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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研究成果对梁漱溟在二、三十年代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质的定性分析，最后得出它难逃改良主义的臼巢甚至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结论。文章试从梁漱溟思想中的儒学成分及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实际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这一角度为梁漱溟的“反共”罪名开脱。
【关键词】梁漱溟；共产党；国民党；儒学；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K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5-008-03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上掀起一股名噪持久的“梁漱溟热”。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迄今为止的论著褒贬不一，观点各异，总结一下，不外乎圍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传统文化方面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思考追踪。第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性质的探讨，其中，又包括几个方面：（1）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过程中对国共两党的态度、立场问题。（2）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结果，即成功还是失败。每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论著，但还没有专门从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实际态度来研究梁漱溟的，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浅析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并从梁漱溟的儒学本源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来为一直以来戴在他头上的“反共”罪名开脱。
一、梁漱溟思想中的所谓“反共”的本质渊源
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曾多处谈到共产党及其土地革命。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其有关论述中，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很多观点也是对立的。例如他指责共产党以土地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文不对题，其破坏作用乃全用之于乡村了”，并诬指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并且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和农民，“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共产党”。但他反共和国民党的反共根本不同，梁并不是出于反共而发动乡村建设实践的，而是由于他认定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运动不同于自己的乡村建设而产生了对立情绪。我们不能因此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运动定性为反共而加以全面否定，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深厚的思想渊源。本文试着将梁漱溟与共产党的对立追踪为儒家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截然对立，是儒家的中庸调和理论与毛泽东主义的斗争论的截然区别。在梁漱溟的儒家学说中弥漫着和谐的核心价值，而在共产党的实践和经历中则是矛盾和冲突。
斗争和理性是直接相对的，然这不足以说明梁漱溟的反共立场。梁漱溟本身也反对国民党、军阀等一切不同意他对古圣先贤关于人类的那些教训的看法的人们。梁漱溟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宣传，十分推崇领袖人物的个人睿智在政治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但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蔑视，“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不顾一切的欺压人、刁难人”。在梁漱溟看来，在“伦理本位”的社会，孔子的“理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基础，并且，他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分析得出，中国只有“职业分化”，而无阶级对立，“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我们用‘职业分途’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他最终是要否认在中国的农村中存在着真正的阶级的可能性和这种斗争的要求。他承认农村中确实存在着“矛盾”、“问题”和“不平等”，但坚持认为这些比起农村和都市社会之间的矛盾要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农村耳”。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与共产党对抗的根源所在：梁认为共产党的方法很“浅薄”，在于它最终也仅仅是暂时以另一个压迫者取代了乡间的贵族——土豪劣绅们这一个压迫者而已。他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是“以侥幸心理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留贻社会”，而“我们终究目的，在农民跻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刻刻本着这个目的，来调整社会关系；而此调整改造则需不断地将农民本身力量充实起来，次第以完成之”。相比而言，共产党的斗争则是要求一蹴而就的公开的、而不“次第”以成，更不是靠“调整社会关系”。
“不断调整社会关系”这句话在梁漱溟的著作中反复提到，美国学者艾恺就认为“它就类似于甘地用‘转变社会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在这里就涉及到了梁漱溟早期的思想源头。梁漱溟早期曾研究印度文化。艾恺也认为“梁漱溟倒真的是一个中国的圣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非暴力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决不会接受暴力，也不会把对内使用武力看作是革命必要”。这都反映了梁漱溟的调和的儒家式的主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伦理足以消弭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经济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有学者就以此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以温情脉脉的情感去抹杀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抗”。梁漱溟大约是更希望不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得到斗争的那种好处，即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避免它必然伴随的罪恶。
多年来，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学者们的一贯定性是“难逃改良主义的巢穴”，认为这是乡村建设失败的根源，并且导致1953年以后形成一种对梁漱溟的政治迫害逻辑“乡村建设=改良主义=反革命”。实际上，革命与改良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立。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既借助于革命，也依赖于改良，这在已突破了“革命史观”的今天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人们在评价梁氏乡村建设时，即已形成把它界定为改良主义的共识。然而，梁漱溟自己并没有在共产党的努力和乡村建设之间划出一条革命或改良的界限。并且，他本人在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中对此多次提到，坚持认为其乡村建设不是改良。他承认，乡村建设“很象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现在我肯定的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该属于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然而乡村建设“毕竟是一种革命”。
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呢？我们先看他在理论上对“革命”的解释：首先，他认为“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其次，在他的观点里，由于中国革命是由外面引发，因而与一般革命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革命是机械性的解决；而中国革命却倾向问题、出于理性，需要理性的解决”。他认为机械解决就是暴力革命“一方武装暴动，一方武力镇压，两相撞击，前者将后者撞倒而问题以解，于是就谓之机械性的解决。而理性的解决却是温和的教育的启发的解决。”解决中国问题只须顺着理性走出便好。这个理性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往复综合于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族自觉（对外），同时也是社会自觉……中国问题本是最能启发这个意识的，只须顺着去发达这个意识，加强这个意识的作用，中国问题便得解决。这样的解决时，就谓之理性的解决”。简单的说，一般的革命，可用暴力的方式，中国的革命，却不能是暴力革命，只能采取教育的启发的方式。
由上可以看出，梁漱溟对革命的解释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却真正陷入了他自己所不为觉察的“改良”的泥潭。
然而，梁漱溟倒是划了这样一条界限，“我们所作的功夫，是积极的、养建设的；而他们（指共产党）是消极的、破坏的”，梁漱溟把这种“错误”归于这样一种原因：共产党盲目追随国外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中国则是没有效用并毫无可关的。“我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梁的道路和中共确实不一样：他的“反共”理论有理有据，并且效果还颇起成效，这在当时的山东邹平可见一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一味的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下最后的结论，从“二元对立”的“对与错”的思维出发，简单地将梁漱溟否定掉太过卤莽。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其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评说，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这里追加一句，现存的当权者——国民党和各种军阀又怎么样呢？在此，就触及到了梁漱溟终于落归失败的症结所在。梁漱溟希望通过理性“控制”和“指导”，利用各种当权者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得到当权者的允许和财政支持，乡村运动才能存在下去。而这样一来，乡村运动就难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不懂得，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方式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暴力革命，即他曾批评过的“破坏型的工作”。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他决不会意识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例如梁漱溟对国民党财政资金的仰承、在山东需要韩复渠的支持；由于和共产党道路的不同，反共意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甚至有人还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间接地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
实际上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相互利用的。首先，乡村建设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虽然梁氏在理论上一再申明，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不能依附政府。但又希望在资金、地盘等方面得到政府的“从旁协助”，并且，事实上，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引起了稳定农村局势，配合国民党剿共的反动作用，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是剿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民、组织乡村自卫，象他在山东搞乡村建设那样才行。这只是在客观上起到的反共的效果，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梁在主观上并不是象国民党一样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梁漱溟对国民党的仰承关系，已有很多详细、透彻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但前人的研究是从梁漱溟的角度去探讨梁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下则试从国民党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来探讨二者关系。
二、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和采取的实际措施
正如艾恺所说，南京政府对农村的关心主要有两个方面：治安和经济发展。在南京政府看来，乡村建设工作者正是根据《建国大纲》中的一些内容，如使民主化逐渐达到县级水平，来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的。当时作为政府控制基层可靠工具的士绅们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由于农民起义的破坏，加上政府权利从上到下的渗透扩张，日益减弱了。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通过“文化权利网络”的破坏来说明乡村传统势力的支解或再组合。此外，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担当着现代化的的领导角色。乡村建设则蕴涵着在地方社会进行控制和发展经济的潜力，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的好处很大。并且，梁为乡村建设举办的各种农业、信用、运输等合作社，被地主们控制，为他们所用（由于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国民党及其统治基础——地主对农村经济的控制。然而，就是由于它能够动员地方上的在野名流——为了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等等，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利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这就使得国民党对乡村改革及改革者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1932年6月国民政府着手组织了一个在华北、华中九省实行地方自治的九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各省乡建领袖，如山东的梁漱溟、河北的晏阳初、江苏的高践四、河南的彭禹廷等。总的来说，梁是反对由“政府”来实行地方自治或乡村改革的。在梁的思想体系里，政府组织的“地方自治”和他们自己组织的“乡村自治”、“乡村建设”是根本不同的。后来，内政部会议通过了实验县法规，要求各省在一至四个县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县政实验区，这些地区不受国家和省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它们能够在县一级和县以下各级水平上就“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进行实验。这个章程就为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国内几个指定的实验县提供了根据。这等于给了乡村实验以更大的自由的许诺，这就打消了梁的顾虑。国民党实行这一法规，反映了它对日益加深的农村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也反映了它们对乡村建设运动怀有的矛盾心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蒋介石对乡村建设采取的实际措施：1930年秋，蒋介石军队攻下河南之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关闭河南村治学院；亲自下令逮捕陶行知、封闭晓庄师范学校的；在河南南阳几个县搞自卫和自治的彭禹廷，由于组织抗议各种名目的捐税而被看作是乡村建设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对抗被杀害；在浙江的沈定一也被暗杀。这样，国民党对乡村建设连一点虚伪的鼓励也没有了，而是采取了他们自己认为更保险的计划——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基层，力图加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阎锡山所搞的“乡村建设”，作为 “国民党的一种暂时的实验形式”，实质是以控制为主的下放到了农村的官僚政治。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新县制”的推行、保甲的强化，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地方自治没有沿着他们设想的道路走下去时采取的能在自治之名下行专制之实的万全之策。这是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矛盾心理的另一个表现。可以这么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抵制乡建派的形式了。也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之间天然的斥力还是要强过它们之间的引力。
另外，当时的江宁和兰溪两县作为国民政府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名噪一时。然而，当时社会批评家们却指出了江宁县的乡村建设和非国民党派系所搞的乡村实验之间存在有相当的差异：国民党所做的是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建设，而非国民党派系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却是单纯以乡村复兴为目标的平民实验。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梁漱溟所认为的——政府倡导的“地方自治”和梁漱溟们组织的“乡村建设”的根本不同。
以上是从国民党的方面如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及最终的抵抗本质来证实梁漱溟并非是对国民党直接服务的。有论者说正是由于梁漱溟对国民党的矛盾心理，决定了梁的乡村建设理想的破灭，但也因此化解了国民党对梁的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所以，梁的乡村建设并未象晓庄、河南镇平、浙江萧山等的命运一樣——被残酷镇压。这或许是一件幸事，然而，这不足以作为梁漱溟基于反共立场、投靠国民党的证据。
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在它们的实际活动中，虽然并未能“坚守在野立场”，走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而很多处表现为对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的依赖，正如梁氏自己反思的那样，他们走的是一条站在政府的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有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然而，这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梁的理论的完整性造成的。正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与实际的不相吻合造成其乡村建设的最终失败的命运。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的也只能是学术上的批评，而无政治定性之必要，所以谈到梁漱溟的反共拥蒋之说时，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忆往谈旧录[M].金城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文选[M]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3]朱义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潮述评[J].史林，1997,(4)．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武文（1984－），女，河南台前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关键词】梁漱溟；共产党；国民党；儒学；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K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5-008-03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上掀起一股名噪持久的“梁漱溟热”。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迄今为止的论著褒贬不一，观点各异，总结一下，不外乎圍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传统文化方面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思考追踪。第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性质的探讨，其中，又包括几个方面：（1）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过程中对国共两党的态度、立场问题。（2）关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结果，即成功还是失败。每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研究论著，但还没有专门从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实际态度来研究梁漱溟的，本文试从这一角度浅析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并从梁漱溟的儒学本源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来为一直以来戴在他头上的“反共”罪名开脱。
一、梁漱溟思想中的所谓“反共”的本质渊源
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曾多处谈到共产党及其土地革命。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在其有关论述中，对共产党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很多观点也是对立的。例如他指责共产党以土地革命来解决中国问题“文不对题，其破坏作用乃全用之于乡村了”，并诬指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并且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和农民，“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规，可以替代共产党”。但他反共和国民党的反共根本不同，梁并不是出于反共而发动乡村建设实践的，而是由于他认定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运动不同于自己的乡村建设而产生了对立情绪。我们不能因此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运动定性为反共而加以全面否定，这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深厚的思想渊源。本文试着将梁漱溟与共产党的对立追踪为儒家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截然对立，是儒家的中庸调和理论与毛泽东主义的斗争论的截然区别。在梁漱溟的儒家学说中弥漫着和谐的核心价值，而在共产党的实践和经历中则是矛盾和冲突。
斗争和理性是直接相对的，然这不足以说明梁漱溟的反共立场。梁漱溟本身也反对国民党、军阀等一切不同意他对古圣先贤关于人类的那些教训的看法的人们。梁漱溟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提倡和宣传，十分推崇领袖人物的个人睿智在政治管理中的核心作用，但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蔑视，“蒋介石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坏，觉得这个人很虚伪”，“亲眼看见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说了话不算，不顾一切的欺压人、刁难人”。在梁漱溟看来，在“伦理本位”的社会，孔子的“理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和基础，并且，他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分析得出，中国只有“职业分化”，而无阶级对立，“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我们用‘职业分途’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他最终是要否认在中国的农村中存在着真正的阶级的可能性和这种斗争的要求。他承认农村中确实存在着“矛盾”、“问题”和“不平等”，但坚持认为这些比起农村和都市社会之间的矛盾要黯然失色，“现在中国社会，其显然有厚薄之分舒惨之异者，唯都市与农村耳”。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漱溟与共产党对抗的根源所在：梁认为共产党的方法很“浅薄”，在于它最终也仅仅是暂时以另一个压迫者取代了乡间的贵族——土豪劣绅们这一个压迫者而已。他坚持认为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是“以侥幸心理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留贻社会”，而“我们终究目的，在农民跻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刻刻本着这个目的，来调整社会关系；而此调整改造则需不断地将农民本身力量充实起来，次第以完成之”。相比而言，共产党的斗争则是要求一蹴而就的公开的、而不“次第”以成，更不是靠“调整社会关系”。
“不断调整社会关系”这句话在梁漱溟的著作中反复提到，美国学者艾恺就认为“它就类似于甘地用‘转变社会关系’来解决社会矛盾”。在这里就涉及到了梁漱溟早期的思想源头。梁漱溟早期曾研究印度文化。艾恺也认为“梁漱溟倒真的是一个中国的圣雄。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非暴力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决不会接受暴力，也不会把对内使用武力看作是革命必要”。这都反映了梁漱溟的调和的儒家式的主张。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在他看来，“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中，伦理足以消弭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经济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有学者就以此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以温情脉脉的情感去抹杀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抗”。梁漱溟大约是更希望不破坏和谐的人际关系，就能得到斗争的那种好处，即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现代化的物质利益而避免它必然伴随的罪恶。
多年来，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学者们的一贯定性是“难逃改良主义的巢穴”，认为这是乡村建设失败的根源，并且导致1953年以后形成一种对梁漱溟的政治迫害逻辑“乡村建设=改良主义=反革命”。实际上，革命与改良是一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立。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既借助于革命，也依赖于改良，这在已突破了“革命史观”的今天形成了学术界的共识。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人们在评价梁氏乡村建设时，即已形成把它界定为改良主义的共识。然而，梁漱溟自己并没有在共产党的努力和乡村建设之间划出一条革命或改良的界限。并且，他本人在其有关乡村建设的文章中对此多次提到，坚持认为其乡村建设不是改良。他承认，乡村建设“很象一个改良派”，但“处处又表露革命的口吻”，“现在我肯定的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该属于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然而乡村建设“毕竟是一种革命”。
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究竟是改良还是革命的呢？我们先看他在理论上对“革命”的解释：首先，他认为“革命是一社会根本秩序的推翻与改建”。其次，在他的观点里，由于中国革命是由外面引发，因而与一般革命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革命是机械性的解决；而中国革命却倾向问题、出于理性，需要理性的解决”。他认为机械解决就是暴力革命“一方武装暴动，一方武力镇压，两相撞击，前者将后者撞倒而问题以解，于是就谓之机械性的解决。而理性的解决却是温和的教育的启发的解决。”解决中国问题只须顺着理性走出便好。这个理性就是“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往复综合于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是“族自觉（对外），同时也是社会自觉……中国问题本是最能启发这个意识的，只须顺着去发达这个意识，加强这个意识的作用，中国问题便得解决。这样的解决时，就谓之理性的解决”。简单的说，一般的革命，可用暴力的方式，中国的革命，却不能是暴力革命，只能采取教育的启发的方式。
由上可以看出，梁漱溟对革命的解释是完全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解释却真正陷入了他自己所不为觉察的“改良”的泥潭。
然而，梁漱溟倒是划了这样一条界限，“我们所作的功夫，是积极的、养建设的；而他们（指共产党）是消极的、破坏的”，梁漱溟把这种“错误”归于这样一种原因：共产党盲目追随国外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中国则是没有效用并毫无可关的。“我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
综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梁的道路和中共确实不一样：他的“反共”理论有理有据，并且效果还颇起成效，这在当时的山东邹平可见一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如果一味的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下最后的结论，从“二元对立”的“对与错”的思维出发，简单地将梁漱溟否定掉太过卤莽。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其理论及实践进行研究评说，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这里追加一句，现存的当权者——国民党和各种军阀又怎么样呢？在此，就触及到了梁漱溟终于落归失败的症结所在。梁漱溟希望通过理性“控制”和“指导”，利用各种当权者为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他没有意识到，只有得到当权者的允许和财政支持，乡村运动才能存在下去。而这样一来，乡村运动就难免“站在政府一边”。他不懂得，摆脱这种依赖的唯一方式就是共产党所代表的暴力革命，即他曾批评过的“破坏型的工作”。但他最终关心的是中国文化，因此他决不会意识到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例如梁漱溟对国民党财政资金的仰承、在山东需要韩复渠的支持；由于和共产党道路的不同，反共意识被国民党加以利用，甚至有人还得出结论，梁漱溟是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间接地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
实际上梁漱溟和国民党的关系是相互矛盾、相互利用的。首先，乡村建设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虽然梁氏在理论上一再申明，乡村建设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不能依附政府。但又希望在资金、地盘等方面得到政府的“从旁协助”，并且，事实上，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引起了稳定农村局势，配合国民党剿共的反动作用，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是剿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民、组织乡村自卫，象他在山东搞乡村建设那样才行。这只是在客观上起到的反共的效果，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梁在主观上并不是象国民党一样站在反共的立场上。梁漱溟对国民党的仰承关系，已有很多详细、透彻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但前人的研究是从梁漱溟的角度去探讨梁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下则试从国民党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来探讨二者关系。
二、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和采取的实际措施
正如艾恺所说，南京政府对农村的关心主要有两个方面：治安和经济发展。在南京政府看来，乡村建设工作者正是根据《建国大纲》中的一些内容，如使民主化逐渐达到县级水平，来使自己的活动合法化的。当时作为政府控制基层可靠工具的士绅们的作用，从19世纪开始，由于农民起义的破坏，加上政府权利从上到下的渗透扩张，日益减弱了。如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通过“文化权利网络”的破坏来说明乡村传统势力的支解或再组合。此外，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担当着现代化的的领导角色。乡村建设则蕴涵着在地方社会进行控制和发展经济的潜力，具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对社会的好处很大。并且，梁为乡村建设举办的各种农业、信用、运输等合作社，被地主们控制，为他们所用（由于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国民党及其统治基础——地主对农村经济的控制。然而，就是由于它能够动员地方上的在野名流——为了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等等，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利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这就使得国民党对乡村改革及改革者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状态。
1932年6月国民政府着手组织了一个在华北、华中九省实行地方自治的九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各省乡建领袖，如山东的梁漱溟、河北的晏阳初、江苏的高践四、河南的彭禹廷等。总的来说，梁是反对由“政府”来实行地方自治或乡村改革的。在梁的思想体系里，政府组织的“地方自治”和他们自己组织的“乡村自治”、“乡村建设”是根本不同的。后来，内政部会议通过了实验县法规，要求各省在一至四个县的范围内建立一个县政实验区，这些地区不受国家和省政府规章制度的约束，因此它们能够在县一级和县以下各级水平上就“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进行实验。这个章程就为山东邹平、河北定县等国内几个指定的实验县提供了根据。这等于给了乡村实验以更大的自由的许诺，这就打消了梁的顾虑。国民党实行这一法规，反映了它对日益加深的农村问题的忧虑和关注，也反映了它们对乡村建设运动怀有的矛盾心理。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蒋介石对乡村建设采取的实际措施：1930年秋，蒋介石军队攻下河南之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就包括关闭河南村治学院；亲自下令逮捕陶行知、封闭晓庄师范学校的；在河南南阳几个县搞自卫和自治的彭禹廷，由于组织抗议各种名目的捐税而被看作是乡村建设和官僚政治之间的对抗被杀害；在浙江的沈定一也被暗杀。这样，国民党对乡村建设连一点虚伪的鼓励也没有了，而是采取了他们自己认为更保险的计划——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基层，力图加强对中国农村的控制。阎锡山所搞的“乡村建设”，作为 “国民党的一种暂时的实验形式”，实质是以控制为主的下放到了农村的官僚政治。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新县制”的推行、保甲的强化，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地方自治没有沿着他们设想的道路走下去时采取的能在自治之名下行专制之实的万全之策。这是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矛盾心理的另一个表现。可以这么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抵制乡建派的形式了。也说明，南京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之间天然的斥力还是要强过它们之间的引力。
另外，当时的江宁和兰溪两县作为国民政府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名噪一时。然而，当时社会批评家们却指出了江宁县的乡村建设和非国民党派系所搞的乡村实验之间存在有相当的差异：国民党所做的是为加强统治而进行的政治建设，而非国民党派系所进行的乡村建设却是单纯以乡村复兴为目标的平民实验。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梁漱溟所认为的——政府倡导的“地方自治”和梁漱溟们组织的“乡村建设”的根本不同。
以上是从国民党的方面如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及最终的抵抗本质来证实梁漱溟并非是对国民党直接服务的。有论者说正是由于梁漱溟对国民党的矛盾心理，决定了梁的乡村建设理想的破灭，但也因此化解了国民党对梁的乡村建设的矛盾心理。所以，梁的乡村建设并未象晓庄、河南镇平、浙江萧山等的命运一樣——被残酷镇压。这或许是一件幸事，然而，这不足以作为梁漱溟基于反共立场、投靠国民党的证据。
总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在它们的实际活动中，虽然并未能“坚守在野立场”，走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而很多处表现为对国民党及地方实力派的依赖，正如梁氏自己反思的那样，他们走的是一条站在政府的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乡下人漠不关心，只有乡村以外的人瞎嚷嚷“。然而，这正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梁的理论的完整性造成的。正是由于理论上的错误与实际的不相吻合造成其乡村建设的最终失败的命运。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的也只能是学术上的批评，而无政治定性之必要，所以谈到梁漱溟的反共拥蒋之说时，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梁漱溟．忆往谈旧录[M].金城出版社，2006．
[2]梁漱溟．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文选[M]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3]朱义禄．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潮述评[J].史林，1997,(4)．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武文（1984－），女，河南台前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