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习近平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没有批评精神。这一重要的文艺批评精神，对研究莫言小说的读者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来看，莫言小说的读者批判主要集中在毫无节制的“审丑”、 性描写泛滥、亵渎女性尊严、酷刑血腥令人悚然、放逐道德评判与语言粗糙、文本重复等方面。这些批判无论是对广大普通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还是对莫言小说创作水平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习近平 文艺批评 莫言 小说 读者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a这一对文艺批评的重要论断，是客观而又中肯的，对研究莫言小说的读者批判具有重要意义。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批判在不同时期虽有程度的不同，但一直伴随着莫言的小说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莫言小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虽然对莫言小说的有些批判只是一般读者的直观感受，但笔者还是愿意将这些看法客观地呈现出来，因为这也是读者接受的一部分，对小说作者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当然，这样做也有呈现莫言及其创作全貌之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时否定性甚至是激烈的批判，更能触动真实作者的神经，引起反思，带来教益。莫言曾就否定性批评对自己的影响不无感慨地说：“十三年过去，当我重读旧作时，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当年围绕着《红蝗》的批评对我的创作所发生的积极意义，有意识地缩小宣泄的闸门、有意识地降低歌唱的调门，这看似简单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就像要把一只生猛的老虎关进笼子一样不容易，但我毕竟把它关了进去，尽管我跟它同样地痛苦。”b不能不说，读者的批判促成了莫言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对莫言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与叙事话语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置疑，莫言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次阅读盛宴，有些作品能够带给读者真的启迪、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但从读者对其小说的批判来看，也不能否认，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莫言小说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曾给读者带来了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三十年来，读者对莫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毫无节制的“审丑”。从批判性的文章来看，论者最为诟病的就是莫言沉迷于丑、惡事物，尤其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描写和刻画了秽物的丑、恐怖的丑。莫言小说中的“审丑”意识被一些论者大加挞伐，被称之为病态心理。这也是后面各种批判的根源。
一些论者指出，莫言对于丑恶、血腥场面近距离逼视，进行自然主义的“秉笔直录”，不知节制与取舍提炼。莫言不是为美而审丑，写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完全有悖于美学的基本原则，有悖于常人的基本心态。面对丑陋的事物，作家应该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与透视，进行解剖与鞭挞，并做出适当的评价与判决，而不能只是进行粗俗与恶俗的自然主义式的展览与把玩。
莫言在《红蝗》中有这样的描写：“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c这里的“像”“往往联想到”“甚至升华成”恐怕是莫言自己的虚假想象，就算是他的真实感觉，也不会是正常的读者的感觉。
有读者讽刺莫言是“审丑的天才”，说他逐丑成癖，热衷写蛆虫、死尸、鼻涕、脓疮、污垢、屎尿屁。d这也并非完全是冤枉莫言。他小说中的许多描写确实如此。《麻风的儿子》中有人吞吃新鲜的牛粪的情节；《灵药》中有人被剖膛破肚掏肠子摘苦胆等情节；《丰乳肥臀》中“上官吕氏自己爬进西厢房，大口吞食驴屎蛋儿”，人的脑浆、肠子、腐臭的尸体，吊死鬼的舌头，老鼠啃食死兵，上官吕氏蚕食上官玉女的耳朵，等等。从审美角度来看，这种对审丑的近乎病态的创作追求，很容易倒了读者的胃口。
当然，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刻画描写丑的事物，文学的审美与审丑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关键是对丑的态度与如何表达。“通过对丑恶、污秽、残酷的揭露、鞭挞、批判、嘲讽，完全可以激发起健康、高尚或悲壮、痛切的美感，反衬、烘托、引发出美来”e。但这必须以作者对这些丑恶污秽的神圣的憎恶、清醒的鄙视、庄严的唾弃为前提，而绝不能像习近平批评的那样“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f。在莫言中后期的小说中，如《红蝗》《天堂蒜薹之歌》等，反复地描绘大便、撒尿、喝尿，甚至大加赞美；一些作品将人的意识、行为与精神统统用诸如恋母、仇父、性快感与排泄愉悦等“泛性”观点来进行粗暴的图解，流露出对丑恶、污秽、猥琐事物和畸形、变态心理的偏执和嗜好。这种“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嗜丑成癖的不健康甚至是变态的审美心理，绝对产生不出明朗、灿烂、壮丽、柔和的美，也不可能引起心智健全、心态正常的读者的共鸣。
莫言小说的丑物甚为丰富，对秽物的描写更是特别。在许多作品中对丑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实在令读者难以接受，对“屎尿屁”不厌其烦地欣赏与把玩，使读者很难获得“情绪上、感觉上的快适和精神上的满足”，也就不太可能通过作品“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g过度描写秽物、丑物，必然会将小说文本应有的广阔意义降落到纯粹肉体与庸俗生活的原生态，必然会降低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趣味与意蕴。
从读者的批判来看，莫言小说中存在大面积的丑，根据归纳的角度不同，或写实，或抽象，或恐怖，或滑稽，或以丑为美，或化美为丑，等等，显得丰富庞杂。但这些大多远离审美，缺乏内涵，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h。之所以给读者留下这样的阅读体会，原因在于这种审丑肆意抒写，缺失理性，为写丑而写丑，很难给读者美的熏陶与享受。 其二，性描写泛滥。许多论者批判莫言作品“满纸性爱言”，“无处不性”。他们列举了莫言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性描写，有常态的，变态的，人与人的，人与兽的，通奸的，强奸的，乱伦的，真实的，意淫的，丑陋的，恶心的，压抑的，宣泄的，等等，不论有无必要，都洋洋洒洒，不吝笔墨地进行大肆抒写，这些只能蛊惑讀者的生理，而不能引领读者的灵魂。诚如习近平所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i
读者不难发现，《红高粱》之后莫言小说的性爱描写开始从“变态”，滑向了低级的、蒙昧的、野蛮的狎淫心态、畸变性爱、情色出演、变态性觉等“泛性的枵渴”。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莫言小说中宣扬的性意识是不健康的，如《丰乳肥臀》中随处可见的性的叙述，如“（母亲）扔掉了手中的水瓢，水瓢在地上弹跳着，咯咯响着，像一只求偶期的雄蛙”。母亲在面对哑巴的挑衅时，“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士兵怀抱冲锋枪时，“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上官盼弟“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身体肥胖，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来弟的“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摇摆着，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我感到他（美国人巴比特）十分青春，好像一只刚刚能够跳到母鸡背上制造受精卵的小公鸡”。“月亮吐出清辉，宛如美丽的贫血寡妇”。又如《檀香刑》中：“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妇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他的心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 0。不管是写人写景，也不管是写好人坏人，都能联想到性，可以称得上是“风格”奇特了，但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这样的描写不仅不贴切，而且不雅、不美，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作为广大读者来说，还是希望文学创作如鲁迅所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吧。
其三，亵渎女性尊严。这与泛滥的性描写紧密相关。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在男权社会中，作家应该有某种责任感，应该有所“考虑”地为女性言说，即便不能也不应该贬抑女性，无视女性的尊严，更不能像习近平批评的那样去“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 1。莫言的作品显示出男权思想的虎踞龙盘，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津津乐道。性是莫言小说的精彩看点，性当然不是雷区，不能给作家设置毫无意义的羁绊，但是，读者更关注的是“怎么写”，有无必要，尤其是在“下半身写作”的乔木枝繁叶茂的今天。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达成肉体的狂欢，红红火火的《红高粱》是如此，讴歌母亲的《丰乳肥臀》竟也是如此，而《神嫖》则更显男性的神通。《神嫖》中的乡绅季范先生突发奇想的嫖妓方式让人瞠目结舌。季范先生邀请了全城的名流来观看他“神”嫖“二十八宿下凡尘”，“二十八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季范先生脱掉鞋袜，赤着脚踩着二十八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这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神嫖”了。“嫖”而能“神”，可见绝非一般的性交易，作品中的“婊子”不过是性欲的符号，是让男人作践、泄欲的工具而已。这些“婊子”完全为男性、金钱而存在，莫言不去探究妓女存在的社会悲剧因素，却对这些“婊子”极尽揶揄鄙薄之能事，可见他在人性思考中的盲区：将女性符号化，漠视女性的生命欲望。！ 2
莫言小说亵渎女性尊严的还表现在“母性亵渎”上。在小说《欢乐》中，莫言描写一些跳蚤在母亲“紫色的肚皮上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皮球一样的乳房上爬”，在母亲“金红色的阴毛中爬”，在母亲“生殖器官上爬”，最后有几只“钻进了母亲的阴道”。小说《丰乳肥臀》刻画了母亲上官鲁氏一生淫乱荒唐的性史，为女儿来弟与鸟儿韩疯狂偷情望风，为儿子金童去拉皮条，等等。这些都令许多读者无法忍受。而小说中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反复强调的“不是我亵渎了母亲”，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那么读者就有权反问：“那么会是谁呢？如果不是亵渎，那就是赞美了？”！ 3读者的反问，自然是有其道理的。
其四，酷刑血腥令人悚然。莫言在《红高粱》《檀香刑》等作品中热衷写血腥、酷刑，写怎样杀人。尤其在《檀香刑》中，展示了各种酷刑。小说津津乐道地描写了六次酷刑行刑过程，对“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五百刀”“檀香刑”等五种不同的刑术进行了逐一演绎。对酷刑细致逼真的描绘，令读者触目惊心。在《檀香刑》中，为了抒写“色彩浓重、主题鲜明”的酷刑大戏，作者天马行空地为小说中的赵甲设置了“檀香刑”，而且莫言似乎很自豪自己能为读者呈现出这样一种“纯出想象，无典可凭”的酷刑：“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个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这样可以使受刑者既能受到非人折磨与极度痛苦，又不会很快死去。莫言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刽子手出神入化的杀人技艺，“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并让看客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4这种书写就具有习近平批评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 5的特点。
莫言曾在不少场合对自己小说精巧细致的酷刑描写有较为一致的解释，大致意思是说，在老百姓看来，酷刑就是一种“狂欢节”，是他们爱看的“隆重戏剧”。“执行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自己不过是写戏而已，“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 6莫言还强调说，之所以要把这个当成戏来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脚步去。”！ 7莫言这些解释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论，但读者有权质问，在莫言的心中，读者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是否需要顾及一下读者的感受呢。莫言的解释对于读者来说似乎也是徒劳的。许多评论者认为，莫言写血腥场面，多从杀人者的视角写，这种带有赏玩的叙事态度，而不见丝毫怜悯的微光，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极刑背后缺少一双悲悯的眼睛，毫无审美的愉悦感，这是不能接受的。 其五，放逐道德评判。老托尔斯泰在评论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时，把作者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否正确与合乎道德，作为评判是否是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之一。有读者在评论莫言的《生死疲劳》时就引用了老托尔斯泰的话说：“真正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家，在他的作品中要做出鲜明的道德批判。”！ 8我们虽然不能要求每位作家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作家，尤其是大作家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追求与道德评判，对人生的是与非要有鲜明而坚定的态度。然而，莫言的一些作品不能净化心灵，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恶化”心灵走去，不少作品比着要沉沦，要欲望，要偷情，要尖叫。这对许多读者来说，显然是存在道德缺失的。如果文学摒除了道德的因素，善恶不辨，不重视价值判断，不再注重给人以善的引导，不使人向上而是向下，那么，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莫言明确说，作家“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然而道德的缺席使得莫言的作品缺少积极的意义，缺少激励人向上的力量。读者在阅读莫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与善相对的“恶”。如《檀香刑》，呈现的是酷刑的赏玩与刽子手的愉悦。在《丰乳肥臀》中，脱离了道德“羁绊”的行为则与动物无异，回到了“原生态”。在《欢乐》《丰乳肥臀》中，我看到的不是对母亲的真诚讴歌，而是亵渎。有论者说，解构主义有时是“摇头丸”，莫言服下之后便对道德判断、价值标尺也不屑一顾地摇头了。在《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试图通过历史描述来寄托某种精神家园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实在是太过脆弱，因为“作者迷失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暴露出过多的丑陋与野蛮，并缺乏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作者精神上的迷失”！ 9。不难发现，莫言的一些小说作品过于依仗感性描写，缺乏理性的引领，滑向矫揉造作的极端，必然就失掉了感性描写的真诚。因此，“莫言需要的远不是形式缺陷的补救”，而是“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之理性”的灌注@ 0，不能“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1。
其六，语言粗糙、文本重复。莫言的一些小说作品在文体、语法，以及修辞上存在的问题与病象，也常为读者所诟病，具体表现为“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辞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油腔滑调”的用语不切合人物性格等方面。如《檀香刑》，叙事呆板、单一和做作，意涵与劲道明显不足，耐不住咀嚼，“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 2。也就是缺少一种习近平所说的“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的精神，比较“浮躁”，@ 3因此，习近平警醒道：“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4
不可否认，莫言早期的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但细读完整的莫言，他创作中的重复现象也是很明显的，或“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可以概括为“人物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感觉的重复”“情境的重复”等方面。余占鳌、刘罗汉、司马库、沙月亮等都是剽悍粗犷的男人，戴凤莲、鲁璇儿、何丽萍、方碧玉、四老妈、二奶奶等都是生命旺盛的女人，人物刻画显得雷同。《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儿们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很难分清谁是谁。《爱情故事》中的何丽萍与《白棉花》中的方碧玉都是年轻泼辣而且强悍的女性，都会武功，怜爱的性对象比自己年龄小；《酒国》中岳母关于自己的“熊掌说”与《丰乳肥臀》中老金关于自己的“白肉说”几乎同出一口；《球状闪电》《爆炸》与《金发婴儿》中年轻的丈夫都表现出对妻子或不满或讽刺或污辱。《枯河》 《石磨》《红蝗》《屠户的女儿》《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们都凶狠暴戾且不光彩。《欢乐》《球状闪电》《红蝗》中的男青年齐文栋、蝈蝈和“我”紧张时都有尿逼感。这些只是人物形象方面的重复问题，还没有列出莫言小说的其他重复现象，但已经可以看到莫言小说重复的程度之深。这种重复对人物的独特性与典型性塑造必然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在小说情节、艺术感觉等方面也有大量重复，无论是农村题材、军旅题材，还是过去的传奇、现代的表达，其情境氛围很少温馨宁和而多为阴冷怪异，使读者产生雷同之感。有论者指出，造成这种重复的内因是“极度宣泄造成内虚”“生活视野的局限”“野心与才情的脱节”，结论是“在此重创下，莫言逐渐丧失了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创造力”@ 5。
客观的讲，以上所列六个方面对莫言小说的否定批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自有其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可以争辩之处，比如有些方面或许是莫言有意为之，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而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或叙事手法。深究莫言小说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还是在于作者过于执拗于自己所谓文学理想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漠视读者真正的审美需求。莫言曾说：“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我看，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写自己的就是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心顺手就好。……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 6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蔑视文学创作成规，这是把双刃剑，这几乎是他小说叙事获得激赏与遭受批判的根源。莫言的同学，一路见证莫言创作成长，最早对莫言创作进行评论的学者朱向前，就曾这样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在“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 7。这或许是比较中肯客观的评价吧。
总之，读者的批判只要不是罔顾事实的恶毒攻击与诋毁，就应该获得尊重。批判莫言也是对莫言、对文学热爱的一种方式。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無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8因此，“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9。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经济大潮深度影响文艺领域，市场需求成了一些人规避社会责任与追逐名利的遮羞布，一些文艺作品放弃了对接受者精神世界与审美水平的主动引导”# 0，一些文艺作品甚至成了“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 1，因此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作品，要坚持正确的批评立场与批评力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在评论界各种赞誉、溢美之词也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多听听批判的声音，无论是对广大普通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还是对莫言小说创作水平的提升，应该都大有裨益。 afiko@ 1 @ 3 @ 4 @ 8 @ 9 #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第9页，第10页，第9页，第9页，第9页，第9页，第9—10页，第29页，第10页，第20页。
b 莫言：《走向诺贝尔·莫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c 莫言：《食草家族》，见《莫言文集》（全二十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有关莫言小说作品的引文，皆出自该文集。
d 蔡梅娟：《对真善美的叛逆》，《淄博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第54—55页。
e 江春：《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第17页。
g 刘广远：《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与审丑》，《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5页。
h 王金城：《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北方论丛》2000年第1期，第91页。
j@ 2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第34—42页。
l 章长城：《论莫言小说中的性别盲区》，《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1页。
m 薄刚、王金城：《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北方论丛》2000年第3期，第98页。
n 徐兆武：《极刑背后的空白》，《文艺争鸣》2011年第14期，第146页。
pq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9页，第7页。
！ 8 毛琴霞：《做大作家岂能舍弃道德追求——由莫言的〈生死疲劳〉说起》，《博览群书》2009年第1期，第30页。
！ 9 胡湘梅：《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第88页。
@ 0 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69頁。
@ 5 王金城：《文本的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和内因》，《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82—84页。
@ 6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 7 朱向前：《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 0 姜春：《论市场化语境中的鲁迅文艺精神》，《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第61页。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ZWB001）成果；获得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淮阴师范学院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经费资助
作 者： 姜春，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习近平 文艺批评 莫言 小说 读者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a这一对文艺批评的重要论断，是客观而又中肯的，对研究莫言小说的读者批判具有重要意义。读者对莫言小说的批判在不同时期虽有程度的不同，但一直伴随着莫言的小说创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也是莫言小说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虽然对莫言小说的有些批判只是一般读者的直观感受，但笔者还是愿意将这些看法客观地呈现出来，因为这也是读者接受的一部分，对小说作者来说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当然，这样做也有呈现莫言及其创作全貌之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时否定性甚至是激烈的批判，更能触动真实作者的神经，引起反思，带来教益。莫言曾就否定性批评对自己的影响不无感慨地说：“十三年过去，当我重读旧作时，我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当年围绕着《红蝗》的批评对我的创作所发生的积极意义，有意识地缩小宣泄的闸门、有意识地降低歌唱的调门，这看似简单的事，对我来说并不容易，就像要把一只生猛的老虎关进笼子一样不容易，但我毕竟把它关了进去，尽管我跟它同样地痛苦。”b不能不说，读者的批判促成了莫言不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更新，对莫言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与叙事话语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置疑，莫言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读者提供了一次次阅读盛宴，有些作品能够带给读者真的启迪、善的熏陶与美的愉悦；但从读者对其小说的批判来看，也不能否认，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莫言小说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曾给读者带来了假的误导、恶的困惑与丑的恶心。三十年来，读者对莫言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毫无节制的“审丑”。从批判性的文章来看，论者最为诟病的就是莫言沉迷于丑、惡事物，尤其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地描写和刻画了秽物的丑、恐怖的丑。莫言小说中的“审丑”意识被一些论者大加挞伐，被称之为病态心理。这也是后面各种批判的根源。
一些论者指出，莫言对于丑恶、血腥场面近距离逼视，进行自然主义的“秉笔直录”，不知节制与取舍提炼。莫言不是为美而审丑，写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完全有悖于美学的基本原则，有悖于常人的基本心态。面对丑陋的事物，作家应该用审美的眼光去观照与透视，进行解剖与鞭挞，并做出适当的评价与判决，而不能只是进行粗俗与恶俗的自然主义式的展览与把玩。
莫言在《红蝗》中有这样的描写：“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我们的大便像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c这里的“像”“往往联想到”“甚至升华成”恐怕是莫言自己的虚假想象，就算是他的真实感觉，也不会是正常的读者的感觉。
有读者讽刺莫言是“审丑的天才”，说他逐丑成癖，热衷写蛆虫、死尸、鼻涕、脓疮、污垢、屎尿屁。d这也并非完全是冤枉莫言。他小说中的许多描写确实如此。《麻风的儿子》中有人吞吃新鲜的牛粪的情节；《灵药》中有人被剖膛破肚掏肠子摘苦胆等情节；《丰乳肥臀》中“上官吕氏自己爬进西厢房，大口吞食驴屎蛋儿”，人的脑浆、肠子、腐臭的尸体，吊死鬼的舌头，老鼠啃食死兵，上官吕氏蚕食上官玉女的耳朵，等等。从审美角度来看，这种对审丑的近乎病态的创作追求，很容易倒了读者的胃口。
当然，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刻画描写丑的事物，文学的审美与审丑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关键是对丑的态度与如何表达。“通过对丑恶、污秽、残酷的揭露、鞭挞、批判、嘲讽，完全可以激发起健康、高尚或悲壮、痛切的美感，反衬、烘托、引发出美来”e。但这必须以作者对这些丑恶污秽的神圣的憎恶、清醒的鄙视、庄严的唾弃为前提，而绝不能像习近平批评的那样“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f。在莫言中后期的小说中，如《红蝗》《天堂蒜薹之歌》等，反复地描绘大便、撒尿、喝尿，甚至大加赞美；一些作品将人的意识、行为与精神统统用诸如恋母、仇父、性快感与排泄愉悦等“泛性”观点来进行粗暴的图解，流露出对丑恶、污秽、猥琐事物和畸形、变态心理的偏执和嗜好。这种“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的嗜丑成癖的不健康甚至是变态的审美心理，绝对产生不出明朗、灿烂、壮丽、柔和的美，也不可能引起心智健全、心态正常的读者的共鸣。
莫言小说的丑物甚为丰富，对秽物的描写更是特别。在许多作品中对丑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实在令读者难以接受，对“屎尿屁”不厌其烦地欣赏与把玩，使读者很难获得“情绪上、感觉上的快适和精神上的满足”，也就不太可能通过作品“提高思想境界，净化灵魂，增强生活的信心和力量”。g过度描写秽物、丑物，必然会将小说文本应有的广阔意义降落到纯粹肉体与庸俗生活的原生态，必然会降低文学作品应有的审美趣味与意蕴。
从读者的批判来看，莫言小说中存在大面积的丑，根据归纳的角度不同，或写实，或抽象，或恐怖，或滑稽，或以丑为美，或化美为丑，等等，显得丰富庞杂。但这些大多远离审美，缺乏内涵，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h。之所以给读者留下这样的阅读体会，原因在于这种审丑肆意抒写，缺失理性，为写丑而写丑，很难给读者美的熏陶与享受。 其二，性描写泛滥。许多论者批判莫言作品“满纸性爱言”，“无处不性”。他们列举了莫言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性描写，有常态的，变态的，人与人的，人与兽的，通奸的，强奸的，乱伦的，真实的，意淫的，丑陋的，恶心的，压抑的，宣泄的，等等，不论有无必要，都洋洋洒洒，不吝笔墨地进行大肆抒写，这些只能蛊惑讀者的生理，而不能引领读者的灵魂。诚如习近平所言：“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i
读者不难发现，《红高粱》之后莫言小说的性爱描写开始从“变态”，滑向了低级的、蒙昧的、野蛮的狎淫心态、畸变性爱、情色出演、变态性觉等“泛性的枵渴”。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莫言小说中宣扬的性意识是不健康的，如《丰乳肥臀》中随处可见的性的叙述，如“（母亲）扔掉了手中的水瓢，水瓢在地上弹跳着，咯咯响着，像一只求偶期的雄蛙”。母亲在面对哑巴的挑衅时，“她的神情安详得宛如一只怀孕的母兔”。士兵怀抱冲锋枪时，“右手四个指头握着光滑的像女人小腿一样的枪托脖子”。上官盼弟“在爆炸大队里养尊处优，身体肥胖，好像一匹怀孕的母马”。来弟的“双乳在上下一笼筒的黑袍中剧烈摇摆着，大多开着瑰丽的毛羽，好像两只刚刚交配完的雌鸟”。“我感到他（美国人巴比特）十分青春，好像一只刚刚能够跳到母鸡背上制造受精卵的小公鸡”。“月亮吐出清辉，宛如美丽的贫血寡妇”。又如《檀香刑》中：“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妇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皎洁的满月高高地悬在中天，宛如一位一丝不挂的美人”。“他的心如遭受了突然打击的牛睾丸一样，痛苦地收缩了起来”。“鸟枪手和弓箭手也满脸的尴尬，走在书院外的大街上，如同裸体游街的奸夫”！ 0。不管是写人写景，也不管是写好人坏人，都能联想到性，可以称得上是“风格”奇特了，但从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说，这样的描写不仅不贴切，而且不雅、不美，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作为广大读者来说，还是希望文学创作如鲁迅所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吧。
其三，亵渎女性尊严。这与泛滥的性描写紧密相关。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在男权社会中，作家应该有某种责任感，应该有所“考虑”地为女性言说，即便不能也不应该贬抑女性，无视女性的尊严，更不能像习近平批评的那样去“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 1。莫言的作品显示出男权思想的虎踞龙盘，站在男权中心的立场上津津乐道。性是莫言小说的精彩看点，性当然不是雷区，不能给作家设置毫无意义的羁绊，但是，读者更关注的是“怎么写”，有无必要，尤其是在“下半身写作”的乔木枝繁叶茂的今天。莫言作品中的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达成肉体的狂欢，红红火火的《红高粱》是如此，讴歌母亲的《丰乳肥臀》竟也是如此，而《神嫖》则更显男性的神通。《神嫖》中的乡绅季范先生突发奇想的嫖妓方式让人瞠目结舌。季范先生邀请了全城的名流来观看他“神”嫖“二十八宿下凡尘”，“二十八个婊子脱光衣服并排躺在毯子上”，“季范先生脱掉鞋袜，赤着脚踩着二十八个婊子的肚皮走了一个来回”。这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神嫖”了。“嫖”而能“神”，可见绝非一般的性交易，作品中的“婊子”不过是性欲的符号，是让男人作践、泄欲的工具而已。这些“婊子”完全为男性、金钱而存在，莫言不去探究妓女存在的社会悲剧因素，却对这些“婊子”极尽揶揄鄙薄之能事，可见他在人性思考中的盲区：将女性符号化，漠视女性的生命欲望。！ 2
莫言小说亵渎女性尊严的还表现在“母性亵渎”上。在小说《欢乐》中，莫言描写一些跳蚤在母亲“紫色的肚皮上爬”，在母亲“积满污垢的肚脐眼里爬”，在母亲“泄了气的破皮球一样的乳房上爬”，在母亲“金红色的阴毛中爬”，在母亲“生殖器官上爬”，最后有几只“钻进了母亲的阴道”。小说《丰乳肥臀》刻画了母亲上官鲁氏一生淫乱荒唐的性史，为女儿来弟与鸟儿韩疯狂偷情望风，为儿子金童去拉皮条，等等。这些都令许多读者无法忍受。而小说中作者借小说主人公之口反复强调的“不是我亵渎了母亲”，显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那么读者就有权反问：“那么会是谁呢？如果不是亵渎，那就是赞美了？”！ 3读者的反问，自然是有其道理的。
其四，酷刑血腥令人悚然。莫言在《红高粱》《檀香刑》等作品中热衷写血腥、酷刑，写怎样杀人。尤其在《檀香刑》中，展示了各种酷刑。小说津津乐道地描写了六次酷刑行刑过程，对“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五百刀”“檀香刑”等五种不同的刑术进行了逐一演绎。对酷刑细致逼真的描绘，令读者触目惊心。在《檀香刑》中，为了抒写“色彩浓重、主题鲜明”的酷刑大戏，作者天马行空地为小说中的赵甲设置了“檀香刑”，而且莫言似乎很自豪自己能为读者呈现出这样一种“纯出想象，无典可凭”的酷刑：“用一根檀香木橛子，从那个人的谷道（肛门）进去，从脖子后边钻出来，然后把那人绑在树上”，这样可以使受刑者既能受到非人折磨与极度痛苦，又不会很快死去。莫言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刽子手出神入化的杀人技艺，“在虐杀同类中，他获得极大的职业自豪感并让看客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4这种书写就具有习近平批评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 5的特点。
莫言曾在不少场合对自己小说精巧细致的酷刑描写有较为一致的解释，大致意思是说，在老百姓看来，酷刑就是一种“狂欢节”，是他们爱看的“隆重戏剧”。“执行者和受刑者都是这个独特舞台上的演员”，自己不过是写戏而已，“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 6莫言还强调说，之所以要把这个当成戏来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脚步去。”！ 7莫言这些解释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论，但读者有权质问，在莫言的心中，读者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是否需要顾及一下读者的感受呢。莫言的解释对于读者来说似乎也是徒劳的。许多评论者认为，莫言写血腥场面，多从杀人者的视角写，这种带有赏玩的叙事态度，而不见丝毫怜悯的微光，只有骇人的尸骨令人毛骨悚然，极刑背后缺少一双悲悯的眼睛，毫无审美的愉悦感，这是不能接受的。 其五，放逐道德评判。老托尔斯泰在评论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时，把作者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否正确与合乎道德，作为评判是否是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之一。有读者在评论莫言的《生死疲劳》时就引用了老托尔斯泰的话说：“真正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家，在他的作品中要做出鲜明的道德批判。”！ 8我们虽然不能要求每位作家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作家，尤其是大作家必须要有一定的道德追求与道德评判，对人生的是与非要有鲜明而坚定的态度。然而，莫言的一些作品不能净化心灵，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恶化”心灵走去，不少作品比着要沉沦，要欲望，要偷情，要尖叫。这对许多读者来说，显然是存在道德缺失的。如果文学摒除了道德的因素，善恶不辨，不重视价值判断，不再注重给人以善的引导，不使人向上而是向下，那么，这样的文学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莫言明确说，作家“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然而道德的缺席使得莫言的作品缺少积极的意义，缺少激励人向上的力量。读者在阅读莫言作品中所感受到的是与善相对的“恶”。如《檀香刑》，呈现的是酷刑的赏玩与刽子手的愉悦。在《丰乳肥臀》中，脱离了道德“羁绊”的行为则与动物无异，回到了“原生态”。在《欢乐》《丰乳肥臀》中，我看到的不是对母亲的真诚讴歌，而是亵渎。有论者说，解构主义有时是“摇头丸”，莫言服下之后便对道德判断、价值标尺也不屑一顾地摇头了。在《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等作品中，莫言试图通过历史描述来寄托某种精神家园的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实在是太过脆弱，因为“作者迷失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暴露出过多的丑陋与野蛮，并缺乏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作者精神上的迷失”！ 9。不难发现，莫言的一些小说作品过于依仗感性描写，缺乏理性的引领，滑向矫揉造作的极端，必然就失掉了感性描写的真诚。因此，“莫言需要的远不是形式缺陷的补救”，而是“真诚的现实主义精神之理性”的灌注@ 0，不能“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1。
其六，语言粗糙、文本重复。莫言的一些小说作品在文体、语法，以及修辞上存在的问题与病象，也常为读者所诟病，具体表现为“不伦不类的文白夹杂”，“不恰当的修辞及反语法与非逻辑化表达”，“拙劣的比喻”，“叠床架屋的冗词赘句太多”，“油腔滑调”的用语不切合人物性格等方面。如《檀香刑》，叙事呆板、单一和做作，意涵与劲道明显不足，耐不住咀嚼，“语言的粗糙和生涩，说明莫言在文体的经营上，过于随意，用心不够”@ 2。也就是缺少一种习近平所说的“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的精神，比较“浮躁”，@ 3因此，习近平警醒道：“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4
不可否认，莫言早期的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但细读完整的莫言，他创作中的重复现象也是很明显的，或“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可以概括为“人物的重复”“情节的重复”“感觉的重复”“情境的重复”等方面。余占鳌、刘罗汉、司马库、沙月亮等都是剽悍粗犷的男人，戴凤莲、鲁璇儿、何丽萍、方碧玉、四老妈、二奶奶等都是生命旺盛的女人，人物刻画显得雷同。《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女儿们个个春情烈火，野性娇艳，很难分清谁是谁。《爱情故事》中的何丽萍与《白棉花》中的方碧玉都是年轻泼辣而且强悍的女性，都会武功，怜爱的性对象比自己年龄小；《酒国》中岳母关于自己的“熊掌说”与《丰乳肥臀》中老金关于自己的“白肉说”几乎同出一口；《球状闪电》《爆炸》与《金发婴儿》中年轻的丈夫都表现出对妻子或不满或讽刺或污辱。《枯河》 《石磨》《红蝗》《屠户的女儿》《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们都凶狠暴戾且不光彩。《欢乐》《球状闪电》《红蝗》中的男青年齐文栋、蝈蝈和“我”紧张时都有尿逼感。这些只是人物形象方面的重复问题，还没有列出莫言小说的其他重复现象，但已经可以看到莫言小说重复的程度之深。这种重复对人物的独特性与典型性塑造必然产生消极影响。此外，在小说情节、艺术感觉等方面也有大量重复，无论是农村题材、军旅题材，还是过去的传奇、现代的表达，其情境氛围很少温馨宁和而多为阴冷怪异，使读者产生雷同之感。有论者指出，造成这种重复的内因是“极度宣泄造成内虚”“生活视野的局限”“野心与才情的脱节”，结论是“在此重创下，莫言逐渐丧失了观察世界和表达世界的创造力”@ 5。
客观的讲，以上所列六个方面对莫言小说的否定批判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说，自有其一定道理，当然也有可以争辩之处，比如有些方面或许是莫言有意为之，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而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或叙事手法。深究莫言小说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还是在于作者过于执拗于自己所谓文学理想的追求，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漠视读者真正的审美需求。莫言曾说：“庄严朴素的创作者不接受任何‘艺术原则’的指导，不被任何清规戒律束缚。”“我看，艺术方法无所谓中外新旧，写自己的就是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心顺手就好。……无论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和邪劲。”@ 6莫言高举艺术叛逆大旗，蔑视文学创作成规，这是把双刃剑，这几乎是他小说叙事获得激赏与遭受批判的根源。莫言的同学，一路见证莫言创作成长，最早对莫言创作进行评论的学者朱向前，就曾这样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在“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覆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 7。这或许是比较中肯客观的评价吧。
总之，读者的批判只要不是罔顾事实的恶毒攻击与诋毁，就应该获得尊重。批判莫言也是对莫言、对文学热爱的一种方式。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最终的无可批判。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無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8因此，“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9。特别是在当下，“市场经济大潮深度影响文艺领域，市场需求成了一些人规避社会责任与追逐名利的遮羞布，一些文艺作品放弃了对接受者精神世界与审美水平的主动引导”# 0，一些文艺作品甚至成了“市场的奴隶”，“沾满了铜臭气”# 1，因此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作品，要坚持正确的批评立场与批评力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小说作品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关注，在评论界各种赞誉、溢美之词也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多听听批判的声音，无论是对广大普通读者审美水平的提高，还是对莫言小说创作水平的提升，应该都大有裨益。 afiko@ 1 @ 3 @ 4 @ 8 @ 9 #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第9页，第10页，第9页，第9页，第9页，第9页，第9—10页，第29页，第10页，第20页。
b 莫言：《走向诺贝尔·莫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c 莫言：《食草家族》，见《莫言文集》（全二十册），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文中有关莫言小说作品的引文，皆出自该文集。
d 蔡梅娟：《对真善美的叛逆》，《淄博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第54—55页。
e 江春：《历史的意象与意象的历史》，《齐鲁学刊》1988年第4期，第17页。
g 刘广远：《颠覆和消解：莫言小说中人的“异化”与审丑》，《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35页。
h 王金城：《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北方论丛》2000年第1期，第91页。
j@ 2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第34—42页。
l 章长城：《论莫言小说中的性别盲区》，《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1页。
m 薄刚、王金城：《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北方论丛》2000年第3期，第98页。
n 徐兆武：《极刑背后的空白》，《文艺争鸣》2011年第14期，第146页。
pq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第9页，第7页。
！ 8 毛琴霞：《做大作家岂能舍弃道德追求——由莫言的〈生死疲劳〉说起》，《博览群书》2009年第1期，第30页。
！ 9 胡湘梅：《论莫言历史小说的创作局限》，《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2期，第88页。
@ 0 杨联芬：《莫言小说的价值与缺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69頁。
@ 5 王金城：《文本的重复：莫言小说的内伤和内因》，《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82—84页。
@ 6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
@ 7 朱向前：《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 0 姜春：《论市场化语境中的鲁迅文艺精神》，《文艺评论》2017年第3期，第61页。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ZWB001）成果；获得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淮阴师范学院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经费资助
作 者： 姜春，文学博士，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