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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其海岸线长达22.5公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
公元前215年，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簇拥着千古第一帝秦始皇，来到这里祭海、求仙。此后，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来此观海并留下不朽诗篇。“天开图画”两千年，记述着北戴河的历史变迁。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辟为“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如今，北戴河与美国的戴维营、俄罗斯的索契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夏都”——国家领导人度假胜地。
走进位于渤海之滨的“夏都”，打开一部新中国领导人与北戴河的经典故事书……
朱 德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喜欢游泳。1954年4月，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住进了早年天津富商章瑞亭所建的“章家楼”，从此喜欢上了北戴河。
毛泽东年轻时起就喜欢“到中流击水”，来到北戴河，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下海的机会。这次来到北戴河，他总在每天工作之余去游泳，只要一下水，不游够不上岸。
一日，海风骤起，暴雨也随之倾盆而下。一时间，海面上白浪滔天，海面下暗流汹涌。毛泽东不听警卫的劝阻，执意要下海游泳，待周恩来等得知此事后追到海边，他已经在水里了。毛泽东迎着恶浪向大海深处游去，一个巨浪打来，他消失在浪花里，可转瞬间，又安然地躺在海面上，时而仰泳，时而侧游。岸上的人看得心惊胆战，他却没有一点惧意，尽情享受着与大海搏击的快乐！
一个多小时后，雨过天晴，毛泽东安全上岸，只是胳膊上有一些伤痕。“主席，风浪太大了，实在是太危险。”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焦急地迎上前去，她是医生，在延安时便经常为毛泽东看病，此番又是检查、又是规劝，“今后最好不要再这样冒险”。
朱仲丽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你们不要怕什么冒险，凡事不敢去冒险，就不能取得成功……我是说，面对困难和危险，要有战胜的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要你们都去盲目地冒险。”他看了看刚刚恢复平静的海面又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你马上就会胆怯起来，就会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在这个世界上，凶恶的东西都是这样，你表现得很怯懦，你就会被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十分可怕，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他们都不过是纸老虎。”
3个多月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戴河，与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一起，为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有一天，毛泽东正在海滩漫步，偶遇几个渔民，刚聊了几句，渔民们就匆忙下海了。忽然间，大雨滂沱，整个北戴河像泡在水里一样。毛泽东一面为眼前雄浑壮阔的景象兴奋不已，一面想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思绪万千。回到住所后，他挥毫写下《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得最久。一日，他在海边与一名警卫员聊起了涨潮退潮、暖流、寒流。“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再一条就是台湾暖流。”说到这里，他突然一顿，久久地遥望大海，抬起一只手指向远方：“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
台湾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当年在北戴河着重考虑的问题——那一年，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日内瓦会议的结局又是越南的南北划界，美国更试图纠集其他国家一起将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于是，当年9月3日和22日，解放军两次以猛烈的火力炮击国民党控制的金门，规模虽然有限，却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同时巧妙地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1958年夏初，黎巴嫩人民起义，反对本国亲美政府。7月中，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再次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认为此举既可牵制美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又可惩罚国民党军，并摸清美国对新中国的战略意图。
8月21日，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事会议。彭德怀、林彪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毛泽东说：“炮击金门，是我们的内政问题，美国人无权干涉。炮击的目的一是对国民党的惩罚，二是要告诉美国人解放台湾是我们的既定目标，至于何时解放台湾和采取什么方式，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无需别人来指手画脚……”会议决定，仍按计划于8月23日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实施大规模炮击。
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一直在北戴河听汇报、下指示，掌握着对金门炮战的一切动向。8月下旬，北戴河的水已经有些冷了，但炮击金门的这几天里，他往往是思考出一个对策便下海搏击一番，然后冲洗一下，穿着睡衣就召集参与指挥的人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
除了炮击金门，建国初期还有不少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也是在北戴河作出的，如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等等。
周恩来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是北戴河的常客。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常在夏季到北戴河避暑疗养，且总是先于周恩来到达。
1958年夏天，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不见踪影。邓颖超于是每天往北京打一次电话。电话一拨通，只要那边“喂”一声，她就能大致听出周恩来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一次，邓颖超在打给周恩来的电话中唱了一曲《敖包相会》，还将“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周恩来听了很奇怪：“你什么时候学会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她的秘书张元之女萧远音）在我这儿，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会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之后，就该过来了。” 即使是到了北戴河，周恩来也总是忙于工作。
1960年夏的一天，北戴河下着瓢泼大雨。中午1点左右，区文化馆管理员王玉珍接到外交部休养所打来的电话，说有位领导研究国际问题，想借世界地图。当时，文化馆唯一的一份世界地图挂在墙上，不能外借。王玉珍犹豫了一下答道：“文化馆有规定，地图不外借，你们是否辛苦一下来这里看？”“请稍等，我请示一下。”不到半分钟，对方便回复说：“领导马上就到。”
王玉珍觉得很纳闷，这么坏的天气，还有谁会来借地图。正想着，图书馆的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身着雨衣出现在大门口，裤脚已经完全被雨水淋湿。王玉珍赶紧迎上去，不知道该怎么表示自己的内疚。周恩来似乎明白她的心思，爽朗地笑笑：“你把图书管理得很好嘛！是应该有一套制度，没有制度办不好事。无论什么人都应该遵守规章制度。”说完，他直接走向地图，仔细查阅了一会儿，顾不上休息，又急匆匆地冒雨赶回了住所。
邓小平
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畅游的感觉，一下子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酷爱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1961年7月26日，邓小平再一次来到北戴河，这次他不是来休养的，而是来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的几个重要条例。
第一个讨论的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5日，邓小平和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信中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随后讨论的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条例。8月9日至1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逐条讨论这个条例。经过一周的讨论，邓小平和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这个条例随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通过。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
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早晨抵达北戴河。
这时，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这里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会见了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他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能打牌证明头脑还好。
的确，邓小平每次来北戴河休养，游泳是他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在大海中游泳是邓小平最惬意的事情。他曾对身边人说：“我不喜欢在室内游泳，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夏天休养时，北戴河是邓小平来得最多的地方，他经常带着全家人到海边。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年来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开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风再大，他也舍不得放弃。一般是上午10点，邓小平和家人一起走向海边。孩子们在海里有的嬉水欢笑，有的自由畅游。邓小平却像完成一项既定的目标那样，一下海，就顶着风，迎着浪，游向大海的深处。泳区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游泳中间休息的地方，邓小平从来不去。跟着他，全家人都养成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每次游到预定时间，他会叫孩子们一起陪他往回游，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了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邓小平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还大声告诉别人：“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
在北戴河休假，打桥牌是邓小平每天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晚年，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的一种挑战。他不仅酷爱打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牌果断，牌技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称道。
邓小平和围棋大师聂卫平的故事，常被“圈内”人传为佳话。一次，邓小平和聂卫平搭档打桥牌，将对手逼得很惨，聂卫平有点不忍，故意“放水”。当时，邓小平就“揭穿”了聂卫平，并戏谑“他创造了世界纪录了”。事后，邓小平见到聂卫平夫人时，还不忘“揭老底”，说聂卫平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1989年8月22日，邓小平85岁的生日也是在北戴河度过的。这一天，他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生日。到了晚上，邓小平心里还惦记着为他们服务的同志们。他委派秘书带着一盒大寿糕来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向大家表达了亲切的慰问。
1992年7月15日，88岁的邓小平带着全家来到了北戴河，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这年的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下半年，我们党要召开十四大。7月23日和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处审阅了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
和往常来北戴河一样，这次，邓小平还想下海游泳。但是，来之前，医疗组已经决定这次不让他下海游泳，怕海水比较凉，引起他咳嗽。到了北戴河后，邓小平每天都问医护人员：今天水温多少？有没有浪？风大不大？他的护士后来曾回忆说：“每天我们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他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游。”最后，医疗组“妥协”了，“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邓小平游了8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小时。护士就跟邓小平开玩笑说：“您看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同意让您下去游泳，您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游半个小时您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让您第二次去。”邓小平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不能半小时就上来呀！”
这一次在北戴河，邓小平更多的时间，是坐在海边的房前，深情地望着大海。也许，他在心里正和这片熟悉的大海说再见呢！
江泽民
江泽民有一个爱好，就是游泳。他锻炼身体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每天坚持游600米。江泽民曾在一次会议上回忆，早年在武汉工作期间，“每天傍晚5点多，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 江泽民曾不止一次在北戴河接受外媒采访。
较早的一次是1995年8月12日，江泽民在这里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的采访。时值世界反法西期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江泽民强调，只有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上曾有过的那段不幸历史，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才能继续发展，真正做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000年9月，江泽民决定访问美国并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出访之前的8月15日，他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的专访。采访者是以言辞尖刻而闻名的著名主持人华莱士，华莱士准备了100个问题，实际采访时，两人一问一答88个回合。华莱士想用一个他自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泽民锋芒内敛的特点，试图以此“激怒”江泽民：“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江泽民这样回答。
1998年8月7日晚，江泽民在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荆江分洪问题。当年，受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象的影响，长江流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大洪水，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段也出现非常高的水位。于是，处于紧要位置的荆江是否分洪成了关键问题：分洪，意味着921.34平方公里分洪区将化为泽国，33.5万人要转移，将造成150亿元经济损失；不分洪，一旦决口，江汉平原、武汉三镇都将被淹，损失就不是用百亿千亿所能计算得了的。
8月7日14时，九江大堤突然决堤，而上游沙市水位还在不断上涨，眼看就要突破45米。抗洪形势陡然紧张起来。21时，江泽民在北戴河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足足开了2个小时，最后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坚守堤防，并授权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且预报将继续上涨时，可视其时洪水大小，部分或全部开启荆江分洪区的闸门。
经过几次惊险的波折，在广大抗洪官兵的严防死守下，8月17日，沙市水位从最高峰45.22米开始回落，长江洪水终于屈服了。最终，分洪区没有分洪，长江大堤安然无恙！
胡锦涛
进入新世纪后，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推动下，北戴河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3年7月19日，人民网发布消息：“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延续了近50年的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由此成为历史。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胡锦涛推行此举，意在树立党和政府廉政、亲民的新形象。
虽然中央领导不到北戴河集体办公了，但他们在此休假的惯例没有变，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也常在此举行。
邀请对国家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各行业优秀专家到北戴河疗养，是新时期我党的一个创举。
1987年7月，党中央首次邀请全国科技界14位专家及家属到北戴河休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此接见了部分科技专家代表。2001年，我国开始实施人才战略，专家夏季休假也作为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就在北戴河。
2003年7月29日至8月7日，100名全国各行业优秀专家被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
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已10次邀请各领域专家600余人到北戴河休假。
就这样，北戴河迎来一批批来度假的专家和各类人才，它自己也在“度假胜地”之外多了个身份——领导人的“专家人才会客厅”。
公元前215年，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簇拥着千古第一帝秦始皇，来到这里祭海、求仙。此后，魏武帝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来此观海并留下不朽诗篇。“天开图画”两千年，记述着北戴河的历史变迁。
1898年，清政府宣布将北戴河辟为“准允中外人士相杂居住”的避暑地。1912年，北洋政府的高官开始在北戴河修建度假住所。此后数十年间，北方的北戴河和南方的庐山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避暑的两大主要去处。
如今，北戴河与美国的戴维营、俄罗斯的索契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夏都”——国家领导人度假胜地。
走进位于渤海之滨的“夏都”，打开一部新中国领导人与北戴河的经典故事书……
朱 德
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
1949年6月，朱德总司令来到北戴河，成为第一个在此疗养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喜欢这片海和山，后来几乎每年都来，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对夫人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毛泽东
毛泽东非常喜欢游泳。1954年4月，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住进了早年天津富商章瑞亭所建的“章家楼”，从此喜欢上了北戴河。
毛泽东年轻时起就喜欢“到中流击水”，来到北戴河，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下海的机会。这次来到北戴河，他总在每天工作之余去游泳，只要一下水，不游够不上岸。
一日，海风骤起，暴雨也随之倾盆而下。一时间，海面上白浪滔天，海面下暗流汹涌。毛泽东不听警卫的劝阻，执意要下海游泳，待周恩来等得知此事后追到海边，他已经在水里了。毛泽东迎着恶浪向大海深处游去，一个巨浪打来，他消失在浪花里，可转瞬间，又安然地躺在海面上，时而仰泳，时而侧游。岸上的人看得心惊胆战，他却没有一点惧意，尽情享受着与大海搏击的快乐！
一个多小时后，雨过天晴，毛泽东安全上岸，只是胳膊上有一些伤痕。“主席，风浪太大了，实在是太危险。”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焦急地迎上前去，她是医生，在延安时便经常为毛泽东看病，此番又是检查、又是规劝，“今后最好不要再这样冒险”。
朱仲丽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你们不要怕什么冒险，凡事不敢去冒险，就不能取得成功……我是说，面对困难和危险，要有战胜的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要你们都去盲目地冒险。”他看了看刚刚恢复平静的海面又说，“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你马上就会胆怯起来，就会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在这个世界上，凶恶的东西都是这样，你表现得很怯懦，你就会被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十分可怕，其实并没什么了不起，他们都不过是纸老虎。”
3个多月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戴河，与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一起，为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有一天，毛泽东正在海滩漫步，偶遇几个渔民，刚聊了几句，渔民们就匆忙下海了。忽然间，大雨滂沱，整个北戴河像泡在水里一样。毛泽东一面为眼前雄浑壮阔的景象兴奋不已，一面想起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人民，思绪万千。回到住所后，他挥毫写下《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得最久。一日，他在海边与一名警卫员聊起了涨潮退潮、暖流、寒流。“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再一条就是台湾暖流。”说到这里，他突然一顿，久久地遥望大海，抬起一只手指向远方：“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
台湾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当年在北戴河着重考虑的问题——那一年，朝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日内瓦会议的结局又是越南的南北划界，美国更试图纠集其他国家一起将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固定化。于是，当年9月3日和22日，解放军两次以猛烈的火力炮击国民党控制的金门，规模虽然有限，却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同时巧妙地把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
1958年夏初，黎巴嫩人民起义，反对本国亲美政府。7月中，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当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再次对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认为此举既可牵制美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斗争，又可惩罚国民党军，并摸清美国对新中国的战略意图。
8月21日，毛泽东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事会议。彭德怀、林彪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毛泽东说：“炮击金门，是我们的内政问题，美国人无权干涉。炮击的目的一是对国民党的惩罚，二是要告诉美国人解放台湾是我们的既定目标，至于何时解放台湾和采取什么方式，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无需别人来指手画脚……”会议决定，仍按计划于8月23日对金门国民党守军实施大规模炮击。
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一直在北戴河听汇报、下指示，掌握着对金门炮战的一切动向。8月下旬，北戴河的水已经有些冷了，但炮击金门的这几天里，他往往是思考出一个对策便下海搏击一番，然后冲洗一下，穿着睡衣就召集参与指挥的人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
除了炮击金门，建国初期还有不少与经济相关的决策也是在北戴河作出的，如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全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等等。
周恩来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是北戴河的常客。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邓颖超一直体弱多病，处于休养状态，常在夏季到北戴河避暑疗养，且总是先于周恩来到达。
1958年夏天，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不见踪影。邓颖超于是每天往北京打一次电话。电话一拨通，只要那边“喂”一声，她就能大致听出周恩来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一次，邓颖超在打给周恩来的电话中唱了一曲《敖包相会》，还将“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周恩来听了很奇怪：“你什么时候学会唱这首歌的？”邓颖超说：“大米（她的秘书张元之女萧远音）在我这儿，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会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之后，就该过来了。” 即使是到了北戴河，周恩来也总是忙于工作。
1960年夏的一天，北戴河下着瓢泼大雨。中午1点左右，区文化馆管理员王玉珍接到外交部休养所打来的电话，说有位领导研究国际问题，想借世界地图。当时，文化馆唯一的一份世界地图挂在墙上，不能外借。王玉珍犹豫了一下答道：“文化馆有规定，地图不外借，你们是否辛苦一下来这里看？”“请稍等，我请示一下。”不到半分钟，对方便回复说：“领导马上就到。”
王玉珍觉得很纳闷，这么坏的天气，还有谁会来借地图。正想着，图书馆的门被推开了，周恩来身着雨衣出现在大门口，裤脚已经完全被雨水淋湿。王玉珍赶紧迎上去，不知道该怎么表示自己的内疚。周恩来似乎明白她的心思，爽朗地笑笑：“你把图书管理得很好嘛！是应该有一套制度，没有制度办不好事。无论什么人都应该遵守规章制度。”说完，他直接走向地图，仔细查阅了一会儿，顾不上休息，又急匆匆地冒雨赶回了住所。
邓小平
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来到北戴河休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与大海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戴河的美景、大海中畅游的感觉，一下子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他喜欢大海，酷爱在大海中游泳，直到晚年。
1961年7月26日，邓小平再一次来到北戴河，这次他不是来休养的，而是来工作的，而且是唱主角，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的几个重要条例。
第一个讨论的是《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8月5日，邓小平和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报送条例草案及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的指示稿。信中汇报了条例草案的制定过程以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
随后讨论的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条例。8月9日至15日，邓小平主持会议，逐条讨论这个条例。经过一周的讨论，邓小平和彭真等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条例草案的起草经过及主要问题作了说明。这个条例随后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通过。邓小平后来说：“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
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的身影又出现在了夏天的北戴河。
1983年7月16日晚，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早晨抵达北戴河。
这时，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这里也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1986年8月5日下午，正在北戴河休养的邓小平会见了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二阶堂进。谈到个人身体状况时，他说：我测验自己的身体靠两条。一是能不能下海，二是能不能打牌。能下海证明体力还好，能打牌证明头脑还好。
的确，邓小平每次来北戴河休养，游泳是他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在大海中游泳是邓小平最惬意的事情。他曾对身边人说：“我不喜欢在室内游泳，喜欢在大自然中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夏天休养时，北戴河是邓小平来得最多的地方，他经常带着全家人到海边。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每年来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开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风再大，他也舍不得放弃。一般是上午10点，邓小平和家人一起走向海边。孩子们在海里有的嬉水欢笑，有的自由畅游。邓小平却像完成一项既定的目标那样，一下海，就顶着风，迎着浪，游向大海的深处。泳区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游泳中间休息的地方，邓小平从来不去。跟着他，全家人都养成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每次游到预定时间，他会叫孩子们一起陪他往回游，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沙滩。有一次，游到半截下起了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邓小平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还大声告诉别人：“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
在北戴河休假，打桥牌是邓小平每天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晚年，这是他向自己的智力老化发起的一种挑战。他不仅酷爱打桥牌，而且叫牌准确，出牌果断，牌技精湛，水准常令专业选手称道。
邓小平和围棋大师聂卫平的故事，常被“圈内”人传为佳话。一次，邓小平和聂卫平搭档打桥牌，将对手逼得很惨，聂卫平有点不忍，故意“放水”。当时，邓小平就“揭穿”了聂卫平，并戏谑“他创造了世界纪录了”。事后，邓小平见到聂卫平夫人时，还不忘“揭老底”，说聂卫平围棋是九段，桥牌可不是九段。
1989年8月22日，邓小平85岁的生日也是在北戴河度过的。这一天，他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了生日。到了晚上，邓小平心里还惦记着为他们服务的同志们。他委派秘书带着一盒大寿糕来到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向大家表达了亲切的慰问。
1992年7月15日，88岁的邓小平带着全家来到了北戴河，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到北戴河休假。
这年的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下半年，我们党要召开十四大。7月23日和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住处审阅了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
和往常来北戴河一样，这次，邓小平还想下海游泳。但是，来之前，医疗组已经决定这次不让他下海游泳，怕海水比较凉，引起他咳嗽。到了北戴河后，邓小平每天都问医护人员：今天水温多少？有没有浪？风大不大？他的护士后来曾回忆说：“每天我们一报水温，一报风力，我觉得他好像心里痒痒的，特别想去游。”最后，医疗组“妥协”了，“要不就让他游吧”。结果，邓小平游了8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将近一小时。护士就跟邓小平开玩笑说：“您看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工作，同意让您下去游泳，您第一次下去一定要好点，游半个小时您就上来，这样的话，专家才可能让您第二次去。”邓小平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不能半小时就上来呀！”
这一次在北戴河，邓小平更多的时间，是坐在海边的房前，深情地望着大海。也许，他在心里正和这片熟悉的大海说再见呢！
江泽民
江泽民有一个爱好，就是游泳。他锻炼身体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每天坚持游600米。江泽民曾在一次会议上回忆，早年在武汉工作期间，“每天傍晚5点多，我都一个人到东湖游泳，我的游泳水平是在东湖练出来的”。 江泽民曾不止一次在北戴河接受外媒采访。
较早的一次是1995年8月12日，江泽民在这里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的采访。时值世界反法西期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江泽民强调，只有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上曾有过的那段不幸历史，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才能继续发展，真正做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000年9月，江泽民决定访问美国并参加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出访之前的8月15日，他在北戴河接受了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的专访。采访者是以言辞尖刻而闻名的著名主持人华莱士，华莱士准备了100个问题，实际采访时，两人一问一答88个回合。华莱士想用一个他自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泽民锋芒内敛的特点，试图以此“激怒”江泽民：“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江泽民这样回答。
1998年8月7日晚，江泽民在北戴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荆江分洪问题。当年，受厄尔尼诺、拉尼娜等气候现象的影响，长江流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大洪水，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段也出现非常高的水位。于是，处于紧要位置的荆江是否分洪成了关键问题：分洪，意味着921.34平方公里分洪区将化为泽国，33.5万人要转移，将造成150亿元经济损失；不分洪，一旦决口，江汉平原、武汉三镇都将被淹，损失就不是用百亿千亿所能计算得了的。
8月7日14时，九江大堤突然决堤，而上游沙市水位还在不断上涨，眼看就要突破45米。抗洪形势陡然紧张起来。21时，江泽民在北戴河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足足开了2个小时，最后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坚守堤防，并授权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在沙市水位达到44.67米且预报将继续上涨时，可视其时洪水大小，部分或全部开启荆江分洪区的闸门。
经过几次惊险的波折，在广大抗洪官兵的严防死守下，8月17日，沙市水位从最高峰45.22米开始回落，长江洪水终于屈服了。最终，分洪区没有分洪，长江大堤安然无恙！
胡锦涛
进入新世纪后，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推动下，北戴河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3年7月19日，人民网发布消息：“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今年夏季将不到北戴河办公……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需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延续了近50年的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由此成为历史。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舆论普遍认为胡锦涛推行此举，意在树立党和政府廉政、亲民的新形象。
虽然中央领导不到北戴河集体办公了，但他们在此休假的惯例没有变，一些会议和会见活动也常在此举行。
邀请对国家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各行业优秀专家到北戴河疗养，是新时期我党的一个创举。
1987年7月，党中央首次邀请全国科技界14位专家及家属到北戴河休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此接见了部分科技专家代表。2001年，我国开始实施人才战略，专家夏季休假也作为制度被确定下来，地点就在北戴河。
2003年7月29日至8月7日，100名全国各行业优秀专家被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
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已10次邀请各领域专家600余人到北戴河休假。
就这样，北戴河迎来一批批来度假的专家和各类人才，它自己也在“度假胜地”之外多了个身份——领导人的“专家人才会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