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的门口是一条笔直的柏油马路，两旁凤凰木夹荫。夏天，海风捋下许多花瓣，让人不忍一步步踩下。我的中学时代就是笼在这一片花雨红殷殷的梦中。
　　我哭过、恼过，在学校的合唱队领唱过，在恶作剧之后前仰后合地大笑过……等我进入中年后回想那种种经历，却有一件小事，像一只小铃，轻轻然而分外清晰地在记忆中摇响。
　　初一时，我们有那么多学科，只要把功课表上所有的课程加起来就够吓人的，有十一门课。当然，包括体育和周会。仅那个绷开线的大书包，就把我们勒得跟登山运动员那样善于负重。我私下又加了近十门课：看电影、读小说、钓鱼、上树……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把读书当玩了，还是把玩当作读书。
　　学校规定，除了周末晚上，学生们不许看电影。老师们要以身作则，所以每当我大摇大摆屡屡犯规，都没有被当场逮住。
　　英语学期考试前夕，是星期天晚上，我找了另外三个女同学去电影院看当时极轰动的《五朵金花》。我们咂着冰棍儿东张西望，一下望见了我们的英语老师和她的男朋友。他们在找座位。我努力想推测她看见了我们没有，因为她的脸那么红，红得那么好看，她身后的那位高大的男生比我们的班主任长得还神气。
　　电影还没散场，我身边的三个座位一个接一个空了。我的三个“同谋犯”或者由于考试的威胁，或者良心的谴责，把决心坚持到底的我撂在一片惴惴然的黑暗之中。
　　在出口处，我和林老师悄悄对望了一眼。我撮起嘴唇，学吹一支电影里的小曲。在那一瞬间，我觉得她一定觉得歉疚。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老外婆舍不得开电灯。守着一盏捻小了的油灯打瞌睡，却不忍叫醒我起来早读。我顿足大呼，只好一路长跑，幸好离上课时间还有十分钟。
　　翻开书，眼前像骑自行车在最拥挤的中山路，脑子立即做出判断，哪儿人多，哪儿有空档可以穿行，自然而然有了选择。我先复习状语、定语、谓语这些最枯燥的难点，然后是背单词。上课铃响了，b-e-a-u-t-i-f-u-l，beautiful ，美丽的。“起立！”“坐下。”赶快，再背一个。老师讲话都没听见，全班至少有一半人嘴里像我一样咕噜咕噜。
　　考卷发下来，我发疯似地赶着写，趁刚才从书上复印到脑子的字母还新鲜，把它们像活泼的鸭群全撵到纸上去。这期间，林老师在我身旁走动的次数比往常多，停留的时间似乎格外长。以致我和她，说不准谁先扛不住，就那样背过气去。
　　成绩发下来，你猜多少分？一百一十三分！真的，附加两题，每题十分，我全做出来了。虽然beautiful 这个单词还是错了，被狠狠扣了七分，从此我也把这个叛逃的单词狠狠揪住了。
　　那一天，别提走路时我的膝盖抬得有多高。
　　慢！
　　过几天是考后评卷，我那林老师先把我一通夸，然后要我到黑板示范，才答一题，我便像根木桩戳在讲台边不动了。她微笑着，惊讶地，仿佛真不明白似的，在五十双眼睛前面，把我刚刚得了全班第一名的考卷，重新逐条考过。你猜，重打的分数是多少？四十七分。
　　课后，林老师来教室门口等我，递给我成绩单，英语一栏上，仍然是叫人不敢正视的“优”。 她先说：“你的强记能力，连我也自叹不如。以前，我在这一方面也是很受我的老师称赞的。”沉默了一会儿，只听见一群相思鸟在教室外的老榕树上幸灾乐祸。她又说：“要是你总是这么糟蹋它，有一天，它也会疲劳的。那时，你的脑子里还剩了些什么？”还是那条林荫道，老师纤细的手沉甸甸地搁在我瘦小的肩上。她送我到公园那个拐弯处，我不禁回头深深望了她一眼。星子正从她的身后川流成为夜空，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一颗最亮的星星，在记忆的银河中，我的老师。
　　（摘自《舒婷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