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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在新的政策背景下，已经说了几十年的“减负”需要有新的解决方式，为此，多个省市制定中小学生减负的相关政策。谁料，政策文本一面世，各方反应各不相同。近日，一篇名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刷屏，文中列举了南京正在进行的为中小学生减负的政策，最终却得出了“减负=制造学渣”这样一个让人“惊悚”的结论。
减负是个真问题
为中小学生减负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应的原因在于不少人认为减负不利于孩子成才，把减负等同于不让孩子努力拼学业，甚至有一些人在没有对日本的教育完整了解的情况下宣称日本曾经实施的减负导致教育失败，以此来渲染氛围反对减负。
是否需要减负的依据在于中国学生究竟有多少学业负担，有没有阻碍学生成长发展和身心健康的负担，如果有，减负就不仅要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现实生活中，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的问题随处都有感知，各种国际比较也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学习时间过长、学习效率较低、户外活动过少、合作能力不足、身体状况较差、近视率特别高且还在增高等，这些都表明：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减负是个真问题，是个必须下大决心解决的问题。
为孩子减负，家长缘何不“买账”？减负喊了几十年，为何仍跳不出“怪圈”？纵观中国教育改革多年，都是在局部时段、局部领域解决局部问题，缺乏从整个教育体系和人的终身成长发展视角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才没能得以根治，反而造成了评价标准越来越单一、评价权越来越集中。要從根本上为孩子们减负，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多方形成合力。想要实现更深层的减负，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制度改革上，招生机制和评价管理机制的改革也要同行。
找准病因，推进多元教育评价体系
几十年来，关于减负的文件发过一堆，近几年文件下发更加密集，但学生负担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呈逐年增加态势，这说明过去那些减负措施，包括整治培训机构、不能超纲超前教学，没有找到关键点，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效果也没有得到社会认可。
首先要判断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哪里。经过系统分析不难发现，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于依据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进行升学选拔，出一点问题就进一步上收评价管理权，使得管理评价的权力过度集中，集权管理评价理念根深蒂固。虽然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来修正这一问题，但实际上还是在用各种措施细化、强化和修补原有的管理体制。在这样的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之下，学生只有分数考得更高，才能进更好的学校。这就使得所有学生都必须比拼单一标准下的考试分数，从而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综观当下，孩子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单一的考试评价标准之间形成矛盾、冲突，即考试评价的权力过于集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与学生天性多样性之间的相违才是学生负担重的根源所在。教育评价多元和自主选择是减负的治本之策。在多元自主评价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我发展，减少学习的被动性带来的负担过重。
同时，可以实施分级评价。在评价一名学生时，学校教师占一定权重，学生所毕业的学校和招生的学校也占一定权重。毕业学校与招生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可以相互检验，让评价更接近于真实，更接近于学生学业的原本状况。
招考分离是建立多元评价招生模式的第一步
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中小学减负要迈出最关键、最有效的一步就是要完整地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确定的“招考分离”。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完整表述了“招考分离”。但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招考分离”被抽掉了，于是体制性弊端和按高低分数排队这些老问题没得到解决，反而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浙江和上海招生改革试点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未能将招考分离纳入高考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不能抽象地谈减负，而是要找一个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通道。实现“招考分离”以后，中国现有两千多所大学每所学校招生都有自己的诉求，多样的诉求构成其招生的标准，实际上就有了两千多种标准，这样就跟学生多样性的天性更趋吻合，学生就没有必要跟着单一的考试评价标准去比拼。有了多元评价标准，学生就会拥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相信只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学习去发展，将来总有一种标准是符合自己的发展的，学习的自主性就会大大增强，负担自然减轻。
以与我国文化接近的日本为例，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可以说是统一性与灵活多样性并存的。日本有文部科学省举行的中心考试，另外还有三类考试可以作为学生进入大学的参考依据，也有各大学的个别考试，评价标准多样使得学生的负担相对较轻。如果能够实现“招考分离”，将统一考试作为一种参考依据，而不是分分计较，那么学生负担就会很大程度减轻，减负就能有效落实到位。因此，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多元招生模式，不能单纯以考试分数来评价学生。只有完整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减负才能走出稳妥有效的步子，既使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学校也可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自身条件办出特色教育。
多方合力，各司其职
减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
首先，家长要树立长远的、关照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观。要对孩子有理性的判断，不要给他们太多课业和排名上的压力。当用同一标准进行要求、用相同内容进行测试时，总会有学生在前、有学生在后。孩子的人生本应是多姿多彩的，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不应无视孩子的天性，只关注读书、升学这一件事。
其次，政府和学校在办教育中要“各司其职”。舆论关切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主管部门就印发政策回应一下的模式显示收效不佳，没人跟进。行政权力应尽可能减少对教育的干预以及过度集中管理。要划清政府和学校的边界，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尊重和信任专业的教育人员，真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当事人有当事权，让决策来源于专业判断而非行政领导的拍脑袋。
再次，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办出各有特色的多样化学校。不要搞过于频繁的考试和排名，它会严重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教学本身当然需要评价伴随，但频次适度、标准多样的评价才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过程，多则必滥，对师生造成过度且不必要的干扰。
减负不能“花拳绣腿”，也不能“单打独斗”。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与根本，总是玩文字游戏，不会有太大起色。评价权力集中的坚冰不破，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中，用行政手段进行减负，还是会陷入执行难的怪圈，不可能让学生真正轻松下来。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香玉
减负是个真问题
为中小学生减负在社会上引起不同反应的原因在于不少人认为减负不利于孩子成才，把减负等同于不让孩子努力拼学业，甚至有一些人在没有对日本的教育完整了解的情况下宣称日本曾经实施的减负导致教育失败，以此来渲染氛围反对减负。
是否需要减负的依据在于中国学生究竟有多少学业负担，有没有阻碍学生成长发展和身心健康的负担，如果有，减负就不仅要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现实生活中，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的问题随处都有感知，各种国际比较也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学习时间过长、学习效率较低、户外活动过少、合作能力不足、身体状况较差、近视率特别高且还在增高等，这些都表明：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减负是个真问题，是个必须下大决心解决的问题。
为孩子减负，家长缘何不“买账”？减负喊了几十年，为何仍跳不出“怪圈”？纵观中国教育改革多年，都是在局部时段、局部领域解决局部问题，缺乏从整个教育体系和人的终身成长发展视角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学生学业负担问题才没能得以根治，反而造成了评价标准越来越单一、评价权越来越集中。要從根本上为孩子们减负，需要政府、学校、家庭多方形成合力。想要实现更深层的减负，不能仅仅停留在考试制度改革上，招生机制和评价管理机制的改革也要同行。
找准病因，推进多元教育评价体系
几十年来，关于减负的文件发过一堆，近几年文件下发更加密集，但学生负担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呈逐年增加态势，这说明过去那些减负措施，包括整治培训机构、不能超纲超前教学，没有找到关键点，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效果也没有得到社会认可。
首先要判断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哪里。经过系统分析不难发现，学生负担重的根源在于依据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进行升学选拔，出一点问题就进一步上收评价管理权，使得管理评价的权力过度集中，集权管理评价理念根深蒂固。虽然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制定了很多政策来修正这一问题，但实际上还是在用各种措施细化、强化和修补原有的管理体制。在这样的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之下，学生只有分数考得更高，才能进更好的学校。这就使得所有学生都必须比拼单一标准下的考试分数，从而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综观当下，孩子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与单一的考试评价标准之间形成矛盾、冲突，即考试评价的权力过于集中、评价标准过于单一与学生天性多样性之间的相违才是学生负担重的根源所在。教育评价多元和自主选择是减负的治本之策。在多元自主评价下，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我发展，减少学习的被动性带来的负担过重。
同时，可以实施分级评价。在评价一名学生时，学校教师占一定权重，学生所毕业的学校和招生的学校也占一定权重。毕业学校与招生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可以相互检验，让评价更接近于真实，更接近于学生学业的原本状况。
招考分离是建立多元评价招生模式的第一步
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中小学减负要迈出最关键、最有效的一步就是要完整地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确定的“招考分离”。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完整表述了“招考分离”。但在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招考分离”被抽掉了，于是体制性弊端和按高低分数排队这些老问题没得到解决，反而又产生了不少新问题。浙江和上海招生改革试点表现出的诸多问题，未能将招考分离纳入高考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不能抽象地谈减负，而是要找一个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通道。实现“招考分离”以后，中国现有两千多所大学每所学校招生都有自己的诉求，多样的诉求构成其招生的标准，实际上就有了两千多种标准，这样就跟学生多样性的天性更趋吻合，学生就没有必要跟着单一的考试评价标准去比拼。有了多元评价标准，学生就会拥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相信只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学习去发展，将来总有一种标准是符合自己的发展的，学习的自主性就会大大增强，负担自然减轻。
以与我国文化接近的日本为例，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可以说是统一性与灵活多样性并存的。日本有文部科学省举行的中心考试，另外还有三类考试可以作为学生进入大学的参考依据，也有各大学的个别考试，评价标准多样使得学生的负担相对较轻。如果能够实现“招考分离”，将统一考试作为一种参考依据，而不是分分计较，那么学生负担就会很大程度减轻，减负就能有效落实到位。因此，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多元招生模式，不能单纯以考试分数来评价学生。只有完整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减负才能走出稳妥有效的步子，既使学生拥有更大的学习自主权，学校也可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和自身条件办出特色教育。
多方合力，各司其职
减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多方合作、共同努力。
首先，家长要树立长远的、关照孩子终身发展的教育观。要对孩子有理性的判断，不要给他们太多课业和排名上的压力。当用同一标准进行要求、用相同内容进行测试时，总会有学生在前、有学生在后。孩子的人生本应是多姿多彩的，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不应无视孩子的天性，只关注读书、升学这一件事。
其次，政府和学校在办教育中要“各司其职”。舆论关切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主管部门就印发政策回应一下的模式显示收效不佳，没人跟进。行政权力应尽可能减少对教育的干预以及过度集中管理。要划清政府和学校的边界，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尊重和信任专业的教育人员，真正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当事人有当事权，让决策来源于专业判断而非行政领导的拍脑袋。
再次，学校要为学生提供展示才能的舞台，办出各有特色的多样化学校。不要搞过于频繁的考试和排名，它会严重摧毁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教学本身当然需要评价伴随，但频次适度、标准多样的评价才有利于改善学生的学习过程，多则必滥，对师生造成过度且不必要的干扰。
减负不能“花拳绣腿”，也不能“单打独斗”。没有触及问题的症结与根本，总是玩文字游戏，不会有太大起色。评价权力集中的坚冰不破，在单一的评价体系中，用行政手段进行减负，还是会陷入执行难的怪圈，不可能让学生真正轻松下来。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