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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罗兰·巴尔特创新的符号学模式来解读英语借词的汉化，关注汉语语言权力结构对作为语言实践的英语借词的收编作用。认为被符号化的英语借词构建了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关于民族身份和爱国主义的神话。基于神话构建的集体行为和作为常识的文化霸权，英语借词被无阻力地汉化了，而神话作品的推广和扩散则强有力地援助了收编英语借词的进程。通过对被类型化的英语借词的符号学陈述的有意义尝试，从理论上为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借词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学术界对英语借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从词汇学的角度研究英语借词的来源、界定、分类和规范等问题，从语音、词法、句法等各方面探讨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2)通过考察英语借词在汉语的融合过程，审视语言体系、文化历史、社会心理、民族身份对词汇融合的影响。传统的研究以探讨英语借词汉化趋势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为主，极少关注汉语语言体系对英语借词的反作用，更未从意识形态领域去探讨英语借词的汉化。在此处，我们把表征、权力和不平等等概念引入英语借词的研究范畴，试图以罗兰·巴尔特创新的符号学模式来解读英语借词的汉化，发掘隐匿于英语借词汉化之后的深层含义，探讨这些意义是如何被包含在权利关系和统治结构中的。通过对被类型化的英语借词的符号学陈述，从理论上为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罗兰·巴尔特和神话
索绪尔把语言看做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一个符号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代表声音形象或书写符号，所指代表概念或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的符号学模式上更进一步，他认为还存在第二层表意系统，神话正是在此系统上被建构出来以应消费之需。
罗兰·巴尔特在文集《神话集》中用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透视语言和表征的本质，解析各类社会现象，挖掘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在这些研究中，他以神话来指代“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在罗兰-巴尔特的凝视下，神话表征一种复杂的思想和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和实践通过积极宣扬社会中各统治阶级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来维护主要的权力结构”。
作为语言实践的英语借词，其汉化的背后建构了什么样的神话?神话又是如何被消费，加速了英语借词的汉化的趋势?这是我们下面拟解答的问题。
二、作品神话、爱国主义与英语借词
中央电视台在最初播放“音乐电视”时用MTV作为节目名，全国上下共同效仿。后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将MTV改为“音乐电视”，随之中央台其他栏目以及地方台也上行下效。现在对普通大众来说，“音乐电视”比MTV更朗朗上口。这一则有趣的改名轶事，叙述了这样一个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事实：借入汉语的某些英语词，在语言实践过程中，成为与滞后出现的纯汉语词竞争的同义异形词，并基本已被汉语同义词淘汰。在符号学的语言中，这就是这则改名轶事的所指，即巴尔特所说的外延，他们相对“客观”，因而能够用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来解码。
在生活和语言实践中，借入汉语的某些英语词遭受滞后出现的纯汉语同义词的竞争并被替代的现象不胜枚举。
在这样一个整体版面布局的包围下，人们往往认为东方时空节目将MTV改为“音乐电视”是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藏匿于改名这一符码之后的支配力量。
一些特定的语境或许可以促进对这则改名轶事更为详细的解码。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汉语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汉语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释。2004年9月15日，《中国教育报》就字母词问题刊登了《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主权》一文，提倡“要从维护中华文化主权的高度建立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意识，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自觉抵制霸权主义和优势语言的侵犯。新闻出版单位更要带头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要自觉维护祖国母语的尊严。”建立在这些知识和经验上的改名轶事有其更深层的内涵：弘扬民族语言，维护汉语纯洁。甚至其含义可能是：防止语言殖民运动。
在表意第二层次即内涵层次上，我们建构了这样一个符号学体系：滞后出现的纯汉语词与之前的英语借词形成同义竞争并逐步淘汰英语借词(这是确然的事实)，是这则改名轶事的所指，但同時又成为第二个更大的符号系统(意识形态的)的能指。这则改名轶事成为一个具有更多刺激的符码，用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操来激发人们的潜在感情，产生一种深藏不露的心理感召力。
表意第一层次(语言系统)
能指：节目名MTV改为“音乐电视”
所指：借人汉语的某些英语词被滞后出现的纯汉语同义词替代
符号：英语借词的汉化
表意第二层次(神话系统)
能指：英语借词的汉化
所指：民族性与语言性的有意混合
符号：爱国主义
至此，这个部分地建构在英语借词汉化的作品表征了关于民族身份和权力的信息，完成了神话的意指作用。英语借词汉化这一语言实践被抽取历史的真实，凝固为爱国主义的证明。新的内涵被定格，作品被神话，公开、自然、永恒。
那么，关于英语借词汉化的神话模式是如何与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实践关联起来的，又是怎样被消费的呢?这需要引入“权力”的概念。
三、策略、语言恐慌与英语借词
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推广和扩散神话，收编具有他者心理分类的语言，并使之以汉化的事实来表征对权力的语言结构的赞同?答案是标签化和类型化他者的语言，当然，还要加上维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机构政府、媒体和教育的强力和劝导。我们可以用英语借词中的典型代表字母词来阐述这一观点。
20世纪末，汉语发展史上迎来了外来词引进的第三次高潮，其中字母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或以刘涌泉、曹学林为代表，对字母词持肯定态度，认为字母词有利于表达新事物，弥补汉语自身缺陷；或以胡明扬、李国文为代表，对字母词持否定态度，认为字母词现象是殖民文化现象，其使用关乎国家民族文化的尊严；或以陈章太、刘建梅为代表，主张辩证地看待字母词，慎重引进，规范使用，促进其健康地发展。
与字母词反复同时出现的“滥用、污染、慎重、规范、健康”等术语把使用字母词贴上了“异常”的标签。也正是官方机构、学术界和媒体对字母词使用的关注以及反应创造了以“滥用字母词污染汉语纯洁性”为主题的“语言恐慌”。语言恐慌的产生反过来引出了“要对它做点什么”的观点和行为。
近十年来，字母词大量涌入汉语，在语音系统、书写形式、构词法等方面对汉语词汇系统产生着前所未 有的影响。对字母词影响的敏感，很多陈述把字母词与汉语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污染”、“侵蚀”或“取代”，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作用被看做是语言殖民主义。在敏感过程中，字母词被符号化，被演绎成一个关于民族语言命运的预言。通过这一过程，从一个相对微小的事件产生了一种“民族语言的陌生化或非纯化”的语言恐慌。对已经感知到的问题严重性的升级促使社会控制文化的主要代理机构——媒体、词典，政府逐级合作直至通力合作。这个过程也包括引入或打算引入新的社会控制去处理感知到的问题。如采用法律制裁、媒体导向、确立规范、词典认证等方式来引导和推荐规范字母词，对其进行宣传与利用。
纵观整个“流动”过程，所有关于字母词的信息都是由主导性或协商性符码来处理的。语言的形式和附加于其上的联想是常规的和惯例的，因此才能承担有效的交流和表征。但语言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字母词也可能会对主导框架的某些方面进行特定的挑战。如字母词在语音形式上冲击了普通话原有的声韵配合规律，产生了新的音节形式：“QQ”的读音为“kiukiu”，其中的“kiu”音节突破了普通话声韵拼合中“舌根音不能跟齐齿呼韵母拼合”的规律。但是，如果意义还想被有效交流的话，语言创造性就必须得发生在特定语言隐喻中，在表征和交流中寻找机会来协商意义。这意味着，被符号化的字母词认可作为常识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再次确认了陈规与惯例，宣扬了“社会中各统治阶级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使文化实践生产出有利于现存语言权力结构的现实。
英語借词汉化作为话语构成了能指，语言恐慌和话语的联结确定了作品，这是一个通过对英语借词标签化和类型化来表征语言恐慌，建构了稳定和秩序的神话。这个神话系统是掌权者为赢得赞同而采取的策略，旨在从本体语言与他者语言的对比中获取力量和特征。重建并巩固他们的霸权地位。这个关于稳定和秩序的神话有利于并继续有力地支撑了表征“民族共同体”语言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加快了英语借词的本土化趋势，使之成功地被收编并成为维持“民族共同体”语言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从符号学眼光看，英语借词汉化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语言演变结果，它是一个人工文化作品，其后始终隐藏着一个支配力量——语言形式中权力与权威的不平等。当权力与民族性联合时，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实践意义被抽空，其历史性与社会学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转而被对历史真实的认知概念所填充。蕴含在这个神话作品中的信息表征了这样一个历史概念：中华民族的语言正遭受威胁。这使得神话消费者把英语借词汉化看做一个确定不移的民族身份的表征。以这种方式，神话的概念以绝对的适应性向所有的神话消费者呈现出来，并迫使他们“把意图的主体部分看作个人历史的标志，看作信赖和默契的标志。”这样，基于神话构建的集体行为，英语借词被无阻力地汉化了，即以有利于现存语言权力结构的方式被解决，纳入到构成霸权实施和推广的大本营。简言之，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语言以汉化为标志收编了英语借词。
从符号学角度思索英语借词汉化，旨在以文化意指分析模式分析语言实践和文化作品中潜藏的人类的精神结构，为研究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不同的探索方向。
借词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学术界对英语借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从词汇学的角度研究英语借词的来源、界定、分类和规范等问题，从语音、词法、句法等各方面探讨英语借词对现代汉语的影响；(2)通过考察英语借词在汉语的融合过程，审视语言体系、文化历史、社会心理、民族身份对词汇融合的影响。传统的研究以探讨英语借词汉化趋势及其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为主，极少关注汉语语言体系对英语借词的反作用，更未从意识形态领域去探讨英语借词的汉化。在此处，我们把表征、权力和不平等等概念引入英语借词的研究范畴，试图以罗兰·巴尔特创新的符号学模式来解读英语借词的汉化，发掘隐匿于英语借词汉化之后的深层含义，探讨这些意义是如何被包含在权利关系和统治结构中的。通过对被类型化的英语借词的符号学陈述，从理论上为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罗兰·巴尔特和神话
索绪尔把语言看做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一个符号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代表声音形象或书写符号，所指代表概念或观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的符号学模式上更进一步，他认为还存在第二层表意系统，神话正是在此系统上被建构出来以应消费之需。
罗兰·巴尔特在文集《神话集》中用新颖独到的符号学思想透视语言和表征的本质，解析各类社会现象，挖掘隐匿于符号、话语、文本中的支配力量。在这些研究中，他以神话来指代“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在罗兰-巴尔特的凝视下，神话表征一种复杂的思想和实践体系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和实践通过积极宣扬社会中各统治阶级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来维护主要的权力结构”。
作为语言实践的英语借词，其汉化的背后建构了什么样的神话?神话又是如何被消费，加速了英语借词的汉化的趋势?这是我们下面拟解答的问题。
二、作品神话、爱国主义与英语借词
中央电视台在最初播放“音乐电视”时用MTV作为节目名，全国上下共同效仿。后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将MTV改为“音乐电视”，随之中央台其他栏目以及地方台也上行下效。现在对普通大众来说，“音乐电视”比MTV更朗朗上口。这一则有趣的改名轶事，叙述了这样一个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事实：借入汉语的某些英语词，在语言实践过程中，成为与滞后出现的纯汉语词竞争的同义异形词，并基本已被汉语同义词淘汰。在符号学的语言中，这就是这则改名轶事的所指，即巴尔特所说的外延，他们相对“客观”，因而能够用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来解码。
在生活和语言实践中，借入汉语的某些英语词遭受滞后出现的纯汉语同义词的竞争并被替代的现象不胜枚举。
在这样一个整体版面布局的包围下，人们往往认为东方时空节目将MTV改为“音乐电视”是自然而然的“客观”现象，从而忽略或根本无视藏匿于改名这一符码之后的支配力量。
一些特定的语境或许可以促进对这则改名轶事更为详细的解码。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汉语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汉语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释。2004年9月15日，《中国教育报》就字母词问题刊登了《用科学态度维护祖国语言文字主权》一文，提倡“要从维护中华文化主权的高度建立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意识，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自觉抵制霸权主义和优势语言的侵犯。新闻出版单位更要带头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主权，要自觉维护祖国母语的尊严。”建立在这些知识和经验上的改名轶事有其更深层的内涵：弘扬民族语言，维护汉语纯洁。甚至其含义可能是：防止语言殖民运动。
在表意第二层次即内涵层次上，我们建构了这样一个符号学体系：滞后出现的纯汉语词与之前的英语借词形成同义竞争并逐步淘汰英语借词(这是确然的事实)，是这则改名轶事的所指，但同時又成为第二个更大的符号系统(意识形态的)的能指。这则改名轶事成为一个具有更多刺激的符码，用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操来激发人们的潜在感情，产生一种深藏不露的心理感召力。
表意第一层次(语言系统)
能指：节目名MTV改为“音乐电视”
所指：借人汉语的某些英语词被滞后出现的纯汉语同义词替代
符号：英语借词的汉化
表意第二层次(神话系统)
能指：英语借词的汉化
所指：民族性与语言性的有意混合
符号：爱国主义
至此，这个部分地建构在英语借词汉化的作品表征了关于民族身份和权力的信息，完成了神话的意指作用。英语借词汉化这一语言实践被抽取历史的真实，凝固为爱国主义的证明。新的内涵被定格，作品被神话，公开、自然、永恒。
那么，关于英语借词汉化的神话模式是如何与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实践关联起来的，又是怎样被消费的呢?这需要引入“权力”的概念。
三、策略、语言恐慌与英语借词
占支配地位的权力结构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推广和扩散神话，收编具有他者心理分类的语言，并使之以汉化的事实来表征对权力的语言结构的赞同?答案是标签化和类型化他者的语言，当然，还要加上维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机构政府、媒体和教育的强力和劝导。我们可以用英语借词中的典型代表字母词来阐述这一观点。
20世纪末，汉语发展史上迎来了外来词引进的第三次高潮，其中字母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或以刘涌泉、曹学林为代表，对字母词持肯定态度，认为字母词有利于表达新事物，弥补汉语自身缺陷；或以胡明扬、李国文为代表，对字母词持否定态度，认为字母词现象是殖民文化现象，其使用关乎国家民族文化的尊严；或以陈章太、刘建梅为代表，主张辩证地看待字母词，慎重引进，规范使用，促进其健康地发展。
与字母词反复同时出现的“滥用、污染、慎重、规范、健康”等术语把使用字母词贴上了“异常”的标签。也正是官方机构、学术界和媒体对字母词使用的关注以及反应创造了以“滥用字母词污染汉语纯洁性”为主题的“语言恐慌”。语言恐慌的产生反过来引出了“要对它做点什么”的观点和行为。
近十年来，字母词大量涌入汉语，在语音系统、书写形式、构词法等方面对汉语词汇系统产生着前所未 有的影响。对字母词影响的敏感，很多陈述把字母词与汉语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污染”、“侵蚀”或“取代”，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作用被看做是语言殖民主义。在敏感过程中，字母词被符号化，被演绎成一个关于民族语言命运的预言。通过这一过程，从一个相对微小的事件产生了一种“民族语言的陌生化或非纯化”的语言恐慌。对已经感知到的问题严重性的升级促使社会控制文化的主要代理机构——媒体、词典，政府逐级合作直至通力合作。这个过程也包括引入或打算引入新的社会控制去处理感知到的问题。如采用法律制裁、媒体导向、确立规范、词典认证等方式来引导和推荐规范字母词，对其进行宣传与利用。
纵观整个“流动”过程，所有关于字母词的信息都是由主导性或协商性符码来处理的。语言的形式和附加于其上的联想是常规的和惯例的，因此才能承担有效的交流和表征。但语言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字母词也可能会对主导框架的某些方面进行特定的挑战。如字母词在语音形式上冲击了普通话原有的声韵配合规律，产生了新的音节形式：“QQ”的读音为“kiukiu”，其中的“kiu”音节突破了普通话声韵拼合中“舌根音不能跟齐齿呼韵母拼合”的规律。但是，如果意义还想被有效交流的话，语言创造性就必须得发生在特定语言隐喻中，在表征和交流中寻找机会来协商意义。这意味着，被符号化的字母词认可作为常识的霸权性界定的合法性，再次确认了陈规与惯例，宣扬了“社会中各统治阶级集团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使文化实践生产出有利于现存语言权力结构的现实。
英語借词汉化作为话语构成了能指，语言恐慌和话语的联结确定了作品，这是一个通过对英语借词标签化和类型化来表征语言恐慌，建构了稳定和秩序的神话。这个神话系统是掌权者为赢得赞同而采取的策略，旨在从本体语言与他者语言的对比中获取力量和特征。重建并巩固他们的霸权地位。这个关于稳定和秩序的神话有利于并继续有力地支撑了表征“民族共同体”语言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加快了英语借词的本土化趋势，使之成功地被收编并成为维持“民族共同体”语言的权力结构的一部分。
从符号学眼光看，英语借词汉化并非是自然而然的语言演变结果，它是一个人工文化作品，其后始终隐藏着一个支配力量——语言形式中权力与权威的不平等。当权力与民族性联合时，英语借词汉化的语言实践意义被抽空，其历史性与社会学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转而被对历史真实的认知概念所填充。蕴含在这个神话作品中的信息表征了这样一个历史概念：中华民族的语言正遭受威胁。这使得神话消费者把英语借词汉化看做一个确定不移的民族身份的表征。以这种方式，神话的概念以绝对的适应性向所有的神话消费者呈现出来，并迫使他们“把意图的主体部分看作个人历史的标志，看作信赖和默契的标志。”这样，基于神话构建的集体行为，英语借词被无阻力地汉化了，即以有利于现存语言权力结构的方式被解决，纳入到构成霸权实施和推广的大本营。简言之，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力语言以汉化为标志收编了英语借词。
从符号学角度思索英语借词汉化，旨在以文化意指分析模式分析语言实践和文化作品中潜藏的人类的精神结构，为研究语言接触与融合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不同的探索方向。