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大学叙事”是指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大学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并由此表征大学形象和大学精神的小说作品。李洪华教授近著《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研究》（上海三聯书店，2020年。以下未注者，皆出自李著）以此为论域，依循时代更替与文学史发展脉络，探访20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叙事迭经启蒙、革命、政治一体化、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而生成的文学经验、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由此可见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轨迹。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大学，同一时代之大学也往往各不相同。”大学叙事文本仿佛一面“透镜”，在不同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大学形象。故而对“成像条件”的探析，成为李著的关键论题，其所考掘原委大致如下：首先是作家身份。不同创作者由于生活经历、个体气质与知识背景等差异，对于大学的叙述和想象各有千秋。李著最为强调对大学生活的实感体验，“早年没有大学经历的作者，其大学想象常常缺少自我认同感”。比如杨沫因其“大学编外”身份，《青春之歌》对大学风物的描绘难免不见“切肤”的质感与生动。话说回来，身份与题材的关系并不决定文学品质，如李著在个案分析部分所举证，老舍与沈从文早年没有大学经历，但《赵子曰》《八骏图》拉开冷眼旁观的距离，对腐败校园生态作穷形极相的讽刺，其批判价值迄今值得记取。其次是文学风气。“百花时期”有限度开放的文学自由，在大学叙事中得以体现。比如《红豆》《西苑草》在风格基调上有别于“十七年”大学叙事中常见的英雄主义情结，融入更多建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生活与幽微情感。再次是社会环境。李著剖析“文革”结束后大学叙事的衍变，从社会转型落笔。思想解放和恢复高考，促成大学叙事生机勃勃，大学课堂是思想解放和知识生产的前沿，其间既有争鸣也不乏喧哗与骚动。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变动与矛盾一一浮现，“相对滞后的教育体制和思想观念与象牙塔内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和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于是以《你别无选择》为代表，一批叛逆而颓废的时代青年登上文学舞台。由以上列举可知，大学叙事研究需要论者综合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学、教育史等跨学科素养，由此方能对“透镜”所置身的环境与条件（比如时代风云、教育体制与文学机制等）及“透镜”本身的质地（比如小说叙事的艺术性与形式感，尤其体现于李著第四、五章）作内外结合的考察。
　　优秀的研究不仅在其自身论域内自圆其说，也对其他领域提供借鉴，示来者以轨则。近年来，我个人的研究兴趣集中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中的青春想象与青年文化，尤其关注青年文化的“两个两面性”。
　　首先，“青年”象征着对现状的不满足、对理想的渴求，富有批判品格，同时又包含了偏激、破坏、狂热、粗暴的先锋精神。1919年5月6日，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就在日记中坦言：“我不愿意同学不趋于极端，因为不如此，不见他有真感情、真知识。我又不愿意同学趋于极端，因为真理常不是在极端上面，而且趋于极端容易失败。” [1]游移反复的心态种种，恰恰表现出青年文化如同雅努斯神像的一体两面，落实到文学话语层面，就是陈思和先生总结20世纪文学运动发展必然含有的“两面性的特征”：“一方面青春主题包含一种强大的生命活力，一种批判社会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呈现出话语中的幼稚、粗暴和简单的对抗性。” [2]这是青年文化内蕴的第一层两面性。其次，自从梁启超“少年中国”登高一呼之后，政治力量、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变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蒋廷黻直言“每个政治领袖都要靠学生起家。每个政党都要争取学生”[3]。青年登上历史舞台中心，伴随着各方力量对于“青年”所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膨胀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新青年”“革命儿女”“社会主义新人”等之所以成为理想模型，并不仅仅出于青年自身的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也并不仅仅出于其集中表达了年轻人对权利、自由的强烈诉求，而恰是因为年轻人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所以这一表面上风光无限、热力四射的群体和形象更多是被国族想象、社会动员等召唤出来的。这种外力召唤又着眼于“青年”社会角色的功利性，而对年轻人的特性、欲求、内在权利、精神自由以及生命原初意义缺乏关注。这是青年文化内蕴的第二层两面性。
　　大学校园是展演青年文化的必然舞台，我发现所谓青年文化的“两个两面性”密布在李著的论述脉络中。比如“社会转型时期的大学叙事”这一部分，特辟出一章以“舞会”“社团”和“集会”为题（很接近钱理群先生从“单位意象”出发的研究方法），分析19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公共文化空间所凝聚的思想文化讯息并由此投射出的时代精神气候”。以“舞会”为例，李著注意到当时小说《舞会》，描写一场自发性的大学生舞会及各方对其产生的反应。一方面，四化建设需要调动青年人的热情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舞会引发的激情和欲望，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诱因。于是报纸上既“大力提倡舞会，反对压制青年”，又发表抨击“喇叭裤、交谊舞、垮掉的一代”的“工农兵来信”。大学生舞会既如期举行，又在校长怒不可遏的制止声中提前结束。诚如李著所言，舞会所蕴含的复杂讯息，可以成为考察文学及其与现代性的矛盾纠缠的新颖视角。王蒙曾在《活动变人形》中回顾中国交谊舞演变的历史：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解放后，1950年代初有过一段难得的、自由跳舞的岁月（这在《青春万岁》中有过淋漓尽致的再现）;50年代后期开始禁止;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对跳舞的欲迎还拒……联系到李著提及交谊舞在抗战时期的延安曾大受欢迎，那么革命文化对待跳舞为什么患得患失？马雅可夫斯基在诗中写道：“共产主义/不仅在/田地里/和汗流如雨的工厂，/它也在/家庭里，/饭桌旁，/在亲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在相互的关系上。”[4]这是革命文化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都被共产主义所收纳，而恰恰是日常生活和闲暇时间大量生产出人的欲望。而跳舞正意味着启蒙/救亡的现代性之外、另一种“欲望的现代性”：“一方面，宏大的话语总是和跳舞这样的日常生活的娱乐活动格格不入……跳舞的快感一直被宏大话语所排除。但另一方面，跳舞却依然充满了诱惑和吸引。它被排斥，却仍然无法消逝不见。它总要冒出来，在宏大话语的缝隙和边缘一展身手。”[5]李著由舞会所折射出的转型之际的复杂情状，完全丰富了上述认知。在1980年代初期，改革派在争取群众支持时会征用交谊舞会，作为思想解放的晴雨表，舞会并不只是和“欲望话语”捆绑。李著还引据了1984年10月宣传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一则通知，告示舞会“对活跃文化生活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可见，在启蒙与欲望，宏大话语与日常生活的对立框架之外，必须纳入青年文化的“两个两面性”，才能完整触及社会主义时期舞会的意义。
　　大学叙事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既蔚为大观，其对文学形象的塑造、对表现领域的开拓又建立起显明的价值内涵。非常可惜的是，除了陈平原先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之外，大学叙事迄今未成显题。就此而言，李著的探索可谓创举，也期待更多后来者加入其中。
　　注释：
　　[1]恽代英：《恽代英日记》，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536页。
　　[2]陈思和：《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
　　[3]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第139页。
　　[4]马雅可夫斯基：《把未来揪出来！》，《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82、283页。
　　[5]张颐武：《“跳舞”的启示：“欲望话语”的崛起》，见温奉桥编：《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第一届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