们一看吓坏了：“老于，先去看病吧！”“这个节骨眼上我怎能离开，抓紧工作吧！”因核试验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身体十分虚弱的于敏没有离开试验场半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限制别人发展，比如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听了于敏的分析，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核专家们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于敏等人的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他是靠背诵古诗词当“安眠药”，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
自从一脚迈进核武研发的神秘道路，于敏低调“隐身”30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公开，并先后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2015年1月9日，中科院院士于敏获得201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这位九旬老人颁发了奖励证书。此前15年间，仅有袁隆平、程开甲等24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近日，面对于老荣获大奖的新闻，“民族脊梁”、“国之瑰宝”、“共和国的铸剑师”、“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人”，满屏尽是点赞，喧嚣的网络异乎寻常地发出了同一种声音！
责编/邓琳琳（完）
自主创新的“国产专家”
1926年，于敏出生于天津宁河县，父亲是一位小职员。青少年时代，于敏历经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自幼喜爱古诗词的他，看到的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里“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的国殇。
1941年，于敏进入天津耀华中学读高中，在此遇到了两位恩师。语文老师王守惠，讲解古文和古诗词时，必会把每一篇作品置于一个大的时空中，将写作的背景、文学的渊源和价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讲得透彻明了。这种教学方法使于敏很受启发：思考和分析问题也应如此，将对象置于一个大的环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
而于敏的数学老师赵伯炎，喜欢讲授数学题的各种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来由，要求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这种耳濡目染使于敏受益终生，他由此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具有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且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这时，于敏意识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内向好静思，不喜交际，喜欢动脑不喜欢动手的他适合学习科学。因此，当朗诵起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时，于敏想到，他的“吴钩”就是科学，他要用科学收取“关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毕业后，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但他发现那儿的老师并不喜欢刨根问底和追本溯源。更让于敏感到失落的是，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并不适合“心灵手不巧”的他。沉静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倾心于理科，他喜欢并选修了理论物理，并最终弃工从理，转至理学院物理系。
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受到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器重，调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当时，国内没人懂原子核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站在了国际前沿。几年间，于敏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他从一张白纸开始，拼命学习，拼命汲取国外的信息，依靠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1957年，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抵达北京，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对于未能出国留学，于敏也有些许遗憾。“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他说，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为研发原子弹献计献策的同时，又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从此，至1988年，于敏的名字和身份被严格保密。
对家人“隐身”的氢弹之父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这年，于敏调入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
因为于敏从事的是保密工作，平时连夫人孙玉芹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直到20多年后妻子才明白：“没想到老于是做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儿子于辛小时候对父亲的唯一记忆就是一个字——忙。女儿于元也很难觅寻儿时对父亲的记忆，因为父女俩不曾亲昵过。
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赶在国庆节前夕奔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并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
此后的1个月时间，于敏反复总结经验，又带领同事们计算出一批模型，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解决了氢弹研制的最大问题后，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过去。”邓稼先第二天即飞到上海，请大家吃了一顿螃蟹。
除了核武器的理论研究，于敏还要和炸药打交道。每一次和同事做实验，他总是冲在前面。一次，他和同事在室外对炸药进行抽检，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正当大家不知怎么办才好时，于敏大喊一声：“大家不要动，让我来。”说完他就冲上前去，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沉着冷静地拆除引信，排除了险情。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发狂”，不仅源于他对事业的极端负责，更是因为他骨子里挚爱这项事业，愿意用整个生命去投入。
当时，中国的科研设备与欧美国家无法比肩，仅有的一台大型计算机，95%的时间分配给了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但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1960年到1965年，“轻核理论组”在于敏等人的带领下，对氢弹原理和结构作了初步探索，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产生了69篇论文。 氢弹原理一突破，大家斗志昂扬，恨不得立马就造出来。但是，氢弹原理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验。接下来的1年，于敏他们忙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
但在试验现场的于敏，看着蘑菇云翻滚而上，仍不觉得圆满，直至听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时，才惊喜地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于敏这才确信，他的氢弹原理是正确的，我国已经取得了制造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条件！
1967年6月17日8时整，新疆罗布泊。随着指挥员一声“起爆”的指令，一架飞机的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之父”。
铁骨铮铮的“共和国铸剑师”
在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上，科学家们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工作条件之艰苦却难以想象。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十分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挪动。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
大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度昏迷。
随后，于敏又和同事们一起踏上了去往西南的专列，进行另一场核实验。也许因为临时加车，有站就停有车就让，车速很慢，有时在深山峡谷中一停就是好几个小时。于敏当时身体本就不好，加上长途跋涉，胃病发作，疼了整整四天四夜，折磨得他死去活来。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从西南回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一天深夜，他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吁吁，赶紧扶他起来喝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他身边，后果不敢想象。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原子弹和氢弹试爆成功后，于敏一行又在大漠深处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试验场处罗布泊腹地，极目所视，唯有整片的盐碱地，地上寸草不生，天上连个鸟影子都看不到。那种远离人间烟火的寂寞，以及对远方家人的刻骨思念，比喝苦水、抗风沙更折磨人。罗布泊冬天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夏天地表温度却高达四五十度，而且昼夜温差大，于敏就是在此期间落下了胃炎，双腿也冻出了关节炎，病情发作时，时常疼得整夜无法入睡。
有一次，于敏好不容易挤出几天假期回到北京探亲。妻子看着门外那个皮肤黝黑、满脸皴裂的长头发“流浪汉”，不禁问道：“您找谁？”当孙玉芹终于发现眼前人是于敏时，不禁放声大哭：“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没什么，我去野外做科研考察了。”于敏关上房门，安慰妻子。
回北京的那几天，于敏仿佛置身于“人间天堂”。哪怕妻子只是做了一锅家常面条，他也会像一个饿了3天的人面对美味佳肴般，捧起碗来几口消灭光，然后再让妻子盛一大碗;连喝起白开水，他都忍不住赞叹：“好喝，这才是人喝的水嘛！”
20世纪80年代，在原子弹、氢弹等技术相继突破后，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秦元勋等曾经共同奋战在核武器研制一线的骨干相继离开九院。昔日群星闪耀，如今只剩下于敏、周毓麟、何桂莲三人。
于敏也想过离开，但他估计自己走不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虽然解决了有无问题，但性能还需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1984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当地寒风刺骨，沙尘漫天，积劳成疾的他突然浑身发抖，嘴唇青紫，继而头上直冒冷汗。同事们一看吓坏了：“老于，先去看病吧！”“这个节骨眼上我怎能离开，抓紧工作吧！”因核试验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身体十分虚弱的于敏没有离开试验场半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86年，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认为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极限。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核优势，很可能会限制别人发展，比如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倘若那时我国该做的热核试验还没做，该掌握的数据还未得到，核武器事业可能功亏一篑。
听了于敏的分析，邓稼先也有同感，于敏建议上书中央。于是，由于敏起草，邓稼先修改，胡思得执笔，核专家们向中央递交了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
后面发生的事果然如于敏所料。1992年，美国提出进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1996年，全面禁核试条约签署。于敏等人的上书，为我国争取了10年的热核试验时间。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由于学习和工作繁忙，多年来于敏的休息时间一天只有6个小时左右。而至少有30年，他是靠背诵古诗词当“安眠药”，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
自从一脚迈进核武研发的神秘道路，于敏低调“隐身”30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公开，并先后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2015年1月9日，中科院院士于敏获得201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这位九旬老人颁发了奖励证书。此前15年间，仅有袁隆平、程开甲等24位著名科学家获此殊荣。
近日，面对于老荣获大奖的新闻，“民族脊梁”、“国之瑰宝”、“共和国的铸剑师”、“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人”，满屏尽是点赞，喧嚣的网络异乎寻常地发出了同一种声音！
责编/邓琳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