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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主导、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特点显著，相当部分流转土地的“接盘手”，是城市工商企业主和县、镇、村三级干部，或者是他们与本地种养大户的联合体。
作为我国“三农”政策重心之一，农村土地流转在广东如火如荼。土地流转的强劲东风把城市工商资本刮进农业领域，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的聚集，激发了广东农业全链条变革，农业利润、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
笔者调研发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主导、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特点显著，相当部分流转土地的“接盘手”，是城市工商企业主和县、镇、村三级干部，或者是他们与本地种养大户的联合体。在此期间，应警惕下乡资本对农民小散户产生的挤出效应。
资本下乡弥补农村历史欠账
据广东省农业厅统计，目前，广东省农村土地呈现“三分天下”状况：三分之一已实现流转，规模达800万亩；三分之一客观环境条件不适合连片种养，难以流转；还有三分之一尚可流转。伴随着资本及知识强势下乡，“三农”历史欠账得到极大弥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和现代化率迅速提高。
广东的土地流转并不是“一户农民承包几户的地”那样的简单加减法。流转连片的土地，承租经营者采用企业化、工厂化经营方式，投入巨大的启动资金，平整成片，改水改土，从机耕、灌溉等硬件设施，到种苗和养殖、管理技术，全面改造升级，经营品种以经济作物和禽畜养殖为主，资金投入强度动辄以百万元、千万元计，并非一般“农村种养大户”可以企及，而往往依赖于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资本所有者有的是外来企业家，有的是外出经商的本地乡亲。
流转经营3000余亩的广东省湛江市下辖廉江市良垌镇中塘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全王新说：“土地整理连片、机耕设施、水肥一体化灌溉，都是刚性投资，是投资农业的起步阶段。”土地流转合同一签订，田间第一个景象就是大量农机进场。
资本强势下乡，“三农”历史欠账得到极大弥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和现代化率迅速提高。2010～2015年，广东农业科技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提高了10.7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全省水稻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67%。新科技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实践和应用。
伴随资本下乡的是知识强势下乡。拥有大学学历，到过美国、以色列等地考察农业技术，也是广东下乡投资者的“流行标配”。他们给农村带去种养生态化、管理精细化、产品高档化的理论和实践。
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创始人邹子龙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合伙承租经营300亩土地种植应季有机蔬菜。他说，在珠海经营仅仅一年半时间，有票据的大宗投资已超过1000万元，其中技术和设备投资占大头。“很多设备都是高科技产品。喷灌系统是进口的，用手机APP控制，一个淋喷头就要270多元。”
农业产业链实现全流程变革
在传统小农模式下，农民散户在原材料购进、田间管理服务、农产品销售等各环节都处于弱势，没有议价权。下乡资本以其本身优势促进了整个链条的变革，实施企业化经营的“农业企业主”具备了议价权，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曾经当过多年农村记者的毛志勇近两年转行合伙租地做农业。他说，有一次在江西南昌参加养殖行业会议，看到高档酒店“客房全满、客人稀少”的怪现象。原来，饲料企业抢着出钱为养猪老板包房，结果，不少猪老板一个人名下被开了三四间房。毛志勇说：“你种10亩地，农资公司是你的爷，只有他抬价的份，没有你还价的地儿。你种1000亩地，你就是爷。”
广东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黄孟欣说，资本在整个链条上都有定价优势，包括育种、生产、经营到包装运输。
土地流转的地租收入，加上外出打工或为土地承租者打工的劳务工资，农民收入比自耕时代有了明显增长。湛江市城家外村900多亩地流转出租。村支书符华福说：“村里12年前就开始搞流转。去年，第一轮流转合同期满，又签了10年，租金每亩850元。年纪大的留守村民给承租人打工，工钱100～180元一天。如果农民自己种地，一年都挣不到5000元。”
许多下乡资本采用全产业链经营业态，农资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使地方政府有了新的税源。下乡资本有较强意愿跟当地政府和村民搞好关系，当地方公益事业需要捐款捐物时，也有了出手阔绰的金主。扶贫攻坚战中，基层政府一条捷径是让贫困户把扶贫专项资金转投入当地农业企业，获得“投资分红”，快速达到脱贫标准。如以贫困户名义买猪苗、鸡苗或者苗木，“托养”在承租土地的养猪场、养鸡场、果园、茶园，场主按时给贫困户“分红”。因此，资本下乡成为基层干部眼中的经营者、农民、地方政府三赢之举。
工商资本和基层干部成“接盘手”
笔者在广东各地采访过数十个下乡资本项目，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起步价”是百万元，千万元级也属寻常。不管种养的是传统品种还是新兴品种，都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省内某县农业局长直言不讳：“有实力的资本家、大老板种地，至少一两千万元身家。土生土长的农民想种也种不了。”
笔者选取了廉江市两个土地流转“经验村”作为观察点：青平镇那毛角村是水库移民村，除去偏远、边角地，800多亩可机械化耕种的耕地基本流转完毕，还有800多亩林地。良垌镇中塘村是占地10平方公里的大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全王新带领的祥瑞专业合作社是示范社，流转经营本村及周边县区土地3000多亩。
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后，那毛角村和中塘村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体现为两个层次：身家百万、千万元的经营者和日薪100多元的季节性短工。二者之间是少量管理员（长工），月薪三四千元。也有一些管理员少量投资参股，或者被经营者赠送少量股份作为激励机制。
以祥瑞专业合作社为例。合作社有的股东经营农资、有的从事劳务招聘。董事會决定种植品种、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合作社聘几个有种植经验的老农民作为“高管”，主持田间管理，主要负责派工、监工。田间耕作靠临时雇佣季节性短工，按日计酬。 土地流转第一手合同的年限一般为15年左右，也有按国家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年限20年顶格签署，接近一代农业劳动力周期。农户签署15～2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之后，一代人将与土地脱离关系，成了影子模糊的“外出打工”者。
土地经营权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后，即使经营者弃耕退租，也不会退还给农户。有的是承租人自行寻找顶替者，有的是村委会另行招租。那毛角村有530亩土地流转期限原本是15年，但第一手承租人经营4年之后，突然弃租走人，村委会重新招商。换手期间拖欠农户地租4万多元，一直挂在村委会账上。
那毛角村流转土地的接盘手主要有：原籍本村、在广州做了20多年兽药生意的余永欣承包了500多亩种木瓜和红橙；外乡人李太军承包了530亩搞种养；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劳福茂承包了300多亩种茶；前任村支书和现任妇女主任梁玉凤（两人是亲戚）合股承包了150多亩搞种养；村支书林荣振本人承包了130多亩种红橙和药材。
中塘村2000多亩土地流转到祥瑞专业合作社名下，合作社投资模式是按项目招股，如400亩辣椒的股本是140万元，每股1元。股东有本村村民，也有外来资本。项目完成之后，按股分红、解散，重新设立项目重新招股。全王新本人除了经营祥瑞专业合作社之外，刚刚又与外来资本合股流转了2000亩，开发农家乐旅游。
一些县、镇干部也参与其中。湛江市某镇的一个副镇长流转了100亩种植红橙。笔者进入廉江市农业局办公室时，前来“办事”的农业局退休干部李土文恰巧坐在里面，李土文流转了200亩土地经营农家乐。
农村流转土地被称为“资本拼抢的最后的稀缺资源”。流转出来的土地经营权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在市面上流通，一些流转土地经历多次的转手买卖，出现了以“经营”农地经营权谋利的“农业经纪人”。流转土地每次转手，依旧须从村委会过一道手续。当经营者因亏损、资金链断裂而弃耕退租、流转项目烂尾时，拖欠的地租就在村委会“挂账”。
做这个生意的全王新把自己称作“农业经纪人”。他说，社会游资对农业投资项目如饥似渴，但收地、整理、种养、销售过程又长又复杂，风险太大，一般投资者会感觉无从下手。他通过合作社从周边地区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后加价转包出去。转包的租期长短不一，转包的配套服务灵活多样。祥瑞专业合作社可以有偿提供技术支持和种植方案，也可以连高管一起出租。转包者甚至可以把种植、管理、销售全过程反委托给合作社，自己只作财务投资者。全王新说，广州一个何姓老板转包了200亩辣椒，租期5年。全王新每畝每年赚取地租差价200元。
农民散户挤出效应值得警惕
笔者调研发现，下乡资本往往对农民小散户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专家认为，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农业人口，是农业现代化题中之意；但过猛过快的挤出给“三农”带来影响和风险，需要评估。
大型种养户，要么自己兼营种苗、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要么以量取胜压价购进，小散户在种养成本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在农产品价格行情高峰期尚能保本微利勉强支撑，一遇到价格低潮期，小散户就失去生存空间。
但也有热心公益的大资本让农民小散户搭单分惠，在采购农资和销售产品时，以相同的价格一并为这些小散户包办了。田间管理方面，小散户可以看大资本干什么、怎么干，依葫芦画瓢儿，收成也相当不错。
随着产业集中度提高，种养非本地区主流品种的农户散户也面临被挤出的生存危机。遂溪县和廉江市相邻，原本都是传统甘蔗产区。但廉江市政府主力发展红橙，而遂溪主打甘蔗。几年之后，廉江剩余的蔗农陷入窘境：机耕队、收购等各种配套服务机构都蜂拥到规模效益更好的遂溪县，对于廉江蔗农的需求，要么不能在最佳农时提供服务，要么提价，很多廉江蔗农无奈退出。
笔者原计划逐家采访农户，但见村里关门闭户，好不容易逮着的留守者，对家里劳动力的去向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说“去广州做工”“在深圳做电器”“在镇上打工”。湛江市要求乡镇干部“包村”，“包村干部”每年对自己分工的每一户村民走访一次，并建立家庭状况台账。但最完备的台账上也只是登记到“外出务工”，没有更详细的去向。
作为我国“三农”政策重心之一，农村土地流转在广东如火如荼。土地流转的强劲东风把城市工商资本刮进农业领域，带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的聚集，激发了广东农业全链条变革，农业利润、农民收入有了明显增长。
笔者调研发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主导、资本下乡、农民进城”特点显著，相当部分流转土地的“接盘手”，是城市工商企业主和县、镇、村三级干部，或者是他们与本地种养大户的联合体。在此期间，应警惕下乡资本对农民小散户产生的挤出效应。
资本下乡弥补农村历史欠账
据广东省农业厅统计，目前，广东省农村土地呈现“三分天下”状况：三分之一已实现流转，规模达800万亩；三分之一客观环境条件不适合连片种养，难以流转；还有三分之一尚可流转。伴随着资本及知识强势下乡，“三农”历史欠账得到极大弥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和现代化率迅速提高。
广东的土地流转并不是“一户农民承包几户的地”那样的简单加减法。流转连片的土地，承租经营者采用企业化、工厂化经营方式，投入巨大的启动资金，平整成片，改水改土，从机耕、灌溉等硬件设施，到种苗和养殖、管理技术，全面改造升级，经营品种以经济作物和禽畜养殖为主，资金投入强度动辄以百万元、千万元计，并非一般“农村种养大户”可以企及，而往往依赖于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资本所有者有的是外来企业家，有的是外出经商的本地乡亲。
流转经营3000余亩的广东省湛江市下辖廉江市良垌镇中塘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全王新说：“土地整理连片、机耕设施、水肥一体化灌溉，都是刚性投资，是投资农业的起步阶段。”土地流转合同一签订，田间第一个景象就是大量农机进场。
资本强势下乡，“三农”历史欠账得到极大弥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和现代化率迅速提高。2010～2015年，广东农业科技贡献率、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分别提高了10.7个百分点和9.5个百分点。全省水稻耕种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到67%。新科技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实践和应用。
伴随资本下乡的是知识强势下乡。拥有大学学历，到过美国、以色列等地考察农业技术，也是广东下乡投资者的“流行标配”。他们给农村带去种养生态化、管理精细化、产品高档化的理论和实践。
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创始人邹子龙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位，合伙承租经营300亩土地种植应季有机蔬菜。他说，在珠海经营仅仅一年半时间，有票据的大宗投资已超过1000万元，其中技术和设备投资占大头。“很多设备都是高科技产品。喷灌系统是进口的，用手机APP控制，一个淋喷头就要270多元。”
农业产业链实现全流程变革
在传统小农模式下，农民散户在原材料购进、田间管理服务、农产品销售等各环节都处于弱势，没有议价权。下乡资本以其本身优势促进了整个链条的变革，实施企业化经营的“农业企业主”具备了议价权，对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技术服务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曾经当过多年农村记者的毛志勇近两年转行合伙租地做农业。他说，有一次在江西南昌参加养殖行业会议，看到高档酒店“客房全满、客人稀少”的怪现象。原来，饲料企业抢着出钱为养猪老板包房，结果，不少猪老板一个人名下被开了三四间房。毛志勇说：“你种10亩地，农资公司是你的爷，只有他抬价的份，没有你还价的地儿。你种1000亩地，你就是爷。”
广东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黄孟欣说，资本在整个链条上都有定价优势，包括育种、生产、经营到包装运输。
土地流转的地租收入，加上外出打工或为土地承租者打工的劳务工资，农民收入比自耕时代有了明显增长。湛江市城家外村900多亩地流转出租。村支书符华福说：“村里12年前就开始搞流转。去年，第一轮流转合同期满，又签了10年，租金每亩850元。年纪大的留守村民给承租人打工，工钱100～180元一天。如果农民自己种地，一年都挣不到5000元。”
许多下乡资本采用全产业链经营业态，农资和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使地方政府有了新的税源。下乡资本有较强意愿跟当地政府和村民搞好关系，当地方公益事业需要捐款捐物时，也有了出手阔绰的金主。扶贫攻坚战中，基层政府一条捷径是让贫困户把扶贫专项资金转投入当地农业企业，获得“投资分红”，快速达到脱贫标准。如以贫困户名义买猪苗、鸡苗或者苗木，“托养”在承租土地的养猪场、养鸡场、果园、茶园，场主按时给贫困户“分红”。因此，资本下乡成为基层干部眼中的经营者、农民、地方政府三赢之举。
工商资本和基层干部成“接盘手”
笔者在广东各地采访过数十个下乡资本项目，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起步价”是百万元，千万元级也属寻常。不管种养的是传统品种还是新兴品种，都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省内某县农业局长直言不讳：“有实力的资本家、大老板种地，至少一两千万元身家。土生土长的农民想种也种不了。”
笔者选取了廉江市两个土地流转“经验村”作为观察点：青平镇那毛角村是水库移民村，除去偏远、边角地，800多亩可机械化耕种的耕地基本流转完毕，还有800多亩林地。良垌镇中塘村是占地10平方公里的大村，村支书兼村主任全王新带领的祥瑞专业合作社是示范社，流转经营本村及周边县区土地3000多亩。
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后，那毛角村和中塘村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体现为两个层次：身家百万、千万元的经营者和日薪100多元的季节性短工。二者之间是少量管理员（长工），月薪三四千元。也有一些管理员少量投资参股，或者被经营者赠送少量股份作为激励机制。
以祥瑞专业合作社为例。合作社有的股东经营农资、有的从事劳务招聘。董事會决定种植品种、负责技术指导和销售。合作社聘几个有种植经验的老农民作为“高管”，主持田间管理，主要负责派工、监工。田间耕作靠临时雇佣季节性短工，按日计酬。 土地流转第一手合同的年限一般为15年左右，也有按国家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年限20年顶格签署，接近一代农业劳动力周期。农户签署15～20年的土地流转合同之后，一代人将与土地脱离关系，成了影子模糊的“外出打工”者。
土地经营权从农户手中流转出来后，即使经营者弃耕退租，也不会退还给农户。有的是承租人自行寻找顶替者，有的是村委会另行招租。那毛角村有530亩土地流转期限原本是15年，但第一手承租人经营4年之后，突然弃租走人，村委会重新招商。换手期间拖欠农户地租4万多元，一直挂在村委会账上。
那毛角村流转土地的接盘手主要有：原籍本村、在广州做了20多年兽药生意的余永欣承包了500多亩种木瓜和红橙；外乡人李太军承包了530亩搞种养；做茶叶生意的老板劳福茂承包了300多亩种茶；前任村支书和现任妇女主任梁玉凤（两人是亲戚）合股承包了150多亩搞种养；村支书林荣振本人承包了130多亩种红橙和药材。
中塘村2000多亩土地流转到祥瑞专业合作社名下，合作社投资模式是按项目招股，如400亩辣椒的股本是140万元，每股1元。股东有本村村民，也有外来资本。项目完成之后，按股分红、解散，重新设立项目重新招股。全王新本人除了经营祥瑞专业合作社之外，刚刚又与外来资本合股流转了2000亩，开发农家乐旅游。
一些县、镇干部也参与其中。湛江市某镇的一个副镇长流转了100亩种植红橙。笔者进入廉江市农业局办公室时，前来“办事”的农业局退休干部李土文恰巧坐在里面，李土文流转了200亩土地经营农家乐。
农村流转土地被称为“资本拼抢的最后的稀缺资源”。流转出来的土地经营权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在市面上流通，一些流转土地经历多次的转手买卖，出现了以“经营”农地经营权谋利的“农业经纪人”。流转土地每次转手，依旧须从村委会过一道手续。当经营者因亏损、资金链断裂而弃耕退租、流转项目烂尾时，拖欠的地租就在村委会“挂账”。
做这个生意的全王新把自己称作“农业经纪人”。他说，社会游资对农业投资项目如饥似渴，但收地、整理、种养、销售过程又长又复杂，风险太大，一般投资者会感觉无从下手。他通过合作社从周边地区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完善基础设施后加价转包出去。转包的租期长短不一，转包的配套服务灵活多样。祥瑞专业合作社可以有偿提供技术支持和种植方案，也可以连高管一起出租。转包者甚至可以把种植、管理、销售全过程反委托给合作社，自己只作财务投资者。全王新说，广州一个何姓老板转包了200亩辣椒，租期5年。全王新每畝每年赚取地租差价200元。
农民散户挤出效应值得警惕
笔者调研发现，下乡资本往往对农民小散户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专家认为，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减少农业人口，是农业现代化题中之意；但过猛过快的挤出给“三农”带来影响和风险，需要评估。
大型种养户，要么自己兼营种苗、化肥、农药、饲料等农资，要么以量取胜压价购进，小散户在种养成本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在农产品价格行情高峰期尚能保本微利勉强支撑，一遇到价格低潮期，小散户就失去生存空间。
但也有热心公益的大资本让农民小散户搭单分惠，在采购农资和销售产品时，以相同的价格一并为这些小散户包办了。田间管理方面，小散户可以看大资本干什么、怎么干，依葫芦画瓢儿，收成也相当不错。
随着产业集中度提高，种养非本地区主流品种的农户散户也面临被挤出的生存危机。遂溪县和廉江市相邻，原本都是传统甘蔗产区。但廉江市政府主力发展红橙，而遂溪主打甘蔗。几年之后，廉江剩余的蔗农陷入窘境：机耕队、收购等各种配套服务机构都蜂拥到规模效益更好的遂溪县，对于廉江蔗农的需求，要么不能在最佳农时提供服务，要么提价，很多廉江蔗农无奈退出。
笔者原计划逐家采访农户，但见村里关门闭户，好不容易逮着的留守者，对家里劳动力的去向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说“去广州做工”“在深圳做电器”“在镇上打工”。湛江市要求乡镇干部“包村”，“包村干部”每年对自己分工的每一户村民走访一次，并建立家庭状况台账。但最完备的台账上也只是登记到“外出务工”，没有更详细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