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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人，读好书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父亲生前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我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浸透了父亲对儿女们最深沉的爱。
从小到大，父亲都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父亲教育我们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伟力（长女，1942年出生）开始上小学时，父亲很严肃地把伟力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尽管伟力那时并不太清楚父亲的特殊身份，对父亲的话也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伟力一直记在心上，并努力按父亲说的去做。
1968年，21岁的伟华（二女儿，1947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父亲特意嘱咐伟华，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伟华第一次远离家，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经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伟华也没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严肃批评了伟华，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伟华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伟华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学校。
虽然父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但和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疼爱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记忆中，他遇事总是给我们讲道理，讲究以理服人，从不训斥我们，更不要说因为谁学习不好、谁淘气打谁两下了。父亲还会经常关心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特别是1969 年母亲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后，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对我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记得伟力生小孩的时候，父亲专门让初中毕业后的陈方（幼子，1959年出生）留在家里帮着照顾伟力，并交代家人把房间的窗户糊上，以免伟力受风，还特地请秘书回去问他爱人如何坐月子和带孩子。不论是严是慈，父亲对我们都爱得那么深沉，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装在心里，流露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读完高等小学后就被迫辍学，外出谋生，但他一生酷爱学习，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特别紧。陈元（长子，1945年出生）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的习惯，就是父亲引导和培养出来的。当时陈元还在上小学，开始只是很好奇地翻翻。坐在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没说任何话，只是投来赞许的眼光。时间一长，父子俩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父亲下放江西“蹲点”期间，陈元去看他，每次看到父亲在《参考消息》上画出一些杠，或者圈一下标题，就知道这是父亲提示让自己注意看的内容。
父亲非常注重学哲学。他曾经说过：“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还特别跟我们讲，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
记得伟兰（三女儿，1949年出生）刚开始读一些马克思著作，感觉比较吃力，父亲就让伟兰停下来，先读《毛泽东选集》。后来有一天，父亲又跟伟兰说起这事，他说，学习就像扭秧歌，说着说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了秧歌。他说，你瞧，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學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习搞扎实，如果进得太快了，就不能真正学懂。
父亲指导我们学哲学，不只是教给我们掌握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是希望用他的信仰感染我们，用他的智慧引领我们。为了鼓励家里人学哲学，父亲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母亲及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孩子都被吸收进这个学习小组，两个女婿和我们的四姨也被他“欢迎”了进来。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亲出身贫苦，年仅4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理解，也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发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了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就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
到了1982 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烂菜问题的出现。一直到他病重期间，父亲依然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伟力也生了病。后来母亲告诉父亲，她从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每人一天能补充二两大豆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父亲听后，马上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由于当时国内的大豆产量有限，父亲就要求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为了达到蛋白质的摄入标准，父亲还想方设法解决必需的副食品供应问题。他算得很细，比如一个月有5 斤鱼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够基本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需要了。 那时短缺的不仅仅是食物，有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后说这怎么行？他要求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发布票在当时也被严格管控，一年就几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开会的父亲给商业部部长打电话，叮嘱当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上一年少。那个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还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要他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于生产质量好的针。
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父亲就到市场去看看，详细了解每天卖了多少斤糖，多少斤点心，回笼了多少货币。
我们住的北长街的那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跟我们讲，别看小店只有5平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
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用，说我们需要有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父亲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角度去观察和关心群众生活，去思考国家经济应该怎么管理。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
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父亲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
要当就当“铁纪委”
父亲的一生，遭遇过许多波折。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父亲从不气馁，也从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
1967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当时只有伟华独自在家，造反派没抓到父亲，就把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随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墙上到处涂上“打倒陈云”的大标语。知道来龙去脉后，父亲哈哈大笑说 ：“没关系，如果造反派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
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老人家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后来对我们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邊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生病，病情恶化，结果病故了。他说，要想得开，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去生那个无谓的气。在“文革”的那种狂热状态下，父亲的镇静与自信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支撑。
1969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下放到江西“蹲点”。第二年，伟兰到江西照顾父亲，感觉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很差，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唯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父亲安装上，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一窝老鼠甚至在沙发底下安了家。
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除到化工厂“蹲点”和到附近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外，父亲几乎把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父亲对伟兰说，你看我在这儿读书思考，过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变成了静下心来学习思考的难得机会，似乎还很享受。
后来我们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及其他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画的大量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且身处逆境。父亲的一生，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名位，对职务的升降变动看得很淡。虽然他很早就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但他在各种场合从来不提这段历史，也不让别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这段历史。
“文革”期间，父亲跌入政治深谷，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没有任何怨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复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处处维护小平同志的地位。由于其他领导同志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中央征求父亲意见，看能不能让兼职的同志在常委里往前排，父亲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之下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有一天，父亲正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反感，并用红笔画了出来，还叫伟兰过去看一看，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 1980年11月，父亲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下定决心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父亲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他深知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父亲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击经济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
父亲在晚年经常书写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我们明白，这是父亲真实心迹的自然流露。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面前，他个人的荣辱、得失、安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经受住逆境、顺境和险境的轮番考验，做到失意时泰然、得意时淡然、临危时凛然。
“做好人，读好书”，这是父亲生前对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对我们最朴实的要求和愿望，虽然只有短短六个字，却浸透了父亲对儿女们最深沉的爱。
从小到大，父亲都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父亲教育我们要“做好人”，首先是要做好普通人，不能以高干子弟自居。他跟我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伟力（长女，1942年出生）开始上小学时，父亲很严肃地把伟力叫到办公室谈话：“你就要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而且这些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出身都不一样，有的孩子甚至可能很穷苦。你到这个环境以后，绝对不许提父亲是谁，更不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本钱，你是你，我是我。”尽管伟力那时并不太清楚父亲的特殊身份，对父亲的话也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伟力一直记在心上，并努力按父亲说的去做。
1968年，21岁的伟华（二女儿，1947年出生）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山区当老师。去的时候，父亲特意嘱咐伟华，到农村不要穿皮鞋，因为农民的生活都很艰苦。伟华第一次远离家，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经常会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伟华也没向学校请假，就走了几十里山路，冒雨赶回家。没想到父亲严肃批评了伟华，说孩子们的功课缺不得，让伟华在那儿安心教好书、育好人，在农村好好干下去，干出好成绩。伟华听了父亲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了学校。
虽然父亲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但和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也疼爱每一个孩子。在我们的记忆中，他遇事总是给我们讲道理，讲究以理服人，从不训斥我们，更不要说因为谁学习不好、谁淘气打谁两下了。父亲还会经常关心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特别是1969 年母亲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后，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对我们关心得非常细致周到。
记得伟力生小孩的时候，父亲专门让初中毕业后的陈方（幼子，1959年出生）留在家里帮着照顾伟力，并交代家人把房间的窗户糊上，以免伟力受风，还特地请秘书回去问他爱人如何坐月子和带孩子。不论是严是慈，父亲对我们都爱得那么深沉，他对我们的爱不是挂在嘴边，而是装在心里，流露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读完高等小学后就被迫辍学，外出谋生，但他一生酷爱学习，对我们的学习也抓得特别紧。陈元（长子，1945年出生）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的习惯，就是父亲引导和培养出来的。当时陈元还在上小学，开始只是很好奇地翻翻。坐在一旁的父亲看在眼里，没说任何话，只是投来赞许的眼光。时间一长，父子俩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父亲下放江西“蹲点”期间，陈元去看他，每次看到父亲在《参考消息》上画出一些杠，或者圈一下标题，就知道这是父亲提示让自己注意看的内容。
父亲非常注重学哲学。他曾经说过：“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还特别跟我们讲，读哲学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过程，只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够做好事情。
记得伟兰（三女儿，1949年出生）刚开始读一些马克思著作，感觉比较吃力，父亲就让伟兰停下来，先读《毛泽东选集》。后来有一天，父亲又跟伟兰说起这事，他说，学习就像扭秧歌，说着说着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扭起了秧歌。他说，你瞧，扭秧歌是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一步，學习的过程也要进进退退、退退进进，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学习搞扎实，如果进得太快了，就不能真正学懂。
父亲指导我们学哲学，不只是教给我们掌握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更是希望用他的信仰感染我们，用他的智慧引领我们。为了鼓励家里人学哲学，父亲将大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家庭学习小组，母亲及当时在北京的几个孩子都被吸收进这个学习小组，两个女婿和我们的四姨也被他“欢迎”了进来。
懂了白菜，就懂了民心
父亲出身贫苦，年仅4岁就失去了父母双亲，小时在农村长大，后来进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做店员，这些经历让父亲对人民群众有很深的理解，也怀有很深的感情。这也是激发他后来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父亲经常告诫我们不能脱离群众，工作中他也是时时处处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他眼中，大白菜也是政治问题。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冬储大白菜。当时，大白菜可是北方老百姓饭桌上的“当家菜”，炖、炒、熬、熘、凉拌、包饺子，大白菜都是绝对的主角。父亲说，冬季老百姓就是靠大白菜、土豆这两种东西过冬，卖得太贵了他们会买不起，没菜吃不行啊！他就让秘书告诉管理部门，大白菜的储存、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要搞好。
到了1982 年，已经77岁的父亲还给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写信，要求务必组织好大白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避免冬季烂菜问题的出现。一直到他病重期间，父亲依然关心着北方的大白菜。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人都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伟力也生了病。后来母亲告诉父亲，她从一本刊物上得知，得浮肿病的原因主要是蛋白质不够，如果每人一天能补充二两大豆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父亲听后，马上给东北打电报调大豆进关。由于当时国内的大豆产量有限，父亲就要求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为了达到蛋白质的摄入标准，父亲还想方设法解决必需的副食品供应问题。他算得很细，比如一个月有5 斤鱼和肉，再加上主食和蔬菜，就能够基本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需要了。 那时短缺的不仅仅是食物，有一段时间市面上女同志的发卡都买不到。父亲知道后说这怎么行？他要求拨出一部分钢材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群众要骂娘的。
发布票在当时也被严格管控，一年就几尺布。1961 年，正在杭州开会的父亲给商业部部长打电话，叮嘱当年发给老百姓的布票绝对不能比上一年少。那个年代人们穿的都是棉袜子，不结实。父亲听说可以用尼龙丝织袜子，就给纺织工业部和外贸部打电话，说你们赶快研究尼龙丝，我们要解决老百姓穿袜子问题。他还给冶金部部长打电话，要他调质量好的钢材给轻工部，用于生产质量好的针。
父亲主持财经工作期间有一个习惯，就是逛市场。东安市场、东单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他全都转过。他也喜欢逛百货商场，他说一看商品的档次，一看货全不全，就知道现在经济发展得怎么样。所以一有时间，父亲就到市场去看看，详细了解每天卖了多少斤糖，多少斤点心，回笼了多少货币。
我们住的北长街的那个杂货铺他也去看过，他跟我们讲，别看小店只有5平米，老百姓却离不开它，因为小孩的铅笔、笔记本，还有橡皮、墨水、毛笔都在那儿买。父亲进到店里时，就坐那儿看着老板怎么忙活生意。有个戴瓜皮帽的人总是拿着个水烟袋坐在后头抽，他说这个人是在思考进什么货，出什么货，该给顾客准备点什么东西。
后来他把这个例子到处引用，说我们需要有这种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能够站在较远的地方去看全局。父亲就是这样从日常生活角度去观察和关心群众生活，去思考国家经济应该怎么管理。
父亲还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科协让母亲转交给父亲一封信，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在信中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父亲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还从曾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伟力那儿了解情况。伟力自己生活待遇也很差，生孩子后单位分给她一间9平米的房子，没有厨房，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没空间了，几十块钱的工资也是多年不变。
那时，父亲又恰好收到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写的报告，反映的也是这类问题。父亲就直接致信中央常委，他说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抢救知识分子，抢救他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后来，父亲的那封信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们的赞成，信中的意见也被中央有关部门在工资改革中所采纳。
要当就当“铁纪委”
父亲的一生，遭遇过许多波折。但无论身处何种环境，父亲从不气馁，也从没有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
1967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们在北长街的家，不由分说就动手又抄又抢。当时只有伟华独自在家，造反派没抓到父亲，就把伟华揪住审了一通，随后在家里的地上和墙上到处涂上“打倒陈云”的大标语。知道来龙去脉后，父亲哈哈大笑说 ：“没关系，如果造反派来了，我跟他们评理，我不怕他们！”
伟华清楚地记得父亲说这句话时的情形：老人家一边说一边甩起双臂，做出走正步的样子，意思是革命的路还要坚定地走下去。他后来对我们说，有一些老干部，本来身体不错，就是“文革”中对于受批判没有精神准备，对自己被打倒、靠邊站想不通，就郁闷，然后生病，病情恶化，结果病故了。他说，要想得开，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去生那个无谓的气。在“文革”的那种狂热状态下，父亲的镇静与自信也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支撑。
1969年，父亲被迫离开北京下放到江西“蹲点”。第二年，伟兰到江西照顾父亲，感觉老人家精神非常振作。江西的居住和工作条件很差，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江西省一位负责同志把家里唯一一套暖气拆下来给父亲安装上，但由于房子密封性不好，屋里的温度仍然很低，一窝老鼠甚至在沙发底下安了家。
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除到化工厂“蹲点”和到附近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外，父亲几乎把剩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父亲对伟兰说，你看我在这儿读书思考，过得非常有意思。他竟然把下放变成了静下心来学习思考的难得机会，似乎还很享受。
后来我们翻开父亲读过的这些书，清楚地看到他用钢笔及其他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画的大量道道、杠杠、圈圈，以及写下的一些批注，当时父亲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且身处逆境。父亲的一生，总是顾全大局，从不计较名位，对职务的升降变动看得很淡。虽然他很早就进入中央的领导核心，但他在各种场合从来不提这段历史，也不让别人提，以致很多人至今不了解这段历史。
“文革”期间，父亲跌入政治深谷，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头衔，他也是很淡定地看待，没有任何怨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复出工作，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处处维护小平同志的地位。由于其他领导同志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中央征求父亲意见，看能不能让兼职的同志在常委里往前排，父亲不假思索就同意了，非常痛快。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之下人们思想上准备不足，党内少数干部出现了一些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有一天，父亲正在看《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对文中批评的不请吃饭办不成事，“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八菜一汤独霸一方”的现象非常反感，并用红笔画了出来，还叫伟兰过去看一看，说这么搞下去绝对不行！ 1980年11月，父亲严肃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父亲下定决心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
父亲对反腐之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是源于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他深知共产党一步步成长起来，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和精神支柱，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在他看来，离开了群众的信任，那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觉得，共产党一丝一毫的腐败都不能有，要彻底地清除。在那些日子里，年近八旬的父亲不顾年老体衰，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击经济犯罪上，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反腐败是要冒风险的，当时确实有领导同志遭到了腐败分子的报复。父亲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和家人面临的危险。他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
父亲在晚年经常书写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我们明白，这是父亲真实心迹的自然流露。在党和国家的事业面前，他个人的荣辱、得失、安危实在算不了什么。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经受住逆境、顺境和险境的轮番考验，做到失意时泰然、得意时淡然、临危时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