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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以来，关于人文素质教育的讨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三四十年代的通才与专才之争、20世纪末叶的人文素质教育讨论。这三次讨论反映了几代中国人对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积极思索和努力探讨，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精神 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025－03
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围绕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等掀起了多次讨论和论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争主要有三次。本文对这三次讨论做一简单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几代中国人为提升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探索。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闪耀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为我们当前的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20世纪20年代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张君劢并未阐释自己的人生观，而是集中论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张君劢的演讲在《清华周刊》第272期发表之后，马上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激烈批评。丁文江在北京《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措辞激烈地抨击“玄学的鬼”已“附在张君劢身上”。他认为，人生观并不能同科学分家，人类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力求人生观的统一，科学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格修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丁文江对张君劢的挑战文章正式引发了“科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随后，一大批学界泰斗、思想界名流也加入了论战。其中，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等著文支持同情张君劢，而胡适、吴稚晖、章演存、朱经农、王星拱、任鸿隽、唐钺等则撰文声援丁文江为科学做辩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加入了这次论战，他们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即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而“较其深层次的实质性分歧，却是在于如何认识科学主义，或叫做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简言之，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及其支持者将科学与人文基本对立起来，强调科学绝非万能，认为科学不能全部解决人生观问题。梁启超指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玄学派极力肯定人类精神创造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性，这一点成为他们断定科学不能统一人生观的重要依据。范寿康将自由意志看作是产生人类行为责任和道德的根本：“我们如果能够断定意志毫不自由，生命全无意义，那末，人生不是变成一种机械，试问人类社会里面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什么责任可讲呢？”针对玄学派的论点，科学派做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并在此之上提出了他们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见解：其一，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丁文江反驳张君劢指出：“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其二，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任鸿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不但是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人生观“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
“科玄论战”在当时以科学派的胜利而结束。客观来看，张君劢等人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完全否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观点确实有失偏颇。但是，玄学派看到并指出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主张人生观不能仅靠科学来解决，由此而提倡重视和发挥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这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玄学派截然相反，科学派强调科学足以指导人生观，应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科学派囿于科学主义的藩篱，同样不能够完全正确客观地阐释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科学主义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冲突和对峙，展现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热情讴歌和积极追求“赛先生”的同时，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虽然着力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但其中对现代教育问题已有所提及。菊农在论战中著有《人格与教育》一文，认为现代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存在着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教育的弊病。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实现，然而科学教育过度偏重知识教育，磨灭了个人人格的塑造，因此，改良现代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打破个人主义、机械主义的人生观，建设新的人生哲学。菊农将他认为的理想的教育分成精神教育、意志教育、艺术教育、知识教育与体育五部分，认为这五方面的“完全的调和的发展”，便是人格的实现，如此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菊农对于现代教育尤其是对科学教育流弊的批驳，与当时中国的教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在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现实主题中，培养军事、铁路、船舶、算学等实学人才成为刚刚起步的大学教育的目标所指，具有悠久人文教育传统的中国人被动而仓促地接受和引入了科学教育，自此之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争在中国教育史上便不绝如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为主旨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开始传入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办学主旨、培养目标、学科设置等问题上，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与政界一直争论不休。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争论较集中地体现为三四十年代的“文实之争”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通才教育的探讨
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国民党政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曾经展开过一场全国性的文实之争。1932年5月19日，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等提出，要在广州各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栏由此引发了一个月的讨论。1932年5月30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其主要内容也是建议在十年内各大学停止招生文法艺术等类学生，将经费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此后，围绕是否应该“抑文重实”发生了全国性的论争。
国民党“抑文重实”政策的出台，与当时文科毕业生因相对过剩而引发的就业危机有很大关系，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指出：“专门人才的缺乏”是大学教育失败的根本所在。这显然是针对文科学生在数字意义上远远过剩于实科学生而言。另外，国力羸弱的压力，也成为国民政府重视实科的又一依据。邹鲁曾言：“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必须多多培养实科人才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实为当前的急务。可是我国现时的教育，则适得其反：大学中文法科畸形发达，理工农医等科则望尘莫及，刚刚造成反国家需要的现象。”国民政府的“抑文重实”之举，在当时即遭时人诟病，其中，浸润了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驳击更为有力。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指出：停办文法科的人，其“最大的错误是他们不懂大学的目的，和人生需要的原则”，“大学的目的是求知，因为她的目的是求知，所以她是注重于研究”。鲁迅也曾讽刺说：“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吗？……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
自由知识分子的相关言论，在当时对于国民政府的具体决策虽然起了一定的修正作用，但并不能改变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1933年5月，教育部通令规定各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以后又将文法科分别归并或停止招生，或分年结束，而将节余经费用于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科。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一些具备卓识远见的教育家践行和坚守“通才教育”、“人文教育”便显得更加难得和可贵。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1年，为庆祝清华大学校庆30周年，梅贻琦发表《大学一解》一文，鲜明地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论点。他敏锐地指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为了改变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通弊，梅贻琦身体力行，千方百计地在清华大学就通才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探索。比如为了使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梅贻琦就清华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在他看来，学生过早进入专门之学及课程设置分门别类都是导致大学通识授受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主持下，自1935年始，清华大学规定一年级不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这样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各系知识的共同工具，为第二年的选系做好准备。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使得清华大学在抗日战争前即成为中国的至高学府，并迅速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三、20世纪末叶人文素质教育的勃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的重建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即“重理轻文”的格局。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文科教育遭到削弱和贬损，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更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高难度和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从而背离了‘教育’或者‘教学’的宗旨”。大学教育长期以来的文理分割，重理轻文，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杨叔子院士将理工科大学普遍存在的弊病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他认为，“五重五轻”的根本在于最后一点，即过分急功近利而忽视素质，尤其是忽视人文素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在20世纪末以来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1995年，原国家教委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路和措施，高校素质教育的序幕就此拉开。高校素质教育被称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次高教体制改革的起点，人文素质教育在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人文素质教育视人格的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反对教育的功利倾向和片面发展。1995年以后，各种与素质教育相关的研讨会纷纷召开，关于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各类文章更是大量涌现，一场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观念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人文素质教育的高潮也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高等教育中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实行现代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并重，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达到现代意义上的平衡，是现代科技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1999年6月，全国教育第三次会议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在对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尤其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关于人文素质及其教育的内涵、目标、方法的研究和探索仍然是教育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
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作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比如，文化素质教育被列入高校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课程的体系和结构，一批精品课程已经或正在建成。另外，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提高了校园生活的品位。第二课堂和校园环境是养成良好人文素质的重要场所。此外，许多高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调查、访谈；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参观校内外各种不同人文景点和各类博物馆等。诸如此类的有益的社会实践加强了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促进了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人文素质的人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的精神条件”。从此意义上讲，人文素质教育本身就是从提高全民素质出发的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回顾20世纪以来这三次围绕人文素质教育的讨论可见，无论是就历史、现实还是未来而言，人文素质教育都可谓任重道远。在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还应继续深入探讨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方法、步骤等，反省和清除既有学术体制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束缚，唯有如此，人文素质教育才会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33～40、53～54、128、142、251、316
2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2
3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J］.近代史研究，2005（6）
4 朱家骅.大学教育问题.革命文献（第55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93
5 邹 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347
6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J］.近代史研究，2005（6）
7 鲁 迅.智识过剩［N］.申报，1933.7.16
8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9 刘剑虹、杨竞红.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引论［J］.宁波大学学报，2005（5）
10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 侯样祥.我的人文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 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
13 杨叔子.面向未来，转变观念，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J］.重庆大学学报，1998（1）
14 王锐生.人文精神的历史形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1）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人文精神 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025－03
20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围绕人文素质教育、人文精神等掀起了多次讨论和论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争主要有三次。本文对这三次讨论做一简单介绍，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几代中国人为提升人文素质、培育人文精神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探索。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闪耀着理性和智慧的光芒，为我们当前的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一、20世纪20年代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张君劢并未阐释自己的人生观，而是集中论述：“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劢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张君劢的演讲在《清华周刊》第272期发表之后，马上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激烈批评。丁文江在北京《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措辞激烈地抨击“玄学的鬼”已“附在张君劢身上”。他认为，人生观并不能同科学分家，人类只有依靠科学方法才能力求人生观的统一，科学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格修养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
丁文江对张君劢的挑战文章正式引发了“科玄论战”，即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随后，一大批学界泰斗、思想界名流也加入了论战。其中，梁启超、张东荪、林宰平、瞿菊农、屠孝实等著文支持同情张君劢，而胡适、吴稚晖、章演存、朱经农、王星拱、任鸿隽、唐钺等则撰文声援丁文江为科学做辩护。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加入了这次论战，他们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即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而“较其深层次的实质性分歧，却是在于如何认识科学主义，或叫做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简言之，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及其支持者将科学与人文基本对立起来，强调科学绝非万能，认为科学不能全部解决人生观问题。梁启超指出：“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有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玄学派极力肯定人类精神创造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性，这一点成为他们断定科学不能统一人生观的重要依据。范寿康将自由意志看作是产生人类行为责任和道德的根本：“我们如果能够断定意志毫不自由，生命全无意义，那末，人生不是变成一种机械，试问人类社会里面还有什么道德可言，什么责任可讲呢？”针对玄学派的论点，科学派做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并在此之上提出了他们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见解：其一，人生观是可以统一的。丁文江反驳张君劢指出：“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其二，科学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任鸿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不但是因物质科学的进步，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直接的科学自己还可以造出一种人生观来。”人生观“有一大部分或全部分，都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变更或解决。”
“科玄论战”在当时以科学派的胜利而结束。客观来看，张君劢等人将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完全否定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观点确实有失偏颇。但是，玄学派看到并指出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主张人生观不能仅靠科学来解决，由此而提倡重视和发挥人文精神和中国文化，这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与玄学派截然相反，科学派强调科学足以指导人生观，应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科学派囿于科学主义的藩篱，同样不能够完全正确客观地阐释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它生动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科学主义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冲突和对峙，展现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热情讴歌和积极追求“赛先生”的同时，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虽然着力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但其中对现代教育问题已有所提及。菊农在论战中著有《人格与教育》一文，认为现代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存在着个人主义和机械主义教育的弊病。教育的目的是人格的实现，然而科学教育过度偏重知识教育，磨灭了个人人格的塑造，因此，改良现代教育，必须从根本上打破个人主义、机械主义的人生观，建设新的人生哲学。菊农将他认为的理想的教育分成精神教育、意志教育、艺术教育、知识教育与体育五部分，认为这五方面的“完全的调和的发展”，便是人格的实现，如此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菊农对于现代教育尤其是对科学教育流弊的批驳，与当时中国的教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教育。在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的现实主题中，培养军事、铁路、船舶、算学等实学人才成为刚刚起步的大学教育的目标所指，具有悠久人文教育传统的中国人被动而仓促地接受和引入了科学教育，自此之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之争在中国教育史上便不绝如缕。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为主旨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开始传入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办学主旨、培养目标、学科设置等问题上，教育界、知识界人士与政界一直争论不休。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争论较集中地体现为三四十年代的“文实之争”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之争。
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通才教育的探讨
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在国民党政界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曾经展开过一场全国性的文实之争。1932年5月19日，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等提出，要在广州各大学“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栏由此引发了一个月的讨论。1932年5月30日，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所谓“彻底改造教育之新动议”，其主要内容也是建议在十年内各大学停止招生文法艺术等类学生，将经费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此后，围绕是否应该“抑文重实”发生了全国性的论争。
国民党“抑文重实”政策的出台，与当时文科毕业生因相对过剩而引发的就业危机有很大关系，曾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指出：“专门人才的缺乏”是大学教育失败的根本所在。这显然是针对文科学生在数字意义上远远过剩于实科学生而言。另外，国力羸弱的压力，也成为国民政府重视实科的又一依据。邹鲁曾言：“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的国家，必须多多培养实科人才以发展生产建设事业，实为当前的急务。可是我国现时的教育，则适得其反：大学中文法科畸形发达，理工农医等科则望尘莫及，刚刚造成反国家需要的现象。”国民政府的“抑文重实”之举，在当时即遭时人诟病，其中，浸润了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驳击更为有力。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指出：停办文法科的人，其“最大的错误是他们不懂大学的目的，和人生需要的原则”，“大学的目的是求知，因为她的目的是求知，所以她是注重于研究”。鲁迅也曾讽刺说：“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吗？……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
自由知识分子的相关言论，在当时对于国民政府的具体决策虽然起了一定的修正作用，但并不能改变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1933年5月，教育部通令规定各大学和独立学院的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以后又将文法科分别归并或停止招生，或分年结束，而将节余经费用于扩充或改设理工农医等科。在这样的政策压力下，一些具备卓识远见的教育家践行和坚守“通才教育”、“人文教育”便显得更加难得和可贵。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41年，为庆祝清华大学校庆30周年，梅贻琦发表《大学一解》一文，鲜明地提出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论点。他敏锐地指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为了改变近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通弊，梅贻琦身体力行，千方百计地在清华大学就通才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探索。比如为了使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梅贻琦就清华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在他看来，学生过早进入专门之学及课程设置分门别类都是导致大学通识授受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他主持下，自1935年始，清华大学规定一年级不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这样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各系知识的共同工具，为第二年的选系做好准备。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及其实践，使得清华大学在抗日战争前即成为中国的至高学府，并迅速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
三、20世纪末叶人文素质教育的勃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的重建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以工程技术、专门教育为主，即“重理轻文”的格局。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文科教育遭到削弱和贬损，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更使得“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高难度和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从而背离了‘教育’或者‘教学’的宗旨”。大学教育长期以来的文理分割，重理轻文，重专业教育轻通识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杨叔子院士将理工科大学普遍存在的弊病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他认为，“五重五轻”的根本在于最后一点，即过分急功近利而忽视素质，尤其是忽视人文素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在20世纪末以来的确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从而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1995年，原国家教委提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路和措施，高校素质教育的序幕就此拉开。高校素质教育被称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次高教体制改革的起点，人文素质教育在其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人文素质教育视人格的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反对教育的功利倾向和片面发展。1995年以后，各种与素质教育相关的研讨会纷纷召开，关于素质教育、人文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各类文章更是大量涌现，一场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观念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人文素质教育的高潮也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高等教育中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实行现代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并重，使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达到现代意义上的平衡，是现代科技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1999年6月，全国教育第三次会议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为进一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体育、美育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在对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尤其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关于人文素质及其教育的内涵、目标、方法的研究和探索仍然是教育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
以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作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工作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比如，文化素质教育被列入高校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有课程的体系和结构，一批精品课程已经或正在建成。另外，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提高了校园生活的品位。第二课堂和校园环境是养成良好人文素质的重要场所。此外，许多高校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调查、访谈；参与社会服务工作；参观校内外各种不同人文景点和各类博物馆等。诸如此类的有益的社会实践加强了大学生对社会的了解，促进了他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具有人文素质的人将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的精神条件”。从此意义上讲，人文素质教育本身就是从提高全民素质出发的合乎历史发展的必然。回顾20世纪以来这三次围绕人文素质教育的讨论可见，无论是就历史、现实还是未来而言，人文素质教育都可谓任重道远。在认识到人文素质教育的重大意义的基础上，还应继续深入探讨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方法、步骤等，反省和清除既有学术体制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束缚，唯有如此，人文素质教育才会在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君劢、丁文江等.科学与人生观［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33～40、53～54、128、142、251、316
2 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2
3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J］.近代史研究，2005（6）
4 朱家骅.大学教育问题.革命文献（第55辑）［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93
5 邹 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347
6 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的文实之争［J］.近代史研究，2005（6）
7 鲁 迅.智识过剩［N］.申报，1933.7.16
8 梅贻琦.大学一解［J］.清华学报，1941（1）
9 刘剑虹、杨竞红.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引论［J］.宁波大学学报，2005（5）
10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
11 侯样祥.我的人文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 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
13 杨叔子.面向未来，转变观念，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J］.重庆大学学报，1998（1）
14 王锐生.人文精神的历史形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