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创业者。这就好比在一艘大船上，做一个大副或做高级的水手并不很难，但做哪怕是一条小船的船长，就要有勇气把所有的风险背在身上。
　　所有的创业者都有着这样一颗勇敢的心：他们心中有梦，并且有自信把梦想变成现实。哪怕现在他们没有多少盘缠，也喜欢遵从远方的呼唤。
　　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告诉我：到现在为止，中国民间的创造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他自己的潜力也只释放了20％左右。这句话让我非常吃惊：在外人看来，他已经足够成功了。
　　这意味着中国人的创造力是非常旺盛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说明，制度创新决定了中国人创造力的实现程度，有多大的空间就可能实现多大的创造能力。
　　纵观全世界，中国人和美国人其实是非常相像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一群想改变命运的人集合在一起。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但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基因。一句中国传统的老话即可以证明这点：努力奋斗是为了让祖坟冒青烟。
　　过去的一百年间，全世界都在羡慕美国梦；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一个新兴的概念叫“中国梦”。这两种“梦”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类的梦想。
　　1990年代后的互联网创业者就是中国梦的一群承栽者。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特定时段，国家尊重创造力，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对互联网创业者来说，他们的创业环境单纯，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融入市场，理解国情。我很反感一些海归派在老一代企业家面前的优越感。他们没有束缚，就会嘲笑一些戴着“镣铐枷锁”跳舞的人。比如更早的一批企业家张瑞敏、柳传志等人，创业起点其实很低，背负的责任又大。他们戴着“镣铐”跳舞还能把舞跳得那么漂亮，实际上更为不易。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期待通过制度创新把身上的“镣铐”和“笼子”打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创业成本越来越高。这有必然的一面。过去创业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现在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的提高，创业和生存成本必然加重。这是客观条件，无须过分担忧。
　　最大的问题来自制度创新滞后。体制本应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政策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因为市场力量发展的越健康越强大，体制能从市场中所获得的财富就越多。
　　但现在改革的滞后让本来有创业精神的人很难出来，这让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健康成长，甚至让很多不该死的企业早早夭折。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是一件极正常的事情，但现在“优”的出不来就不够正常了。
　　制度创新的滞后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不完全承认人的价值。你有能力创造出很大的价值。但得不到公正的承认；第二，不给人提供创造更大价值的空间。
　　对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太大价值的人，浪费时间也无所谓。他们可以被动接受体制内所安排的一切，他们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不用做事地“修身养性”，原有的制度就保护了这些人，保护了本不该保护的既得利益。
　　而对那些想做事情的人，发挥的创造力越大，与当前某些规定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大。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有想法的国企掌门人，他们太有激情，太想创造价值，太想对市场自责，最终就脱离既定轨道太远，成为牺牲品。我们损失了这些可贵的人才和改善的机会。
　　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证明：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很多生产力都远远跑到生产关系前面，一些制度安排方面的落后则让这些先进的生产力成为未曾开放就已凋谢的花骨朵。
　　无形中，这就逼迫一群人选择转身创业。他们想追求行动的自由，他们感到越来越束手束脚，浪费生命；虽然那份轻松获得的利益得到保护，但他们宁愿牺牲小利，也要走出来，用更自由的方式证明自身价值的存在，并推动社会进步。
　　今年3月26日，我参加胡舒立“财新传媒”的揭幕典礼，代表友人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是坚韧不拔、顽强不屈、试图通过自己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健康、更美好的灵魂；所幸这种灵魂今天已经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在社会变革的徘徊期，坚守这种灵魂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巨大的耐心和足够的智慧。他们的成功不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成就。也是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成就。
　　我们有理由为现在这批突围者、革新者叫好。整个社会对创业者充满期待。
　　我们可以接受历史的徘徊：进三步退一步，甚至可能进一步退一步。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证明，历史会有徘徊，但绝对不会逆转，历史的发展从来也不是笔直的，徘徊期从更广大的视野来看亦有其存在的道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依旧审慎乐观，对现在的创业者也给予充分信任。他们可能会失败，可能会一次次失败，但他们绝不会放弃，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失败只会让他们更加努力，以成就更大的事业。
　　我对前路持有信心的原因也来自于体制内外一群真正负责任的精英们，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出于对这个国家的爱，出于对民族未来的忧患，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