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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业五年(605年)发生的隋炀帝西巡途中的“大斗拔谷事件”，长期以来一直令人困惑不解。本文在对相关史料进行全面地分析，结合当地的地理、气候等因素，揭示了这一灾难事件的真相，并用新材料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补正。
[关键词]隋炀帝，西巡，大斗拔谷，河西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27—05
大业五年(605年)，隋炀帝西巡青海、河西，历时近十个月，行程数千公里，途经今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期间，既有陈兵讲武的千军围猎，又有金戈铁马的激烈征战，既有歌舞喧噪的外交盛典，又有优抚耆老的访风问俗，气势恢弘，声势浩大，可谓亘古罕见。但是，也就是在此西巡途中还曾发生了一场令后世史家、学者困惑难解的灾难性事件，即大斗拔谷事件。据《隋书》卷3《炀帝纪上》记载：
(六月)癸卵(初八)，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
此事件甚为突兀蹊跷，令人困惑。困惑之处就在于已进入旧历六月的盛夏季节，此地何以能冻死士卒太半?以至于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因此否定了《隋书·炀帝纪》在六月经大斗谷遇难的记载。其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曰：
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因此，将此事推后，认定灾难发生在秋七月丁卯(初三)后自张掖返程途中。《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秋七月……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十八九。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此时已至秋季，祁连山区出现这种风雪交加以致冻死人畜的可能性较六月更大。
对于此事件，后世学者也多为关注，或从司马温公，或从现象层面进行阐释，因此，都难以从根本上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我们不为史料所误，结合事发地的天气特点、地理形势和当时的客观情形进行理性的分析，不难解释这一千年谜团。
一、对相关史料的分析
关于这次事件，不同的史书都作了相应的记载和描述。 《隋书》卷3《炀帝纪上》：
(六月)癸卯(初八)，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
《隋书》卷24《食货志》：
其年，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帝驻兵不出，遇天霖雨，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
《北史》卷12《隋本纪下》：
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瞑，与后宫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
《元和郡县图志》卷113《帝王部·巡幸二》：大斗拔谷在(删丹)县南二百里，隋大业五年，炀帝躬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士卒冻馁，死者十六七。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秋七月……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十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大斗拔谷山(凉州)卫西二百里，山甚高。隋大业五年，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多冻馁死者。
对以上史料记载中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些简要分析和考证。
第一，这次事件损失情况，除《隋书·食货志》记载士卒死者“十一二”之外，其他多是“太半”“大半”，甚至“十六七”。按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至少占随从人数的一半。不仅如此，马、驴等牲畜也在劫难逃，死亡“十八九”。至于巡幸所用的大量仪仗物资，肯定是丧失殆尽。如此惨重的人畜死亡事件发生在古代一种非武力战争状态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导致大量人畜死亡的直接原因，以上史料除《隋书·食货志》未直接说明外，都无一例外地点明是由于“冻”或“馁”所致。所以如此，是因为巡幸人马在进入大斗拔谷后遇到了较为反常恶劣的天气变故。
第三，关于事发地段的天气情况，史料中反映出三种不同的描述，即“风霰晦暝”“霖雨”“风雪晦冥”。所谓“霰”者，《辞源》解释说：“本义：雪珠。亦称‘雹’”，是指“在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小冰粒，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出现”。若是，则与《通鉴》所记“风雪晦冥”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差别，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风雪交加。至于所谓“霖雨”，一则是因为在盛夏天气突变，大雪落至近地后很快融化，积水成雨；二则还指这场降水持续时间较长，强度很大。因此，上述不同史书记载的情形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是这一反常天气现象前后变化的不同过程而已。
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常常因为史料的描述不一而陷于是大雪还是大雨的疑惑中，似乎若是“霖雨”，则此事发生在盛夏是毫无疑问的，但又无法完全解释冻死人畜的原因；若是“风雪”，虽可从表面上解释冻死人畜的原因，但又怀疑此事发生在盛夏的可能性，以至于陷于史料所载之不一而最终无法解释这一事件的真相。事实上，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的祁连山区，海拔在3000—5000米之间，处于其中的大斗拔谷海拔在3500米以上，受高原寒冷气候的影响，年平均气温只有2.0—1.5℃，大部地区终年积雪，气候多变。因此，即使是在盛夏，出现这种反常天气现象也并非罕见。故后人诗云：“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又云：“未交八月已飞雪，已尽三春不见花”。贴切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独特的天气征候。1997年7月初，笔者从青海西宁乘车沿国道227线至张掖，此国道大体与当年炀帝西巡线路相同，出大通、过青石咀、经俄堡、人扁都口(即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沿途所历，但见板山纵横、谷壑相连，草原、溪水镶嵌其间。山峰上积雪皑皑，山谷间云雾环绕。车行其间，仿佛置身于高空气流之中。山这边还是阳光明媚、和风习习，山那边却已是乌云压境、雨雪霏霏。从俄堡至扁都口，两山夹峙，群峰叠嶂，山势陡峭，路线迂回曲折，崎岖难行，险隋迭起。谷底冷风飕飕、积水成溪，加有防滑链条的车子虽缓缓而行，但仍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大有如临深渊之感。近年来随着探险旅游的兴起，许多旅游者也在这季节沿此线路寻梦，同样体验到了天气多变、六月飞雪的奇观。
然而，当我们抛开史料所记，掩卷面山而思，仍感此事难解：大斗拔谷虽地处高寒，气温偏低，天气多变，但毕竟是在盛夏，这种天气能冻死那么多人吗?纵使当时巡幸人马事先毫无准备，衣着单薄或突遇风雪无法躲藏和取火，也不会损失如此惨重，更何况还有耐寒力很强的大量牲畜。由此看来，仅 从天气突变这一因素考究此悲惨事件是无法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四，上述史料也提到大斗拔谷的地理形势，即“山路隘险”，人马只能“鱼贯而出”。的确，大斗拔谷的地势相当险峻。它位于民乐县城东南35公里处，是拦腰切断祁连山的一个峡口，海拔3500多米，南通祁连县城博堡，北达甘肃民乐炒面庄。谷长28公里，宽约十余米。古道最窄处，人不能并肩，马不能双辔，险隘深邃。隘谷两侧奇峰耸立，峭壁突兀，两山夹峙，一水中流。道路曲折，湿滑难行。而且，若突发暴雨，很容易发生山洪，导致滑坡和泥石流等。清人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中描述了此道之行的艰险：“贯祁连之中，盛夏积雪，当春不芳，鸟道环崖，载客一轨。途经深涧，流急石多。夏秋骑步均艰，严冬堕指裂肤。”因此，在考察这一悲剧事件时也应当认真考虑这一地理环境因素。
二、大斗拔谷事件之真相
关于大斗拔谷事件悲剧产生的原因，近来于赓哲经过分析后认为，这与巡幸人马产生的高山反应有关，也就是说高山反应是这起事件幕后真正的黑手。他指出：“炀帝的队伍是从河湟谷地来到青海湖北之后翻越大斗拔谷的，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由海拔2300米左右来到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路途上海拔逐渐升高，可能有不少人已经有了病态反应(牲畜也不例外)，在大斗谷又遭遇寒冷风雨，很有可能大规模引发感冒，感冒在高海拔地带往往是致命的疾病，因为此时高原肺水肿会乘虚而入，而年轻男性为此病的高发人群，不少士卒应该就是受此戕害。”此论可谓另辟蹊径，甚有卓识，解古人所未解，发今人所未发，在一般情况下对理解这次事件确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一过程时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其一，炀帝人马从大业五年(609年)三月己巳(初二)离长安西巡河右，过扶凤、经陇西、狄道出临津关渡黄河，于五月已亥(初十)至西平。癸亥(二十七日)大猎于拔延山，庚辰(十五)人长宁谷，度星岭，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之后，从丙戌(二十一日)至甲午(二十九日)与吐谷浑展开决战并大获全胜。六月癸卯(初八)至大斗拔谷。如果从五月已亥(初十)至西平算起至六月癸卯(初八)大斗拔谷遇难，炀帝大队人马在高原地带行进、作战已至少约二十七八天。在这近一月的时间当中，肯定有不少人因体质不同或早或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部队仍在行进、甚至奔袭作战，但史书却没有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记载。当然于先生也指出：“高原(山)反应有个特点，那就是通过适应、习服高原环境，症状会逐渐减轻，这个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短的十日左右，长的可能数十天，而且有个前提条件：此期间应当减少剧烈的体力活动。”据此，炀帝人马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这期间部分患者已逐渐适应、习服；二是部分患者可能因作战等剧烈活动继续加重。若是，在经过大斗拔拔谷时，就不可能出现大部人马高山反应在同一时刻集体爆发而致死亡的现象。
其二，西平至大斗拔谷距离300多公里(不包括迂回作战的路程)，其间要在高原地带翻越数座板山，穿过一系列峡谷，如史书中提到的“拔延山”“长宁谷”“星岭”等。而且这一地区同样地形复杂，气温偏低、天气多变，在长途行进中人马遇到反常寒冷天气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引发感冒使肺水肿乘虚而入而死亡的记载呢?
其三，正如于文中所论述，自南北朝之后，人们虽对高山反应发病机理缺乏认识，但却知道高原地带所谓的“冷瘴”“烟瘴”的危害。因此，《隋书》卷63《樊子盖传》就记载了在炀帝西巡刚入青海后，时任武威太守的樊子盖就“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之事。至于“青木香”能否预防高山反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说明当时炀帝人马对这种高原反应已有戒备，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如御寒衣物、汤药等等还是有可能的，完全不至于遇到风雨阴冷后一下子集体“感冒”，这多少有些过分夸大之嫌。
由此可见，于先生的观点人理但多少有些不人情。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一事件与高山反应无关，高山反应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它绝对不是导致在大斗拔谷人畜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大斗拔谷事件乃是一场在遭遇恶劣天气现象的情况下，在极其险隘难行的山谷间，编队杂乱的大队人马由于惊恐惶乱而造成的大规模严重踩踏事件。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位于祁连山北麓，焉支山西侧的走廊重镇赤乌镇(即永固城)，是南控大斗拔谷隘口的重镇，走出大斗拔谷即可到达此镇。而在炀帝人马从青海湖以北地区向河西走廊行进途中，距离赤乌镇最近的驿站是俄堡岭下的俄堡，二者之间相距60多公里。一般情况下，这是来往客商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炀帝人马早上从俄堡出发，正午以后就已进人峡谷，而这时突然天气骤变，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令人马猝不及防。而且一时间天日“晦暝”，能见度极低，使人难辨东西，加之某些地段可能发生山洪、滑坡等现象，导致人马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躲避。但狭窄的谷底道路曲折，坎坷不平，湍流不息的童子坝河支流沿谷底奔淌。在这样狭窄昏暗的空间里，士卒、宫女、车仗、牲畜乱作一团，前拥后推，互相碰撞，人畜踩踏，导致悲剧大规模发生。史料中所提到的“与从官相失”“与后宫相失”“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等，也隐约反映出这次踩踏的一些特征；而“夜久不逮前营，与军士杂宿山问”，正说明这场灾难发生在下午，劫后余生者未能当日走出大斗拔谷。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次踩踏事故较为严重的原因，除了险恶的天气与地形之外，还与炀帝巡幸人马的编队杂乱有关。关于炀帝巡幸人马的编队，《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三年(607年)六月炀帝北巡榆林时曾有这样的记载：
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帝曰：“善!”
周法尚建议的这一出巡人马编队方法深得炀帝赞赏，恐怕也是炀帝每次出巡的一般形式，这次西巡也概莫能外。这种“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的编队形式对于塞外应对游牧骑兵的突袭，固然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但是，在大斗拔谷这样险隘的空间行进却成为加剧灾难的一个巨大隐患。可以想见，这样一支军士、六宫及百官家属混杂的队伍，一方面在突遇险情后， 很难统一调度和指挥，极易造成很大的混乱；另一方面战马、车仗、橐甲辎重混杂其间，猝然生变，战马惊恐，狂奔乱踩，车撵难驭，肆意辗轧，辎重任弃，形同障碍。在此状态下，造成大规模的人畜伤亡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这次事件是由险恶天气、地理及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场较大规模的踩踏灾难。史料记录只是强调了引发灾难的恶劣天气现象以及损失的情况，并为在盛夏出现这样“反常”的天气现象而感不解，遂将损失归结于因风雪寒冷所致，从而忽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惨剧，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为史料所误对此事件难以真正作出合理解释的原因所在。
三、炀帝返程路线的补正
关于炀帝西巡的路线，《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均有相关记载，大体而言，二书虽具体事件史料互有详略，但炀帝自东都起程西巡至张掖的行程路线基本是清楚的。即洛阳——长安——扶风——陇西——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星岭——浩——大斗拔谷一张掖。但对于从张掖返程的情况二书均未有详尽说明，唯《通鉴》曰“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示意此行是原道返回。如前所述，《通鉴》所以如此，是因为怀疑《隋纪》所载六月经大斗拔谷遇大雪而将此事后推至七月后从张掖返回的途中，这样，过大斗拔谷的时间就成了秋季，冻死人畜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就变为炀帝人马再次穿越大斗拔谷而从原路返京。
在这里，当我们分析了大斗拔谷地区六月天气多变的特点，揭示了大斗拔谷事件的真相后，可以看出《通鉴》的记载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对此，于先生已作了合理的分析，认为《通鉴》所记炀帝从原路返程是舍近求远，于理不通，毫无意义，并引炀帝与武威太守樊子的一段对话来作为其观点的“有力辅助”，证明炀帝返回时是从张掖向东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京城的。笔者赞同于先生的分析，但深感仅凭这一条材料还不能完全说明这一问题，因为这一材料本身存有一些歧义。于文引《隋书》卷63《樊子盖传》：
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赐之口味百馀斛，又下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
从这段材料看，炀帝在西巡途中确实接见过樊子盖，但具体时间和地点较为含糊不清。“及帝还”一句，虽可以理解为炀帝从张掖东返时经武威再次召见樊子盖，并予以褒奖；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樊子盖至青海献青木香后没有返回武威而是一直陪同炀帝越大斗拔谷至张掖，在炀帝准备离返京时的对话。因此，必须用其他事实和材料与之相辅助，才可证明炀帝是从张掖向东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京城的。
首先，从炀帝至张掖后的活动看，《隋书·食货志》、《隋书·裴矩传》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炀帝登临燕支山接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举行盛大庆典之事。据《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壬子(十七日)，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厨，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燕支山，又名焉支山、胭脂山、大黄山等，位于今山丹县城东南约60公里处，是古代河西甘、凉二州分界线。《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焉支山(山丹)卫东南百二十里。旧《志》云：在番禾县界。汉元狩二年，霍去病击匈奴，过燕支山千余里。匈奴既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是也。隋大业五年，炀帝伐吐谷浑，还出张掖，至燕支山。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
炀帝选择在燕支山举行大典会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其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此山地处张掖与武威之间，以便“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以示中国之盛”。此外，是否还与西汉武帝在此处打败匈奴，迫使浑邪、休屠二王投降使其“无颜色”，从而以此震慑西域各国有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从地理位置上讲，燕支山在张掖东南约120公里处(山丹在张掖东60公里)，离武威约160多公里。炀帝从张掖至燕支山举行大典后，肯定继续沿走廊向东回京，若再返回张掖沿大斗谷原路而回，这完全不符合一般情理。
其次，1979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了一块唐天宝年间(742--755年)的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第6行至第20行记述凉州番和县北御山谷中瑞相寺的历史，其中云：
开皇九年(590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瑞相)寺礼拜。大业五年(609年)炀帝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
番和在今永昌县城西十公里水磨关附近，瑞相寺就坐落在其北十余里风景秀丽的御山峡谷之中。番和西距山丹东南之燕支山约六七十公里，东距武威近百公里。炀帝在燕支山举行大典后，又继续向东至番和县境，瞻仰御山瑞像寺并改名。
这些事实说明，炀帝从张掖返京时并不是如《资治通鉴》所言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河西走廊向东，一路登临燕支山，过番和瞻仰御山瑞像寺，又经武威接见太守樊子盖，然后渡河返京。
[责任编辑 杨莲霞]
[关键词]隋炀帝，西巡，大斗拔谷，河西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5-0027—05
大业五年(605年)，隋炀帝西巡青海、河西，历时近十个月，行程数千公里，途经今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期间，既有陈兵讲武的千军围猎，又有金戈铁马的激烈征战，既有歌舞喧噪的外交盛典，又有优抚耆老的访风问俗，气势恢弘，声势浩大，可谓亘古罕见。但是，也就是在此西巡途中还曾发生了一场令后世史家、学者困惑难解的灾难性事件，即大斗拔谷事件。据《隋书》卷3《炀帝纪上》记载：
(六月)癸卵(初八)，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
此事件甚为突兀蹊跷，令人困惑。困惑之处就在于已进入旧历六月的盛夏季节，此地何以能冻死士卒太半?以至于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因此否定了《隋书·炀帝纪》在六月经大斗谷遇难的记载。其在《资治通鉴考异》中曰：
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因此，将此事推后，认定灾难发生在秋七月丁卯(初三)后自张掖返程途中。《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秋七月……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十八九。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此时已至秋季，祁连山区出现这种风雪交加以致冻死人畜的可能性较六月更大。
对于此事件，后世学者也多为关注，或从司马温公，或从现象层面进行阐释，因此，都难以从根本上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我们不为史料所误，结合事发地的天气特点、地理形势和当时的客观情形进行理性的分析，不难解释这一千年谜团。
一、对相关史料的分析
关于这次事件，不同的史书都作了相应的记载和描述。 《隋书》卷3《炀帝纪上》：
(六月)癸卯(初八)，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
《隋书》卷24《食货志》：
其年，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帝驻兵不出，遇天霖雨，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
《北史》卷12《隋本纪下》：
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瞑，与后宫相失。士卒冻死者大半。
《元和郡县图志》卷113《帝王部·巡幸二》：大斗拔谷在(删丹)县南二百里，隋大业五年，炀帝躬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士卒冻馁，死者十六七。
《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秋七月……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十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
《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大斗拔谷山(凉州)卫西二百里，山甚高。隋大业五年，伐吐谷浑，自张掖东还。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士多冻馁死者。
对以上史料记载中所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作一些简要分析和考证。
第一，这次事件损失情况，除《隋书·食货志》记载士卒死者“十一二”之外，其他多是“太半”“大半”，甚至“十六七”。按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至少占随从人数的一半。不仅如此，马、驴等牲畜也在劫难逃，死亡“十八九”。至于巡幸所用的大量仪仗物资，肯定是丧失殆尽。如此惨重的人畜死亡事件发生在古代一种非武力战争状态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导致大量人畜死亡的直接原因，以上史料除《隋书·食货志》未直接说明外，都无一例外地点明是由于“冻”或“馁”所致。所以如此，是因为巡幸人马在进入大斗拔谷后遇到了较为反常恶劣的天气变故。
第三，关于事发地段的天气情况，史料中反映出三种不同的描述，即“风霰晦暝”“霖雨”“风雪晦冥”。所谓“霰”者，《辞源》解释说：“本义：雪珠。亦称‘雹’”，是指“在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小冰粒，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出现”。若是，则与《通鉴》所记“风雪晦冥”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差别，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风雪交加。至于所谓“霖雨”，一则是因为在盛夏天气突变，大雪落至近地后很快融化，积水成雨；二则还指这场降水持续时间较长，强度很大。因此，上述不同史书记载的情形看似不同，其实并不矛盾，只不过是这一反常天气现象前后变化的不同过程而已。
在以往的讨论中，人们常常因为史料的描述不一而陷于是大雪还是大雨的疑惑中，似乎若是“霖雨”，则此事发生在盛夏是毫无疑问的，但又无法完全解释冻死人畜的原因；若是“风雪”，虽可从表面上解释冻死人畜的原因，但又怀疑此事发生在盛夏的可能性，以至于陷于史料所载之不一而最终无法解释这一事件的真相。事实上，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边缘地带的祁连山区，海拔在3000—5000米之间，处于其中的大斗拔谷海拔在3500米以上，受高原寒冷气候的影响，年平均气温只有2.0—1.5℃，大部地区终年积雪，气候多变。因此，即使是在盛夏，出现这种反常天气现象也并非罕见。故后人诗云：“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又云：“未交八月已飞雪，已尽三春不见花”。贴切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独特的天气征候。1997年7月初，笔者从青海西宁乘车沿国道227线至张掖，此国道大体与当年炀帝西巡线路相同，出大通、过青石咀、经俄堡、人扁都口(即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沿途所历，但见板山纵横、谷壑相连，草原、溪水镶嵌其间。山峰上积雪皑皑，山谷间云雾环绕。车行其间，仿佛置身于高空气流之中。山这边还是阳光明媚、和风习习，山那边却已是乌云压境、雨雪霏霏。从俄堡至扁都口，两山夹峙，群峰叠嶂，山势陡峭，路线迂回曲折，崎岖难行，险隋迭起。谷底冷风飕飕、积水成溪，加有防滑链条的车子虽缓缓而行，但仍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大有如临深渊之感。近年来随着探险旅游的兴起，许多旅游者也在这季节沿此线路寻梦，同样体验到了天气多变、六月飞雪的奇观。
然而，当我们抛开史料所记，掩卷面山而思，仍感此事难解：大斗拔谷虽地处高寒，气温偏低，天气多变，但毕竟是在盛夏，这种天气能冻死那么多人吗?纵使当时巡幸人马事先毫无准备，衣着单薄或突遇风雪无法躲藏和取火，也不会损失如此惨重，更何况还有耐寒力很强的大量牲畜。由此看来，仅 从天气突变这一因素考究此悲惨事件是无法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四，上述史料也提到大斗拔谷的地理形势，即“山路隘险”，人马只能“鱼贯而出”。的确，大斗拔谷的地势相当险峻。它位于民乐县城东南35公里处，是拦腰切断祁连山的一个峡口，海拔3500多米，南通祁连县城博堡，北达甘肃民乐炒面庄。谷长28公里，宽约十余米。古道最窄处，人不能并肩，马不能双辔，险隘深邃。隘谷两侧奇峰耸立，峭壁突兀，两山夹峙，一水中流。道路曲折，湿滑难行。而且，若突发暴雨，很容易发生山洪，导致滑坡和泥石流等。清人陶保廉在其《辛卯侍行记》中描述了此道之行的艰险：“贯祁连之中，盛夏积雪，当春不芳，鸟道环崖，载客一轨。途经深涧，流急石多。夏秋骑步均艰，严冬堕指裂肤。”因此，在考察这一悲剧事件时也应当认真考虑这一地理环境因素。
二、大斗拔谷事件之真相
关于大斗拔谷事件悲剧产生的原因，近来于赓哲经过分析后认为，这与巡幸人马产生的高山反应有关，也就是说高山反应是这起事件幕后真正的黑手。他指出：“炀帝的队伍是从河湟谷地来到青海湖北之后翻越大斗拔谷的，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由海拔2300米左右来到海拔30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路途上海拔逐渐升高，可能有不少人已经有了病态反应(牲畜也不例外)，在大斗谷又遭遇寒冷风雨，很有可能大规模引发感冒，感冒在高海拔地带往往是致命的疾病，因为此时高原肺水肿会乘虚而入，而年轻男性为此病的高发人群，不少士卒应该就是受此戕害。”此论可谓另辟蹊径，甚有卓识，解古人所未解，发今人所未发，在一般情况下对理解这次事件确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然而，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一过程时仍然存在诸多疑问。
其一，炀帝人马从大业五年(609年)三月己巳(初二)离长安西巡河右，过扶凤、经陇西、狄道出临津关渡黄河，于五月已亥(初十)至西平。癸亥(二十七日)大猎于拔延山，庚辰(十五)人长宁谷，度星岭，宴群臣于金山之上。之后，从丙戌(二十一日)至甲午(二十九日)与吐谷浑展开决战并大获全胜。六月癸卯(初八)至大斗拔谷。如果从五月已亥(初十)至西平算起至六月癸卯(初八)大斗拔谷遇难，炀帝大队人马在高原地带行进、作战已至少约二十七八天。在这近一月的时间当中，肯定有不少人因体质不同或早或晚出现高山反应，而且部队仍在行进、甚至奔袭作战，但史书却没有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记载。当然于先生也指出：“高原(山)反应有个特点，那就是通过适应、习服高原环境，症状会逐渐减轻，这个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短的十日左右，长的可能数十天，而且有个前提条件：此期间应当减少剧烈的体力活动。”据此，炀帝人马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在这期间部分患者已逐渐适应、习服；二是部分患者可能因作战等剧烈活动继续加重。若是，在经过大斗拔拔谷时，就不可能出现大部人马高山反应在同一时刻集体爆发而致死亡的现象。
其二，西平至大斗拔谷距离300多公里(不包括迂回作战的路程)，其间要在高原地带翻越数座板山，穿过一系列峡谷，如史书中提到的“拔延山”“长宁谷”“星岭”等。而且这一地区同样地形复杂，气温偏低、天气多变，在长途行进中人马遇到反常寒冷天气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那么，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引发感冒使肺水肿乘虚而入而死亡的记载呢?
其三，正如于文中所论述，自南北朝之后，人们虽对高山反应发病机理缺乏认识，但却知道高原地带所谓的“冷瘴”“烟瘴”的危害。因此，《隋书》卷63《樊子盖传》就记载了在炀帝西巡刚入青海后，时任武威太守的樊子盖就“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之事。至于“青木香”能否预防高山反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说明当时炀帝人马对这种高原反应已有戒备，做一些必要的物质准备，如御寒衣物、汤药等等还是有可能的，完全不至于遇到风雨阴冷后一下子集体“感冒”，这多少有些过分夸大之嫌。
由此可见，于先生的观点人理但多少有些不人情。不过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一事件与高山反应无关，高山反应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它绝对不是导致在大斗拔谷人畜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大斗拔谷事件乃是一场在遭遇恶劣天气现象的情况下，在极其险隘难行的山谷间，编队杂乱的大队人马由于惊恐惶乱而造成的大规模严重踩踏事件。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分析：
位于祁连山北麓，焉支山西侧的走廊重镇赤乌镇(即永固城)，是南控大斗拔谷隘口的重镇，走出大斗拔谷即可到达此镇。而在炀帝人马从青海湖以北地区向河西走廊行进途中，距离赤乌镇最近的驿站是俄堡岭下的俄堡，二者之间相距60多公里。一般情况下，这是来往客商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炀帝人马早上从俄堡出发，正午以后就已进人峡谷，而这时突然天气骤变，狂风暴雨扑面而来，令人马猝不及防。而且一时间天日“晦暝”，能见度极低，使人难辨东西，加之某些地段可能发生山洪、滑坡等现象，导致人马惊慌失措，争相逃命躲避。但狭窄的谷底道路曲折，坎坷不平，湍流不息的童子坝河支流沿谷底奔淌。在这样狭窄昏暗的空间里，士卒、宫女、车仗、牲畜乱作一团，前拥后推，互相碰撞，人畜踩踏，导致悲剧大规模发生。史料中所提到的“与从官相失”“与后宫相失”“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等，也隐约反映出这次踩踏的一些特征；而“夜久不逮前营，与军士杂宿山问”，正说明这场灾难发生在下午，劫后余生者未能当日走出大斗拔谷。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次踩踏事故较为严重的原因，除了险恶的天气与地形之外，还与炀帝巡幸人马的编队杂乱有关。关于炀帝巡幸人马的编队，《资治通鉴》卷180大业三年(607年)六月炀帝北巡榆林时曾有这样的记载：
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宫，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相属，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长，难以相救，虽有故事，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若有变起，所当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万一不捷，屯营自守，臣谓此万全之策也。”帝曰：“善!”
周法尚建议的这一出巡人马编队方法深得炀帝赞赏，恐怕也是炀帝每次出巡的一般形式，这次西巡也概莫能外。这种“结为方陈，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属并在其内”的编队形式对于塞外应对游牧骑兵的突袭，固然能起到很好的防御作用。但是，在大斗拔谷这样险隘的空间行进却成为加剧灾难的一个巨大隐患。可以想见，这样一支军士、六宫及百官家属混杂的队伍，一方面在突遇险情后， 很难统一调度和指挥，极易造成很大的混乱；另一方面战马、车仗、橐甲辎重混杂其间，猝然生变，战马惊恐，狂奔乱踩，车撵难驭，肆意辗轧，辎重任弃，形同障碍。在此状态下，造成大规模的人畜伤亡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这次事件是由险恶天气、地理及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场较大规模的踩踏灾难。史料记录只是强调了引发灾难的恶劣天气现象以及损失的情况，并为在盛夏出现这样“反常”的天气现象而感不解，遂将损失归结于因风雪寒冷所致，从而忽视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发生的惨剧，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为史料所误对此事件难以真正作出合理解释的原因所在。
三、炀帝返程路线的补正
关于炀帝西巡的路线，《隋书·炀帝纪》和《资治通鉴》均有相关记载，大体而言，二书虽具体事件史料互有详略，但炀帝自东都起程西巡至张掖的行程路线基本是清楚的。即洛阳——长安——扶风——陇西——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星岭——浩——大斗拔谷一张掖。但对于从张掖返程的情况二书均未有详尽说明，唯《通鉴》曰“车驾东还，经大斗拔谷”，示意此行是原道返回。如前所述，《通鉴》所以如此，是因为怀疑《隋纪》所载六月经大斗拔谷遇大雪而将此事后推至七月后从张掖返回的途中，这样，过大斗拔谷的时间就成了秋季，冻死人畜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就变为炀帝人马再次穿越大斗拔谷而从原路返京。
在这里，当我们分析了大斗拔谷地区六月天气多变的特点，揭示了大斗拔谷事件的真相后，可以看出《通鉴》的记载显然不符合历史真实。对此，于先生已作了合理的分析，认为《通鉴》所记炀帝从原路返程是舍近求远，于理不通，毫无意义，并引炀帝与武威太守樊子的一段对话来作为其观点的“有力辅助”，证明炀帝返回时是从张掖向东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京城的。笔者赞同于先生的分析，但深感仅凭这一条材料还不能完全说明这一问题，因为这一材料本身存有一些歧义。于文引《隋书》卷63《樊子盖传》：
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鄣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赐之口味百馀斛，又下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
从这段材料看，炀帝在西巡途中确实接见过樊子盖，但具体时间和地点较为含糊不清。“及帝还”一句，虽可以理解为炀帝从张掖东返时经武威再次召见樊子盖，并予以褒奖；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樊子盖至青海献青木香后没有返回武威而是一直陪同炀帝越大斗拔谷至张掖，在炀帝准备离返京时的对话。因此，必须用其他事实和材料与之相辅助，才可证明炀帝是从张掖向东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到京城的。
首先，从炀帝至张掖后的活动看，《隋书·食货志》、《隋书·裴矩传》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炀帝登临燕支山接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举行盛大庆典之事。据《资治通鉴》卷181大业五年七月条：
壬子(十七日)，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厨，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
燕支山，又名焉支山、胭脂山、大黄山等，位于今山丹县城东南约60公里处，是古代河西甘、凉二州分界线。《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
焉支山(山丹)卫东南百二十里。旧《志》云：在番禾县界。汉元狩二年，霍去病击匈奴，过燕支山千余里。匈奴既失此山，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是也。隋大业五年，炀帝伐吐谷浑，还出张掖，至燕支山。高昌、伊吾及西域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
炀帝选择在燕支山举行大典会见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其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此山地处张掖与武威之间，以便“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以示中国之盛”。此外，是否还与西汉武帝在此处打败匈奴，迫使浑邪、休屠二王投降使其“无颜色”，从而以此震慑西域各国有关，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从地理位置上讲，燕支山在张掖东南约120公里处(山丹在张掖东60公里)，离武威约160多公里。炀帝从张掖至燕支山举行大典后，肯定继续沿走廊向东回京，若再返回张掖沿大斗谷原路而回，这完全不符合一般情理。
其次，1979年5月甘肃武威出土了一块唐天宝年间(742--755年)的石碑《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碑文第6行至第20行记述凉州番和县北御山谷中瑞相寺的历史，其中云：
开皇九年(590年)凉州总管燕国公诣(瑞相)寺礼拜。大业五年(609年)炀帝驾还幸之，改为感通寺。
番和在今永昌县城西十公里水磨关附近，瑞相寺就坐落在其北十余里风景秀丽的御山峡谷之中。番和西距山丹东南之燕支山约六七十公里，东距武威近百公里。炀帝在燕支山举行大典后，又继续向东至番和县境，瞻仰御山瑞像寺并改名。
这些事实说明，炀帝从张掖返京时并不是如《资治通鉴》所言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河西走廊向东，一路登临燕支山，过番和瞻仰御山瑞像寺，又经武威接见太守樊子盖，然后渡河返京。
[责任编辑 杨莲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