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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叶舒宪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院研究员
冯玉雷 《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唐士乾 甘肃省广河县文广局局长
刘 樱 《丝绸之路》杂志社制版中心主任
主持人 冯玉雷
录 音 刘 樱
整 理 瞿 萍 《丝绸之路》杂志社编辑
冯玉雷
非常难得，能有这样一次聚会。虽然条件简陋，参加人员不多，但我们探讨的问题一点也不小。大学毕业，因为文学创作需要，我常常跑田野，所谓采风，读大地文章。后来，与恩师叶舒宪先生再次相逢。叶先生劝我为深化创作，要重视学术研究，尤其研究西北大地史前玉文化。于是，因为对史前文化的着迷和对田野调查的陶醉，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考察文化遗址的经历。特别是2012年7月到《丝绸之路》杂志社任职以来，因工作关系，我不能再继续小说创作，而办刊中的很多文化学术活动，正好与叶舒宪、王仁湘、古方、叶茂林、易华等学者孜孜以求的史前文化学术梦完美衔接，连续策划实施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及相关学术活动。最近，4月26～29日，我们完成第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对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县、临洮马衔山玉矿、定西等地的文化遗址及博物馆进行考察，并且在广河参加一次有关齐家文化研究与展示的座谈会。今天，我们请王仁湘、叶舒宪、易华三位先生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谈谈齐家文化。
首先，请王仁湘先生谈一谈。
王仁湘
西北地区是所有从事考古的人所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土地、风俗等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尽管西北地区的考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当我们真正身临其境开展研究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畏惧之心。这是因为，过去考古的前辈所做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已经挖掘到了一定的深度，要想很快有新突破、新发现不容易。就我自身而言，我已经在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相关考古研究方面打开了一定的局面，如果让我从西北地区重新开始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我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决定到西北担任甘青考古队的队长。
过去，我们做甘青地区的工作时，由于甘肃、青海古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因此，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化带来考虑的，具体做工作的人也不多。我研究生学习毕业后，也在甘青地区做过工作，具体是在天水的师赵村和西山坪。我在西三坪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地层，解决了一个比较急切的田野考古问题。前仰韶时期，关中地区发现了两个重要的文化类型——老官台、北首岭下层，二者面貌不同，地层关系不清楚，没有直接的年代判断依据。而我就是在天水西山坪发现了这个地层，发现老官台年代更早，我当时将它称为白家村文化，这也是我开始做西北工作时的一个明显收获。由于我学生时期在关中做考古工作，会经常将甘青地区和关中地区进行比对，将它们联系起来研究，有了这个发现，更觉得这种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甘青地区主要的彩陶文化是马家窑和后续的一些文化，除此之外，特别是早于它的文化，我们都不太了解，因此，我在担任甘青考古队队长时，先准备选择具有仰韶文化因素的遗址进行发掘，在青海调查了一些早期遗址，最先选择的点是循化。循化有一个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很多庙底沟时期的器物，我们采集了很多标本，当时已经决定在那里首先开展工作。接着前往东部民和考察，然后返回西宁，做筹备工作。到了民和之后，我们了解到了黄河北岸的喇家遗址，它一下子就强烈地吸引了我。
喇家遗址是齐家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在我们开展工作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很多重型玉器出土。当地老乡盖房的时候，挖出的人骨身上便放有玉璧，破坏了一处重要的墓地。当时，我意识到了这里的重要性，就放弃了在循化发掘的想法，决定在民和先行开展工作。我们还在距离喇家不远处发现了一处重要的仰韶遗址，这既丰富了我们在此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开展齐家文化的相关研究，且无违初衷，两全其美。因此，我们在喇家所在的官亭盆地开展了整体的考察，还在大河家附近的杏儿沟附近发现了几处仰韶遗址。
可以说，我对齐家文化的研究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有一些重要发现，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喇家遗址面积有40多万平方米，文化堆积非常好，我们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还发现了放置玉器、玉料的房址，有的房屋内集聚着10多位妇孺死者，确定是一处灾难遗址。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地震、洪水发生时人性的光辉，也感受到灾难降临瞬间人们的惊恐与无奈。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大型玉器，出土了大量陶器，后来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马家窑彩陶等，还发现了面条遗存，这些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黄河岸边的先民生活。通过那次工作，使我深入地认识了齐家，但是由于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仰韶，又由于工作重心调整，我不得已放下了喇家的相关工作，也因为这样，使我们对齐家的认识还缺乏深度、广度。
就我的了解，考古界、学术界对齐家的研究关注不多，整体认识还停留在早期，没有提升，或者说本身对齐家文化的判断不足。尤其是开展了近10年的华夏文明探源工程，还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没有认真关注齐家的研究，只是将个别遗址的工作勉强归入探源范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在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齐家文化的意义，这里有许多过去没有见到过的出土品，我们需要将它对东、西两侧文化产生的影响重新评估，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行研究。强化对齐家文化的研究一定会为华夏文明起源、发展问题打开新的局面，得出前所未有的结论，从而推进中原地区的考古深入。通过对齐家文化的研究，重新认识华夏文明起源的过程、路径，也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过时的认识。 冯玉雷
叶舒宪老师有一个观点，认为在华夏民族统一之前，是玉文化首先统一了中国，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仁湘
传统的玉器研究主要限于收藏家范围，尽管近年来考古界内也有相关研究，但传统的思维范式就是判定年代，并不关注涉及玉的内涵研究，我们的考古工作更注重实物本体的研究。我自己认可叶老师的一些看法，但并不代表考古界其他学者，尤其是老一辈专家能够接受这些观点。我自己研究彩陶，我认为彩陶统一了中国的核心区域，秦的大一统是建立在早期彩陶文明认同的基础上的。我赞同叶老师的观点，玉是华夏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我自己认识不深，但我认为叶老师的观点是站得住的，没有问题。
冯玉雷
请您谈谈对我们刚刚考察的新庄坪遗址、马衔山遗址玉矿的感受。
王仁湘
新庄坪遗址出土过重型玉器，我很向往，考察后，我觉得很震撼，其文化面分布之大，我感觉比喇家还高一个档次。由这个点看，齐家文化的高度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获得的认识所能判断得了的，我觉得可能还有更高层次的遗址存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发现，齐家一定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不一定有城，但会有相当的规模，继续在更大范围调查，我认为一定会有收获的。
至于马衔山遗址，我和叶老师的感受是相近的，它为齐家玉文化找到了一个重要来源。当时的人是怎么发现这座玉矿，它又对齐家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都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可以用青铜时代的铜矿资源比较，如果没有铜矿，青铜文化如何发展？现在看来，马衔山遗址玉矿对齐家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马衔山玉矿遗址就在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内，这为齐家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关于马家窑彩陶，我有一点看法。由于我是研究仰韶彩陶的，过去，我们都认为马家窑彩陶是从仰韶彩陶发展而来的，这个认识没有问题，但是发展演变的路径并不非常准确。提到马家窑的源头，都认为是从豫、陕、晋传播到这里的，其实并非这样，这里本来就有仰韶分布。甘青地区的彩陶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从大地湾出现彩陶，到仰韶、马家窑，是有完整链条的，彩陶传统是本来就有的，它的主体用不着由传播途径得来。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对甘青地区的文化高度就会有一个新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从东、西吸收长处，促进自身发展。值得强调的是，彩陶在这里的发展最繁荣，传统延续最久，这里是彩陶的一个重要中心区。中原地区在仰韶之后就没有彩陶文化了，衰落了。有了这些认识发展的变化，我们会更加重视这里的研究，关注其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我认为，甘青地区从仰韶到马家窑，到齐家，始终处在一个文化高地。
冯玉雷
叶舒宪老师从2005年开始就到甘肃进行田野考察，我们大冬天坐着漏风的大巴车，啃大饼，跑田野，参加人数很少，慢慢地，考察团队越来越大，并且得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等方方面面支持，感慨很多。下面请叶老师谈一谈。
叶舒宪
2005年起，我来到甘肃做调研，2008年写了《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一个主要观点是，华夏文明的源流如果离开了西北的史前文化是无法被认清的。我在书的末尾对彩陶文化的起源说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如齐家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夏文化的溯源不能局限在中原二里头文化，而必须考虑齐家文化等。还有，我们都知道，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被学界称作是仰韶文化的甘肃类型。我认为，这个提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有问题。因为如果是一个类型的话，应该是流，而非源，但大地湾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彩陶，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大地湾文化一期距今8000年，二者相差1000年，我想，这主要还是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偏见所导致的。大部分人对西北认识不足，西北文化研究的缺失，使得华夏文明的研究不完整。2009～2012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了一个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主要是用人文方面的神话解释研究，去补充考古学的发掘与年代学，希望能够还原出史前期社会的神话信仰和观念。我们发现，信仰中的中国文明之“根”比文字、文献早得多，都是来自非文字的符号，如彩陶、青铜器、玉器等。这些器物中有一部分具有实用价值（陶器），但铜器、玉器的起源最初都并非实用。陶器中有一部分纹饰为人头、人身或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和几何形符号，这肯定涉及到当时人的精神崇拜，而不能简单当作日常生活用品来对待。史前无文字的文化大传统中最能代表精神崇拜的就是玉器。因此，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将重要的研究方向从文献文本转向史前玉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将玉文化作为比汉字更早的华夏符号来研究。2012年以来，一共组织了有关玉文化研究的六次田野考察（前四次已经完成，后两次考察待完成），参与六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下面，我将它们逐一梳理。
第一次会议是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玉器收藏文化研讨会”，收藏界的人多，学界人不多，我在会议上首次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命题、提交了文章《玉石之路黄河道刍议》。基于以前调研的经验，我意识到黄河两岸是史前玉器最集中出现的地方，我便以刍议的方式提示黄河在玉文化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引发讨论。后来，我又在《丝绸之路》杂志上刊发文章，提出和论证“新黄河摇篮说”。过去，普遍的认识是，世界上主要的古老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形成的，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华夏史前并没有灌溉农业，黄土地上的主要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黄河的水并没有主要起到灌溉的作用，而是起到文化传播和资源运输的作用。例如，家马传入中国之前，人的运输力是非常有限的，主要的运输通道是漕运，也就是水运。黄河通道及其支流泾河、渭河等都是可能曾经充当资源运输的通道。众所周知，每一种文明起源都有一种重要的物质资源基础，那就是长距离的贸易、文化互动、传播等文化现象。那么，长距离运输的对象是什么也成为我们关注的内容。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先民最关注的资源就是由宗教信仰、神话观念决定的资源，将玉视为神的化身，因此，史前人类便基于神话观念，规模性地开采玉石原料，规模性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过去，我们将这套行为视作一种习俗，以审美为主，现在看来，玉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是由神话信仰作为支撑的。相关的探讨参看《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一文（见《丝绸之路》2012年第17期）。 第二次会议是2013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联合中国收藏家协会在陕西榆林举办“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这是国内国际第一次以“玉石之路”名义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今年刚出版面世（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榆林的石峁遗址新发现4300年前的巨大城池，建城用石块的间隙穿插着玉器。会议根据大量玉礼器和玉兵器在史前中国分布范围，提出了“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考古发现，南至珠江流域、北到辽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到东海之滨，都有玉璧、玉琮、玉璜一类礼器出现，这体现了一种信仰、神话观念的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齐家文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些出现大规模生产玉礼器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玉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已经传播到了的地方，而当地一旦接受，就成为一种文化认同，也可以说，大一统最早是一种信仰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
第三次会议是2013年10月8日在兰州召开的“丝绸之路高级论坛”。会议提出了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再次凸显齐家文化玉器对夏、商、周玉礼器体系形成的文化传播作用。史前时代，处在中原和新疆昆仑山之间的玉文化就是齐家文化分布区，其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延续时间大约为500年。然而，对于齐家文化没有任何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如果，我们将齐家文化置于中国玉石之路的大背景下研究，其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
第四次会议是2014年7月12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由《丝绸之路》杂志社具体负责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考察丛书即将出版面世（甘肃人民出版社）。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齐家文化背后的玉矿资源带，并在祁连山看到了现在还在开发着的祁连玉，在瓜州大头山看到了一种带有褐色皮的白玉（石英岩），也就是说，玉矿原料在祁连山到昆仑山一带都有分布。有两个点是我们要考察研究的，那就是瓜州马鬃山新发现的战国到汉代的玉矿，以及此次考察的马衔山玉矿，二者从玉料样本上看，都非常接近齐家文化玉器的用料，我们也了解到齐家文化玉器用料的地域广度，大大超过以往的史前地域性的玉文化用料。这一发现大大拓展了“昆仑”的概念。据《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的直接结果就是将新疆和田玉运输到了汉王朝，汉武帝亲自将出玉料之地命名为昆仑山。可以说，新疆、青海的昆仑山，甘肃的马衔山、马鬃山、祁连山是一个连成一片的整体，这里有华夏祖先最关注的物质资源的分布带。从昆仑山、祁连山到马衔山，东西长将近2000公里，南北宽度将近1000公里，这近200万平方公里的玉矿资源带，通过数次的调查，逐渐清晰，这对于认识华夏文明的起源背后的第一重要资源——优质透闪石玉料，以及将西部资源传播到夏、商、周文明国家的齐家文化的传播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看到，博物馆陈列的西周以后的高档次玉器基本都是以白玉为主，史前白玉出现的最可能的地方就是甘肃到新疆一带。我们在马衔山集中采集了与齐家玉有关的玉料（或有少量白玉）。我们在临夏州博物馆看到13件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大部分主要出自积石山县的新庄坪遗址。如王仁湘先生所言，那里可能是一个齐家文化的政权中心，其意义可能不亚于青海民和的喇家遗址，尤其是那里出现了玉璋。玉璋在我国东部出土的比较多，在此之前，齐家文化中尚未发现过玉璋。1970年代时，新庄坪遗址采集的玉器中还有白玉琮，虽然目前仅看到一件，但是仍有非凡的意义。它说明，齐家文化玉器生产中确实已经开始使用白玉了。那么，白玉究竟来自那里，就是必须要关注的话题了，如果我们不能在马鬃山玉矿中找到相应的白玉，那我们能做出的唯一推论就是，这些白玉来自新疆昆仑山。如此，也就可以将齐家文化分布的100万平方公里及其西侧的200万平方公里的玉矿资源区联系为一个整体，并给《礼记》中记载的“天子佩白玉”以及中国人“白璧无瑕”的道德理想找到了物质方面的西北原型（参看《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第五次会议也就是本次会议及考察活动，可以视其为将于2015年8月1日在广河召开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前期筹备及调研。由于8月参会的很多学者可能没有到过甘肃西北，因此，这次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也就是为“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定调子。尽管齐家文化涉及范围广，但参与本次调研的成员都是齐家文化研究的核心学者，研究统一指向齐家玉器方面，包括博物馆收藏的和民间收藏的标本，希望将考古文博界和民间收藏界打通和结合起来，这是很难的，需要继续尝试，着力解决的是玉石之路及其与华夏文明关系的问题。
第六次会议是2015年8月1日即将在广河召开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
以上就是，自2012年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并启动玉石之路实地考察以来的六次重要会议。
下面，我将梳理与这六次会议密切相关的田野考察活动：
第一次考察：2014年6月，玉石之路山西道（雁门关）考察。我和易华等沿着北京—大同—代县雁门关一线，考察了《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穆王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也就是先秦时代西玉东输的路线。考察中，我们发现，文献中记载的每一个点都是有据可查的，同时还发现了比这条陆路更古老的水路：玉石之路山西段的黄河道。这二者是并行的，分别沿着黄河与雁门关延伸。也就是说，上古自西北进入中原是没有捷径的，需要绕道而行。绕道河套和晋北盆地。在没有马之前，雁门关道也难走，黄河道才是正道。我们在黄河岸边的兴县小玉梁山看到龙山文化墓地和民间收藏的史前玉器，与河对岸的石峁玉器大同小异（见《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文学人类学栏目文章”，如《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和《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龙山文化玉器闻见录》）。2004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开展考察活动，但由于考察活动并非学界组织，最后没有形成考察报告，仅拍摄《玉石之路》纪录片，存在遗憾。我们考察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路线细化，用GPS定位方式勾勒出整个路网，也是丝绸之路考察的中国本土视角新成果。 第二次考察：2014年7月，玉帛之路河西走廊段考察（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之旅：民勤—武威—高台—张掖—瓜州—祁连山—西宁—永靖—定西）。考察成果有七部书，以及《丝绸之路》杂志专刊，2014年第19期）。还有相关的考察报告，已经发表的有：叶舒宪《乌孙为何不称王——玉帛之路踏查之民勤、武威笔记》，冯玉雷《玉帛之路及其古代路网的调查及研究》（见《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易华《齐家玉器与夏文化》（见《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三次考察：2015年1月，我们申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草原之路调研项目，规划出沿着腾格里沙漠的考察路线图。在申报等候审批程序的过程中，2月初，《丝绸之路》杂志社冯玉雷社长带领由杨文远、刘樱、瞿萍、军政组成的考察团，先期展开一次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路网考察。这是2014年7月“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之后，我们重新圈定的古代玉石之路北部路网。此次考察特别关注到了从民勤到阿拉善左旗、内蒙古河套、陕西北部地区的玉石路线问题。考察报告见冯玉雷《环腾格里沙漠考察》（《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四次考察：2015年4月26日至5月1日，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考察（齐家文化遗址与齐家玉料探源之旅：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临洮马衔山—定西—兰州），此次考察主要关注公私博物馆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情况，关注玉矿资源的分布，并采集玉料标本，研究齐家文化所用玉料的供应情况、比例情况，收获很大。
第五次考察：2015年6月，我们即将展开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协作组织的玉帛之路草原道的调研。此次考察将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包头，考察河套地区沿着黄河修建的系列史前城址，后沿着草原之路向西到达额济纳旗、马鬃山、哈密。目的在于了解玉帛之路（丝绸之路）北道（草原线）在早期与玉石有何关系，与史前使用金属的文化有何关系，解释马鬃山玉料输送中原的具体路线问题。
第六次考察：计划在2015年7月举行，即2015年“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没有打通西安、宝鸡、天水路线之时，古人以宁夏固原为十字路口的路线情况。寻找齐家文化的统治中心，主要关注铜器和玉器，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情况看，齐家文化相关遗址和文物点最多的两个地方分别是庄浪、漳县。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民间还收到了器形较大、玉质高档的玉礼器，特别是白玉的。因此，此次考察将以固原为中心，在陇东地区进行较详细的调研，进一步厘清西北史前玉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
以上就是自2012年启动玉石之路研究以来，六次重要田野考察活动的简单介绍。
冯玉雷
易华兄也常常背着包跑西北田野，如痴如醉，不辞幸苦。首先我作为西北土著对您这位湘江江畔生长的学人表示崇高敬意。我们共同经历的考察同白酒一样，度数高得灼人，但味道很纯粹。感谢您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情怀！我想，您的感想也很多吧。
易 华
我的考察，可以简单概括为“七探齐家”。我对齐家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从10年前开始的。下面我将自己这10年的研究过程及成果作一简单介绍。2008年，我撰写完成了《夷夏先后说》，这部书是我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齐家文化概念进行的梳理，得出的初步结论是齐家文化极有可能是夏文化。因此，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研究齐家文化。2008年夏季，我与国内外20名专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许宏组织的“中原与北方青铜文化互动考察活动”，其中一半为考古学家，一半为与考古相关的专家，此次考察使我对青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参加完此次活动后，我就集中关注了青铜的问题、夏的问题、齐家的问题。自此之后，我就开始了西北的考察。2008年冬，考察了西安的相关古迹。2009年，我沿着西安—宝鸡—千阳—天水—兰州一线进行了考察，期间，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民族史会议，我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夏与西北》。2010年，在武威召开了第二届西夏学国际会议，我宣读了论文《西夏、大夏与夏》，并进行了讨论。会后，我考察了从酒泉到居延海及银川的西夏文化中心，至此，我完成了对西夏文化圈的考察。2011年，在金昌召开了沙井文化会议，因为沙井文化中的洞室墓文化比较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洞室墓文化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前往喇家遗址进行考察，与叶茂林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考察了柳湾遗址、青海湖、塔尔寺等重要遗址。2012年，刘学堂、刘文锁在新疆举办了游牧文化与考古会议，借这次机会我考察了呼图壁、吐鲁番等新疆境内重要遗址，并参观了新疆考古所。2013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大调查喀什调查组，调查时间长达一个月，涉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地，喀什考察结束后，我还到北疆进行了考察。新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相联系，并到达西亚，这里还有张骞博物馆、班超的故事等，因此，此次考察使我对丝绸之路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2013年冬，我参加了甘肃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峰会，我同叶舒宪、王巍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我在会议上主要讲了青铜之路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这距离我2004年首次提出“青铜之路”概念已过去了将近10年。通过10年的调查研究，我对这一概念也已经有了比较肯定的把握。2014年，我与叶舒宪一同参加了《丝绸之路》杂志社举办的“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会上，叶舒宪强调玉帛之路，我强调齐家文化。2014年秋季，我参加了大唐西市组织的丝绸之路国外考察，主要调研了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亚兹德、设拉子等城市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布哈拉、萨玛尔罕、塔什干等城市。伊朗是西亚大国，其历史继承了两河流域的传统。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秦帝国有重要联系。波斯人将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将秦帝国称为秦。通过这次考察，使我更深入地体会到了中国和中亚的亲密关系，更加确定了“中国与中亚的联系是从汉代以前就开始了的”这一认识。从2008年至今，我总共撰写了七篇与齐家文化有关的文章，我称之为“七论齐家”。2014年是齐家文化发掘90周年，我写了《正本清源说齐家——纪念齐家文化发现90周年》，对齐家文化的性质、历史作了简要论述，明确了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的观点。 2008年，我写的《夷夏先后说》只是初步提出了齐家文化是夏文化，2014年，“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后，我写的《齐家华夏说》则是聚焦齐家，从不同的方面细致论证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这一观点，这两本书可以算作是姊妹篇。
下面，我对这七个方面作逐一介绍：
第一，我将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性质大同小异，齐家比二里头略早200年，二里头是夏文化晚期，齐家是早期。
第二，我从地理分布角度论证了齐家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甘肃、青海、宁夏，但其影响范围达到了内蒙古、山西、河南、四川等地。首先，从历史地理来说，这片区域与《史记》记载的夏的分布区大致相同，同时，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其次，从自然地理来说，齐家文化分布区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结合区，地理特征复杂，有山川、河流、草原，这些共同造就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宜农又宜牧，为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基础。再次，从交通地理方面来说，这里是丝绸之路关键地带，汉代之前，外来的物种、文化首先会进入这个地区。因此，从文化圈的角度来说，齐家文化不仅是中亚、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将齐家文化中出土的铜器进行了梳理，发现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中都出土了铜器，这样就可以肯定地说齐家文化就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齐家文化是中国、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标志着中国、中亚进入了世界青铜时代体系。
第四，我从齐家玉和夏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论述，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特征，玉器发展有三个高峰，分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中50厘米以上的大玉器有很多，同时，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中也有50厘米以上的大玉器，二里头文化中的玉器与齐家玉器基本相同，对此，我写了《齐家玉与夏文化》一文。我发现，齐家玉器中不仅有良渚风格的璧与琮，还有圭与璋、刀与戈，这就说明进入齐家文化后，玉器的发展有向玉兵方向开拓的趋势。红山、良渚都是以玉礼器为主，从齐家、二里头开始便出现了玉兵。齐家玉器中有完备的璧和琮、珪和璋、刀和戈系统，可以肯定地说，齐家文化中玉的种类是最多的，玉材是最丰富的，玉质是最好的。禹会诸侯于凃山，执玉帛者万国。玉文化发达才有可能是夏文化。
第五，我从齐家陶器和夏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论述，齐家文化陶器种类多，其中的双耳罐数量很大，这标志着齐家文化向西南和东北传播的过程，但目前相关研究的还不多。邹衡认为陶盉就是鸡夷，是夏文化的标志。齐家文化中不仅有二里头风格的款足盉，亦有灰陶平底壶形盉，还有仅见于齐家文化的特形盉。
第六，我对齐家文化的墓葬进行了初步的梳理。4000年以前，中国的墓葬形式比较单调，从马家窑晚期马厂类型及齐家文化开始，墓葬类型得到了极大地丰富。齐家文化中出现了洞穴墓、火葬等各种类型的墓葬方式，是我所见的墓葬中类型最为丰富的，它不仅吸收了中原的墓葬传统，也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墓葬传统。齐家墓葬类型的复杂反映了当时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贫富的分化，以及父系社会的开始和性别间的不平等。历史记载，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父系社会;考古发现，从齐家文化开始，中国进入父系社会。这些联系使得我们能从墓葬方面鉴别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第七，我从民族史的角度鉴别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首先，文献记载，西夏自称“夏”、“大夏”，他们将党项羌视为自己的祖先，同时，因为大禹也属羌族，因此，西夏也将大禹视为祖先。其次，西夏的地理分布范围与齐家文化的地理分布范围是重合的。再次，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曾经建立了大夏国，并将大禹视为祖先。从周朝开始，出现了夏崇拜。因此，李元昊西夏、赫连勃勃大夏、周人崇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三者崇拜的夏的方位与齐家文化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我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从七个方面对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证，证明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
另外，我想具体谈一下学术研究中的“四通”问题。首先，古今相通，我们研究齐家文化，华夏文明不能就历史研究历史，而应与当下结合。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华夏文明与世界是相通的，东西相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再次，学科相通，一门学科往往很难解决问题，要强调多学科交叉使用，才能时齐家文化与华夏明进行立体分析研究。最后，官方与民间要相通，在具体的研究中，如果只依靠官方材料或民间资料一方面，那么，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学术研究需要将两者紧密结合，发现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才会对一个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我的感想很多，可以用武威文庙前的一副对联概括：“量合乾坤明参日月，学兼中外道冠古今。”
我希望在齐家文化发现100周年的时候，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源这个观点能够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结论。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叶舒宪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
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
易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院研究员
冯玉雷 《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唐士乾 甘肃省广河县文广局局长
刘 樱 《丝绸之路》杂志社制版中心主任
主持人 冯玉雷
录 音 刘 樱
整 理 瞿 萍 《丝绸之路》杂志社编辑
冯玉雷
非常难得，能有这样一次聚会。虽然条件简陋，参加人员不多，但我们探讨的问题一点也不小。大学毕业，因为文学创作需要，我常常跑田野，所谓采风，读大地文章。后来，与恩师叶舒宪先生再次相逢。叶先生劝我为深化创作，要重视学术研究，尤其研究西北大地史前玉文化。于是，因为对史前文化的着迷和对田野调查的陶醉，我们有了很多共同考察文化遗址的经历。特别是2012年7月到《丝绸之路》杂志社任职以来，因工作关系，我不能再继续小说创作，而办刊中的很多文化学术活动，正好与叶舒宪、王仁湘、古方、叶茂林、易华等学者孜孜以求的史前文化学术梦完美衔接，连续策划实施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及相关学术活动。最近，4月26～29日，我们完成第四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对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县、临洮马衔山玉矿、定西等地的文化遗址及博物馆进行考察，并且在广河参加一次有关齐家文化研究与展示的座谈会。今天，我们请王仁湘、叶舒宪、易华三位先生从自己研究的角度来谈谈齐家文化。
首先，请王仁湘先生谈一谈。
王仁湘
西北地区是所有从事考古的人所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人民、土地、风俗等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索。尽管西北地区的考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当我们真正身临其境开展研究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畏惧之心。这是因为，过去考古的前辈所做的研究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材料，已经挖掘到了一定的深度，要想很快有新突破、新发现不容易。就我自身而言，我已经在中原和西南地区的相关考古研究方面打开了一定的局面，如果让我从西北地区重新开始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我也是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决定到西北担任甘青考古队的队长。
过去，我们做甘青地区的工作时，由于甘肃、青海古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因此，是将其作为一个文化带来考虑的，具体做工作的人也不多。我研究生学习毕业后，也在甘青地区做过工作，具体是在天水的师赵村和西山坪。我在西三坪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地层，解决了一个比较急切的田野考古问题。前仰韶时期，关中地区发现了两个重要的文化类型——老官台、北首岭下层，二者面貌不同，地层关系不清楚，没有直接的年代判断依据。而我就是在天水西山坪发现了这个地层，发现老官台年代更早，我当时将它称为白家村文化，这也是我开始做西北工作时的一个明显收获。由于我学生时期在关中做考古工作，会经常将甘青地区和关中地区进行比对，将它们联系起来研究，有了这个发现，更觉得这种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甘青地区主要的彩陶文化是马家窑和后续的一些文化，除此之外，特别是早于它的文化，我们都不太了解，因此，我在担任甘青考古队队长时，先准备选择具有仰韶文化因素的遗址进行发掘，在青海调查了一些早期遗址，最先选择的点是循化。循化有一个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这里出土了很多庙底沟时期的器物，我们采集了很多标本，当时已经决定在那里首先开展工作。接着前往东部民和考察，然后返回西宁，做筹备工作。到了民和之后，我们了解到了黄河北岸的喇家遗址，它一下子就强烈地吸引了我。
喇家遗址是齐家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在我们开展工作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有很多重型玉器出土。当地老乡盖房的时候，挖出的人骨身上便放有玉璧，破坏了一处重要的墓地。当时，我意识到了这里的重要性，就放弃了在循化发掘的想法，决定在民和先行开展工作。我们还在距离喇家不远处发现了一处重要的仰韶遗址，这既丰富了我们在此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开展齐家文化的相关研究，且无违初衷，两全其美。因此，我们在喇家所在的官亭盆地开展了整体的考察，还在大河家附近的杏儿沟附近发现了几处仰韶遗址。
可以说，我对齐家文化的研究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有一些重要发现，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喇家遗址面积有40多万平方米，文化堆积非常好，我们发现了随葬玉器的墓，还发现了放置玉器、玉料的房址，有的房屋内集聚着10多位妇孺死者，确定是一处灾难遗址。我们在现场感受到了地震、洪水发生时人性的光辉，也感受到灾难降临瞬间人们的惊恐与无奈。发掘中发现了很多大型玉器，出土了大量陶器，后来还发现了非常精美的马家窑彩陶等，还发现了面条遗存，这些都让我们了解到当时黄河岸边的先民生活。通过那次工作，使我深入地认识了齐家，但是由于当时关注的重点在仰韶，又由于工作重心调整，我不得已放下了喇家的相关工作，也因为这样，使我们对齐家的认识还缺乏深度、广度。
就我的了解，考古界、学术界对齐家的研究关注不多，整体认识还停留在早期，没有提升，或者说本身对齐家文化的判断不足。尤其是开展了近10年的华夏文明探源工程，还没有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没有认真关注齐家的研究，只是将个别遗址的工作勉强归入探源范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在看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齐家文化的意义，这里有许多过去没有见到过的出土品，我们需要将它对东、西两侧文化产生的影响重新评估，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进行研究。强化对齐家文化的研究一定会为华夏文明起源、发展问题打开新的局面，得出前所未有的结论，从而推进中原地区的考古深入。通过对齐家文化的研究，重新认识华夏文明起源的过程、路径，也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过时的认识。 冯玉雷
叶舒宪老师有一个观点，认为在华夏民族统一之前，是玉文化首先统一了中国，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仁湘
传统的玉器研究主要限于收藏家范围，尽管近年来考古界内也有相关研究，但传统的思维范式就是判定年代，并不关注涉及玉的内涵研究，我们的考古工作更注重实物本体的研究。我自己认可叶老师的一些看法，但并不代表考古界其他学者，尤其是老一辈专家能够接受这些观点。我自己研究彩陶，我认为彩陶统一了中国的核心区域，秦的大一统是建立在早期彩陶文明认同的基础上的。我赞同叶老师的观点，玉是华夏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符号。我自己认识不深，但我认为叶老师的观点是站得住的，没有问题。
冯玉雷
请您谈谈对我们刚刚考察的新庄坪遗址、马衔山遗址玉矿的感受。
王仁湘
新庄坪遗址出土过重型玉器，我很向往，考察后，我觉得很震撼，其文化面分布之大，我感觉比喇家还高一个档次。由这个点看，齐家文化的高度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获得的认识所能判断得了的，我觉得可能还有更高层次的遗址存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发现，齐家一定有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不一定有城，但会有相当的规模，继续在更大范围调查，我认为一定会有收获的。
至于马衔山遗址，我和叶老师的感受是相近的，它为齐家玉文化找到了一个重要来源。当时的人是怎么发现这座玉矿，它又对齐家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都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可以用青铜时代的铜矿资源比较，如果没有铜矿，青铜文化如何发展？现在看来，马衔山遗址玉矿对齐家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马衔山玉矿遗址就在齐家文化的分布区内，这为齐家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关于马家窑彩陶，我有一点看法。由于我是研究仰韶彩陶的，过去，我们都认为马家窑彩陶是从仰韶彩陶发展而来的，这个认识没有问题，但是发展演变的路径并不非常准确。提到马家窑的源头，都认为是从豫、陕、晋传播到这里的，其实并非这样，这里本来就有仰韶分布。甘青地区的彩陶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从大地湾出现彩陶，到仰韶、马家窑，是有完整链条的，彩陶传统是本来就有的，它的主体用不着由传播途径得来。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对甘青地区的文化高度就会有一个新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从东、西吸收长处，促进自身发展。值得强调的是，彩陶在这里的发展最繁荣，传统延续最久，这里是彩陶的一个重要中心区。中原地区在仰韶之后就没有彩陶文化了，衰落了。有了这些认识发展的变化，我们会更加重视这里的研究，关注其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我认为，甘青地区从仰韶到马家窑，到齐家，始终处在一个文化高地。
冯玉雷
叶舒宪老师从2005年开始就到甘肃进行田野考察，我们大冬天坐着漏风的大巴车，啃大饼，跑田野，参加人数很少，慢慢地，考察团队越来越大，并且得到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物局、西北师范大学、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等方方面面支持，感慨很多。下面请叶老师谈一谈。
叶舒宪
2005年起，我来到甘肃做调研，2008年写了《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一个主要观点是，华夏文明的源流如果离开了西北的史前文化是无法被认清的。我在书的末尾对彩陶文化的起源说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看法。如齐家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之一，夏文化的溯源不能局限在中原二里头文化，而必须考虑齐家文化等。还有，我们都知道，秦安的大地湾遗址被学界称作是仰韶文化的甘肃类型。我认为，这个提法本身在逻辑上就有问题。因为如果是一个类型的话，应该是流，而非源，但大地湾的彩陶是迄今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彩陶，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大地湾文化一期距今8000年，二者相差1000年，我想，这主要还是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偏见所导致的。大部分人对西北认识不足，西北文化研究的缺失，使得华夏文明的研究不完整。2009～2012年，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了一个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主要是用人文方面的神话解释研究，去补充考古学的发掘与年代学，希望能够还原出史前期社会的神话信仰和观念。我们发现，信仰中的中国文明之“根”比文字、文献早得多，都是来自非文字的符号，如彩陶、青铜器、玉器等。这些器物中有一部分具有实用价值（陶器），但铜器、玉器的起源最初都并非实用。陶器中有一部分纹饰为人头、人身或动物形象、植物形象和几何形符号，这肯定涉及到当时人的精神崇拜，而不能简单当作日常生活用品来对待。史前无文字的文化大传统中最能代表精神崇拜的就是玉器。因此，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将重要的研究方向从文献文本转向史前玉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将玉文化作为比汉字更早的华夏符号来研究。2012年以来，一共组织了有关玉文化研究的六次田野考察（前四次已经完成，后两次考察待完成），参与六个重要的学术会议。下面，我将它们逐一梳理。
第一次会议是201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玉器收藏文化研讨会”，收藏界的人多，学界人不多，我在会议上首次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的命题、提交了文章《玉石之路黄河道刍议》。基于以前调研的经验，我意识到黄河两岸是史前玉器最集中出现的地方，我便以刍议的方式提示黄河在玉文化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引发讨论。后来，我又在《丝绸之路》杂志上刊发文章，提出和论证“新黄河摇篮说”。过去，普遍的认识是，世界上主要的古老文明都是在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基础上形成的，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然而，仔细研究会发现，华夏史前并没有灌溉农业，黄土地上的主要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黄河的水并没有主要起到灌溉的作用，而是起到文化传播和资源运输的作用。例如，家马传入中国之前，人的运输力是非常有限的，主要的运输通道是漕运，也就是水运。黄河通道及其支流泾河、渭河等都是可能曾经充当资源运输的通道。众所周知，每一种文明起源都有一种重要的物质资源基础，那就是长距离的贸易、文化互动、传播等文化现象。那么，长距离运输的对象是什么也成为我们关注的内容。在青铜时代到来之前，先民最关注的资源就是由宗教信仰、神话观念决定的资源，将玉视为神的化身，因此，史前人类便基于神话观念，规模性地开采玉石原料，规模性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过去，我们将这套行为视作一种习俗，以审美为主，现在看来，玉文化的发生、发展都是由神话信仰作为支撑的。相关的探讨参看《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一文（见《丝绸之路》2012年第17期）。 第二次会议是2013年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联合中国收藏家协会在陕西榆林举办“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这是国内国际第一次以“玉石之路”名义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今年刚出版面世（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榆林的石峁遗址新发现4300年前的巨大城池，建城用石块的间隙穿插着玉器。会议根据大量玉礼器和玉兵器在史前中国分布范围，提出了“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说”。考古发现，南至珠江流域、北到辽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到东海之滨，都有玉璧、玉琮、玉璜一类礼器出现，这体现了一种信仰、神话观念的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齐家文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些出现大规模生产玉礼器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玉文化的观念、宗教、信仰已经传播到了的地方，而当地一旦接受，就成为一种文化认同，也可以说，大一统最早是一种信仰观念和文化上的认同。
第三次会议是2013年10月8日在兰州召开的“丝绸之路高级论坛”。会议提出了玉石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再次凸显齐家文化玉器对夏、商、周玉礼器体系形成的文化传播作用。史前时代，处在中原和新疆昆仑山之间的玉文化就是齐家文化分布区，其面积有100万平方公里，延续时间大约为500年。然而，对于齐家文化没有任何的文献记载，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如果，我们将齐家文化置于中国玉石之路的大背景下研究，其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就比较清晰了。
第四次会议是2014年7月12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由《丝绸之路》杂志社具体负责安排，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考察丛书即将出版面世（甘肃人民出版社）。会议的最大收获就是，使我们重新认识了齐家文化背后的玉矿资源带，并在祁连山看到了现在还在开发着的祁连玉，在瓜州大头山看到了一种带有褐色皮的白玉（石英岩），也就是说，玉矿原料在祁连山到昆仑山一带都有分布。有两个点是我们要考察研究的，那就是瓜州马鬃山新发现的战国到汉代的玉矿，以及此次考察的马衔山玉矿，二者从玉料样本上看，都非常接近齐家文化玉器的用料，我们也了解到齐家文化玉器用料的地域广度，大大超过以往的史前地域性的玉文化用料。这一发现大大拓展了“昆仑”的概念。据《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的直接结果就是将新疆和田玉运输到了汉王朝，汉武帝亲自将出玉料之地命名为昆仑山。可以说，新疆、青海的昆仑山，甘肃的马衔山、马鬃山、祁连山是一个连成一片的整体，这里有华夏祖先最关注的物质资源的分布带。从昆仑山、祁连山到马衔山，东西长将近2000公里，南北宽度将近1000公里，这近200万平方公里的玉矿资源带，通过数次的调查，逐渐清晰，这对于认识华夏文明的起源背后的第一重要资源——优质透闪石玉料，以及将西部资源传播到夏、商、周文明国家的齐家文化的传播意义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看到，博物馆陈列的西周以后的高档次玉器基本都是以白玉为主，史前白玉出现的最可能的地方就是甘肃到新疆一带。我们在马衔山集中采集了与齐家玉有关的玉料（或有少量白玉）。我们在临夏州博物馆看到13件齐家文化玉器精品，其中大部分主要出自积石山县的新庄坪遗址。如王仁湘先生所言，那里可能是一个齐家文化的政权中心，其意义可能不亚于青海民和的喇家遗址，尤其是那里出现了玉璋。玉璋在我国东部出土的比较多，在此之前，齐家文化中尚未发现过玉璋。1970年代时，新庄坪遗址采集的玉器中还有白玉琮，虽然目前仅看到一件，但是仍有非凡的意义。它说明，齐家文化玉器生产中确实已经开始使用白玉了。那么，白玉究竟来自那里，就是必须要关注的话题了，如果我们不能在马鬃山玉矿中找到相应的白玉，那我们能做出的唯一推论就是，这些白玉来自新疆昆仑山。如此，也就可以将齐家文化分布的100万平方公里及其西侧的200万平方公里的玉矿资源区联系为一个整体，并给《礼记》中记载的“天子佩白玉”以及中国人“白璧无瑕”的道德理想找到了物质方面的西北原型（参看《白玉崇拜及其神话历史》，《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第五次会议也就是本次会议及考察活动，可以视其为将于2015年8月1日在广河召开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前期筹备及调研。由于8月参会的很多学者可能没有到过甘肃西北，因此，这次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引导，也就是为“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定调子。尽管齐家文化涉及范围广，但参与本次调研的成员都是齐家文化研究的核心学者，研究统一指向齐家玉器方面，包括博物馆收藏的和民间收藏的标本，希望将考古文博界和民间收藏界打通和结合起来，这是很难的，需要继续尝试，着力解决的是玉石之路及其与华夏文明关系的问题。
第六次会议是2015年8月1日即将在广河召开的“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
以上就是，自2012年提出“玉石之路黄河道”，并启动玉石之路实地考察以来的六次重要会议。
下面，我将梳理与这六次会议密切相关的田野考察活动：
第一次考察：2014年6月，玉石之路山西道（雁门关）考察。我和易华等沿着北京—大同—代县雁门关一线，考察了《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周穆王前往昆仑山寻找西王母，也就是先秦时代西玉东输的路线。考察中，我们发现，文献中记载的每一个点都是有据可查的，同时还发现了比这条陆路更古老的水路：玉石之路山西段的黄河道。这二者是并行的，分别沿着黄河与雁门关延伸。也就是说，上古自西北进入中原是没有捷径的，需要绕道而行。绕道河套和晋北盆地。在没有马之前，雁门关道也难走，黄河道才是正道。我们在黄河岸边的兴县小玉梁山看到龙山文化墓地和民间收藏的史前玉器，与河对岸的石峁玉器大同小异（见《百色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文学人类学栏目文章”，如《西玉东输雁门关——玉石之路山西道调研报告》和《山西兴县碧村小玉梁龙山文化玉器闻见录》）。2004年，中央电视台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开展考察活动，但由于考察活动并非学界组织，最后没有形成考察报告，仅拍摄《玉石之路》纪录片，存在遗憾。我们考察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路线细化，用GPS定位方式勾勒出整个路网，也是丝绸之路考察的中国本土视角新成果。 第二次考察：2014年7月，玉帛之路河西走廊段考察（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之旅：民勤—武威—高台—张掖—瓜州—祁连山—西宁—永靖—定西）。考察成果有七部书，以及《丝绸之路》杂志专刊，2014年第19期）。还有相关的考察报告，已经发表的有：叶舒宪《乌孙为何不称王——玉帛之路踏查之民勤、武威笔记》，冯玉雷《玉帛之路及其古代路网的调查及研究》（见《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易华《齐家玉器与夏文化》（见《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三次考察：2015年1月，我们申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草原之路调研项目，规划出沿着腾格里沙漠的考察路线图。在申报等候审批程序的过程中，2月初，《丝绸之路》杂志社冯玉雷社长带领由杨文远、刘樱、瞿萍、军政组成的考察团，先期展开一次玉帛之路环腾格里沙漠路网考察。这是2014年7月“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之后，我们重新圈定的古代玉石之路北部路网。此次考察特别关注到了从民勤到阿拉善左旗、内蒙古河套、陕西北部地区的玉石路线问题。考察报告见冯玉雷《环腾格里沙漠考察》（《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四次考察：2015年4月26日至5月1日，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考察（齐家文化遗址与齐家玉料探源之旅：兰州—广河—临夏—积石山—临洮马衔山—定西—兰州），此次考察主要关注公私博物馆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情况，关注玉矿资源的分布，并采集玉料标本，研究齐家文化所用玉料的供应情况、比例情况，收获很大。
第五次考察：2015年6月，我们即将展开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协作组织的玉帛之路草原道的调研。此次考察将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包头，考察河套地区沿着黄河修建的系列史前城址，后沿着草原之路向西到达额济纳旗、马鬃山、哈密。目的在于了解玉帛之路（丝绸之路）北道（草原线）在早期与玉石有何关系，与史前使用金属的文化有何关系，解释马鬃山玉料输送中原的具体路线问题。
第六次考察：计划在2015年7月举行，即2015年“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没有打通西安、宝鸡、天水路线之时，古人以宁夏固原为十字路口的路线情况。寻找齐家文化的统治中心，主要关注铜器和玉器，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物普查情况看，齐家文化相关遗址和文物点最多的两个地方分别是庄浪、漳县。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民间还收到了器形较大、玉质高档的玉礼器，特别是白玉的。因此，此次考察将以固原为中心，在陇东地区进行较详细的调研，进一步厘清西北史前玉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互动关系。
以上就是自2012年启动玉石之路研究以来，六次重要田野考察活动的简单介绍。
冯玉雷
易华兄也常常背着包跑西北田野，如痴如醉，不辞幸苦。首先我作为西北土著对您这位湘江江畔生长的学人表示崇高敬意。我们共同经历的考察同白酒一样，度数高得灼人，但味道很纯粹。感谢您纯粹的学术精神和情怀！我想，您的感想也很多吧。
易 华
我的考察，可以简单概括为“七探齐家”。我对齐家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从10年前开始的。下面我将自己这10年的研究过程及成果作一简单介绍。2008年，我撰写完成了《夷夏先后说》，这部书是我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齐家文化概念进行的梳理，得出的初步结论是齐家文化极有可能是夏文化。因此，我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有意识地集中研究齐家文化。2008年夏季，我与国内外20名专家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许宏组织的“中原与北方青铜文化互动考察活动”，其中一半为考古学家，一半为与考古相关的专家，此次考察使我对青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在参加完此次活动后，我就集中关注了青铜的问题、夏的问题、齐家的问题。自此之后，我就开始了西北的考察。2008年冬，考察了西安的相关古迹。2009年，我沿着西安—宝鸡—千阳—天水—兰州一线进行了考察，期间，在兰州召开了中国民族史会议，我向会议提交了论文——《夏与西北》。2010年，在武威召开了第二届西夏学国际会议，我宣读了论文《西夏、大夏与夏》，并进行了讨论。会后，我考察了从酒泉到居延海及银川的西夏文化中心，至此，我完成了对西夏文化圈的考察。2011年，在金昌召开了沙井文化会议，因为沙井文化中的洞室墓文化比较多，我提交会议的论文是《洞室墓文化的来龙去脉》。后来，我前往喇家遗址进行考察，与叶茂林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考察了柳湾遗址、青海湖、塔尔寺等重要遗址。2012年，刘学堂、刘文锁在新疆举办了游牧文化与考古会议，借这次机会我考察了呼图壁、吐鲁番等新疆境内重要遗址，并参观了新疆考古所。2013年，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组织的大调查喀什调查组，调查时间长达一个月，涉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地，喀什考察结束后，我还到北疆进行了考察。新疆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相联系，并到达西亚，这里还有张骞博物馆、班超的故事等，因此，此次考察使我对丝绸之路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2013年冬，我参加了甘肃举办的丝绸之路文化峰会，我同叶舒宪、王巍分别作了大会主题发言。我在会议上主要讲了青铜之路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这距离我2004年首次提出“青铜之路”概念已过去了将近10年。通过10年的调查研究，我对这一概念也已经有了比较肯定的把握。2014年，我与叶舒宪一同参加了《丝绸之路》杂志社举办的“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会上，叶舒宪强调玉帛之路，我强调齐家文化。2014年秋季，我参加了大唐西市组织的丝绸之路国外考察，主要调研了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亚兹德、设拉子等城市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布哈拉、萨玛尔罕、塔什干等城市。伊朗是西亚大国，其历史继承了两河流域的传统。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秦帝国有重要联系。波斯人将罗马帝国称为大秦，将秦帝国称为秦。通过这次考察，使我更深入地体会到了中国和中亚的亲密关系，更加确定了“中国与中亚的联系是从汉代以前就开始了的”这一认识。从2008年至今，我总共撰写了七篇与齐家文化有关的文章，我称之为“七论齐家”。2014年是齐家文化发掘90周年，我写了《正本清源说齐家——纪念齐家文化发现90周年》，对齐家文化的性质、历史作了简要论述，明确了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的观点。 2008年，我写的《夷夏先后说》只是初步提出了齐家文化是夏文化，2014年，“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后，我写的《齐家华夏说》则是聚焦齐家，从不同的方面细致论证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这一观点，这两本书可以算作是姊妹篇。
下面，我对这七个方面作逐一介绍：
第一，我将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性质大同小异，齐家比二里头略早200年，二里头是夏文化晚期，齐家是早期。
第二，我从地理分布角度论证了齐家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甘肃、青海、宁夏，但其影响范围达到了内蒙古、山西、河南、四川等地。首先，从历史地理来说，这片区域与《史记》记载的夏的分布区大致相同，同时，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其次，从自然地理来说，齐家文化分布区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的结合区，地理特征复杂，有山川、河流、草原，这些共同造就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宜农又宜牧，为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基础。再次，从交通地理方面来说，这里是丝绸之路关键地带，汉代之前，外来的物种、文化首先会进入这个地区。因此，从文化圈的角度来说，齐家文化不仅是中亚、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将齐家文化中出土的铜器进行了梳理，发现齐家文化的主要遗址中都出土了铜器，这样就可以肯定地说齐家文化就是青铜时代的文化。齐家文化是中国、东亚最早的青铜文化，标志着中国、中亚进入了世界青铜时代体系。
第四，我从齐家玉和夏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论述，玉器是齐家文化的重要特征，玉器发展有三个高峰，分别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齐家文化中50厘米以上的大玉器有很多，同时，石峁文化、二里头文化中也有50厘米以上的大玉器，二里头文化中的玉器与齐家玉器基本相同，对此，我写了《齐家玉与夏文化》一文。我发现，齐家玉器中不仅有良渚风格的璧与琮，还有圭与璋、刀与戈，这就说明进入齐家文化后，玉器的发展有向玉兵方向开拓的趋势。红山、良渚都是以玉礼器为主，从齐家、二里头开始便出现了玉兵。齐家玉器中有完备的璧和琮、珪和璋、刀和戈系统，可以肯定地说，齐家文化中玉的种类是最多的，玉材是最丰富的，玉质是最好的。禹会诸侯于凃山，执玉帛者万国。玉文化发达才有可能是夏文化。
第五，我从齐家陶器和夏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论述，齐家文化陶器种类多，其中的双耳罐数量很大，这标志着齐家文化向西南和东北传播的过程，但目前相关研究的还不多。邹衡认为陶盉就是鸡夷，是夏文化的标志。齐家文化中不仅有二里头风格的款足盉，亦有灰陶平底壶形盉，还有仅见于齐家文化的特形盉。
第六，我对齐家文化的墓葬进行了初步的梳理。4000年以前，中国的墓葬形式比较单调，从马家窑晚期马厂类型及齐家文化开始，墓葬类型得到了极大地丰富。齐家文化中出现了洞穴墓、火葬等各种类型的墓葬方式，是我所见的墓葬中类型最为丰富的，它不仅吸收了中原的墓葬传统，也吸收了欧亚大陆的墓葬传统。齐家墓葬类型的复杂反映了当时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贫富的分化，以及父系社会的开始和性别间的不平等。历史记载，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父系社会;考古发现，从齐家文化开始，中国进入父系社会。这些联系使得我们能从墓葬方面鉴别齐家文化是夏文化。
第七，我从民族史的角度鉴别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首先，文献记载，西夏自称“夏”、“大夏”，他们将党项羌视为自己的祖先，同时，因为大禹也属羌族，因此，西夏也将大禹视为祖先。其次，西夏的地理分布范围与齐家文化的地理分布范围是重合的。再次，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曾经建立了大夏国，并将大禹视为祖先。从周朝开始，出现了夏崇拜。因此，李元昊西夏、赫连勃勃大夏、周人崇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三者崇拜的夏的方位与齐家文化是重合的。
综上所述，我运用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从七个方面对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论证，证明了齐家文化就是夏文化。
另外，我想具体谈一下学术研究中的“四通”问题。首先，古今相通，我们研究齐家文化，华夏文明不能就历史研究历史，而应与当下结合。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华夏文明与世界是相通的，东西相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历史。再次，学科相通，一门学科往往很难解决问题，要强调多学科交叉使用，才能时齐家文化与华夏明进行立体分析研究。最后，官方与民间要相通，在具体的研究中，如果只依靠官方材料或民间资料一方面，那么，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学术研究需要将两者紧密结合，发现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才会对一个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我的感想很多，可以用武威文庙前的一副对联概括：“量合乾坤明参日月，学兼中外道冠古今。”
我希望在齐家文化发现100周年的时候，齐家文化是华夏文明之源这个观点能够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